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蕭西之水
「朕與爾等國民之紐帶，乃結於始終相互信賴與敬愛之上，而非生於單純的神話傳說，也非基於天皇乃現御神，日本國民不應自認比其他種族更為優越因有註定統治世界之觀念。」
1946年1月1日，美軍佔領下的日本政府發布「關於新日本建設的詔書」，也稱《人間宣言》（日語「人間」為「人類」之意）。雖然通篇詔書中都未出現「人間」「宣言」兩個詞，但並不妨礙駐日美軍通過這份詔書表達自身思路：戰前的軍國主義宣傳已經結束，日本天皇不再是帝國日本的「現人神」，所有日本國民都要在嶄新制度下尋求生存之道。
針對《人間宣言》的起草工作，昭和天皇曾說過兩句很有意思的話：「後水尾帝患病需針灸，然而醫生不能給現神針灸，只能讓位才能接受治療。」「德川氏將家康神化為東照宮，家康所定之事全為神君所定，繼而不再改革，以至於最終破滅。」這兩句話的字面意思很容易理解：裕仁已經不再想做「現神」，也不希求維持「明治大帝」所定的憲制體系。但有趣的是，歷史上的後水尾天皇與德川家康是同時代人，德川家康通過軍事力量開創的江戶幕府徹底將皇權架空；而時過300多年，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也以軍事力量進駐日本，裕仁也面臨著後水尾天皇的境況。
在這個關鍵時候回顧這段歷史，裕仁恐怕也是對自己能不能繼續維持天皇地位心有戚戚。
一 美軍對日本天皇的態度
從結果來看，天皇是保下來了，可問題也來了，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曾經深受日本軍隊之害，甚至在太平洋戰爭開戰不久就灰溜溜逃出菲律賓，逃往澳大利亞，那麼，手握改造日本大權的他為何要留下昭和天皇呢？
有一個數據很有趣。從1945年9月美軍開始進駐日本，到1946年1月《人間宣言》發布之前，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共收到1488封信件，其中有337封信件與天皇有關，且大多數要求保留天皇制。這些信件大多冗長不堪，充斥著「你們敢動陛下一根手指頭我就要刺殺麥克阿瑟」「我們再也忍受不了美國的統治了」等等威脅性話語。
為驗證民意，1946年2月，美國授意日本媒體進行了一次輿論測試，其中91%的人支持保留天皇制，美國人據此認為天皇對於日本普通民眾非常重要。數據當然是真的，但問題在於，保留天皇制度的想法並不是從1946年才開始出現，甚至也不是麥克阿瑟本人的意見，而是當時美國官僚體系的共同看法。
1942年4月，太平洋戰爭打響不到半年，美國情報協調局（COI，中央情報局前身之一）便根據手頭資料對戰後如何改造日本做了一個草案，其中認為天皇是和平的象徵，但國內極右翼與軍部勢力把天皇與外界完全隔絕，逼迫天皇打響戰爭，戰後應以天皇為核心重建日本；9月，美國專門研究東亞的學者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向陸軍提出建議，認為應該組建一個「以裕仁為核心的傀儡政府（puppet regime）」。
更為正式的報告出臺於1943年5月，美國國務院遠東問題研究組提交報告《日本天皇的地位》（Status of the Japanese Emperor），通過梳理日本近代以來的歷史闡述日本有所謂「二元政治體制」，一邊是幕府時代軍人政治的延續，一邊是近代試圖發展議會制的自由主義政治家，而明治憲法體系就是在兩派的鬥爭之下逐漸成形的，所以天皇的定位就是一個表面上擁有最高統治權，實際上處處受到限制的立憲君主。應該說，這份報告充分體現了英美法系中對於慣例而非成文法典的重視，所以他們也很自然地認為，日本天皇制可以改革但不應該全盤廢除。
其實，即使在日美戰爭剛剛爆發之際，美國仍將日本視為英國一類的立憲君主國，無論是美國軍方、民間學者還是國務院都認為天皇制並不是一個需要完全廢除的制度。在後來的戰爭宣傳中，美國也沒有像批判希特勒、墨索裡尼等法西斯頭目一樣批評天皇，而是把矛頭對準了打響戰爭的首相東條英機。
1945年6月11日，美國國務院、陸軍、海軍三部門協調委員會（SWNCC）發表第150號文件，明確「妥善利用天皇」，「天皇即便退位，在沒有明確證據的情況下也不要作為戰犯提請審判」等原則。這份文件幾經修改，最終版本（150/4）在日本投降後的9月22日以國務院公報形式公開發布。因此，麥克阿瑟日後保留天皇的舉動並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美軍從戰爭一開始就確定下來的戰後改造政策。
對於美國的打算，裕仁必然不甚知情，他的第一想法還是先與美軍取得聯繫。9月27日，裕仁主動拜訪臨時設立的美國大使館。從存世照片可以看出，裕仁身著標準的英式早禮服，繫著短領帶，筆直站立在右；高出裕仁一頭的麥克阿瑟卻十分隨意，穿著松松垮垮的卡其色軍裝常服，擺出一副「稍息」姿勢站在一旁。麥克阿瑟並不是故意蔑視天皇，他回國參加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也是這種打扮，甚至還經常會違反美軍制服規定戴上一頂菲律賓軍帽（麥克阿瑟是菲律賓軍隊元帥），日本投降當月就與裕仁見面，表明他是認可天皇的。
麥克阿瑟與裕仁會面
麥克阿瑟1964年出版的回憶錄透露，這次會面時，裕仁上來就說：「我來拜訪您是要把我自己交給您代表的盟軍各國審判，我國國民在進行戰爭的過程中，我對政戰兩方面的全部決定與行動應負全責。」麥克阿瑟非常感動，認為天皇是「日本最頂尖的紳士」，他本來不想送天皇出門，但會談結束後卻忍不住目送裕仁上車。
不過，麥克阿瑟這本回憶錄一向被批評有誇大事實之嫌，其中某些具體橋段有可能失真，裕仁在後來也從未肯定過這份回憶錄的相關內容。根據當時擔任翻譯的外務省官員奧村勝藏（1903—1975，後官至外務省政務次官與駐瑞士大使）回憶，裕仁在會見麥克阿瑟時沒有提到「負全責」，而是說「圍繞這場戰爭，我曾經積極躲避，然而最終戰爭仍然爆發，實乃我平生最大遺憾」；「不用說，我與日本國民均已經充分認識了戰敗的現實，今後為了在和平基礎之上建設新日本，我會儘自己所能貢獻一份力量」。
無論哪種說法是真實的，可以肯定的是，裕仁與麥克阿瑟之間達成了某種程度的默契，即便麥克阿瑟沒有為幫助裕仁逃脫戰爭責任打包票，起碼也對裕仁以及天皇制的存續提供了某種程度的支持。奧村勝藏也提到，兩人剛開始對話時，麥克阿瑟對天皇直呼「你」（you），而要求翻譯的時候則會說一句「告訴天皇」（tell the emperor），隨著兩人的談話愈發坦誠，麥克阿瑟也似乎對天皇有了些敬意，最終以「陛下」（your majesty）相稱。
為了討好美國人，宮內省定期向麥克阿瑟與美軍高級官員發出宮廷活動的邀請函，包括在皇宮賞櫻花、打螢火蟲、採竹子、觀看傳統武術比賽、在皇宮裡打鴨子等。日本式的鴨子狩獵不是用槍枝，而是在宮廷之中用一種用絲線製成的漁網捕捉飛行的鴨子，這種異國風情讓過慣了平民生活的美軍高官十分高興。日美雙方有了交集之後，麥克阿瑟便開始幫助裕仁逃脫戰爭審判。
二 裕仁天皇的免責之路
1945年9月18日，日本戰後第一任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從8月17日至10月9日擔任首相總計54天，是日本歷史上最短命的內閣）第一次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當有記者提出「天皇是否也是戰犯」時，這位首相明確提出「天皇陛下並非責任人，戰爭只是依據側近之部分軍人而計劃實行」。顯然，這番說辭並不能說服眾人，畢竟《大日本帝國憲法》早就規定天皇有開戰與停戰的權限。日本國民之所以停戰也是由於聽到天皇的詔書，那麼開戰的責任理應由天皇承擔。
不過，美國人卻在水面之下暗自思索著如何為天皇開脫。這時候，麥克阿瑟的重要謀士邦納·費勒斯（Bonner Fellers）準將就顯露出自己的作用。早在1943年11月，作為情報協調局的後身——戰略情報局（OSS，中央情報局前身）的宣傳專家，費勒斯就來到菲律賓，專門從事對日宣傳工作。在他的幫助下，麥克阿瑟的軍隊對日軍俘虜採用了嶄新的教育模式：天皇熱愛和平，但軍國主義分子背叛了天皇，為了一己私利發動戰爭，只有幫助美國把日本軍部打倒，才能保全天皇。這種「清君側」思維與很多日本中下層士兵的想法非常貼合，促使很多日軍俘虜轉而協助美軍，使美軍順利獲得相關軍事情報，終結二戰。
東久邇宮稔彥王
1945年10月2日，已經抵達日本的費勒斯給麥克阿瑟撰寫了一份備忘錄，指出太平洋戰爭開戰詔書「顯示出天皇無可免除的責任」，但同時也提到日本「大眾對裕仁有著異乎尋常的敬愛之心」，而且天皇的停戰詔書「讓數萬乃至數十萬的美國人免於死傷，讓戰爭比預定更早結束」。如果現在就讓裕仁作為戰犯接受審判，日本的「統治機構有可能崩潰，全國性動亂也在所難免」，這將大量牽扯駐日美軍的精力。
在美國的支持下，11月5日，日本在1945年的第四任首相（戰後第二任）幣原喜重郎針對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頒布決議，稱天皇「軫念於對美談判之中和平妥協」，「開戰決定乃至完成作戰計劃等事項均遵從憲法運用上的慣例，因而無法推翻大本營、政府所定下的決定」。很明顯，這份提案已經開始偏重於「憲法運用上的慣例」，亦即按照美國人所能理解的口吻來探討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
經過周密準備，1946年1月25日，麥克阿瑟向美國陸軍發送了有關天皇的長篇絕密電文：「如果將天皇指控為戰犯，將會引起日本國民無法想像的震動，這一結果將會帶來無法平息的混亂……政府各大機構將會崩潰，文化活動將會停止，混沌無秩序將會繼續惡化，山區將會出現遊擊戰……在我看來，如果近代以來導入民主主義的希望逐步消失，國民必然會分裂，也必然會有堅持共產主義路線的強勢政府產生。」
隨著二戰的結束，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美國也對自身在東亞的利益有所擔憂。這一時期，盟軍大量成員國也提出「審判裕仁」的要求，除去中華民國明確將「日皇裕仁」列為起訴對象外，澳大利亞也因戰爭期間多次受到日軍襲擊而對指控天皇持積極態度。為了保證戰後改革順利進行，麥克阿瑟不得不用長篇電文表明自身態度，最終獲得認可。美國政府隨即聯絡英國、法國、蘇聯等，以各種方式確保盟軍各國不再對天皇提出訴訟請求。
一方面要說服其他盟軍成員國，另一方面麥克阿瑟也派遣費勒斯設法讓日本人「出力」。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費勒斯私下對40多名日本高官進行「傳喚」，並指導各相關人士統一口徑，共同幫助天皇逃脫審判。費勒斯最著名的對話發生在1946年3月6日，原首相米內光政來到駐日美軍總部。面對這位美軍頗為器重且十分敬重天皇的海軍大將，費勒斯開門見山，提出希望東條英機能夠如下表態：「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上，即使陛下反對與美作戰，我決心已定，要強行推動戰爭。」米內光政表示同意，並認為對美開戰責任確實應該轉嫁給東條英機與島田繁太郎（開戰時的海軍大臣），隨即保證道：「僅就島田而言，我確信他已經做好了承擔全部責任的準備。」
米內光政作為日本海軍不多的受到美國認可的人物，在戰後一直是聯絡各路海軍軍人、庇護天皇的重要人物。不久後，原海軍省改組的第二復員省開始圍繞審判制定對策。他們銷毀了大量戰時相關文件，並以模擬法庭的形式將戰前所有海軍高官一一過審，讓所有人統一口徑，將開戰的戰爭責任全部歸於陸軍，同時將各具體部隊所犯下的戰爭罪、反人類罪歸咎於當地指揮官，以求保護天皇免予起訴或減少量刑。
裕仁本人也非常努力。1946年3月18日至4月8日，他先後召集5名宮內省官僚口述自己對戰爭的回憶，前後累計講了8小時，筆錄整理後成為現在非常著名的裕仁回憶錄《獨白錄》。隨後，這份回憶錄被翻譯成英文，通過費勒斯傳遞給駐日美軍。
在回憶錄中，裕仁把自己徹底塑造成一位信仰「君臨而不統治」的立憲君主，他聲稱自己在1929年訓斥包庇刺殺張作霖事件肇事者的首相田中義一後，受到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批評，之後只要是「內閣上奏之事，即便自己持反對意見也會給予裁可」。針對1941年決策對美開戰事宜，裕仁更是反覆申明自己愛好和平，並不想捲入戰爭，但「如果當時我反對開戰決定的話，國內必會有大動亂，我信賴的周圍人都會被殺，我自己的生命也沒有保證。這還算好的，但即便如此還是有可能進入戰爭，那會有比這次戰爭（二戰）更加悲慘的事情發生，很有可能陷入無法停戰的境地，日本可能會就此滅亡」。
1946年4月3日，經過一系列的運作，駐日美軍最高決策機關——遠東委員會（FEC）決定將不起訴日本天皇列入「諒解事項」，並同意「從戰爭罪起訴中刪除日本天皇」。對於這個「諒解事項」，日後東京審判的審判長威廉·韋伯（William Webb）隱晦地在報紙上表達了不滿：「（是否起訴天皇）不在我的管轄範圍之內，天皇不在審判之列的決定毫無疑問是基於所有同盟國的最佳利益而做出的。」隨後，檢察官團體特意在天皇的生日4月29日提請訴訟，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駐日美軍做出無聲的抗議。
有趣的是，就在大家都覺得塵埃落定之時，東京審判中的東條英機卻突然「說漏了嘴」。1947年12月，辯方律師曾質詢東條英機：「木戶侯爵（幸一）是否有過反對天皇希望和平的發言呢？」東條英機毫不猶豫地回答：「據我所知，肯定沒有，不僅是他，全日本國臣民都不可能反對陛下之意做什麼事情，更何況是高官呢？」
東條英機接受檢查
這句話明顯是把天皇放在了一個不利的局面上：既然無人敢違抗天皇命令，那天皇完全可以阻止戰爭爆發，但他並沒有那樣做，這就成了他應該受審的鐵證。於是1948年1月，檢察官約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抓住機會明確質詢：「你之前反覆說過天皇愛好和平，但又說日本臣民不會不遵從天皇的命令，是嗎？」這時的東條英機已經警覺起來，立即表示：「陛下到最後的一瞬間都在期盼著和平，這場戰爭的責任只在我一人，天皇陛下與其他人都沒有責任。」
雖然這次「說漏嘴」讓昭和天皇乃至麥克阿瑟都非常緊張，但最終還是順利搪塞過去，無論輿論界與史學界如何批判昭和天皇，他繼續擔任天皇已經是板上釘釘。
（本文選自蕭西之水所著《菊紋大和繪：日本近現代天皇簡史》，由東方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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