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非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ID：eeobook）
一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提起過，俄羅斯帝國的做派非常古典主義，與其說它是一個近代民族帝國（民族在帝國政治中佔有一定分量），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階級國家。帝國慷慨的給予了被徵服者以帝國主體人群所無法享受到的政治與經濟好處（部分政治自治權利與自由），而承擔帝國代價的普通俄羅斯人則際遇不佳。而這其實是古典帝國的常態。
在這個帝國內，俄羅斯人和其他民族之間存在一定的政治與社會隔離，最典型的就是波蘭和芬蘭兩地。波蘭自1815年後成立所謂波蘭王國，以沙皇為國王，但有自己的憲法和王國議會。芬蘭則是芬蘭公國，也有自己的議會，實行高度自治。這種隔離自然是對被徵服者的一種綏靖，而這種綏靖的效果則因地而異，對波蘭的效果不明顯，對芬蘭則較佳。
波蘭是東歐大國、歐洲之門，歷史悠久，頗多輝煌。在法國大革命中，波蘭與法國攜手，從此結下淵源，外有潛在強援，心氣自然也高。一開始，波蘭貴族確實對俄羅斯給予他們的高度自治心懷感激，而且當時亞歷山大一世曾有諾在先，會把原來佔領的波蘭部分領土（這包括了立陶宛和部分烏克蘭）還給波蘭王國。但這承諾並未實現。波蘭人逐漸失望，於是心懷憤懣。1830年，在當時席捲西歐的政治風潮的影響下，波蘭激進分子發動了起義，而波蘭議會則宣布與帝國決裂。於是俄羅斯鐵騎滾滾而來。到最後，雖然波蘭王國作為一個行政單位仍然被保留，但原有的政治體制卻被一掃而空。
《俄羅斯史》
（美）梁贊諾夫斯基 、 斯坦伯格 / 著
楊燁 、 卿文輝 、 王毅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在這之後，帝國就陷入了一個僵局——更多的鎮壓只會點燃更多波蘭人的愛國主義情緒，但做出讓步也只會鼓勵波蘭人提出更多的要求（血腥鎮壓後的政治和解就是這麼困難）。亞歷山大二世在進行了政治與社會改革之後，將大部分自治權又還給了波蘭，以期緩和俄波關係。這確實吸引了部分中間派，但是在1863年，一部分革命家還是發動了遊擊暴動。俄帝國在費力鎮壓這場暴動之後，就再也沒有對波蘭假以顏色了。前來鎮壓的將軍穆拉維約夫在波蘭遍立絞架，斯拉夫派人士亞歷山大·科舍廖夫為此大讚道：「穆拉維約夫是多麼傑出的人物啊！多麼厲害的拳頭！他處決人、吊死人……上帝保佑他的健康。」
「波蘭王國」的名義雖在，卻被轉化成了帝國的一個邊區，實施嚴格的審查制度與治安控制。波蘭語被限制使用（1878年，居裡夫人被學校巡視員要求用俄語背誦祈禱詞和列舉所有俄國王室成員姓名），天主教會被嚴格控制，學校被關閉。於是波蘭人始終與俄羅斯離心離德，只待東風而已。
芬蘭的情況則很不一樣。芬蘭原屬於瑞典王國，其貴族勢力遠遠沒有波蘭那麼強大（比如說十八世紀晚期時波蘭貴族佔人口總比例的近百分之十，「貴族民主」向來聞名，而芬蘭只有百分之一點五），且芬蘭在瑞典王國內部也屬於邊區，在政治（外來的瑞典人多佔據顯要位置）、經濟（芬蘭很窮）、社會和文化（芬蘭語被壓制）方面都屬弱勢。因此，當瑞典在同俄羅斯的爭霸戰落敗，被迫將芬蘭兩次割讓給俄國時，很難說芬蘭有什麼同仇敵愾的心理。而俄國徵服者對芬蘭則相當溫和，允許他們高度自治（沒有芬蘭議會的批准，任何一項涉及芬蘭內部事務的法律都不會被實施，芬蘭政府也不隸屬於帝國中央政府，芬蘭還有自己的貨幣、預算和稅收體系），將以前佔領的芬蘭領土還給了芬蘭，又向芬蘭人開放俄羅斯政府部門的席位。亞歷山大一世在1810年寫信給芬蘭總督費比恩·施泰因海爾說：「我的意圖是讓那個國家的人民在政治上站立起來，這樣他們就不會認為自己是被俄羅斯徵服的，而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利益加入到其中。」他確實牢牢的抓住了芬蘭人的人心。
芬蘭對帝國的忠誠在兩個事件中有完美的表現——在1830年、1863年兩次波蘭起義中，芬蘭都無動於衷，不予配合；1853年，俄帝國同英、法之間爆發了克裡米亞戰爭，當英國艦隊於1854年到達波羅的海沿岸的時，芬蘭社會總體來看相當擁護帝國。
同一種綏靖/隔離政策，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實施的效果不一樣，自然是有理由的。波蘭有悠久的國家傳統，有強大的貴族社會，而芬蘭在併入俄羅斯帝國之前不過是瑞典的窮苦邊地。波蘭人面對俄羅斯人有優越感（在吞併波蘭的三國中，波蘭人反抗俄羅斯最烈），而芬蘭人無；俄羅斯帝國獲得兩地的方式也不一樣——波蘭是被強攻下來的，而芬蘭則得自瑞典的轉讓。對芬蘭人而言，合併到帝國之中，只不過是保護人的更替而已，且在更替的過程中獲得了地位的上升。
二
俄羅斯帝國的隔離/綏靖政策在1830年以後開始發生變化。尼古拉一世認為，波蘭1830年的起義是背叛，是對羅曼諾夫王朝的攻擊，因此在鎮壓了波蘭起義之後，取消了它的行政自治，將之行省化（與之相伴的是，帝國也加強了對立陶宛和烏克蘭等地的行政控制）。但是，波蘭的宗教、文化和語言領域並沒有被觸及。尼古拉還鼓勵波蘭的貴族到中央政府任職，到19世紀50年代，波蘭人在中央政府官員中的比例還達到了6%。
《亞歷山大二世：最後的偉大沙皇》
（俄）愛德華·拉津斯基 / 著
周鏡 /譯
新世紀出版社
2017年10月
但是，帝國民族政策的大轉折點則是波蘭人再次起義的1863年，俄羅斯開始加快帝國境內民族地區的行政一體化（1860年代從外高加索地區開始，1880年代到1890年代蔓延到了波羅的海各省份和芬蘭），並強制推行俄語及東正教教育(這包括取消屬下各民族的語言、文化課程，限制其出版)，甚至由政府出面組織俄羅斯移民，以便加強民族地區的俄羅斯因素。
在波蘭，是所謂的波蘭綜合症。1863年後，帝國政府覺得波蘭人之所以反抗，是因為帝國過去太「自由主義」了，波蘭人「畏威而不懷德」。在死刑與流放之外，要將波蘭納入國家統一行政體系之中（所謂「廢國建省」），更要徹底消除波蘭人的文化特徵。為了削弱波蘭貴族對社會的控制，帝國在波蘭地區進行的農奴制改革要認真的多，相對於俄羅斯人，波蘭農民獲得的份地更多，付款更少（問題在於，對天主教的打壓也同時疏遠了農民）。
鄰近波蘭的西部各省（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右岸地區）在歷史上同波蘭關聯較深，有大量波蘭人居住在這裡。帝國的政策是「迫使無法調和的仇視俄羅斯的人」離開這裡，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俄羅斯地主，同時「使其他的波蘭人」成為「安靜的公民」。俄國政府也以地產和特權吸引大批俄羅斯官員和教師到各省任職，替換本地的天主教徒官員和教師，於是本地官員只能位居卑職，各學校的本地教師數量急劇下降，只居少數。白俄羅斯人、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也被看成是要去波蘭化的對象（被認為是俄羅斯人之一支），語言被禁止使用，天主教徒被強制改宗。1876年，俄國政府幾乎完全禁止了烏克蘭語出版物。
波羅的海地區也受到了波蘭人的牽連，這個地方盛行的是貴族共和與日耳曼城市自治制度，在波蘭起義後，該地的德意志貴族特權也逐漸受到了斯拉夫主義者的攻擊，他們認為波蘭的反叛就是地方獨立性過盛造成的，為防微杜漸，也應該處理他們。當然，亞歷山大二世本人還牢記與德意志貴族的合作情誼，但是斯拉夫主義者的影響力確實在與日俱增。到了1880年代，帝國開始加強對波羅的海諸省政治、教育、宗教與文化的監管，目的就是：逐漸清除德意志貴族的特權，消除地方特殊性（當然，鑑於帝國與德意志貴族的傳統合作關係，這一動作是非常柔和的，也有反覆）。
芬蘭當然也沒有逃過這次浪潮。芬蘭人雖然主張自己是半獨立的公國，而不是帝國的行省。但到了1890年代，帝國仍然開始著手削減芬蘭的自治權——解散芬蘭的軍隊，將芬蘭人送至俄羅斯軍隊中服役，讓俄語逐步成為芬蘭政府的公務語言。到了1910年沙皇政府更頒布法令，規定帝國政府可以對芬蘭內部事務立法，取消芬蘭人的立法否決權。
此外，在俄羅斯帝國的南部和東部地區，俄國政府也實施了有限的俄羅斯化政策，強制俄語教學，鼓勵移民。大致而言，同化政策在帝國西部施行最力，在南部、東部則稍和緩。
當然，在這個俄羅斯一體化的浪潮中，唯一的例外是猶太人。猶太人是在18世紀的帝國大擴張中被納入俄國的。1897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他們佔帝國人口的4%（約519萬，佔世界猶太人總人口的49%）。在19世紀晚期之前，帝國對猶太人的態度還是比較溫和的，同整個歐洲的解放政策相一致。但到了1881年，由於亞歷山大二世刺殺事件有一位猶太女子參與者，反猶太運動彷佛突然間打開了閘門，在烏克蘭和波蘭都出現了對猶太人的燒殺擄掠，從此屠殺與排猶就周期性發生。在其他地方，俄羅斯努力同化，但對待猶太人，政府的態度日益呈現排斥色彩，猶太人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都被局限在小範圍內，乃至遭到驅逐，1881年到1914年，共有198萬猶太人「自願」離開俄國。
三
為什麼政策在1860年代之後突然發生大收縮？原因似乎在於，在這段時期內，俄羅斯人經歷了一場重新發現俄羅斯的歷史歷程。
尼古拉一世（1796—1855）統治時期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時期，即使是羅曼諾夫王朝的吹鼓手，右翼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波戈金也忍不住抱怨道：「（政府強加給俄羅斯）一種墳墓中才有的、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腐爛發臭的寂靜。」克裡米亞戰爭的失敗代表了這個反動時期的終結，也代表著一個大變革時代的開始。
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二世（1818－1881），在即位之始就宣告要進行改革。他的改革措施包括解放農奴（1861）、建立地方自治體系（1864）、司法獨立（1864）、兵役制改革（1874），以及教育與審查方面的逐漸放開。這些改革的後果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貴族的衰落，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工人群體擴大了，在俄羅斯第一次出現了所謂的公共領域。如果以前的俄國是一個階級專制國家的話，那麼帝國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需要得到社會的配合。
《歐洲之門》
（美） 浦洛基 / 著
曾毅 /譯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2019年3月
弔詭的是，一個相對之前更自由、更獨立的俄羅斯整體社會的出現，同時也導致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甦醒。如果說帝國在之前不屬於俄羅斯人的話，現在他們似乎想成為帝國的主人了。麥可·曼在《民主的陰暗面》中說，種族屠殺多由民主化而來。當一個社會進入大眾政治時代後，社會得以組織，而政府由於有了提供社會福利的職責而成為大眾爭搶之物，當能力與利益刺激都具備的時候，民族主義乃至民族壓迫就隨之而至。用在俄羅斯帝國身上，這個邏輯似乎也說得通。
在當時的俄羅斯人中間，無論是斯拉夫主義者，還是先前的許多自由主義者（又被稱為anglophile，西化派），對帝國（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文化上的）一統都持有相當的認同。所謂斯拉夫主義，原來不過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文學派別，對俄羅斯的歷史、文化有相當浪漫的想像，後來又演變出某種有機論民族主義思想。我個人認為，斯拉夫主義可以被看成是俄羅斯人對「被殖民」的一種反抗，但頗有荊軻刺孔子的意思。對斯拉夫主義者來說，生活在帝國西部的諸斯拉夫分支族群，被西方文化與價值觀侵染太深，有待矯正。比如波蘭人同屬於斯拉夫種族，但信奉的是天主教，這讓把自豪建立在「斯拉夫種族性/東正教」基礎上的斯拉夫主義者感到特別尷尬。而波羅的海的德意志成分則被看成是這片斯拉夫土地上的文化異己成分，需要排除。
有些自由主義者愛自己的自由，但不愛別人的自由。米哈依爾·卡特科夫（1818-1887）是一位著名的新聞人，主編《俄羅斯信使》雜誌和《莫斯科新聞》報，持自由主義觀點。在亞歷山大二世執政後，報禁放開，教育稍馳，閱讀公眾和新聞媒體一起快速增長起來，這讓卡特科夫的影響力一時無人能敵。面對1863年的波蘭起義，他發表評論，號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鎮壓起義。因為他認為，一個獨立的波蘭始終會給俄羅斯的民族建設帶來挑戰，兩者牽涉太深，兩者的並存將會撕裂這塊大地上的眾多心靈。卡特科夫把帝國的多元成分看成是封建遺蹟，是需要在現代化過程中掃除的對象（在某些情況下確實也是如此，比如德意志貴族對波羅的海省份社會的控制），所以他催促俄國政府儘快向西方國家學習，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體制——這意味著標準化的官僚與司法體制，國家控制的單一教育體制，削減地方與等級特權。
政府對這種民族話語持相當矛盾的態度。一方面這些話語為帝國的鎮壓政策做了背書，另一方面這些話語也突破了傳統的王朝忠誠範疇，讓帝國為「民族」服務。
如果說這些民間人士的打算是爭奪對國家利益的定義權、突破輿論空間的話，他們確實在俄羅斯帝國內部掀起了一股持久不息的民族主義思想浪潮。彼得堡既貪圖它為帝國帶來的民意支持，又尷尬的發現自己有時被它推著走。無論如何，帝國政府都發現，自己要被迫走入凡間，選擇意識形態光譜中的一端，以此來團結大眾，獲得新社會精英的認可和配合。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輿論對波羅的海的日耳曼社會頗多指責，認為他們不服王化，而帝國政府仍然珍視與德意志貴族的合作關係。亞歷山大二世有一次頗為惱火的發話：「不要管波羅的海那邊的人，他們從來沒有給我惹什麼麻煩。」但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三世還是忽視了父親的意見。
四
當亞歷山大二世1881年死於革命黨的暗殺之後，其子亞歷山大三世繼承了帝位。儘管從血統上來說，他是一位德意志人，卻長的像一位十足的俄國農夫。他被認為是第一位信奉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沙皇。他的導師是著名的保守主義者波別多諾斯採夫（1827-1907），對專制制度與東正教有非同尋常的熱愛(他認為東正教是道德膠水，將人民與沙皇粘在一起）。他們認為，為了在新的時代維護專制制度，舊有的帝國多元實踐就不再適用，用東正教與俄國語言、文化來俄羅斯化其他人，就是必然之舉。
當然，帝國在面臨危機時，尋找一種普世宗教為自己加持，並不是什麼稀罕事。長久以來，伊斯蘭教都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黏合劑之一，讓中東諸族群向奧斯曼稱臣。但是，東正教是無法達到沙皇的期望的。英國歷史學家多米尼克·利芬敏銳的指出，在俄羅斯，東正教根本就不是一種普世宗教，缺乏相應的感召力。金雁也曾辛辣的寫道，「很多人都提到東正教是俄羅斯文化之魂，然而只講『官方東正教』，它差不多就是『死魂靈』」。俄羅斯在十七世紀中期發生的宗教改革，同西歐的同類事物性質幾乎截然相反，「基督教的劍被屈辱性地與羅馬帝王的劍混合在一起，教會成為國家的武器」。而東正教也因此發生了分裂——受國家控制供養、活力全無的官方教會，以及「持不同政見」、被迫害、四處躲藏的舊禮儀派。這樣，由於俄羅斯東正教自身合法性的缺失，導致它的受眾狹隘，無法成為國家的連接器。
在其他方面，沙皇與大臣所寄予厚望的俄羅斯化也難孚重任。雖然俄羅斯的文化在十九世紀明顯進入一個黃金時代，託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賓、鮑羅廷等偉大的作家、畫家和音樂巨匠層出不窮，他們所創造的偉大文化也許有著吸引其他小族群的潛能，但是由於國家和知識分子之間明顯的惡劣關係和深刻對立，這條路也是走不通的。對帝國內的其他族群來說，成為俄羅斯人在經濟和社會層面顯然也不是一個較好的選擇。前文中也提到，在相當時間內，在很多領域（比方說兵役與稅賦），俄羅斯人整體在帝國中都處於較不利的地位。而在另外一些領域（比如大學、省自治局和律師協會），十九世紀末期的帝國又在相當程度上排斥一部分外族精英的進入，阻遏其社會流動（最顯著的就是針對猶太人的限額制）。這個角度講，政府所提供的同化選項，對於帝國邊緣的很多人來說，並不是像在美國「大熔爐」所發生的那種打破隔離、消除歧視的正向社會平等運動，而是強迫認同而不付出任何好處。正因為如此，有些研究者將這種看似矛盾的政策命名為「非同化的俄羅斯化」。
當然，這種俄羅斯化的效果也因各地的形勢不同而有變化。在波蘭和芬蘭，俄羅斯化從一開始就遭到很大的抵抗。波蘭的文化種子在奧屬和普屬波蘭得到了保存。19世紀末，沙皇政府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政策見效甚微。1898年，華沙總督伊梅列金斯基在奏章中特別強調：「從教學的角度來看，保持這種方式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渺茫的俄羅斯化趨勢不夠順利的話，以政治上的必須性來證明它的正確性同樣也是很困難的。」 1905年，波蘭人再次乘革命而起，工人、學生和農民都在抵制俄國的統治。在芬蘭，1898年，俄國將軍鮑勃裡科夫被任命為芬蘭總督，他大力推行俄羅斯化政策，1904年他就被暗殺（向來忠順和平的芬蘭人也開始了政治謀殺，這對皇帝來說真是駭人聽聞的事）；第二年（1905年），一向忠貞的芬蘭人也加入了革命洪流。
在波羅的海，情況稍有不同。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曾在相當程度上歡迎行政上的俄羅斯化，因為他們把這個看成是擺脫德意志貴族專權的契機。在19 世紀 60 年代愛沙尼亞農民就向沙皇請過願，希望在行政管理上謀求向俄羅斯看齊，包括引入（當時自由主義改革時期的）俄國的司法改革和建立地方自治機構，他們也歡迎在愛沙尼亞的學校中把俄語作為重要的外語，以取代德語的位置。到了1897年，愛沙尼亞人在本地官僚中的比例已經從1871年的百分之二上漲到50%。但是這種對俄羅斯化的歡迎很顯然是技術性和策略性的，旨在「以夷治夷」。隨著俄羅斯化的進一步深入，沙皇政府的集權性質與反自由的態度就自然「疏離了在那個世紀初期還很消極順從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人，並重新燃起了立陶宛的憤恨。」在1905年革命中，本地的農民和工人既攻擊德意志地主，也攻擊俄羅斯士兵。
在烏克蘭，帝國的目的是排除波蘭的影響，這點受到本地烏克蘭人的極大歡迎。但是很快就「肅反擴大化」了，政府將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看成是波蘭人的煽動導致，是波蘭的代言人，要嚴加鎮壓。老實說，這點毫無根據。烏克蘭知識分子的興趣和訴求一開始主要在文化領域，沒有誰主張過分離主義，也沒有親波蘭的傾向（因為本土烏克蘭人同波蘭人恰恰是相互敵視的）。帝國的強制政策讓這些人日益激進化。到了1905年，第一個主張烏克蘭獨立的政黨出現。雖然烏克蘭人的激進程度相比其他民族並不高，但考慮到本地社會的領導權並不在烏克蘭人手中（地主是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市民是德意志人、猶太人和俄羅斯人），還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可以看出，俄羅斯化政策並沒有做到一統俄羅斯和烏克蘭人。
19世紀末，在巴什基爾和韃靼農民中也發生了反俄運動，他們搗毀俄國在本地的行政機關，並阻止自己的子弟進入俄語班級接受教育。
到了1905年革命之後，帝國政府日益認識到，俄羅斯化不過是徒勞無功。1905年4月，政府頒布了一項容忍法令，在確認東正教主要地位的同時，廢除了對非東正教的歧視。大多數針對非俄語言的禁令被取消。10月，政府發布了一項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宣言，允許國內各族群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和集會。之後，政府再也沒有動過俄羅斯化的念頭。
亞歷山大三世在臨終前不久，同自己的親信交談，他說：「我覺得俄國的事情有點兒不對頭。」親信回答道：「我看到這個國家就像一個巨大的發酵罐，大家都手持錘子圍著它。一旦它出現哪怕是一小條裂縫，他們就趕緊把它釘牢。但是終有一天裡面的氣體將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無法再將它釘住。」沙皇以呻吟做答。
五
俄羅斯化政策除了引發地方不滿與分離主義的種子之外，還有一個意外後果。愛丁堡大學的莉蓮安娜·莉佳教授在研究布爾什維克構成時，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布爾什維克初期的高層領導（1917-1923年間蘇維埃中央委員會成員共93人）中有很強的少數民族色彩——猶太人、拉脫維亞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波蘭人和其他人構成了其近六成，俄羅斯人卻是少數派。
如果不算族緣，而看籍貫的話，莉蓮安娜·莉佳發現，只有四分之一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出身於帝國核心區域，其他人都來自邊疆地區。如果看職業，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多半是工人、農民出身，中產階級出身的布爾什維克則多半是外族人。她不禁自問：過去我們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看成是一場主要由俄羅斯知識分子領導的反對專制政府的階級革命，這個看法是否全然成立呢？
俄國的社會史學家米羅諾夫也有相似的觀察，他把1907年至191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7000名最積極的革命者的民族情況進行了統計，將該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與在革命者中的比例做了一個對比，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如果說俄羅斯人的革命積極性是1的話，那麼拉脫維亞人比俄羅斯人高7倍，猶太人高3倍，波蘭人高2倍，亞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高1倍。米羅諾夫也指出，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前，革命者還多半是俄羅斯人，這是因為俄羅斯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比非俄羅斯人低，但是之後就發生了根本逆轉，原來對當局表現忠誠的各民族（波蘭人除外），開始成為革命的頭號主力。
當然，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口號和內容確實是一場階級革命，但革命的目標和動員機制完全可以不一樣。一開始誰更容易相信布希爾維克主義，投身革命呢？莉佳指出，正是俄國十九世紀末期的邊疆政策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添磚加瓦——簡單的說，帝國的邊疆政策創造了一大批失根的人。他們接受俄化教育，脫離本土族群，但又在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受到排斥，無法融入帝國。於是他們與同樣承受帝國代價的俄羅斯工農階級合作，加入超民族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發動激進革命。
莉佳做了一張表，顯示了帝國末期政府排斥和擁抱的對象：
排斥/壓制
融合/綏靖
團體
成員
團體
成員
城市集團
知識分子
俄羅斯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波蘭人、韃靼人（亞塞拜然人）、烏克蘭人
城市貴族
自由專業人士
猶太人、波蘭人、亞美尼亞人、烏克蘭人、韃靼人（亞塞拜然人）、喬治亞人、俄羅斯人
領政府執照的城市專業人士
城市下層階級
猶太人、所有民族的農民工
帝國政府中的貴族
政府公務員
巴爾幹的德意志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喬治亞和波蘭服役貴族、猶太銀行家、中低等級的烏克蘭人，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
城市大資本家
猶太中上階級，俄羅斯人，亞美尼亞和韃靼商人，波羅的海的德意志資本家，希臘人
農村集團
土地貴族/精英
波蘭人，一些立陶宛人，喬治亞的中小貴族，一些俄羅斯人，所有的猶太人
農民
波蘭人，烏克蘭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
農村牧師
波蘭人和立陶宛人
德意志殖民者
農村非俄資本家
波蘭人和猶太人
農村牧師
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
1864年至1914年間俄國的排斥/融合策略
莉佳指出，布爾什維克主要出自左上方被帝國政府排斥/壓制的集團中。這種社會機制部分是如此形成的：十九世紀中晚期發生的農民解放、工業化和城市化運動促進了城市和農村中中等階層的形成。在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很多少數族群普通成員得以實現人身自由和社會流動，許多新發達的父母將自己的子弟送到俄化的學校就讀，指望他們出人頭地。但是，這些接受了俄化教育的少數族群中產階級下層人士發現，自己儘管在文化上同化於俄羅斯社會，但在政治和社會上仍然處於被排斥的邊緣位置。因為帝國一方面希望能夠造就一個同質性的俄羅斯帝國人民，但在實踐上仍然偏愛某些特殊群體，根本無法一視同仁。這些新人也無法回到地方，因為在邊疆地區，帝國更喜歡任用俄羅斯人為官，也並不設置省議會，這樣，這些新精英在地方政治中就無處容身（且由於俄化，他們同本土族群已經失去聯繫）。由於這種兩頭不靠，這些少數族群的新精英就日益激進化，他們同在俄國生活中受到最沉重壓迫的俄羅斯下等階級聯手，採用超民族的階級鬥爭話語，反抗帝國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猶太人成為社會主義者最好理解，作為被排斥者的他們，急需尋找一個種族中立的社會世界。接受高等教育的猶太人更是如此，因為這些「非猶太的猶太人」被視作與俄羅斯中產階級爭奪工作的最有力人士，帝國政府出臺措施限制他們在法律、醫學等傳統「猶太」行業中的發展。
在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中，最出名的一位就是託洛茨基。他的父親是遷離猶太人傳統聚居區前往烏克蘭南部墾荒的富農，他們家幾乎沒有什麼猶太色彩，託洛茨基本人出生於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晚期（1879年），小時候只接受過幾個月的猶太傳統教育（他本人極度不喜這段經歷），他的教育啟蒙是由一位因為政治過失被禁止上大學的城市中產階級（新聞人、會計和出版家）兼自由主義者叔叔完成的。因為烏克蘭南部是一個多族群混合的邊疆地區，他所在的中學頗有世界主義的味道，他同時通曉義大利語、德語和法語。他是在高中的最後時光受同儕影響才激進化的。
如果說託洛茨基（與他相似的也有加米涅夫等人）的個人經歷只能說明他是一位「非猶太的猶太人」的話。那麼其他人的遭遇就更能說明問題，季諾維也夫則是因為帝國的大學配額政策，在貴族中學就讀完之後只能選擇國外留學。烏裡茨基則獲得了法律學位，但由於政府限制無法進入律師行業。當然，這些猶太革命者加入革命還是各有各的理由，但他們的俄化出身使他們缺乏民族文化的歸屬，容易被普世主義意識形態吸引，而布爾什維克吸引力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不分族群出身的接納性（猶太人布爾什維克多同俄羅斯人通婚）。
《先知三部曲》
（波）伊薩克•多伊徹 / 著
王國龍 、 周任辛 、 施用勤等 /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3年2月
同猶太人一樣，拉脫維亞和南高加索的革命者也不成比例的參加了革命。拉脫維亞人加入革命的機制似乎比猶太人要複雜。拉脫維亞本身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原先德意志人主導著該地社會，有相當的拉脫維亞上層階級依附於他們。相當多的拉脫維亞人歡迎俄化政策，以掙脫德意志人對該地的控制，但帝國的高壓集權與反自由的態度也讓他們不適。同時，拉脫維亞人內部也有很嚴重的階級分裂（民族主義派別通常代表中上層，在1905年革命中支持帝國政府對拉脫維亞農民進行懲罰性的軍事遠徵）。而裡加（拉脫維亞首都）又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在此過程中，民族隔離程度很低）。由於這種多重斷裂，導致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一直是該地最大的政治派別。在六位拉脫維亞籍中央委員中，兩人是鄉村知識分子，兩人是產業工人，而這兩個階層、團體都是政府疑忌與防範的對象（雖然從俄化的角度來說，這兩個集團同地方民族主義保持了相當距離，從而是「親」帝國的）。
南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中有4人是喬治亞人，4人是亞美尼亞人，剩下一個是亞塞拜然人。喬治亞革命者多半（四分之三）是沒落的農村小貴族出身，除史達林外，其他人都進入城市接受了俄化的職業教育，畢業後都成為專業人士。問題在於，這個群體基本上被排除在地方政府之外。因為在南高加索，本地經濟掌握在亞美尼亞商人手中，帝國則偏愛亞美尼亞商人，在城市杜馬、民事官僚機構的人選上都偏向於他們。所以，反資本主義與反沙皇政府，成為這些人的共同主張。亞美尼亞革命者多半是中下層中產階級，他們也是這一帝國偏愛策略的受害者。
至於亞塞拜然人納裡曼諾夫則是穆斯林新知識分子。他是小商人之子，15歲時進入本地的教師學院就讀。這種學院本身既是俄羅斯化的工具（目的為本地政府培養公務員），同時其課程本身也帶有相當的「進步」色彩。但是，當他畢業成為教師與文學家之後，他馬上遭遇沙皇政府的監視與審查制度，這讓他激進化了。因為沙皇政府雖然企圖將傳統社會至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卻更不信任改革派穆斯林。在亞塞拜然，帝國創造了一個新的精英階層：一個世俗的、進步的、半俄羅斯化的亞塞拜然知識分子，但隨後又通過各種行政限制將他們排除在政治社會之外。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某種「邊疆因素」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裡起作用。當然，個人成為布爾什維克也有其他的一些理由和起作用的社會因素。但是莉佳的結論——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奠基在族群網絡和經驗之上的普世主義階級運動——是有道理的。少數族群布爾什維克通過階級認同，跨越了族籍所帶來的不利。布爾什維克主義，則代表了一個「更好的帝國」。知識分子們致力於一個世俗的、非民族的、普世的、在地緣政治上穩定的多元國家，以反對那個在道德上萎縮、不寬容，在地緣政治上也不穩定、追求「俄羅斯化」的沙俄國家。從這個角度講，布爾什維克主義其實並沒有它看起來的那麼富有革命性，在某種程度上倒是跟俄羅斯帝國的老傳統相互呼應（只不過階級合作發生了顛倒）。
六
列寧曾將沙俄稱作「各族人民的監獄」，有人望文生義，認為俄羅斯帝國是一個俄羅斯人享受特權、其他各族飽受壓榨的國度。以上回顧俄羅斯歷史，對兩件事加以了說明：1，這個監獄的獄卒並不是俄羅斯人。勿寧說，俄羅斯人自己也是這個大監獄的囚犯。在十九世紀中晚期之前，中下等級的俄羅斯人承受著帝國的最大代價。而中晚期之後，也很難說俄羅斯人就已經成為了當之無愧的「帝國民族」了。正因如此，在俄國革命後，帝國轉型為一個民族聯邦（至少一開始是如此），就沒有遇到俄羅斯人的反對。以後在蘇聯解體的時候，又再度發生了俄羅斯人拋棄蘇聯的現象。可以看作是這一歷史現象的註腳；2，在沒有「帝國民族」的情況下，晚期帝國所採用的同化政策完全沒有起到它想要起到的那種統合作用。歷史表明，波別多諾採夫式的「專制制度、東正教與俄羅斯民族性」並不是維繫帝國的好方式，反而把它往絕路上狠推了一把。原先帝國所採用的是非常古典的政治與社會隔離策略，倒還起到了綏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