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伊斯蘭世界黯然失色，變成了現在生活著的人類的地獄或煉獄，我們委婉地稱之為「第三世界」。說它黯然失色，是因為從前它在世界上享有的地位無疑比現在要高得多。這一衰退，假如說或多或少姍姍來遲，卻是確定無疑的。
伊斯蘭世界因此在19世紀陷於恥辱境地，罹受各種痛苦與災難，而後是各地區普遍為外來勢力所控制。此類事實眾所周知。只有土耳其逃過了這一命運，它在穆斯塔法·凱末爾帕夏(MustaphaKemalPacha,1920~1938年）的領導下，在災難降臨之際，做出了勇敢的、出色的反應。這一事件為後來民族的反應和民族勝利提供了一個實例。
現在，伊斯蘭的解放接近於全部完成。不過，儘管獲得了解放，確保獨立卻是一個問題；另外，與世界其他地區保持同樣的發展速度、清清楚楚地看到未來，是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殖民主義的結束與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現在最容易不過的是追溯伊斯蘭世界各個地區遭到殖民、而後是「非殖民化」的過程。它們一個接一個地（除蘇聯信奉伊斯蘭教的各加盟共和國外）獲得了完全的政治獨立。使用「殖民主義」一詞，在這裡是否恰當？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做出了種種努力解放其控制的地區，並實行非中央集權化。為了地方自治，它做出了各種讓步，由此也出現了巨大的物質進步。「現在，蘇聯和各穆斯林加盟共和國，尤其是突厥斯坦人和高加索人，都擁有自己的科學、行政和政治管理階層，即其知識界（intelligentsia)他們已縮小了自己與韃靼人之間的差距，不再需要尋求喀贊（Kazan)知識分子的幫助。」俄國的一個很有年頭的、曾經是獨一無二的穆斯林文化中心這樣說。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穆斯林國家中天然的休戚與共關係受到了削弱，建立一個面積廣袤的「突雷尼語族」(touranien)國的思想漸漸為人遺忘。
在蘇聯聯邦體制中，文化「具有民族主義的形式，而以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為內涵」。其結果顯然是世俗化，對穆斯林的宗教準則造成了損害，同時，民族主義現在實際上局限於外省的範圍之內，不再訴諸穆斯林兄弟的烏瑪（Umma),通常僅僅提出諸如「進行機構改革」或「希望少數民族幹部發揮更大的作用」之類短期的要求。換句話說，蘇聯的穆斯林問題暫時與伊斯蘭世界在國際舞臺上大聲叫嚷著提出的一般要求無關。蘇聯各穆斯林共和國享受到了某種程度的獨立，但被緊緊維繫在蘇聯整體之內，與蘇聯有著同樣的外交政策，在國防、金融、教育和鐵路運輸方面完全依賴聯邦。
加列夫素丹（SultanGaliev)自1917年起就是共產黨的一位高級官員，但1923年他變成了一位反革命的煽動者，1929年被判處死刑。從他的經歷和視野來看，要走的路還相當長。作為一個穆斯林，他夢想著把蘇聯境內的所有穆斯林團結在一個單獨的國家之內，並通過強制手段把它變成指向東方的一個探針，向亞洲腹地輸出革命意識。加列夫認為，在這一大陸進行政治暴動的條件已經成熟，而在同時，在他看來，歐洲的工業勞動階級不過是一個「已經熄滅的革命火爐」。
伊斯蘭有能力點燃亞洲的革命之火嗎？·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e),四分五裂的伊斯蘭世界的政治頭牌。在現今公開的國際爭端局面中，泛阿拉伯主義只是自己太過情願地想把整個伊斯蘭主義取代過來。除它自己之外，誰也看不見，誰也聽不到。純粹的阿拉伯世界是伊斯蘭顯而易見的、苛求的中心，是其十字通道。因而，人們易於把中東（及其在北非的據點）誤作整個伊斯蘭世界，除這一或那一地區外，這一或那一著名的人物之外，看不到別的任何地區、任何人物。這在每日的新聞中隨處可見。
我們顯然不應當把局部與整體混為一談。在東印度群島，8000萬名穆斯林生活在濃厚的印度教和泛靈論傳統的側旁，或生活於其間，生活於極為獨特的經濟結構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變成了半迷失的孩子。在南亞次大陸，巴基斯坦由兩個龐大的地區構成，印度這一龐然大物從中間把它們分開，其眾多的人口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一種威脅。在中國，一億穆斯林是一個非常分散的集團，非常肯定地「已經成為迷失的孩子」。
在黑非洲，取得勝利的穆斯林在部分上成為形形色色強有力的泛靈論信仰的獵物，部分上為這些信仰所改變。這些民族的伊斯蘭信仰往往成為他們爭取民族主義的論據，成為他們進行反抗的一種手段。但就伊斯蘭整體而言，所有這些不再像從前那樣嚴格地矚望麥加，不再蜂擁前往那裡進行朝聖，或不再完全贊成建立一個有效的、統一的泛伊斯蘭的國家，無疑都是迷路的孩子，或者極有可能迷路。空間距離、政治以及無神論和世俗化的發展都在起著作用。
自1917年以來，僅有幾百名蘇聯朝聖者設法到了麥加。伊斯蘭世界現在是否處在「加裡波第時代」？在各穆斯林國家的核心地帶，在近東，泛伊斯蘭運動正與當地急劇而熱烈的民族主義發生衝突。1961年9月，由埃及和敘利亞組成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R.A.U.)的解體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突尼西亞、摩洛哥、茅利塔尼亞和葉門都抓住自己獨有的特權不放，同時彼此之間常常或多或少地公開進行對抗，儘管它們在面對外部世界和來自外部世界的威脅時有時能夠實現臨時性的團結合作。這種激烈的民族主義驅使人們一一尤其是年輕人和學生－做出暴烈的和引人注目的姿態。不過在對此不表同情的西方人的眼裡，它們往往被視為過時，與時代不合。
我們有著太多的、非常充分的理由對我們自己歷史上民族主義的過分的行為感到後悔，因為歐洲為此付出過非常慘重的代價；當歐洲正在實現統一的時候，我們不希望爆發新的民族主義運動。在實現統一方面歐洲缺少某些熱情，而且確實非常不公平的是，當遭到民族主義者的攻擊時，歐洲的熱情就會更低。和尋找目己的加生波弟。這絕不是－遠非如此－對加裡波第的光輝形象進行中傷。但就歐洲而言，在過去必不可少的民族統一戰爭之後接踵而至的是我們熟知的一系列可怕的組曲。與歐洲相比，民族主義是否很有可能更有利於歐洲呢？
在一個互相依附的世界經濟（在這裡這種分裂沒有什麼意義）中，它難道不可能把穆斯林國家導人死胡同嗎？更有甚者，它不會引發危險的衝突嗎？每一個獨立的國家，只要它擁有某些軍事力量，就傾向於按照自己的方式，完全根據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來闡釋泛伊斯蘭主義或泛阿拉伯主義。眾所周知，過去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埃及就是這麼做的；在這個名單上還可以加上所有後來者。
結語
然而，民族主義也可以是竭力爭取民族獨立運動中的一個必然階段。每一種民族主義都是反對殖民主義、抗拒外國統治的一種方式，是一種潛在的解放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