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紅星》《黑豹》《三體》：科幻小說是怎麼說我們的
太陽冷卻，地球變得不適宜居住。人類只剩下一條出路：逃離太陽系。這是電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的引子，聽起來這多半是一部好萊塢大片。預告片裡甚至還有《盜夢空間》（Inception）式的霧號。然而，這並非一部全白人出演的美國電影，而是根據明星作家劉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說改編的中國電影。在裡面拯救人類的，不是美國人，而是中國人。
對未來的藝術描繪，傳統上被視作西方的專利，並且明顯缺乏多樣性。不過，新地方、新作者，正在以他們的角度描繪未來。近些年裡，中國的科幻小說創作一片繁榮，有劉慈欣的《三體》等一批醒目之作。自從大片《黑豹》（Black Panther）上映以來，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也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世界各地，科幻小說正在蓬勃發展。
《黑豹》是漫威第一部以黑人卡斯為主的電影。
「科幻小說現在已經成了一種全球現象，」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從事中國科幻與文學研究的副教授宋明煒說。「這是該文學體裁最引人注目的發展之一，因為它超越了西方，尤其是英美在這個類型中佔有的主導地位。」
這場新運動範圍廣泛，從19世紀的俄羅斯科幻小說，到植根於黑人受壓迫經歷的非洲未來主義，無所不包。它既有關於革命歷史和外星人的中國科幻作品，也有關於移民和自由貿易的墨西哥未來主義電影。
「目前，最有意思的科幻小說來自非傳統的地方，」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專門研究全球科幻小說的副教授班納吉（Anindita Banerjee）說。「中國或者非洲等地方正在傳播他們的聲音——但在今天的繁榮之前，這種現象也有著更為悠遠的歷史。」
顛覆性的小說
目前，劉慈欣、郝景芳等作家的作品都有了英文翻譯，中國科幻小說在西方越來越受歡迎。然而，在他們之前，科幻小說在中國的歷史並不短。
這個文學類型在中國經歷了三次浪潮：一次是1902年，帝制在中國結束之後；一次是1949年中國革命之後；目前的這個「新浪潮」始於上世紀90年代，當時中國以飛速發展的模式向前推進。「在90年代，冒出新一代作家，在他們當中，劉慈欣是最重要的一位，」宋明煒說。
《三體》首版於2006年，劉慈欣被視為推動中國科幻小說進入主流的功臣。2014年，它被翻譯成英語，一年後，獲得了科幻小說界的奧斯卡——雨果獎。故事講述了一位天體物理學家在「文革」期間參與政府秘密研究，無意間把外星人招到地球的故事。
《流浪地球》預計於2019年2月上映，講述的是科學家發現太陽將把地球燒成灰燼後，太空人為人類尋找新行星的故事
中國的科幻小說被視為對這個國家崛起和快速現代化的反映，在西方也變得越來越流行。但這個文學類型也涉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往往表現出現實中黑暗的、不可見的面向。在劉慈欣的作品中，這通常意味著平行現實和具有挑戰性的物理狀態。但反過來，郝景芳的《北京摺疊》則展現出一個等級森嚴的未來北京，這裡大地翻轉，給三個社會階層提供數量不一的日照時間。
「這一波新的科幻小說，具有黑暗和顛覆性的一面，所描述的要麼是現實的隱形維度，要麼是用國家夢想話語去支配現實的荒謬性，」宋明煒說。
《三體》和中國科幻小說往往含有爭議性的主題。例如，《三體》一開場，就描繪了主人公的父親在「文革」最亂的時候被批鬥致死。
「我總是對這個文學類別的持續繁榮感到驚訝，」宋明煒說。「其中一些作品非常具有顛覆性和挑釁性。但到目前為止，它們還沒有受到審查。為什麼會持續發展，我的觀點是，那是因為它們不是抗議文學。這是一種運用想像力探索未知現實的文學體裁，但沒有直接挑戰中國政府。」這些看不見的現實是關鍵。他說：「科幻小說描繪了中國現實中隱形的部分，在中國崛起的光輝形象背後。」
讓隱形顯形
另一種著眼於隱形現實的藝術形式，就是非洲未來主義。「從《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到《傑森一家》(The Jetsons)，對未來的描繪往往非常『白』，有色人種經常缺失不見。」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非洲未來主義的副教授莫裡斯（Susana Morris）說。「非洲未來主義重新設想了以黑人為中心的未來主義是怎樣的風景。」
杜波依斯是1909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創始人之一。
非洲未來主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短篇小說《彗星》（The Comet）。在這部作品裡，除了一名黑人男子和一名白人女子，所有人類都被殺害了。非洲未來主義最著名的例子，是2018年的超級英雄電影《黑豹》，它講述的是一個非殖民化的非洲國家瓦坎達（Wakanda）。這個國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條件發展，還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源——振金（Vibranium）。這為此部電影和科茨（Ta-Nehisi Coates）的同主題漫畫，提供了一個描繪未來主義黑人社會的場景。
然而，非洲未來主義並不局限於超級英雄。「人們通常認為非洲未來主義是一個文學類型，其實它是一種文化運動。它不僅僅是黑人科幻小說。它是流散在海外的黑人思考我們的過去與未來的一種方式，」莫裡斯說。因此，非洲未來主義包括小說、電影、藝術和時尚（莫裡斯注意到歌手碧昂斯偶爾會使用非洲未來主義的意象）等支流。
歐柯拉福以奈及利亞城市拉各斯為背景寫了一個漫威故事，另外，HBO正在改編她2010年的小說《誰害怕死亡》（Who fear Death），由《權力的遊戲》作者馬丁（George R R Martin）擔任執行監製。
在文學領域，奈及利亞裔美國作家歐柯拉福（Nnedi Okorafor）的《賓蒂》（Binti）脫穎而出。這本2015年的作品，描繪了在距今1000年的未來，一個以納米比亞欣巴人為原型的非洲部落。他們是一個高度發達又與世隔絕的群體，在書中，他們的一位高等數學專家被送到一所星際大學，故事在那裡展開。莫裡斯說：「這是一個融合了傳統與創新的偉大故事。」
非洲未來主義並不是一種與特定國家或地區聯繫在一起的文學類型，而是由世界各地的黑人所實踐，用莫裡斯的話說，他們流散在海外。對於這些散居海外的人而言，與傳統的互動非常重要。莫裡斯提到了三佛卡（Sanfoka）——那是加納阿肯人的象徵，通常的形象是一隻一邊向前飛一邊向後看的鳥。「非洲未來主義揭示了創新與傳統之間的動態關係，它位於海外移民的內心深處，」莫裡斯說。「向前走的時候，會回頭看。」
太空中的布爾什維克
俄羅斯和東歐的科幻小說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可以追溯到19世紀：它產生了一批重要的科幻作家，像俄羅斯作家扎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代表作包括《我們》（We，1924年）；波蘭作家萊姆（Stanislaw Lem），他對美國的科幻小說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像早期的布爾什維克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也寫過科幻小說，他1908年的小說《紅星》（Red Star），描繪了一個住的全是社會主義者的火星。
波格丹諾夫（與列寧的合影）寫過一本《紅星》，講的是蘇俄一群布爾什維克革命家跑到火星參觀那裡的共產主義社會。
人造衛星的上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57年，蘇聯率先發射了一顆繞地球運行的衛星，引發了科幻小說的熱潮，並導致對舊科幻作品的重新發現。之前蘇聯社會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現實主義的壓制，但隨著人造衛星的發射，它一躍進入了未來主義。班納吉援引德波大學（DePauw University）的科幻專家奇切裡-羅內（Istvan Csicsery-Ronay）的話說，這在蘇聯引起了「日常生活的科幻化」。
這甚至延伸到了電影領域。1972年，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拍攝電影《索拉裡斯星》（Solaris），被譽為是《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的翻版；而塔科夫斯基的另一部電影《潛行者》（Stalker），改編自1971年的小說《路邊野餐》（The Roadside Picnic），它描寫了穿越一個神秘的核荒地的經歷。有意思的是，又過了幾十年，它啟發了今天烏克蘭的一款電子遊戲系列S.T.A.L.K.E.R.
俄羅斯的經驗，尤其是蘇聯時期的經驗，與當前非西方科幻小說的興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班納吉來說，這與她的個人經歷有關。「我在印度東部的一個煤礦之鄉長大，」她說。「這個地方的文化資源比較匱乏，但能看到一套譯自俄語的科幻書，價格也不貴。太空競賽見證了蘇聯科幻小說創作的復興，加之他們經典的科幻小說，都在亞非拉國家得到譯介和廣泛傳播。甚至來到了印度農村。」
藉由這樣一個途徑，俄羅斯的科幻小說成為了一種新的全球科幻小說的孵化器。「在劉慈欣的作品中，你能看到蘇聯科幻小說的影子，」班納吉說。
從西方到其他地方
科幻小說在全球的興起，對我們如何看待這一文學類型的演變提出了質疑。過去，它被視為以西方為中心，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傳統觀點認為，科幻小說的傳播與工業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是平行的，」班納吉說。「因此，它應該是從西方走向其他地方，因為工業資本主義最早就是在那裡產生的。現在，這種觀點正面臨挑戰，我們正在思考西方以外發生了什麼。」
不是所有非西方科幻小說都是政治性的，但想像另類的未來可以成為動員和行動的工具。「我們在一些來自亞非拉的科幻小說中發現，人們認識到，一種普世的、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和文化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班納吉說。她以2008年的墨西哥科幻影片《睡眠經銷商》（Sleep Dealer）為例，該片描繪了一種未來：美國關閉了與墨西哥的邊境，但墨西哥人遠程控制代替他們在美國境內勞動的機器人。這部電影以未來主義的方式反映了自由貿易和移民等問題。
在《睡眠經銷商》裡，墨西哥工人被接入一個網絡，同時控制在美國的機器人從事非技術勞動：一旦機器人耗盡能量，就會遭到拋棄。
但除了關於反抗的全球性反思之外，非西方科幻小說還利用了一種全球意識，幫它徵服本土之外的受眾。「中國的科幻小說不僅僅吸引了中國人，」宋明煒說，「是因為它觸及了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比如人類的生存，以及如何在極端的情況下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這些都是當下世界每個人都需要思考的基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