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康生（1898-1975），山東諸城人，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80年被開除黨籍。這個在中共黨史上並不光彩的康生，卻在詩詞歌賦、繪畫書法、金石考古和戲曲鑑賞諸方面有精湛的修養，版本校勘和書畫藝術尤為其所長。鮮為人知的是，1963年《文史哲》第4期曾刊發一篇題為《新發現的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初校後記》的文章，署名為「杜荇（xìng）」。據徐慶全先生周詳考證，「杜荇」當即康生筆名。如果此說成立，這當是身為高官的康生在1949年後發表的唯一學術文章，值得玩讀一番。
康 生
作 者 | 杜荇，山東諸城人，康生筆名；徐慶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改革開放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 載 |《文史哲》1963年第四期，第74-79頁；《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1期，第132-143頁
原 題 | 新發現的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初校後記；康生、齊燕銘關於《聊齋志異》版本信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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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現的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初校後記
杜 荇
以前只是有人提到過，《聊齋志異》有二十四卷本。然書卻從未為學術界所發現。所以，張友鶴先生輯校三會本《聊齋志異》，曾使用了國內許多重要本子，如半部手稿本、十二卷的鑄雪齋抄本、十六卷的趙起杲本等，卻未見二十四卷本。
最近，在距蒲松齡故居不遠的淄博市周村區，發現了一部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為考察其特點、價值，我們粗略地把它和其他的本子勘對了一遍，現將勘對後的初步認識，擇要介紹如下，供研究者參考。
一
全書兩函，二十四冊，每冊一卷。高二十三點八公分，寬十二公分；墨框高十五點八公分，寬十一公分。序言，每半頁六行，行十餘字；正文，每半頁八行，行約二十字。題目低正文二宇，同題附則、「異史氏曰」「王評」，均低正文一字抄寫。卷首有序三篇：「高序」後署「康熙己未春日穀旦紫霞道人高珩題」，「唐序」後署「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嵓樵史唐夢賚題」，「自序」後署「康熙己未春日柳泉氏題」。卷末有「聊齋志異題後」，包括「新城王士正阮亭甫題」詩一首，「淄川張篤慶曆友甫題」詩三首，「濟南朱湘子青甫題」詩三首，「錢塘包燻藜照氏題」詩一首，「金壇王喬仙令氏題」詩一首。
全書共收文四百七十四篇，篇次大體如下：
卷一：《考城隍》至《鼠戲》三十三篇。
卷二：《勞山道士》至《柳氏子》二十六篇。
卷三：《青鳳》至《山神》二十篇。
卷四：《鳳陽士人》至《化男》十八篇。
卷五：《汾州狐》至《負屍》三十篇。
卷六：《連瑣》至《泥鬼》十五篇。
卷七：《鴝鵒》至《某乙》二十篇。
卷八：《田七郞》至《辛十四娘》十八篇。
卷九：《白蓮教》至《狐夢》十八篇。
卷十：《布客》至《澄俗》二十二篇。
卷十一：《郭生》至《王司馬》二十八篇。
卷十二：《杜翁》至《牛飛》二十五篇。
卷十三：《狐懲淫》至《梁彥》十三篇。
卷十四：《郭秀才》至《彭二掙》二十一篇。
卷十五：《甄后》至《司扎吏》二十二篇。
卷十六：《嫦娥》至《金世成》十二篇。
卷十七：《詩讞》至《土化兔》十八篇。
卷十八：《張鴻漸》至《果報》十八篇。
卷十九：《真生》至《上仙》十一篇。
卷二十：《胭脂》至《龍》十篇。
卷二十一：《恆娘》至《蛙曲》十六篇。
卷二十二：《陳雲棲》至《大男》十五篇。
卷二十三：《韋公子》至《酒蟲》二十篇。
卷二十四：《周生》至《夜明》二十五篇。
此書抄寫極為工整，文中有許多為改正筆誤而挖補的痕跡。紙張已發黃變脆。然缺少有關抄寫、批校、收藏的印記和說明。書中除「弘」字缺未筆似避乾隆諱外，其餘清代諸帝諱，均不避。卷末王、張、朱題詩，一般本子都有，包、王題詩，除此本外，則僅見於王金範刻十八卷本，但少十八卷中的王約軒、包燿等四人題詞題詩。錢塘包燻於乾隆十三年（1748)任長山典史。十八卷本初刻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根據這些清況，我們推斷，此書可能抄於乾隆十五年（1750)至三十年（1765)年間。也可能是道光、同治間，根據乾隆年間的抄本重抄的一個本子。究竟如何，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二
下面，從幾個方面和其他本子做些對比。
（一）篇章多少的對比
該本共四百七十四篇。其中有《龍》二篇，第一篇包括三則：第二篇一則，《王桂庵》和《寄生附》作一篇。
它較「趙本」多出：《豬婆龍》《蛇癖》《犬奸》《魁星》《遵化署狐》《吳門畫工》《化男》《吳令》《雷公》《鬼津》《赤字》《諭鬼》《土地夫人》《小棺》《澄俗》《鹿銜草》《白蓮教》《遼陽軍》《元寶》《硯石》《武夷》《富翁》《王司馬》《亂離二則》《皂隸》《抽腸》《沅俗》《蛤》《陵縣狐》《罷龍》《金世成》《土化兔》《刁姓》《鬼隸》《龍》(「袁宣四言……」）《外國人》《蠍客》《鳥使》《李象先》《張氏婦》《於子遊》《青城婦》《鴞鳥》等四十三篇；還多《沂水秀才》中「友人言此，因幷思不可耐事附志之……」一段，《織成》中「相傳唐柳毅遇龍女……」一段，《鴿異》中「向有友人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和「靈隱寺僧某……」二則，《嘉平公子》中「耳錄雲……」一則，《何仙》中「異史氏曰」一段，《於去惡》《狐聯》《阿霞》《張貢士》《狐諧》《蔣太史》等中王漁洋評語各一則。它較「趙本」缺少《蚰蜒》一篇，《拆樓人》《僧孽》《潞令》等中「異史氏曰」各一段、《王六郞》《青梅》中王漁洋評語各一則。
「鑄雪齋抄本」有目四百八十八個，但文已殘缺，少十四篇，實有文共四百七十四篇，與「二十四卷本」篇數相等。二者的差別是：「二十四卷本」較「鑄雪齋抄本」多《鷹虎神》《放蝶火驢》《某乙》《醫術》《夜明》《夏雪》《周克昌》《錢卜巫》《姚安》《採薇翁》《公孫夏》《人妖》《丐仙》；又多《盜戶》中「章丘漕糧徭役……」一則，《齊天大聖》中「此吾弟……」一段，《三朝元老》中「洪經略南徵……」一則，《連城》《李公》《武孝廉》《伍秋月》《郭生》《折獄》《樂仲》《畫壁》《龍戲珠》《王成》《花姑子》等中「異史氏曰」各一段，《口技》《狐聯》《阿霞》《張貢士》《俠女》《張誠》等中王漁洋評語各一則。它較「鑄雪齋沙本」缺少《產龍》《龍無目》《龍取水》《螳螂捕蛇》《縛託媼》《縊鬼》《閆羅》《楊千總》《瓜異》《牛犢》《李檀斯》《蚰蜒》《商婦》等十三篇；此外，又多《夢狼》中「部平李進士匡九……」一則，《嘉平公子》中「有故家子……」一則，《張貢士》中「高西園雲……」一段，《拆樓人》《僧孽》《潞令》中「異史氏曰」各一段。兩者對比：「二十四卷」缺少的篇章，基本是所謂意昧平淺者」、「單章只句」，且早已收進幾個刻本。它多出於「鑄雪齋抄本」的篇章，都比較長；有的過去僅存於「趙本」，得不到校勘；而更重要的，是其中有思想意義較深的篇章。
（二）目次對比
「趙本」目次，在其「刻聊齋志異例言」中已交代：「至其編次前後，各本不同，茲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實無從考其原目也。」它和「二十四卷本」目次差別很大。
「二十四卷本」和「鑄雪齋抄本」目次，也有不少差異。但是其變化有規律，大體是：「鑄雪齋抄本」卷一，變為卷「二十四卷本卷一、二，卷二變為三、四，卷三變為卷五、六、七，卷四變為卷八、九，卷五變為卷十、十一，卷六變為卷十一、十二、十三，卷七變為卷十三、十四、十五，卷八變為卷十五、十六、十七、二十四，卷九變為卷十七、十八，卷十變為十九、二十，卷十一變為卷二十一、二十二，卷十二變為卷二十三、二十四。
和「手稿本」對比，大體是該本第一、二、三卷，是「手稿本」第一冊；第七、八、九卷，是「手稿本」第二冊；第十、十一、十二卷，是「手稿本」第三冊；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卷，是「手稿本」第四冊。「手稿本」一冊也就是一卷，自八卷分為二十四卷的痕跡清晰可辨。
（三）各本與「手稿本」異文對比
以「手稿本」第一冊為例，全冊共六十四篇，其中為「二十四卷本」「鑄雪齋抄本」「趙本」共有的，計為五十八篇。各本與「手稿本」的異文，約計：「鑄雪齋抄本」五百七十多處，「趙本」四百五十多處，「二十四卷本」四百七十多處。「二十四卷本」較「鑄雪齋抄本」近「手稿本」，這是明顯的。它和「趙本」對比，多異文約二十處，似不如「趙本」接近「手稿本」，但「趙本」的異文，有些是出於刻者刪改，損害了原作的政治思想意義。
「趙本」佚文最多，其刪棄部分，多為段瑮收入《聊齋志異遺稿》。其中為「二十四卷本」「鑄雪齋抄本」和「手稿本」共存的篇章，計有十二篇。以「手稿本」為底本，核對其他三本，結果是：「鑄雪齋抄本」有異文六十三處，「遺稿本」有異文四十六處，「二十四卷本」異文最少，有三十一處。以此衡量它們和「手稿本」的距離，自然是「二十四卷本」最近。
由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二十四卷本最接近「手稿本」，在「手稿本」僅存半部的情況下，它顯然有較大的校勘價值。
三
在校勘的具體應用價值方面，「二十四卷本」有寬廣的用武之地，「趙本」「鑄雪齋抄本」中過去無法校正的篇章，它都可以校正。至於它的輔助作用，就更不必說了。該本獨具的校正作用，自然是最可寶貴的，現選其中較為重要的舉例如下：
（一）單獨校正「趙本」
例一：《夏雪》
「趙本」：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者必進而大。
「二十四卷本」：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爺者必進而大。
「趙本」的「老」字下，被刪或脫漏「爺」字。
例二：《放蝶火驢》（即《放蝶》）
「趙本」：每聽訟，按律之輕重……。
「二十四卷本」：每聽訟，按罪之輕重……。
「罪」字為是。
例三：《人妖》
「趙本」：則見女投地乞命，羞懼趨出。
「二十四卷本」：則見女赤身投地乞命，羞懼趨出。
有「赤身」二字，「羞懼」才容易理解。
（二）單獨校正「鑄雪齋抄本」
例一：《吳令》
「鑄雪齋抄本」：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錦藏機如生。
「二十四卷本」：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衣以錦，藏機如生。
「鑄雪齋抄本」漏「衣以」二字。
例二：《沂水秀才》
「鑄雪齋抄本」：歪科甲談詩文。
「二十四卷本」：歪科甲談時文。
「時文」即「八股文」，和「歪科甲」有本質聯繫。應作「時文」。
例三：《張氏婦》全篇異文對比：
全篇共異文十五條，其中第二、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十四等，互相間優劣區分不明顯。第一、三條寫清兵的兇殘，「二十四卷本」反映較深。第五條中僅一字移位，全句意思大變；「鑄雪齋抄本」中意為不答應清兵的無理要求；「二十四卷本」中意為可答應下來，但要背人而行，與《房文淑》中「佛前豈可作此」同一句法，它符合該故事情節發展要求。第八條中，「相」即選擇，較「於」字表現力強。第十三條，「隱」前加連接詞「而」，上下文連接更緊密，文氣流暢。第十五條，按文義要求，應重「奔」字，「婦出巨錐猛刺馬項」，馬自然因駭而奔，「駭奔」較恰切。只有第四條，「二十四卷本」較累贅。
（三）校正「鑄雪齋抄本」，兼校正「趙本」
例一：《夜叉國》
「鑄雪齋抄本」：乃覓舟來送徐。
「趙本」：（同上）
「二十四卷本」：乃覓舟來送彪。
據文意，「徐」應為「彪」之誤；
例二：《佟客》
「鑄雪齋抄本」：安知矢約歸後，不聽床頭人嗚泣哉！
「趙本」：於上文「歸」後多一「家」字。
「二十四卷本」：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床頭人嗚泣而止哉！
加「而止」二字後意思明確。
例三：《小翠》
「鑄雪齋抄本」：共笑姍之。
「趙本」：（同上）
「二十四卷本」：共姍笑之。
「笑姍」顯系筆誤。
例四：《三仙》
「鑄雪齋抄本」：秀才讀三作，深為傾倒。
「趙本」（同上）
「二十四卷本」：士人讀三作，深為傾倒。
「三作」是三個秀才的作品。秀才讀自己的作品無法「傾倒」，聯接下文：「草錄而懷藏之」，「士人入闈，三題即仙作。」更不可理解。「士人讀三作」為是。
四、校正「手稿本」，兼校正「鑄雪齋抄本」和「趙本」。
例一：《杜翁》
「手稿本」：身在笠中，與諸小豭同伏。
「鑄雪齋抄本」：（同上）
「趙本」：（同上）
「二十四卷本」：身在苙中，與諸小豭同伏。
「苙」是牲口欄圏，《孟子》：「如追放蔣，即入其苙」。「笠」，誤。
例二：《陸判》
「手稿本」：山荊，予結髮人。
「鑄雪齋抄本」：(同上）
「趙本」：（同上）
「二十四卷本」：予結髮人。
「手稿本」等詞意重複。
例三：《羅剎海市》
「手稿本」：君似徵人，妾作蕩婦。
「鑄雪齋抄本」：（同上）
「趙本」：（同上）
「二十四卷本」：妾作嫠婦。
馬驥娶龍女，但因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別後兩地同心，龍女不寡實嫠。作「嫠婦」為是。
例四：《伍秋月》
「手稿本」：年十八，未娶，妻殞，每遠遊。
「鑄雪齋抄本」：（同上）
「趙本」：（同上）
「二十四卷本」：年十八未娶，每遠遊……。
未娶妻，就無妻可殞。無「妻殞」二字為是。
「二十四卷本」文中也有不少訛誤，但可以看得出來，它顯然有不小的校勘價值，應該得到重視。
（原文出自《文史哲》1963年第四期，第74-79頁）
康生、齊燕銘關於《聊齋志異》版本信跋
徐慶全
在中華書局的檔案中，藏有1963年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齊燕銘（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和丁樹奇（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關於《聊齋志異》出版問題的三封信，對研究康生及《聊齋志異》版本有重要參考價值。現將這三封信公布如下，並據其所提供的線索鉤沉史事，以求方家指正。
康生、齊燕銘、丁樹齊的信
1、康生信：
燕銘同志：
送回小字扇面及廿四卷本聊齋志異兩函，請查收。因無時間，對廿四卷本我沒有細看，只將緊要地方略翻一下，寫了幾點意見，請你看看，閱後轉給金燦然同志。
山東發現的本子，作為參考資料，頗有價值。鑄雪齋缺頁失篇，有目無文者不少，山東本比較完全，但也有缺陷。二者同出一源，各有長短。
總觀各本，雖文句差別者不少，然重大不同者，亦不很多，似均無影印之必要。
敬禮！
康生
六三年十月四日
2、齊燕銘信：
燦然同志：
下午外出歸來後看到康生同志來信，並將山東抄本聊齋送回，又附一函請你閱轉山東人民出版社。現將書兩函和信一併送你，請閱辦。上次康老口頭曾說過兩本都無出版必要，只作一個校勘記，供研究者的參考即可。看這次他給山東的信，可知他是認為原稿還有發現的希望的。
齊燕銘
3、丁樹奇信：
燕銘同志：
10月4日致燦然同志函並轉來康老的信和山東抄本二十四卷本聊齋兩函，均奉悉。燦然同志現在醫院繼續檢查，康老給山東人民出版社的信，我們已錄存後將原件轉去，聊齋抄本當留待山東派人來取或由我處託便帶去。康老給您的信附還。
我局原擬影印的鑄雪齋本聊齋，已遵照康老的指示，決定停止進行，並聞。至於《異史》是否可以影印，尚請便中詢明見示。
敬禮
丁樹奇
《聊齋志異》是清代文學家蒲松齡的名著，在蒲松齡生前一直都沒有能刊刻成書。在刻本行世之前，即以抄本流傳民間。1949年後，國家有關部門和一些專家學者對古典文化遺產十分重視，開始梳理流傳的古典著名小說的版本，並擇其要者出版。在對《聊齋志異》流傳的抄本和刻本進行梳理後，到1960年前後，中華書局擬影印鑄雪齋本，供學者進行研究；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擬出版張友鶴輯校的「會校會注會評」本，供一般讀者研究、閱讀。
在上述兩種版本的出版工作尚在進行時，1963年，在蒲氏家鄉附近淄博市周村又發現了一部《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山東人民出版社得到這個本子後，送北京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認為有影印出版之價值，送齊燕銘申斷，而齊燕銘又送給康生徵求意見。上面轉錄的幾封信就是由此而來的。
康生雖曾位居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但因多行不義，聲名狼藉，死後受開除黨籍之報。這是昭告天下的。但是，康生出身山東縉紳門戶，家學淵源，在詩詞歌賦、繪畫書法、金石考古和戲曲諸方面有深厚修養，精於版本鑑賞，書畫尤見擅長。
康生書法作品
1949年前，康生即位列黨的領導人，1949年後，因諸種政治因素，他雖然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卻只擔任了山東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1954年至1955年，康生又不再任山東分局書記，並卸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在黨內不再擔任實職。1956年中共八大上，康生又被降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據說，康心生埋怨，「養病」賦閒。直到1958年中央設立五個小組，康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在黨內算是有了實職；1959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理論小組，作為文教小組的分組，康任組長，算是又多了個實職。這些差事倒是與康的個人興趣、專長有較多關係，這種身份也使得他多過問些這方面的事情。在康生「養病」期間，自幼培養起來的詩詞歌賦、版本鑑賞等諸種愛好，成為他聊以排闥鬱悶的解藥，因而其技藝也更趨精盡。筆者曾披覽過其在「養病」期間以各種字體抄寫的數種典籍，諸種字體運用自如，堪為大家手筆。
康生書法作品
有此一技之長，也使康生成為「兩面人」。一面是居高位後又添一宗罪：竊得大量國家文物；而另一面則在版本、書畫鑑賞等方面成為當然的行家裡手，對古典遺產的版本整理亦多有建議，也算是一種貢獻吧。
康生在中央任實職後，更熱衷於搜羅諸種文物，其精於版本、書畫之技也慢慢地聲播黨內外。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擬整理《西廂記》時，特向康生請教，康生並覆信作答，雖不免以政治術語訓導，但字裡行間也見其校勘學的真功夫；1961年，中央重提雙百方針，《人民日報》創學術版，報頭「學術」二字即由康生題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印《寶晉齋法帖》，亦請康生題署書名，頗見別功。黨內黨外與康生有同嗜好的齊燕銘、田家英、吳晗、阿英、張伯駒、鄭振鐸等，多與其有往來。田家英是黨內高層「秀才」中最有才氣、最具正義感的一人，平生少所許可，但對康生獨懷敬佩之意，有「東海聖人」之譽，自不在其人品而在乎其學術功底也。
齊燕銘當年位居文化部副部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與康生一樣，齊燕銘也是家學淵源。齊氏少時聰慧，治章刻印、書畫、典籍等多所涉獵。及至年長入中國大學，投身於經學大家章太炎先生之得意弟子吳承仕先生門下。承名師指點，覽經典古籍，隔代接續章太炎治學之精髓。此後，齊燕銘投身革命，即使在戰難困苦之時期，其所學也盡力派上用場，所整理的京劇《逼上梁山》，曾受毛澤東激賞。此劇創作轟動邊區，頗受軍民歡迎，沒有以往的功底是礙難做成的。1949年後，他雖身居國務院副秘書長之位，但始終無法忘懷於對文化遺產的承繼，一直嚮往從事文化行業，後如願以償，擔任文化部副部長。1958年，在他的倡議下，國務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將中華書局歸為古籍出版的「據點」。齊氏總攬全局主其事，金燦然作為中華書局總編輯輔於左右。兩人相得益彰，為承續文化遺產，作了大量的澤被後世的工作。
相同的學養，相同的愛好，使康生與齊燕銘在版本、書畫等方面常有來往，相互交換心得。因此，得到山東新發現的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齊燕銘自然也會送給康生鑑賞。
「杜荇」似是康生的筆名
山東新發現的二十四卷抄本，與鑄雪齋本是現存最完整的兩種抄本。一位署名「杜荇」的學者當年在《文史哲》上特意撰文予以介紹。該文認為：此本最大特點是能夠保留原著者的思想鋒芒，在文字上忠於原貌，未曾刪削其中觸犯時忌的篇章。大約正因如此，抄主未在原本上留下任何痕跡。二十四卷本的發現對考察《聊齋志異》的版本及文字校勘均有重要價值。
《文史哲》為雙月刊，第四期在8月1日出版。以當年的排版印刷水平，按出版周期來推算，杜荇的文章至遲應該在7月中旬左右交稿。這說明，應該在7月前，杜荇就已經看到山東發現的這個抄本；從杜荇的文章來看，作者顯然對此前流傳的《聊齋志異》手稿本和抄本或刻本非常熟悉，是一位深諳版本校勘學的大家。既然是學術大家，當會有同樣署名的其他文章發表。可是翻閱當年的多種期刊，再輔之以網際網路的各種搜索功能，杜荇署名的傳世文章似只有這一篇。這大約只有一種可能，作者用的是筆名。
發表一篇嚴謹的學術文章而需要署筆名，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無非是兩種人，一種是在1949年後各種運動中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後淪為「敵對階級」的學者，組織上不允許以真名示人。但從康生、齊燕銘、丁樹奇的信函看，山東新發現的本子似乎僅限於四人之間（還有正在醫院治病的金燦然）傳閱。當然，當年的中華書局因為業務的需要，有一些淪為右派的學者如章錫琛、宋雲彬等人也在那裡工作。不過，從當時的情況看，已有右派之身的學者，似乎不會看到這個抄本；退一步講，即使看到，寫文章發表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二種人就是身居高位的人，因其名字為全國媒體所熟知，發表學術類文章往往採用筆名。康生和齊燕銘均屬高官，康生的官銜更高一些，兩人都有這種可能性。
相比較來說，齊燕銘的可能性不大。根據是，我從齊燕銘的女兒齊翔延那裡看過其父1955年「審幹」時的自傳，列其各種筆名甚祥，但沒有杜荇一名。而且，齊翔延也沒有聽說過其父用過杜荇這個筆名。由此說來，康生用這個名字的可能性比較大。
由於康生一生多行不義而遭唾棄，關於此人在詩詞歌賦、版本鑑賞等方面的材料也甚少，其筆名除了一個與齊白石「叫板」的「魯赤水」為知情者所知外，其他筆名均不詳或只為黨內文化人這個群體範圍內所知。因此，要證明杜荇是康生的筆名，我們找不到直接材料可以坐實，只能根據上述信件的信息及其他間接材料進行一番「校勘」。
第一條材料，根據馮其庸的回憶，在1963年九、十月間，康生曾有意邀請他一起合作搞一本《聊齋志異》選注本之類的東西。他對馮說，他前不久在從莫斯科返回北京的飛機上還在看《聊齋志異》，選了幾十篇。「你是否拿去再選一部分然後加注，算我們合作出一本書」。
康生的莫斯科之行，時間在1963年7月5日至7月20日。他是隨以鄧小平為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共中央談判的，7月21日，代表團返回北京。此次中共中央代表團赴莫斯科，肩負著與蘇聯「修正主義」中央作鬥爭的重要使命，而康生居然還會帶上《聊齋志異》，並在飛機上作選本，可見康生對版本鑑賞、校勘嗜好之深。可以肯定地說，在他所帶的版本中，自然有山東新發現的抄本；換句話說，應該是山東的抄本刺激了他的嗜好。
從馮其庸的回憶看，康生是要作《聊齋志異》選本的。從事過這方面研究的學者都知道，要作選本，必須要博採眾家版本之長才可選；而要博採眾家之長，首先要以一個好的版本為基礎而校勘他家版本。從康生的信中看，他通過與鑄雪齋本的比較，肯定山東這個本子「頗有價值」，並指出鑄雪齋本「缺頁失篇，有目無文者不少」的缺陷——的確如此，鑄雪齋抄本共12卷，488篇，其中有目無文者14篇，可見他是仔仔細細校勘過的。因此他要作選本，自然是以山東抄本來校勘鑄雪齋及其他各家版本的。這是康生作選本的第一步工作。而從杜荇的文章看，作者的確是以山東抄本為藍本，校勘鑄雪齋、青柯亭本，以及王金範等諸本，一一列出各本之別的。
第二條材料，就是上引齊燕銘致金燦然的信。信中有語云：「上次康老口頭曾說過兩本都無出版必要，只作一個校勘記，供研究者的參考即可。」看來，用山東新發現的抄本與鑄雪齋等本作校勘，還是出自於康生的提議。山東抄本至晚自7月就已經交到康生手上，10月4日他才退給齊燕銘。而《文史哲》是在8月出版的第四期上就發表了這個「校勘記」。從時間上來說，這個「校勘記」只有康生才能寫了。
第三條材料，就是1981年山東齊魯書社出版了的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出版說明」。該說明雖然比較簡短，但大致還是以山東抄本與各家本作比較，以說明山東抄本發現、刊印的重要性。其套路與杜荇的文章近似。齊魯書社在撰寫這個「說明」時，肯定看到了杜荇的文章——文章就在山東的《文史哲》刊發，哪怕作為學術參考也應該看到，但整個「說明」對杜荇首先推崇該抄本的「前人之功」不著一字，實在有失學術規範。以常理來說，若杜荇文是黨內一位高官譬如齊燕銘撰寫的，齊魯書社當用在書前作序言以增色；反之，則或有隱情。由此說來，此舉恐不是有失學術規範的問題，而是刻意迴避，不「沾包」。1979年末至1980年代初，康生的惡行已揭露，在當年的政治範式下，黨內外曾經正直過的、也惡過的、或懵懂地惡過的各色人等，對此惟恐避之不及。這也與「說明」的做法相吻合。這是否表明，「說明」的撰寫者了解杜荇文章的隱情，而順乎情理地「避趨之」？
當然，上述還僅僅是推測，要坐實杜荇就是康生的筆名，還需要有紮實的材料或知情者的證明。
錢伯城有文雲，康生對《聊齋志異》版本有深研，曾用筆名寫考證文章，在《文學遺產增刊》發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以出版《聊齋志異》新版本。
從前引康生的信看，說他「對《聊齋志異》版本有深研」，此言不虛。——若杜荇是康生的筆名，則更能說明問題。但康生在《文學遺產增刊》發表文章的題目是什麼？署名又是什麼？錢氏則語焉不詳。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文學遺產》是《光明日報》的一個副刊，由著名文學家陳翔鶴主持編輯，凡10年。而《文學遺產增刊》則是以書的形式由中華書局出版過——因年頭久遠，查之甚為不易，筆者在寫這篇小文時多方查找，但均未能如願。所以，無法對錢氏的說法進行查證，只能通過其他材料證之。
陳翔鶴的女兒陳開第寫有回憶父親在《文學遺產》經歷的文章，所述甚祥，但只說到康生在1963年要求《文學遺產》「改進工作，加強批判」，關於其在這裡寫文章一事，則不見一字。以常理推之，若康生果真在《增刊》上寫過文章，對《增刊》來說，算是一件大事，也應該有所流傳，陳開第當有所陳述；即或陳開第不知道，其他與陳翔鶴有交往的人的回憶文章中也應該提到（與陳翔鶴交往密切的馮至、陳白塵，均有追憶文章），但他們也均未提到。
錢氏為當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或恐無緣介入領導層面的事情，蓋所記為道途之語也？也未可知。只有期待作者或知情者來解答了。
錢氏還認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根據康生的考證，「出版《聊齋志異》新版本」。據筆者所能見到的有關版本，當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在1962年和1963年先後出版路大荒的《蒲松齡集》和張友鶴的「三會本」，似乎沒有出過其他版本。或許錢氏所指的就是這兩個版本。《蒲松齡集》以前就出過，且不僅僅是《聊齋志異》；「三會本」把各種版本進行會編，幾乎囊括了當年所能見到的全部佚文，收錄作品五百多篇。說這個本子是《聊齋志異》一個經過整理的較為完整的本子，當然對，但談不上是什麼「新版本」。
不過，說該本是因康生的指示才這樣做，似有跡可尋。三封信中就透露了這樣的信息，而丁樹奇致齊燕銘信還特意提到，既然康生認為鑄雪齋和山東抄本均無影印之必要，對於《聊齋志異》的另一個版本「《異史》本」是否可以影印，希望齊燕銘「便中詢明見示」。「詢明見示」一語，顯然是請齊燕銘向康生請示了。可見，康生一直關注著《聊齋志異》的版本整理與出版問題。
既然說到「三會本」，就順帶說一點此書的編輯情況。張友鶴「三會本」的編輯工作，在很早就進行了，大約在1960年底，書稿就交付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中華書局藏有金燦然為此書致齊燕銘的信：
燕銘同志：
送上關於聊齋的材料三件，請閱。我意會編、會校、會注、會評本如果搞得好，抄本即可不印了。但看來四會本在會校、會注、會評方面都有問題，質量實在沒有保證。你到上海時，可否調了看看，研究一下究竟怎樣做才好？
陳乃乾先生的篇目異目表，用後請擲還。
敬禮
燦然
61.1.4
大約就是因為信中所提到的質量問題，「三會本」遷延至1963年才正式出版。
與三封信相關的問題
康生信中雖然認為，山東抄本有價值，卻不同意影印出版，其原因，用齊燕銘致金燦然信中的話說，是康生「認為原稿還有發現的希望的」，一旦發現原稿，再影印也不遲。但是，從馮其庸的回憶看，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康生希望自己能博採眾家，作出一個選本來，在選本未做成前，不必影印。
不過，公務纏身的康生，最終也沒有作出這個選本；他所寄希望能夠被發現的另外半部手稿本，至今也不見蹤影。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直到1980年，才由山東齊魯書社出版。
康生給山東人民出版社的信，細心的丁樹奇是將信「錄存後將原件轉去」山東的——我前引康生致齊燕銘的信，也是丁樹奇的抄件。那麼，在中華書局檔案中應該存有康生信的抄件。可具有戲劇性的是，丁樹奇的這個抄件卻流入拍賣市場，並被當作康生原信在某網站上拍賣。
網站上的說明是：
拍品一為康生寫給金燦然、陳乃乾的信札，一為康生請金燦然轉交山東人民出版社的信札。二封信札都在討論《聊齋志異》的版本問題。雖然是信札，但視為學術論文也無不可。反映出了康生的另一面，對完整的了解康生其人有一定價值。
該網站將兩封信相疊在一起呈扇形，拍成照片，供購買者參考。第一頁和最後一頁上能辨認出一些信息。正是這些信息，讓我斷定是丁樹奇的抄件而不是康生的原件。
第一，前面說過，本文所引用的康生致齊燕銘信，也不是原件，是丁樹奇的抄件。而康生給山東人民出版社的信，也是丁樹奇「錄存後將原件轉去」的。兩相對照，字跡是一致的，可以肯定不是康生信的原件。
第二，從網站公布的照片看，第一頁上，信前有這樣的話：「康生同志有關《聊齋志異》版本的兩次來信」。稍有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這顯然是用於存檔的說明。否則的話，無法解釋為什麼後一封信是轉給山東的，金燦然卻敢留下。在信的最後一頁，康生名字落款的下方，加了一段「按」，即是前引齊燕銘致金燦然信的內容。如網站的介紹所言，這是康生讓金燦然轉交給山東人民出版社的信，怎麼能隨便地加上「按」語呢？按一般慣例，只有抄件存檔時才這樣做的。
不過，即使是抄件，所能看到的信息也很有用。
在給金燦然、劉乃乾信第一頁，康生寫道：
六月十四日來函，早已收到，因離京外出，未能即復，歉甚。
山東送來的二十四卷本《聊齋志異》，齊燕銘同志已交我，翻了一下，覺得此本與鑄雪齋本差不多，如果要印鑄本，此本即不必再印。
從這封信看，齊燕銘至遲在6月14日就將山東的抄本轉交給他了。此時，康生還認為，中華書局可以在鑄雪齋和這個抄本中選擇一本影印。但在10月4日致齊燕銘的信中則認為，兩種版本都不必影印了。
康生的後一封信，即給金燦然轉交山東人民出版社的，最後一頁顯示的時間是1963年9月24日。信中結尾部分恰恰從照片上可以完整地辨認出來：
以前我常想，手稿本下部，也許尚在人間，發現的可能，也未完全消失，近來異史本和廿四卷本的出現，使我覺得這種可能更大了一些。我很希望山東同志繼續努力搜羅《誌異》版本和蒲氏其它著作。
前引齊燕銘信中所言康生「認為原稿還有發現的希望的」，就是來源於此了。
在丁樹奇信中提到的《聊齋志異》「《異史》本」，是康熙年間的一個抄本，收文485篇。學者認為，此本為《聊齋志異》的異名抄本，是傳世最全、最完好的一個本子。這個本子當年曾為中國書店從民間購得，大約在1960年代初期也轉到中華書局。故丁樹奇有此問。
從後來的事實看，「《異史》本」在當年也沒有出版，蓋康生對另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本現世還一直存有渴望。該書的第一個版本應是1989年中國書店的影印版。1993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盛偉的校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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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他竟然也曾經在《文史哲》發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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