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哲學園鳴謝
作者=單世聯
來源=《反抗現代性：從德國到中國》
從「耶拿小組」到「法蘭克福學派」，德國傳統的現代性批判已是現代思想中的一支躍動不已的血脈，由於德國現代化進程的晚到和偏頗所引發政治歷史悲劇，使得人們較多地注意到反抗現代性思潮可能導向的對社會/政治現代化的排拒。但現代性自身的內在矛盾所召喚的反抗現代性的精神要求卻遠遠不是「普魯士方式」的附產品，任何一個現代化運動中的國家，幾乎都生發出了一股與現代化運動一體兩面、如影隨行的反抗現代性的文化衝動。現代英國文化中阿諾德-利維斯傳統的文化批判之值得注意，在於它表明反抗現代性不只是德法兩國的激進分子，也是具有強大市民社會傳統，以經驗的自由主義著稱的英倫島國對現代化的反應。
阿諾德的文化概念
19世紀的史學家們往往把「工業革命」看作是像玫瑰戰爭一樣是英國史上一個獨特的時代，從20世紀的視野看，工業革命有遠遠超過玫瑰戰爭的世界性意義。但工業革命畢竟不像戰爭那樣有確定的發生時間、地點和可以判斷的影響，人們對它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據《牛津英國通史》介紹，1827年，法國經濟學家阿道夫·布朗基首先使用「工業革命」一詞，這顯然是比擬法國大革命而來：政治革命改變了法國，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1830年左右，持久性的工業革命進入英國意識，又過了30年，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人，才意識到工業革命的好處。據英國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中說，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一些對於今日世界極為重要的詞彙首次成為英語常用詞。與本文相關的有三個詞，「工業」在此之前是指一種特殊的人類屬性，有技術、刻苦、堅毅、勤奮之意，而此後則被賦予了一個活動的群體、一種機構、一個正在創新的制度的含義，19世紀30年代，這個制度首次被稱為「工業主義」；「藝術」在此前也是指人類的一種屬性，一種「技藝」，藝術家指技術熟練的人；但從此開始，「藝術」被用來特指一種想像的或創造性的藝術，藝術家則指具有一種與一般才能不同的「天才」的特殊的人；「文化」在此之前基本上是指「培養自然的成長」，可以類推到人類訓練的過程，此後則獲得了豐富的含義，通常指某種事物的文化，指心靈或社會追求完美的普遍狀態，指各種藝術的普遍狀態，甚至擴大為一切物質、知識與精神構成的整個生活方式。語義轉換的實質是工業社會降臨後人文精神的自覺，至少是敏感的知識分子意識到，有一種區別於那種正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的獨特的人類活動領域，這一領域不但高於實際的社會運動和價值判斷，而且是緩衝社會矛盾、提高人性境界的一種途徑，這就是「文化」。「文化」作為一種抽象與絕對從社會運動和思想變遷的總體過程中浮現出來，越來越取得藝術和美的屬性，並據此而與"工業主義"對峙，承擔了對現代性的批判職能。
工業革命凱歌高旋的18世紀中葉，英國誕生了它的現代文化傳統，這就是以柏克、浪漫派藝術家（包括華滋華斯、科勒律治）、卡萊爾、紐曼、阿諾德等人為代表的「19世紀傳統」；以蕭伯納、貝爾和弗萊等人的「新美學」、吉辛、休姆為代表的「中間時期」；以勞倫斯、託尼、艾略特、利維斯、奧維爾等人為代表的「20世紀的見解」。他們以傳統與審美的名義，對政治-經濟的現代形式抱有懷疑，對社會生活中的物質主義、科學主義、功利主義等等表示否定，試圖在對現代性的批判中發展一種具有社會價值與審美特質的文化藝術。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19世紀的阿諾德和20世紀的利維斯。
阿諾德（Mattew Arnold，1822—1888）出生名門，做了35年巡視學校、示範上課、撰寫各種報告的政府督學，但他勤奮異常，早年以詩名世，中期因文學評論而成為英國首屈一指的批評家，晚期則從事文化批判。中國讀者對此人並不陌生，「五四」時代古怪的辜鴻銘先生就從他的思想中吸收過營養，1927年，朱光潛先生曾在《東方雜誌》上長文介紹過他；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他的評論選集。但除辜鴻銘外，我們只把他當作19世紀英國最大文學批評家，以至於近年來頗為熱鬧的文化批評也忽略了他。
《文化與無政府狀態》
（英）馬修·阿諾德/著
韓敏中/譯
生活·讀書·三聯書店
2012年7月
20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英國文化研究的興起，「文化主義」成為當代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流派。在英國這樣一個重視傳統的國度，阿諾德被認為是文化主義的奠基者。他在這方面的貢獻，一是以終生的努力主張教育由國家公辦，以此作為維護和發展文化的機制，並以教育來抵制日益機械化和物質化的文明。這表明他已經對文化的商業化、工業化的警覺；二是他以大量的批評論著發掘文學對人性的良好影響，批判剛剛露出苗頭的工業社會對文化的傷害，宣傳以教育救贖文化。
英國人素稱穩健保守，但它的文化也孕育過幾個強硬的人物，阿諾德算是其中一個。按朱光潛先生的說法，生在維多裡亞盛世的後期，英國家家都在歌誦太平，以為英國文化好到無以復加了，獨有阿諾德跳出來大叫：你們都是一般的腓力斯人啊，只有自由思想才可以引導你們向光明處走，快從迷夢中覺醒吧！「腓力斯人」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我感覺良好不謀進取的人。維多裡亞時代瀰漫著社會穩定、物質繁榮、科學進步的滿足感，10個英國人中有9個相信現在如此地富裕可以證明我們的偉大和幸福，腓力斯人的腔調主宰著一切話語，它的務實態度和生意經向心靈世界滲透。與阿諾德同時代的卡萊爾用「機械時代」來指稱現代社會，「不僅外在的物質方面由機械所操縱，內在與精神方面也是如此。這種習慣不但規定了我們的行為模式，也規定了我們的思想與感覺模式。人的手固然變成機械，腦和心也是如此。」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個人主義、物質主義對文化構成了嚴重威脅，教育不再像過去那樣重在文化教養、內在完美，而只是獲取工具性的知識和信息，使得個人和整個社會的文化素質不斷下降。阿諾德的工作經驗和批評實踐使他對這一切憂心忡忡，在遲暮的晚年，他拓展了他那如日之升的文學評論，走向社會文化批判，捍衛人文學科的研究而抵制科學訓練和職業技術的日益蠶食，矯正物質主義、機械主義對文明和人性的扭曲。
其實，從現代性降臨的那一刻起，它的多重面目就呈現出來，在舉國歡呼的徵服性的力量和解放性的意義之外，英國知識分子已經形成了現代性的批判傳統，柏克指出現代民主的趨勢之一是暴政，騷塞揭發人被貶低為機器，浪漫派藝術家抗議文學成了一種貿易，狄更斯發現整個工業主義的生活方式是一種非人性精神形成的、充滿侵略性的哲學。阿諾德第一次把此前英國文人對工業社會的批判武器提煉為一個名詞：「文化」，並為它下了一個權威性的定義；「文化的目的在追求完美，其方法是掌握人們迄今為止所想出的和所說的最好的東西，通過這種學習，用新鮮的和自由的思想之泉去衝掉自己陳舊的觀念和習慣。」這個定義有兩個關鍵詞。文化是人追求完美的活動，是「追求」（persuit of）的活動而不是某種狀態或成品才是文化的本質。"最好的東西"只是文化活動得以進行的媒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文化不是少數文化專家的職業，而是原則上人人都可以也應當追求的活動。追求的目標是發展我們人性的「完美」（perfection），「文化即對完美的研究，引導我們把真正的人類完美看成是一種和諧的完美，發展我們人類所有的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種普遍的完美，發展我們社會的所有部分。」完美就是普遍健康的身心和諧，它不是一個絕對的、確定的狀態，而是在一種漸變的過程中永遠趨赴的理想。
《文化與社會》
（英） 雷蒙·威廉斯/著
高曉玲/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2018年9月
"文化"這個概念在英國的第一次出場，就被安排在與現代工業文明相對立的位置上。阿諾德在政治上是柏克信徒，也認為現實社會良莠並存、善惡摻雜，如果在政治行動上單純追求純而又純的完美，結果，只能像法國革命那樣陷入專制與腐化的歧途。但在文化上，我們追求的卻必須是純而又純的普遍的完美，「完美」並不是某種確定的東西，而是一種不斷變化的過程。能夠引導我們趨向完美的是人類迄今所說出和所想出的最好的東西，它主要是文學藝術而非科學知識和技術手段。阿諾德認為，文學的眼光超越機械，是美與智的結合。詩歌是最美好、最感人、最廣泛的說明事物的方式，是人類語言所能達到的最宜人最完美的表達方式。文學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既解釋自然也解釋道德界，既有自然魔力也有道德深度，作為一種情感型的思維，文學與僅靠邏輯思維的科學屬於不同的等級，它的思想與真理接近的程度，是科學無法比擬的，它是知識的精神與精華。崇高的詩歌具有高度的嚴肅性，它向我們原初的人類感情、向人類本性的基本部分傾訴，是人生的批評。所以文學不僅可以補科學之不足，填補如詩人騷塞所說的「計算來了，感情走了」的空白，而且承擔宗教的職能，「沒有詩，我們的科學就不完備，而今天我們大部分當作宗教和哲學看的東西，也將為詩所代替。」文學和宗教一樣，主要是通過感情和經驗發揮作用，它可用來完成宗教未完成的思想教育作用，以情養德，代替宗教作為絕對價值的基礎。
因此，「文化」不是人類活動的某一領域，而是對現代生活實施批判的一種價值和力量。「詩是在詩的真與美的規律所規定的條件下的一種生活批判。我們民族的精神，就要隨著時間的前進和其他助力的削弱，在這種生活批判的詩裡找著慰藉和支持。」阿諾德的主題是文化對無政府狀態的克服，他對現代性的主要診斷是個人主義和民主可能導致的無政府狀態：當個人的意見成為惟一的標準時，就會出現精神上的無政府，當階級發揮其力量時，則社會上就可能產生無政府。在當時的社會，他看不到一個階級可以承擔社會整合的使命：貴族（野蠻人）之所以無用是因為他們極力維護現狀，不能自由地發揮出各種新觀念；中產階級（市儈）之無用，因為他們只追求外在的文明；勞動者（群眾）之無用，他們或者像中產階級一樣文明，希望儘快成為市儈，或者墮落到獸性，成為黑暗的貯藏所。希望在於在每個階級中都有少數"殘留"的"異己"分子，他們並沒有完全受到本階級一般概念和習慣的束縛及損害，引導他們的並不是他們的階級精神，而是一種普遍的人性精神和對人類完美的愛，解決社會矛盾程序和方法，就是通過教育來喚醒他們心靈中潛伏的為階級意識和習慣的缺陷所蒙蔽的「最佳的自我」。詩作為人類「最佳自我」的特殊官能將為美以及各方面完美的人性設立標準，來實現更大規模的人性的完美，來拯救我們。阿諾德斷言，目前局勢的中心不在下院，而在國家這顆騷動的心靈中，能致力於此的人就是今後20年中具有真正影響力的人，詩也將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東西。
阿諾德賦予文化以詩美的內涵和批判的功能，確立了英國文化批判的範式。文化就是他為當時的腓力斯人開具的「自由思想」，非功利性，好奇心，開放性，自由傳播等等，即是其特徵。公眾可以也必須通過這種文化活動，意識到西方的全部傳統和經典名著的價值，接受到先人留下的最好的東西，破除狹隘的民族視界和中產階級陋習，擺脫眼前實利（政治的和經濟的）局限，超然於庸俗現實之上。阿諾德對此是樂觀的，1880年，在給《英國詩人》寫的序中，他認為「詩的前途是遠大的，因為我們民族會隨著時間的前進，在不負自己的崇高使命的詩裡，找到愈益可行的支持。沒有哪一種信念不發生動搖的，沒有哪一種信奉已久的教義不被懷疑的，沒有哪年一種大家接受的傳統不要解體的。」現代性動搖了穩定的傳統，宗教的衰落使社會整合力下降，只有文化可以為動蕩不安的社會提供感情準則和基本神話。無疑的，在"利益動機膨脹為一種社會理想"的現代社會，文學經驗這一想像的世界有充分的理由卻無現實的力量，但阿諾德這種具有詩化特徵和意識形態性的構想仍然是必須的，如果想像的世界也屈從於現實的邏輯，那麼想像也就自我取消自我否定了，人性和世界也就沒有另一種可能了。
利維斯的語言懷舊
阿諾德注意到：「有人時常逼我們說，新的時代到來了，我們遇見的將是眾多的普普通通的讀者，大量的普普通通的文學，而這樣的讀者並不需要也不欣賞比這更好的文學，而供應這樣普通的文學將是大規模的和大發財的工業。」但他還是相信古典的東西、好的文學是會流通的，這是「由於更深一層的道理一一那就是人類保持自己生存所具有的直覺，不能不使事情這樣。」
兩種態勢都得到了證實，有阿諾德參與努力的「新教育法案」於1870年實施，教育普及，識字人數激增，但至少是部分地由於這個進步，20世紀的文化產品確實像阿諾德說的是「大規模和大發財的工業」為普普通通讀者生產的普普通通的產品，他所倡導的審美文遭遇新的挑戰。另一方面，詩仍然在流通，並扮演了批判大眾文明的角色。阿諾德的當代傳人是劍橋大學的利維斯，也是一個有著強硬的、不妥協的個性的英國人，在1933年的《文化與環境》和1943年的《大眾文明與少數人文化》中，他顯然已經把大眾文化作為主要的批判靶子。利維斯的關鍵詞是文明與文化的對立。這兩個詞究竟在什麼時候、由何人首次作出區別現在已很難考定，它在德國傳統中源遠流長，可能是由受到德國美學陶冶的柯勒律治把它引入英國的。大體來說，文明指物質化的外在成果，文化指內在的人性教養。
以此對立為基礎，利維斯的文化理論上其實就是兩個概念，一是「少數人」即精英，二是「語言」。《大眾文明與少數人的文化》一開始就說，在任何一個時代，具有洞察力的藝術欣賞與文學欣賞總是依賴於少數人，只有少數人才能作不經提示的第一手的評判。公認的價值是一種以比例很小的以黃金為基礎的紙幣，任何時代，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都與這種貨幣的狀態密切相關。欣賞藝術的能力不只屬於一個孤立的美學範圍，其中還蘊含著對藝術與理論、對科學與哲學的敏捷的反應。少數人保存了傳統中最精緻、最容易毀滅那些部分。只有依賴他們，我們才有能力從過去人類經驗的精華中得到好處，一個時代才會有安排更為美好的生活的固定標準，才能意識到這個意識勝於那個價值，這個方向不如那個方向可行，那個中心是在這裡而不是在那裡。紳士們永遠擺脫不了精英主義。對於阿諾德來說，「少數人」是社會各階級中較少具有階級意識的「殘餘」；對於阿諾德來說「少數人」是文學批評家。他們能保存文學傳統和最優秀的語言能力。批判主體的縮小反映了文化批判重心的偏移，如果阿諾德還有較強的社會批判意識的話，那麼，利維斯則主要是一種審美批判。
審美的批判其來有自。不同於阿諾德一般地批判現代文化的物質主義、功利主義，還有猖獗橫行的大眾文明：報刊、廣告、流行小說、電影、廣播。這一強大的工業體系威脅著傳統的思想與感覺方式，形成了「我們的文明所特有的那種對虛偽的反應深思熟慮的利用」。這不是一種新的文化形態，而是一種虛假的生活世界的表象。利維斯認為，近代史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工業革命以有組織的"現代國家"取代作為有機共同體的「舊英國」，其結果是兩種生活方式：與舊英國相聯繫的是村民根據自然環境來表達他們的人性，滿足他們的基本的生存欲望，他們製作的東西，如小屋、穀倉、麥堆和馬車，連同他們的人際關係一起，構成了一個與自然環境一致而且是勢所必然的生活環境，以及調整與適應上的一種微妙。與現代都市相聯繫的是現代勞動者、職員、工人只為了他們的安逸而生活，但他們得到安逸時卻不能過上安逸的生活，他們的工作對他們自己毫無意義，只是為了他們的生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從何而來，也看不出他們自己的工作在整個人類計劃中的位置和積極性。利維斯這裡所說的在現代文化的語境中確無新意，素樸的村民生活代表了現代性每天都在摧毀的天真、神話和悠久的傳統，這是華滋華斯《抒情歌謠集》的目標，而現代人的生活狀態早已由從席勒到馬克思的「異化」作了經典性概括。
古今對比指向的是大眾文明，有機社會的文化，比如民歌、民間舞蹈、富有詩意的手工產品，這些東西有序而多變，它們涉及到社會生活中交往禮節，包括那些在記憶達不到的古老經驗指導下的人與自然、與季節月令的變化節奏之間的相互協調。在對美國化的「生活方式」的批判中，利維斯堅決認為，大眾文明並非工業社會的必然產物，而是一種為利潤而不是為使用而組織生產的工業主義的結果，這種利潤動機只關心銷路而不關心質量，批量生產的大眾文明的產品，使人的生活質量和審美趣味急劇下降。比如電影儘管不斷增加創造性的手法和成分，卻始終不是一種真正藝術形式，只能使觀眾在接受催眠的狀態下獲得低廉的感官刺激；廣告更是滋長了人們的無邊欲壑和輕薄的樂觀主義，接受工商機構向他們推銷的人生觀。一個有教養的少數人團體產生的可能性正在受到英國電臺和報紙的破壞，為大眾文明操縱的大眾社會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現代生活的進步的本質是物質水準的上升和精神水準的下降，進步要打引號。
我們當然可以對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作出另一種描述，比如鄉村生活中的赤貧、疾病、愚味，現代生活也不只是毫無意義。但利維斯戀戀不忘秩序井然的田園時代，他堅信傳統文化是人類合作創造出來的最優美的東西，它只有靠文學才提供給我們。概括他的理由，一是文學面對的是有機的全面完整的人，它能夠培養其他學科所不能的人的理智和感覺，它造就的是敏感的感受、準確的反應和具有微妙的綜合能力的智慧，一種既有分析能力又有綜合能力，既有持久性和穩固性又有變化性和靈活性的能力，它所面對的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的人。二是文學有自身的目的，這就是解開生存之謎。科學的重要性僅僅在於它是達到某個目的的手段，文學生動而突出地反映了人類的一些根本問題：做人意味著什麼？人憑什麼活下去？與別人發生有意義的關係意味著什麼？由此傳達了一個民族挑選出來的最好的經驗，表現了有關人類生活的傳統智慧。所以文學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自身，而在於它包孕的傳統和創造性能量。對此，我們不能因其感傷的懷舊而不顧。如果承認人是歷史的具體的存在，承認現代性的理性化和抽象性，那麼利維斯的分析就是有說服力的。現代性是西方理性主義多元因素在特定時空中聚合的產物，有其必然性與正面價值，但並不是具有完美性和理想性，傳統性有與現代性比較、商討的潛力，特別是有關生活的意義問題，現代性就未能提供令人滿意的回答。
為什麼是文學而不是其他什麼成為傳統的保存者、傳遞者？利維斯把問題集中在語言上。語言只有在接近具體事物的真實狀態時才是健康的，不包含實際經驗的語言是一種退化的語言。在"有機社會"死亡之後，從機器到電腦，從肥皂劇到流行音樂，大眾文明的語言抽象而貧乏，與具體的生命經驗毫無關聯。但在文學中，語言仍然表現了生命的感受經驗，保留了語言中最深奧、最優雅的用法，豐富多彩，富有美感，傳統只有在文學語言中才依稀可辨，我們只有在與文學語言密切而微妙的交往中才能體驗到傳統中最好的東西。「我所說的『文化』指的就是對這樣一種語言的使用。」利維斯認為一個社會的語言質量是這個社會中的個人生活水平社會生活質量的最鮮明的標誌，如果一個社會不再重視文學，也就自絕於曾經創造並保持了人類文明精華的推動力。而大眾文明恰恰在汙染著語言，使語言喪失了活力，所以要捍衛莎士比亞強勁有力的語言，使之不受報紙語言的敗壞。
有機體、傳統、道德、最好的價值等等，利維斯自覺繼承阿諾德的傳統。在摧毀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利維斯和他的同志在劍橋大學以《細繹》(「Scrutiny」)為陣地，發起了一場道德與文化的改革運動。這個運動的起點是，為什麼英國文學不僅是一門值得研究的學科，而且是一種最能促進文明的學問？文學與其說是一門學術，不如說是與文學本身休戚相關的傳統價值的體現。因此，儘管利維斯派因其對文學作品的細讀解剖、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文的字句」上而成為「新批評」的前驅，但他們的出發點始終是，文學與更深一層的整個歷史與社會的本質密切相關，批評創造了各種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對價值共通一致的認識，使文學作品引起豐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成熟的、有鑑別力的、道德上嚴肅的反響，用文學把人武裝起來，在一個充斥著粗製濫造、低級庸俗的大眾文化的環境仍能與傳統接觸。這一點，利維斯有強有力的英國傳統的支持，在18世紀末的浪漫主義詩人中，即使像華滋華斯這樣優美寧靜的詩人，也極有興趣地致力於研究並批判當時的社會；在20世紀初，以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著稱的形式主義美學家貝爾、弗萊等人，也頑強地排除藝術中自私的、功利的考慮，以提高整個社會的文明水平。英國文化意義上的「形式」始終是有著深切的內容，「藝術具有一種社會功能」是英國文化批判的中心信條。
從阿諾德到利維斯者不相信現代性擁有「最好的」價值和意義，他們所謂的「有機社會」、「最好的東西」等等都是過去了的。他們當然知道，人類不可能再回到那個黃金時代，但提出這些東西又不僅是為了反抗現代機械社會而製造出的一個神話。事情正像利維斯說的「對舊秩序的緬懷必須主要是促進去走向一個新秩序」。確實，如果一個社會賴以維持和自我論證的只是它自己直接的、當代的經驗，那麼這個社會肯定是貧乏的、脆弱的社會；如果一個人賴以生存的意義之源只是自身經歷和擁有的一切，那麼這個人的生活世界就非常逼窄而空虛。以傳統作為批判的資源，不僅是因為與現代性不同的只有傳統性，也因為只有傳統才能頑強地溝通為現代性斷裂了的人和歷史的連續性。真正的問題倒是，不只是文學藝術中，而且在任何其他的文化載體中，都有那個逝去的有機社會的遺風和殘跡，可以幫助我們建立文化的連續性。從這一點看，利維斯文化批判的基礎是狹窄的。可以為他作出辯護的是，只有在審美經驗中，「過去」才仿佛「現時」一樣面對我們發生作用。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就強調這一點。
文化批判：英國與德國
說到德國哲學不是隨意的。韋勒克在《近代文學批評史》第四卷中認為，阿諾德的批判思想既非新異之論亦無鮮明的自家特色，無非是重複德國歌德、洪堡等人的「修養說」。利維斯也有這個問題。當然，反抗現代性思潮無疑以德國最為沉雄浩大，但是，正如艾愷所說，德、法、英各國批判上的類似並不是由於影響的關係。英國文化批判即使在與德國一致的地方，也有它自己的特質，他們對傳統和有機的強調啟示了現代性的另一種取向。
英國文化批判起源於批判法國大革命的第一位現代保守主義哲學家柏克。柏克反對引發法國革命的啟蒙主義的理性，堅信理論滲入政治實踐帶來的道德和政治的邪惡，堅信社會不能像機械那樣計劃。他強調歷史與自然的同一，人的職責不在於將他們純然抽象出來的秩序強加於自然是在於認識到事物中隱含的秩序，在於對歷史的成長的社區及其種種體制所具有的情緒紐帶。他對英國感到滿意：「我們怕的是每個人單只是依靠自己個人的理性儲存而生活與交流，因為我們認為這種每個個人的儲存是微少的，如果他們能夠利用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的總的庫存和資產的話。他們就會做得更好。我們的許多思想家不是去破除那些普遍的偏見，而是運用他們的智巧要發現貫徹其中的潛存的智慧。」社會確實是一種契約,但國家卻不像為了一些諸如胡椒、布匹或菸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無關重要的暫時利益而締結的合夥協定，而是全部經驗和傳統的凝結，它不僅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合夥關係，而且也是活著的人、已經死了的人和將會出世的人們之間的一種合夥關係。從柏克的思路看來，不但大革命的政治理念是人為的構造，人的構造能力的膨脹本身就是現代性的神話。所以在對大革命的批判中，柏克已經提出了英國文化批判的基礎：「有機」的生長與「機械」的製造的對立。
這種保守主義其實是一種浪漫主義，但由此引發的現代性批判與德國不同。最主要的是歷史情境的差異，對英國來說，現代性的原則和歷史展開並不是外來成分，現代變遷並不引起認同危機，他們沒有因此而導致民族情緒的強化和災變；批判之聲迴蕩在維多利亞的黃金盛世一一沒有德國式的國破家亡的「衰世之音」，而是面對現代性中人的困境所作的文化調整和審美矯正。而它之所以沒有造成如德國浪漫派那樣的對市民社會的戕害，理論上的原因是柏克的保守主義始終是它的底色和基調，有機和諧的始終是他們的理想。當現代性蝕解了傳統的有機性時，他們發現，審美文化所具有的豐富意義和共通感可以幫助彌合社會裂縫，修復社會整體。阿諾德、利維斯們具有清醒的界限意識，他們只是立足於文化教育，試圖從少數人開始，逐步培養公眾良好的趣味和社會各階級的情感聯繫，使人成為更好的人。與阿諾德同時的摩利斯就說過：「我們要的是儘可能使我們的教育成為我們與受教育的人們之間的一種交流綢帶。」20世紀的桑普生則認為：「如果剝奪工人階級子女分享非物質財富的權利，那麼，他們很快就會以威脅手段要求實行物質共產主義。」伊格爾頓把英國批判傳統的社會追求概括為：「如果不拋出幾本小說給群眾，他們也許就會築起街壘以示回敬。」在這些方面，他們的成就是確定的。阿諾德第一個主張廢除以學校考試成績為政府津貼標準的陋習，第一個提倡強迫性普及教育，對英國的中小學教育貢獻極大；而當利維斯最後一次離開米爾巷時（他在劍橋大學的辦公地），用英國學者斯坦納的說法，英國情感歷史中的一個時代便結束了。英國文學成為大學的一門學科，以喬叟、莎士比亞、瓊森、詹姆斯一世時期的作家、玄學派作家、班揚、蒲伯、塞繆爾、詹森、布萊克、華滋華斯、濟慈、奧斯丁、喬治·艾略特、霍普·金斯、亨利·詹姆斯、約瑟夫·康拉德、T S 艾略特、勞倫斯等為主線的英國文學版圖的繪製等，都要歸功於利維斯。「一個文學批評家在改變他所處時代的精神趨向方面竟能發揮如此重大的作用，竟能以自己的理論堅毅步伐大大推動文學鑑賞力的發展，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注目的事實。」它表明，現代人良好的鑑賞力必須汲取政治-經濟的現代性之外的資源，而在大眾政治-經濟完成了現代性轉換的過程中，傳統將主要在文化/審美之維生生不息。
英國文化批判是比較純粹的現代性的文化批判、審美批判，它只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在強有力的民主體制的平衡下，他們彌補了現代文化的抽象性和機械性，維護了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審美特性和道德價值。他們也有自己的抽象性，柏克反駁19世紀的騷動與混亂的初兆的憑藉是18世紀相對穩定的社會文化狀態，這一穩定到阿諾德時代已不復存在，但強調秩序以抵制一切的個人主義的文化觀念，強調人能通過教養而逐漸完美的觀念的理想高調，卻使這種文化批判不會干擾日常生活，不會走向專制政治。英國批判家們不像德國的文化批判那樣發現並加深、擴大社會衝突，顛覆現狀的革命意識與他們無緣，他們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設性的，心理建設，情感建設。連把文明與自然對立起來、想在文學中建立一個"新的人類世界"的激進作家勞倫斯，也認為「人自由的時候是當他生活在充滿生機的祖國之時，而不是在他漂泊漫遊之時。」而在德國，浪漫的批判意識總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向政治行動推演，對現代異化的文化抗議很容易導向對個人權利和民主體制的遏制。
英國文化批判鮮明特點是其過分強烈的精英意識，其重要內容之一，是對下層群眾的耽憂。阿諾德稱工人為「皮的巨人」：「人數極多，又原始粗野。沒有確定的秩序和安全，我們的這個社會根本就無法生存和發展；隨著秩序感和安全感的消失，對我們的威脅通常也就開始了。」然而他們的精英主義一方面主要體現在文化生活和審美趣味上，另一方面他們熱情滿懷地要教化公眾，化解社會矛盾和危機。我們當然可以提問精英們有什麼權利教育大眾，但在具有較多民粹色彩的德法文化批判中，民眾卻甚少從以他們之名採取的行動中受益。從而，在一般意義上指責文化批判的精英意識是沒有意義的。
現代性的文化批判是現代性的必然產物，無情批判本身是現代性自我完成的要素之一。是按照人道的和審美原則還是根據理性化的、消費邏輯建設現代文化，是現代性內在的矛盾。如果說文化的現代性就是反抗現代性，那麼它與現代啟蒙並不對立，而是廣義上的啟蒙內含之一。這決不能用"中國現代化尚未完成現代性"、"文化批判是革命意識的殘餘"之類似是而非之論來取消。一個健全的現代化運動必然伴之以反抗現代性的思想文化，現代性的文化批判在中國還未真正開始，在這種背景下，不但是英國的文化批判，就是似乎過火的德法文化批判也迫切需要我們作同情的了解。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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