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作賓，民國日本大使，1935年5月中日兩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後，奉命赴日履新，向日本天皇裕仁遞交國書。
就在這次履新之旅中，他意外地聽到裕仁以一國之神的身份，親自向他就「侵華事變」進行道歉。
只是，事後他應日方要求，對此事進行了嚴格保密。直到若干年後，後人看到他的日記。
據2011年出版的《民國勳臣蔣作賓及其子孫們》一書載，當年6月20日，51歲的蔣大使抵日後，日方派來了比以前接待更多的人和車來接待他。
見到日本天皇裕仁後，他和以往一樣，照樣用日語與他寒暄，但他沒想到的是，34歲的裕仁一張口，說出了下面一席話：
「日本軍人在貴國的所作所為，實在對不起貴國人民，本人深感遺憾。」
一旁的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聞聽，立馬臉色大變，惶恐不安。遞交國書儀式結束後，沒等蔣作賓出門，廣田就急忙上前，用幾乎「低聲而近乎哀求」地說：
「剛才天皇陛下對閣下講的幾句話，你出去後，千萬別向外面宣揚，否則，我們日本軍人會發起逼宮行動，甚至引起流血慘案。」
蔣大使當場允諾不外傳。
他認為，日軍在中國所犯罪行，「不怪裕仁」，為了怕天皇遭刺，他覺得有義務對這一道歉進行保密。
然而，蔣大使守口如瓶，不負重託，對起了日本，日本卻沒有對得起中國，2年後爆發了全面侵華戰爭。
他也許更沒有料到，這次裕仁親口說出的「對不起貴國人民」，是他一生所說的最為直接、最為明確、最為肯定的一次道歉。
幾年後隨著蔣作賓的去世，再沒有中國人能聽到日本天皇親自就侵華問題，這麼直接明了地道歉了。
後來的歷史中，中日宣戰、日本投降，兩國建交，在裕仁1989年去世前，一共見過2個中方代表人物，都曾委婉表示侵華道歉，但都沒有這一次來得直接、大膽。
這2次含蓄的道歉，一次是在1978年10月23日，裕仁在皇宮正殿「竹間」會見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公夫婦時，說了一段沒有列入事前提綱的話：
「在兩國悠久的歷史中，雖然其間一度發生過不幸的事件，但正如您所說，那已經成為過去，兩國之間（現在已經）締結了和平友好的條約，這實在是件好事情。今後，兩國要永遠和平友好下去。」
事後，日本共同社對裕仁此番談話評論道：
「陛下首次會見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使用了『不幸的事件』這一措辭，是從天皇的戰爭責任這個角度，間接地向中國人民表明謝罪之意。」
裕仁的另一次道歉，更是含蓄而「短命」。
1980年5月27日，中國華總理應邀到日本正式訪問。據當時裕仁的侍從小林忍所寫日記載，會見華總理前，他曾與小林商量，「希望向對方表達對日本侵華戰爭的遺憾之意，但（宮內廳）長官、式部官長以事到如今為由，欲加反對。」
這個在2018年由日本共同社報導的小林日記還說，小林本人也是贊同天皇道歉的想法的，但是怕引起右翼的不滿，最終將此事封存。
據新華社和共同社當年的報導，27日的會見和29日的晚宴上，裕仁隻字未提歷史事件，此次道歉也就夭折腹胎。
3次道歉，分別出現在裕仁34歲、77歲和79歲，後兩次之所以含蓄或夭折，是因為戰後的天皇本身脫離政治，新憲法規定他禁止談論與政治有關的言論。
另外，戰後的裕仁一直為戰爭責任所困，先後多次向身邊不同的侍從提出退位的想法，戰爭的問責令他緊繃神經，揮之不去，「刻骨銘心」，所以道歉主觀上有擔憂，客觀上有掣肘。
而34歲時的那次道歉，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退出國聯，軍部正與政府內閣鬥得火熱，不到一年就發生了改變日本歷史的二二六兵變，軍部徹底控制內閣，所以這次道歉明顯是出自「天皇主政」的個人意願。
對中關係上，廣田弘毅外相提出對華新政策，打出「和平」「親善」牌，升級大使館，企圖通過外交努力解決事變。這也是裕仁道歉的一個背景。
然而，天皇的直抒胸臆，還是違背了日本軍方狂熱派的侵華主張。上任不到10年的裕仁，明顯是在對軍部的控制上，心餘力絀。
正如廣田所說，如果道歉傳出去，就等於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日本軍部打了一個耳光，這不僅暴露了日本內部的矛盾，有違之前對事變的定論，也是對裕仁本人極其危險的。
這就是3次道歉，均傳不到中國人耳朵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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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張鋒《民國勳臣蔣作賓及其子孫們》團家出版社2011年
人民日報《日媒：昭和天皇晚年為戰爭所困》2018.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