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年11 月3 日，就在第二次試圖奪回匈牙利王位失敗後，卡爾一世及其懷孕的妻子齊塔在多瑙河港口包姚搭上一艘英國船，前往羅馬尼亞的加拉茨。他們從那裡起航駛向葡屬馬德拉群島，開始了漫漫流亡生活，這對夫婦的7 個年幼子女也從瑞士出發與他們會合。就在匈牙利的末代國王踏上流亡航程的同一天，匈牙利首相拜特倫·伊斯特萬（István Bethlen）在國會通過立法，正式廢除了《國本詔書》。三天後，匈牙利國會宣布這份兩個世紀以來奠定了一個統一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律基礎的文件無效。匈牙利在官方層面上仍然是一個王國，但是它只有一位攝政，沒有國王。6 個月之後的1922 年4 月1 日，卡爾一世染上肺炎，在潦倒之中去世，年僅34 歲。
哈布斯堡家族從此再也不是中歐的統治者。他們的帝國是第一個從歐洲地圖上消失的大陸帝國，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的領土被3 個新生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和4 個已經存在的國家（奧地利、匈牙利、義大利、羅馬尼亞）所分割，所有這7 個國家都把它們自己視作民族國家。以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話來說，無論是當時的人還是後世的史學家，都把1918 年之後的這段時間看作一個「民族主義的高潮」。霍布斯鮑姆這樣寫道：「如果說還有一個時期能讓19 世紀的『民族原則』取得勝利，那無疑就是『一戰』結束之際。」這個時期確實是民族國家的時代。這個時代也可以被稱為民主的時代，儘管到20 世紀20 年代中期，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民主制度還極其脆弱，最壞的情況下甚至弱到難以生存。不過當我們思考哈布斯堡王朝留給中歐和東歐的直接遺產時，暫且保留上述這兩個觀點是值得的。
當然，從戰後時期開始大部分歐洲地區民主實踐的失敗，在我們眼中要比當時的人看來更加明確，他們中有許多都沉浸在新國家建立的餘暉或若干存在著的國家獲得的土地回報中。如果要理解民主在前奧地利帝國的民族主義政治陣營中取得勝利的意義，就要以一個特定的民族主義方式去看。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民族身份的勝利構成了民族的勝利，因為他們相信，屬於民族共同體的民主權利是和屬於個人的民族權利相當的（如果沒有超出）。按照這種思維方式，民族國家的存在就是這個民族的人們為了民族解放而進行的民主抗爭的結果，而這些抗爭通常被認為發生在1918 年之後的半個世紀中。
民族自決與民主在「一戰」期間，全世界的民族主義活動家都在促進一種民族自決的理念和該理念對民主價值觀被廣泛接受之間的假定關係。他們主要是把帝國當作一個充滿暴力、壓迫和缺乏民主價值的政治結構。舉例來說，1918 年12 月，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託馬斯·加裡格·馬薩裡克就是這樣來宣布他們在民族身份和民主上的雙重勝利的。他說：「從總體上看，多民族的大帝國已經是屬於過去的制度，它屬於一個人們看重物質力量，而還沒有認識到民族原則的時代，因為在那時民主還沒有被人們充分認識。」這番話假設了一個觀點，即大帝國只是通過壓迫性的強制力才聚集在一起。照馬薩裡克看來，屬於這樣的帝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正是因為民主在全球範圍內的勝利斷送了它們的存在。假如給人們機會選擇，這些帝國的民眾仍會想要組成民族國家。從這個層面上，民族國家的存在就代表了民主的勝利，以及對反民族主義的專制主義帝國的打擊——儘管在1919 年，歐洲以外殖民地的人民要求獨立的呼聲事實上大多都沒有得到理會。
不過，假如民族國家的勝利造就了民主的勝利，至少在帝國的範圍內是這樣的話，那麼哈布斯堡王朝就會在人們心目中以「人民的監獄」這個形象被牢牢記住。政治家、記者以及歷史學家都爭先恐後地宣傳那些有關戰前和「一戰」時，他們的民族奮力擺脫一個不公且殘暴的舊政權所加諸的枷鎖的故事。而事實上，他們那些關於帝國壓迫的記錄或許給人的印象太過深刻了。當《凡爾賽條約》的締造者們發明出一個委任統治制度，來保證帝國對曾經是奧斯曼土耳其領地的土地擁有的控制權時，有些觀點認為這個制度可以同樣良好地適用於東歐的人們。《凡爾賽條約》中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南非的揚·史末資（Jan Smuts）就認為委任託管制度可以在日後訓練東歐人擁有國家的絕對主權。他曾經這樣寫道：「那些在沙俄、奧地利和土耳其分崩離析之後留下的人民，是最缺乏政治教育的，他們中許多人或者沒有能力，或者缺乏運作自治政府的力量。」
民族主義理論家專注於把民族國家和一個已經死亡的帝國進行對比，這讓他們掩蓋了民族國家的存亡很快也需要嚴厲地限制國民的公民權利，特別是那些不能融入國家主流民族的那些人的權利這個事實。新成立的民族國家內部不同文化人群的問題，令和平的締造者們非常頭疼。要怎麼做才能夠讓每個人都能享受民族自決，甚至連那些生活在一個與他們自身民族文化天差地別的國家裡的人都不例外呢？
《凡爾賽條約》中的可選條款在理論上給予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國民選擇權，讓他們不受限於條約按照他們的「種族」或「民族」劃入的新國家，自行選擇成為另一個替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國家的公民。因此，差不多有18 萬個來自其他帝國州的德語裔家庭（總計約54 萬人），選擇成為奧地利共和國的國民。不過事實證明，不是所有的前帝國公民都可以享受這項選擇的權利。隨著事態迅速變化，個人很快就不被允許自行決定他們的種族或民族歸屬。這是新國家和舊帝國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這些新國家或許會繼承哈布斯堡的體制機制、行政措施或法律條款，但是它們將自己定義為民族國家，並且決定客觀地描述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這些國家事實上改變了舊體制、慣例和法律運作的方式。以來自這些新國家的約7.5 萬名說德語的猶太人為例（他們主要來自波蘭），由於奧地利最高法庭和內政部規定他們在「種族上」不能被認為是德意志人，這些猶太人的奧地利國民身份就被當局不名譽地否認了。在帝國過去的加利西亞與波希米亞領地上，針對猶太人有組織的屠殺也在地方層面表現出同樣的問題。猶太人往往受到恐嚇脅迫以及人身攻擊，他們的家園和事業也經常被摧毀，這一切都是為了讓猶太人明白他們並不被視為這個民族的一部分，或者這正證明了當地人長期以來對他們的猜疑，即不論猶太人說什麼語言，他們都不可避免地成為顛覆國家的外來因素。
至於在凡爾賽體系下按照法律被認為是少數民族的群體，也被認為對民族國家的存續有害。不過鑑於國內外相關法律條款（帝國之後的國家受到相關法律約束，必須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在承續哈布斯堡王朝的國家中，不少政治家以為少數族裔群體發聲為業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同樣使用關於民族身份和差異的觀點，為他們所服務的群體要求賠償，或者重新劃定國家邊界。而民族國家的政府（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甚至義大利）又反過來鼓勵那些身處在鄰近國家，被認為是少數民族的本民族族人不要移民，而是留在所謂的敵對國家（波蘭、羅馬尼亞、義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以便未來它們可以對鄰國提出有說服力的領土要求。這種邏輯強迫使用某種語言（如德語）的人把他們自己的利益與相應民族國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即便歷史上他們並沒有在那個國家生活過，也沒有得到過任何好處。
哈布斯堡王朝的遺產在中歐與東歐流行著這樣一個觀點：不要評價和平協議的價值，而是要考慮如何從帝國那裡繼承結構和行事慣例的遺產，而這些遺產當如何在中東歐繼續存在下去，儘管這些國家採取的政策和所處的環境都各不相同。漸漸地，無論是新產生的國家，還是歷史較長的國家（包括近來範圍縮小的奧地利和匈牙利）都公開抵制帝國的遺產，它們中的大多數都聲稱自己是截然不同的新型國家。除了匈牙利之外，這些國家都稱自己為民族國家，而在這些國家內部，都包括了相當多的其他民族群體，在國家的正式分類中，它們和統治國家的主體民族存在著文化上的差異。比如在新建立的波蘭和羅馬尼亞，有超過1/3 的人口甚至不說這兩個國家的民族語言，也不採用波蘭和羅馬尼亞民族的習俗，比如眾所周知的羅馬尼亞的民族信仰是東正教，而波蘭則是羅馬天主教。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也很相似，在當地，宗教不是民族身份的定義因素，但是語言往往會被用來劃分民族。事實上，如果有人採取不少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堅持的觀點，把捷克語使用人群和斯洛伐克語使用人群分開，而不是把他們歸屬於一個民族，那麼這個國家中將沒有一個語言群體可以佔到總人口50%的絕對多數。在義大利也是如此，它擁有成千上萬的德語、斯洛維尼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使用者。至於自認為是斯洛維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聯盟的南斯拉夫，它的中央集權化的政治架構給予塞爾維亞政治家比其他語言和宗教群體，譬如德語、馬其頓語和阿爾巴尼亞語使用者多得多的權力。在上述的全部案例中，人口普查數據成為一種工具，它強行讓匈牙利在戰前只能想像的數據同化變成了現實。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人們在接受人口普查時回答問題錯誤，比如在客觀標準下應當為捷克人的某人聲稱自己是德意志人，就有可能遭到罰款甚至入獄。
在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以及波蘭，有數百萬人被統計為其他民族，這部分是因為這三個國家中每一個都佔據了具有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同時更具有民族意義的領土，或者對這樣的領土提出了主權要求。一些波蘭民族主義者試圖重新以18 世紀波蘭聯邦的邊界作為今日的國家邊界，這樣一來，其領土範圍內就會包括大量使用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和魯塞尼亞語的居民。捷克斯洛伐克甚至還宣稱對一片主要居民為烏克蘭語裔的昔日匈牙利東北方領地，即下喀爾巴阡烏克蘭擁有主權，這樣一來它就可以與盟友羅馬尼亞獲得一條戰略邊界。捷克斯洛伐克把這片戰前是匈牙利最貧困荒蕪的土地，看作亟待由一個家長式作風的理性行政體系領導進行發展和現代化的落後殖民地。（捷克斯洛伐克提到下喀爾巴阡烏克蘭時的言辭，經常可以在巴黎和會的勝利者們描述它們在中東的新託管地或保護國時見到。）
而如果把視野往更近一點的國內看，換句話說，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地區遇到了棘手的問題，當地居民十分厭惡來自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專橫傲慢的行政官員，並不歡迎他們的到來。20 世紀30 年代，許多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嘗試實現聯邦化的政治自治，這和當年帝國的奧地利人的私心異曲同工。在國家西部情況也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內部有超過200 萬的德語使用者，這要比全國的斯洛伐克語使用者的數目還要多。半個世紀以來，捷克民族主義者曾宣稱他們的行政單位將從歷史的角度而非種族的角度包含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奧屬西裡西亞。如今他們又把多山的邊境德語區加入進來，因為這些區域在軍事安全上對新生的國家意義重大。不過暫且不論捷克斯洛伐克給予這數百萬非主流民族公民的少數民族權利（相對於其他新生國家的類似權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數民族權利可謂更加廣泛），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將它自己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家。因此，那些不屬於主流民族的人最終仍在法律上和文化上都處於不利的地位。
至於羅馬尼亞——這個因為巴黎和會的結果，相對來說得到了最多新領土的既存國家——從獲得的特蘭西瓦尼亞、布科維納和比薩拉比亞領土上吸納了大量使用匈牙利語、德語、烏克蘭語和俄語的少數民族，更不必提在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都有猶太人組織起來的或新或舊的少數民族群體。而儘管和平協議要求不情願的羅馬尼亞承認少數民族的權利，並且首次給予猶太人公民權，猶太人在公共生活中仍然備受歧視，之後的羅馬尼亞政府不但容忍對他們的迫害，甚至還加以鼓勵。此外，從羅馬尼亞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戰後模式還有布加勒斯特對新獲得領土的中央集權化控制，以及它不願僱用來自舊匈牙利領地的羅馬尼亞語裔公務員，甚至不肯放權給特蘭西瓦尼亞的本地羅馬尼亞民族主義者的表現。在1918 年之前，羅馬尼亞民族主義者（特別是特蘭西瓦尼亞的知識分子）面對匈牙利化的行動，已經為維護羅馬尼亞的民族認同感奮鬥了數十年，而他們管理家園的發言權如今卻被排除在外。同樣的事還不斷發生在從捷克斯洛伐克到南斯拉夫這些其他承繼哈布斯堡王朝的國家中。各國所面臨的嚴峻的政治挑戰需要聯邦主義或地區性解決方案，但中央集權化的進程以及政府對本地政治活動家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對此的嚴肅思考。
「在理論上，這是一道橫亙在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鴻溝。」漢娜· 阿倫特（Hannah Arendt） 在她的作品《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這樣寫道，「但在實際上，它可以被溝通彌補。」事實上，每一個自封的民族國家在運作上都像一個小型的帝國。每一個國家都試圖獲得新的領土，同時深知這些有著眾多人口的土地並不屬於當前它們國家佔據統治地位的民族。而這些民族都因為從特定的民族層面不屬於或不能融入國家的人群而告終。每一個都伴隨著一系列克服少數民族群體產生的人口學和文化挑戰的創造性政策，這些政策始於1914 年之前的奧地利和匈牙利激進民族主義者的夢想，範圍從兒童教育到極端的強制民族同化乃至驅逐政策。
當它的人民面對文化差異時，沒有國家會承認某種程度上這些差異存在著調和的可能性。這不只是因為像之前的哈布斯堡王朝這樣的國家有著格外複雜的人口與種族構成，這還是在大戰前的半個世紀中，帝國的民族主義者處理國內文化和差異問題零和方式的產物。而新統治民族的成員和少數民族的成員之間的差異往往是以不可逾越的文化壁壘的方式，而不是從可能存在的共性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正如羅馬尼亞政府把羅馬尼亞人的真正起源歸於布科維納的烏克蘭人或特蘭西瓦尼亞的塞凱伊人，政府給這兩類人強加上了統治的權力，卻對那些被重新劃分民族的人們真實的需求毫不關心。
這些新的統治者們制定政策的基礎，是民族主義者們對深刻文化差異的深信不疑（一開始這是對奧地利政府不願從民族的角度來劃分其國民的回應），這是至少從19 世紀80 年代開始培養的。出於這個原因，民族主義者和他們新組建的政府急於在客觀的外在因素的基礎上歸因民族身份，這是當初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在大多數情況下拒絕的。亦是出於這個原因，它們同樣急於接管私人的少數民族學校系統、劇院、圖書館、文化中心以及在戰前屬於敵對民族主義組織的財政來源。如果它們要授予說外國語言的人們教育權利，那麼它們就盡其所能，以非自願歸屬的流程，以及不公平地重新分配學區和政治分區的方式減少符合資格的學生。
羅馬尼亞政府對布科維納的主張就是這類行為的一個典型，它宣稱當地的烏克蘭人是羅馬尼亞化的烏克蘭人，這個定論就使得國家不必在當地提供烏克蘭語的學校教育。至於另一部南斯拉夫法律，則不讓取斯拉夫式名字的兒童進入少數民族學校學習。誠然，哈布斯堡王朝已經逝去，但是圍繞著文化差異的政治產物卻成為人們懷著報復心態向國家索求補償的重要途徑。
此外，帝國的歸屬感還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建構了人們的記憶文化，特別是在1918 年之後，在這些承繼哈布斯堡王朝國家的不少邊境地區，非正式舉辦的私人與半公開的戰爭紀念活動。無論在戰後的10 年內，人們如何相信民族主義基礎的神話，事實上在這些國家中，仍有成千上萬的國民曾在哈布斯堡軍隊中服役，他們的家庭也因為奧匈帝國的戰爭活動失去了所愛的親人。如今這些人犧牲奉獻的目標所在的世界已經消亡，那麼該如何紀念他們所失去的東西呢？在地方層面，人們又會培養出何種記憶文化，來紀念他們在戰爭期間的服役生涯，以及他們的親人鄰居在戰爭時的生活呢？在此特別要提到特倫蒂諾這樣的地區（如今屬於義大利），正如勞倫斯·科爾所言，在其表面上的勝利下，存在著被隱匿的失敗，參戰老兵不得不隱瞞自己曾在戰敗一方服役的經歷，當地家庭也必須找到新的方式來紀念家中的戰死者。
最後，帝國的思考方式並不僅僅塑造了新的國家政策和大眾行為。它們還繼續建構著地方民眾對他們和國家權力之間新關係的理解。哈布斯堡王朝崩潰之際，一些自下而上的國家建構嘗試試圖在一個新歐洲的背景下繼續維持原有的帝國關係。譬如當切爾諾夫策的德語社群領袖面對帝國終結時，他們向新的帝國大都會布加勒斯特發出電報表示效忠，這相當於重複他們和維也納方面長期保持的關係。這個社群向新統治者承諾效忠，反過來期待對方可以繼續鼓勵扶助它們在當地的學校以及經濟文化機構。對這個德意志社群來說，帝國語言是德語或者羅馬尼亞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希望和新的統治者繼續維持雙向的帝國責任。然而似乎是在回應這份宣言，羅馬尼亞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揚·尼斯託爾（Ion Nistor，1876–1962）在1918 年披露了這種關係的最終結果，同時還提到了布科維納：今天，當國民原則迎來它最大的勝利之際，當舊的國家分崩離析，從它們的廢墟之上誕生的新興民族國家則有著各自的民族邊界，「布科維納主義」就這樣消失了……布科維納重新和羅馬尼亞合為一體，在這個新國家之內，沒有「共同的布科維納」，只有「人民的羅馬尼亞」。
不過在之後的幾年內，「人民的羅馬尼亞」就像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或義大利所意味著的，就是一群說著民族語言（在上述的例子中是羅馬尼亞語）和有著某種同樣的民族信仰的人（在上述例子中是東正教）的集合。
待解決的問題許多年來，我們傾向於從承繼哈布斯堡的民族國家以及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定義和評價這個覆蓋中歐和東歐的大陸帝國。舉例來說，帝國的多民族特徵（有觀點認為，多民族國家顯然是一種有問題的國家）、所謂的獨裁中心—外圍結構的關係、它們試圖締造一個大眾共享身份的失敗、假定被隱瞞的民族主義感情——這一切都是所謂有著帝國特徵的民族主義定義。但是人們重新把那些自認為的民族國家定義為小帝國，以此輕鬆改變討論的角度。舉例來說，1918 年之後的所有民族國家，實際上都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它們的存續需要將多種族的人民融合成一體，需要成功地（這往往需要採取極權主義）將國家外緣與中心聯繫起來，以及需要發展出一種積極的共同身份認同感，即便是在那些聲稱屬於同一個民族的人們當中亦是如此。1918 年並不標誌著帝國式的多民族國家的終結，而是可以說見證了這類國家的增加。至於在戰爭期間佔據了主導地位的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之間矛盾的重要性，它表現的方式在1914 年之前是無法想像的，這同樣有助於解釋在「二戰」期間少數民族普遍遭到的可怕待遇，和戰後人們驅逐想像的「不受歡迎」的群體的行為。所有這些多民族國家投入了嚴厲的說辭和大量資源用來否認它們當下遭到人們斥責的情況，同時越來越多的多民族國家制訂激進的解決方案來應對少數民族人口的挑戰，在很多情況下，試圖達成關於民粹主義的民主和民族國家意識的那些不可能完成之事，嚴酷的民族主義獨裁統治似乎已經成為唯一手段。
如果我們可以阻止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影響我們對「帝國」的理解，那麼我們就可以探明並分析哈布斯堡王朝作為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並不在於它無力或未能將國內不同的人群統一成一體，就像法國、英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西班牙、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南斯拉夫，曾經都是哈布斯堡王朝歷史的一方面。從積極的方面說，這個帝國的獨特性在於帝國試圖調解作為政治生活中一個關鍵因素的文化差異，並且嘗試把政治和社會體制組織起來，圍繞著這些差異更有效率地運作。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也可以把產生於帝國的民族主義形式理解為在哈布斯堡王朝體制背景下出現的，以及在這些體制所遇見到的可能情況下出現的獨特形式。然而對還記得1914 年之前生活的人來說，一旦脫離賦予這些民族主義政治形式生命，並且塑造了它們的發展的體制限制，在戰爭期間它們就會變成另外一種似曾相識但又陌生得可怕的東西。
本文節選自《哈布斯堡王朝》，中信出版集團，歷史的鏡像之「帝國的背影」系列，2017年8月上市。作者彼得·賈德森（Pieter M. Judson）：義大利歐洲大學學院教授，19世紀與20世紀歷史專家。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