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但是,「儒」或「儒者」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根據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儒」的本義是柔,是「術士之稱」。「儒」原本是一種擁有某些技能的術土,並沒有後來那麼光芒四射、令人敬仰。根據墨子的說法,「儒」這種術士,不過是專門操辦紅白喜事的專家而已。墨子說,「儒者「特重禮儀、聲樂,善於操辦喪事,但是他們有一套與繁雜儀式相關的學問,自視甚高,不從流俗。看來「儒」的社會地位並不高,只是有點學問,處世顯得有點特立獨行。孔子自已起儒"或」儒行「來、就美化多了。他在回答魯衰公關於什麼是「儒或「儒行"時:,一口氣列舉了十六種「儒行」,例如:備者有宴席上的美酒佳餚等待別人聘請,有刻苦治學得來的學問等待別人諮詢,有忠誠信義這樣的美德等待別人舉薦,有身體力行的精神等待別人錄取等等。
孔子總結說,所謂「儒者」,不會因為處境困苦貧賤而灰心喪志,不會因為富貴而得意忘形不會蒙蔽君王,不會連累長輩,不會使官員糊塗,因為有這樣的美德,所以才叫做「儒」馮友蘭《原儒墨》說得好:「儒家與儒兩名,並不是同一的意義。儒指以教書相禮等為職業之一種人,儒家指先秦諸子中的一學派。儒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職業,但兩者並不是一回事」;「孔子不是儒之創始者,但乃是儒家的創始者」。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活在約公元前51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間。他祖上原是宋國貴族,因內證逃到魯國。孔子自稱「吾少也賤」,那意思是說,他少年時家境貧寒,出身微賤。不過另一層意思他自己不好意思說出來:他是個私生子。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六十四歲時與顏家少女「野合而生孔子」。所謂「野合」按照古人的理解,就是「男女苟合「野合而生」當然是非婚生子無疑。以往的儒生都自認為孔門弟子,本著為尊者諱的立場,百般否認這點,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孔子二十歲當上了魯國貴族季氏的家臣,擔任管理倉庫、牛羊的小差使。他受過良好的傳統武土教育,熟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從小就從事儒者的職業活動一一祭把禮儀,又善於射衛、駕車,孔武有力,並不是一個文弱書生。由於他精通六藝,三十歲就開始招收學生講學。其間只有短暫的三年時間擔任魯國的官職:司空(掌管工程)、大司寇(掌管刑獄),其餘時間都在從事教育。然而孔子本人卻十分熱衷於政治,總想當官,可是政見不合時宜,總是蹉跎困頓,懷才不遇。於是,他把鬱積於心中的政見通過講學的途徑,盡情地抒發出來。他的學生把它記錄整理成書,那就是影響中國政治二千年的《論語》。孔子為儒家構建了一個體大思精的政治倫理體系,具有普遍的永恆的價值,影響之深遠,是中國任何一個學派或思想家無法望其項背的。
孔子主張「仁」,「仁者愛人」,是他的思想核心。「克己復禮為仁」,是他的政治理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對執政者的要求。在孔子看來,「仁」應該是「禮」的基礎應該把「仁」注入「禮」,「禮」オ能永葆活力。孔子生活的魯國,保存了西周的典章制度,「禮」與「樂」有著深厚的土壤。他崇拜「制禮作樂」的周公,自命為當代周公,十分景仰西周的禮樂文明,對當時「禮崩樂壞」現象十分不滿。齊景公向他請教執政的要旨時,他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維持貴賤尊卑等級的「禮」,來抨擊破壞禮制奪取政權的田氏。晉國推行法治,鑄造刑鼎,他反對說:晉國要滅亡了,因為它喪失了治國的度了。這個「度」,就是周禮的貴賤有序,晉國鑄造刑鼎,依法治國,就是「貴賤無序」。魯國的貴族季氏使用周天子的樂舞,他認為是「僭越」。季氏徵收土地稅(田賦),他認為違反了「周公之典」,因為井田制是「藉而不稅」的。這種捍衛禮樂文明的向後看的政治觀點和思想方法,滲透了懷舊的保守主義,成為後世儒家堅信不二的教條。
孔子主張學生要學社會、學歷史,所以他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近則夏商周三代,遠至大同之世,無所不學。他整理的《詩》、《書》、(禮、(樂、く易入く春秋),既是他學歷史的憑藉,又是孔門講學的教材,成為後世的儒家經典「六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春秋晚期出現的私學(與官學相對而言),為統治者培養政治家、戰略家,孔子辦學,為出身寒微的人才開闢一條從政之路,或許可以說是孔子最為了不起的成就。胡適說:「孔子是了不得的教育家」「他提出的教育哲學可以說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學,將人看作是平等的」。那就是「有教無類」,而且教育的目標是「安人」、「安百姓」,把教育個人與社會貫連起來教育的目標不是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為升官發財,而是為「安人」、「安百姓」,也就是後來儒家之書く大學)》裡所說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因為有這個使命,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階級,格外有一種尊嚴,願意「條身以成仁」。
孔子死後,他的弟子出於對他的道德學問的敬仰,以各種方式把它發揚光大,曾子、子思、孟子的著作《大學》、《中庸》、《孟子》,分別發揮了孔子在《論語》中提出的政治倫理。這就是被後世學者奉為儒家經典的「四書」。孟子被譽為「亞聖」,其地位僅次於「聖人」孔子。孟子(公元前390公元前305年),名軻,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再傳弟子,後人把子思與孟子稱為「思孟學派」。他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最不安定的戰國時代,他在遊說中向各國君主提出的治國方略,極具雄力量和理想色彩。由於當時各國都在謀求富國強兵之道,密切關注相互間攻伐的勝負,孟子仍一味大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幾乎得不到任何當權者的響應。梁惠王聽了他的遊說,以為他太遷闊「遷遠而闊於事情」。齊宣王聽了他關於用「仁術」、「恆產」之類「王道」來統一天下的理論,先是笑而不答,繼而勃然變色,「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主張效法先王,實行王道一仁政,這種仁政是以夏商周三代為楷模的。
他在遊說滕文公時,大談「仁政必自經界始」一一仁政應該從恢復西周的井田制著手,因為井田制下人人都有一塊份地,貧富分化不甚顯著,這是仁政的基礎。時代變化了,繼續兜售這套仁政,當然是徒勞的。其實,當時的梁惠王、齊宣王都想倚重他,利用他的學術聲望,來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如果孟子能夠放棄那套遷闊理論,稍加遷就,那麼立刻就可以成為卿相。一個布衣學者,發表一番意見,便可以改變一國之命運,也可以使自己飛黃騰達。然而孟子並沒有遷就,當然也沒有騰達,這使後世知識分子感慨不已。明白了這一點,便可了解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何以始終瞧不起天文歷算醫藥音樂這一類知識,以為是雕蟲小技,不肯潛心研究,因為他們有更大的追求一一治國平天下。孔子和孟子的學說,在當時並不時興,沒有成為官方欽定的御用學說,實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美國學者羅茲墨非( Rhoads Murphey)在《亞洲史》中說,孔子成了教育家,偶爾到一些地方統治者那裡當顧問。他從無固定正式職務,也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勢。
他像柏拉圖那樣想找一個可能按照他的建議行事的統治者,但他也像柏拉圖那樣始終未能找到。他的一些學生成了他的追隨者,儘管從未像柏拉圖學園那樣組織起來。他死後的最著名追隨者和學說注釋人是孟子。孔子和孟子活在紛亂的春秋戰國時代,他們想通過個人道德修養來恢復秩序和社會和諧,這一點與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背景頗為相似這種情況,到了漢武帝時代才發生變化,那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孔子、孟子的儒家學說獲得了唯我獨尊的地位。確實,把孔子、孟子奉為宗師的後世儒生,莫不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追求的理想境界,儘管能夠進入理想境界的人微乎其微,人們依然樂此不疲。儒家思想的魅力,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