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科爾沁右翼後旗農牧民憤怒地推倒一座墓碑，扒掉一座小廟。這塊日本人為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侵華日軍大尉所立的墓碑終於倒塌，遺址至今留存，成為一處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這座墓碑供奉的就是日本關東軍大尉中村震太郎，一個被愛國的中國軍人秘密處決的日本間諜，也正是這起「中村事件」成為了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藉口。
1931年春，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交給中村震太郎一項特殊任務：化裝潛入海拉爾、洮南地區，搜集興安屯墾區軍事情報；調查日軍在橫切滿蒙時，在宿營、給養、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況；秘密聯絡當地親日蒙古王公，準備策應日軍進佔。
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黎明學會幹事農學士」，與他同行的有井杉延太郎，還有擔任嚮導的蒙古人和白俄分子。他們裝扮成中國人模樣，拿著日本頒發的居留僑民護照，借旅遊考察的名義，從海拉爾出發，前往大興安嶺和索倫山一帶進行軍事調查。
1931年6月25日清晨，興安屯墾區公署第三團一營三連的哨兵，發現4人騎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馳來，連長寧文龍立即帶著一個班的戰士衝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槍口逼住了中村一行。
中村滿臉堆笑地對連長寧文龍說：「弟兄們，我們是日本農業學會的，到貴國東北進行土壤學調查。」說著，順手從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遞過去，然後交出了護照。寧文龍仔細地看完護照後，抬頭看著眼前的這幾個人。
中國屯墾軍不大相信中村的話，對他們進行搜查。結果從中村身上搜出了以下物件：
1、日文十萬分之一軍用地圖一張、一張中日文同比例軍用地圖、一張曬藍紙俄文地圖、一張透明紙作業、一張洮索鐵路路線圖，附有一張立交橋梁涵洞斷面圖、一張自測自繪的草圖；
2、兩本筆記本，一本記載昭和六年（1931年）1月，日本帝國參謀省派遣他作為情報科情報員赴興安嶺一帶活動以及在東京驛站送行的情況，另一本記錄了中村所經過的地點，如洮南、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免度河、扎兔採木公司等；
3、兩封報告書，主要報告了中村本人所遇到的人與事；
4、3份表冊，一份是調查興安嶺屯墾軍的兵力、槍炮種類、官兵數量、營房車輛馬匹輜重分布情況。一份記錄了中村所經之處的水源、土壤、氣候和風土人情。另一份記錄了滿人和漢人的分布情況、物產及牲畜的數量、森林礦藏分布情況。
證據確鑿，真相大白，這人明顯就是日本派出的間諜。如何處置日本軍事間諜呢？當時在場的關玉衡團長焦急地思考著。關東軍在瀋陽、旅順口、海城等地駐紮著大批軍隊，對東北早已經垂涎三尺，此時派遣軍事間諜進行偵察，用意是再明顯不過了。
若放了他們，就等於放虎歸山；若不放了他們，日本在中國東北享有治外法權，一旦走漏風聲，日本人會設法要回中村，後果同樣是不堪設想。事關重大。關玉衡作為團長，在這緊要關頭，只有徵求部下軍官們的意見了。
董平輿副團長態度明朗地說：「按照國際法，外國的軍事間諜是可以處死刑的。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秘密處死。」軍官們討論後一致認為，處死中村，理在我方。會議一致決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後，立即將他們一行4人秘密處死。
當天夜裡，在中國屯墾軍第三團中尉副官趙衡的監斬下，第四連連長王秉義等人用繩子將中村一行綁起來，嘴裡塞了棉花，悄悄地用馬車拉到一個偏僻的地方秘密處死。然後，又把他們隨身攜帶的行李、馬匹處理掉，以免留下痕跡。
5月25日凌晨，關玉衡團長帶著中村的間諜證件和物證趕往大興安嶺屯墾區公署報告處理中村一行的情況，並將這些物件送給北平的張學良。張學良獲悉後立即復電，命令他們「滅跡保密」。
事後，日本特務機關採用種種辦法，得知了中村被處死的詳細情況。於是，日本駐瀋陽領事館總領事林久治郎和陸軍參謀本部的森糾宣稱東北軍屯墾三團士兵因圖財害命而殺死了中村。日本內閣也就「中村事件」進行專門討論，並對中國政府進行威脅。
1931年9月13日，東北軍憲兵司令陳興亞奉張學良將軍的命令，帶領憲兵20人前往興安屯墾區調查。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秘密派人將關玉衡團長接到瀋陽保護起來。然後，東北軍公開宣稱已將屯墾三團團長關玉衡逮捕，令其聽候處置。
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向中外發表聲明，說因為「中村事件」而「盛傳日本軍隊有動員計劃說，全系無稽之談」，以此麻痺中國當局。24小時之後，日本軍隊就突然向東北軍駐地瀋陽北大營發動襲擊，炮轟瀋陽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事實上，日本早已在尋找武裝侵華的藉口。「中村事件」只是他們蓄意挑起事端的一個小小理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