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史哲》的1950年代：在學術與政治之間
華崗認為，讓人們接受馬列主義最好的方法與途徑，是自由討論或辯論
本刊記者/楊敏
1973年，在山東省革委會的主持下，山東大學學報之一的《文史哲》在兩次停刊後復刊。郵局的徵訂量在短時間內猛增至70萬份，遠超省革委會初定的一兩萬的印刷量。
由於許多讀者堅持不肯退訂，時任《文史哲》副主編的劉光裕不得不三次登門請求山東省宣傳部部長林萍，終於獲準印刷20萬份以饗讀者。
「他說不能再多了，省裡沒紙張了。」劉光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包括《文史哲》在內的9所高校學報的復刊，源於毛澤東1973年4月的一次談話：「有些刊物為什麼不能恢復？��學報不要在內部搞，可以公開。」
劉光裕說，坊間流傳，因為毛澤東問起《文史哲》，才有了這次談話。
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國學界，也許有人不知道山東大學，但一定沒有人不知道《文史哲》。
應時而生
1950年代初，中國的學術刊物只有學術界知名民主人士創辦的《新建設》、中宣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學習》、中國新史學分會河南分會創辦的《新史學通訊》等幾家。
1951年春的一個夜晚，在青島市龍口路40號山東大學校長華崗的家裡，副校長陸侃如、歷史系主任楊向奎、教師趙紀彬、孫思白等人隨意地聊著天。
他們說起《山大生活》這份四開小報，都認為應該辦一本大型的學術刊物。隨後他們聯繫了歷史系的童書業、趙儷生，文學系的馮沅君、蕭滌非、孫昌熙等人，很快得到支持。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30年代就匯聚了如洪深、楊振聲、趙太侔、聞一多、老舍、梁實秋、沈從文、遊國恩、吳伯簫等一大批人文學者。50年代，山大文史學科處於黃金期，歷史系甚至出現了「八馬同槽」的盛況，即陳同燮、黃雲眉、鄭鶴聲、張維華、王仲犖、趙儷生、童書業、楊向奎八位先生共同執教，為一時美談。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創刊的第一次會議，在山東大學文學館二樓西角的一間辦公室進行。「繁榮學術、提倡爭鳴、獎掖青年學者」成為辦刊宗旨。
大家推舉華崗為社長，副校長陸侃如、文學院院長吳富恆為副社長，歷史系主任楊向奎為主編，編委會由歷史系教師童書業、趙儷生、孫思白、盧振華和中文系教師殷煥先、孫昌熙等人組成，負責日常工作。
在編委會掛名的，還有任中文、歷史、外文、馬列四個系直屬黨支部書記的呂慧娟，不過她不參與具體編輯事務。
《文史哲》一開始為學術交流自主辦刊的同人雜誌，不設專職人員，由文史兩系的教師兼任編輯。當時連開會的地方都沒有，只能跑到歷史研究所找地方開會。
第一期《文史哲》出來後，因為沒有刊號，無法通過郵局或新華書店發行，編輯部只好採用最原始的辦法，給全國各大學的朋友們寄雜誌，請他們代售。主編楊向奎後來回憶，這種辦法連累了許多朋友，他們只能自己拿錢買下雜誌。
編輯部的費用由華崗、楊向奎、陸侃如等人自己掏，除了印刷等費用，還有少量稿費。「學校的老師都不給稿費，校外的稿子給少量稿費，最早是每千字三萬元(即三元)。」劉光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但編輯們卻熱情高漲。天命之年的童書業工作起來「不舍晝夜」，為保證《文史哲》不脫稿，有一次連續工作幾天幾夜；中文系劉景農的脾氣「迂緩」，校對最慢，但絕對正確。
「我跟楊向奎先生關係很好，他任歷史系主任，又是《文史哲》主編，講課、搞運動忙得不得了，他就隨身帶稿子，搞運動、開會他都在看稿子。」呂慧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當時的每一期文稿，都先由楊向奎看過，再送到華崗那裡終審。有時，為保證及時付印，華崗還會連夜突擊改稿。
領銜史學界「五朵金花」論戰
據副社長吳富恆回憶，華崗之所以創辦《文史哲》，並不僅僅是為了開闢新的學術園地，他要通過《文史哲》打破舊有的、單一的學術模式，建立起一種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的新的學術範式。
1950年4月出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的華崗1930年代曾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後任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1945年出任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顧問，是中共黨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史學家。
據山大學生回憶，當時華崗定期在學校廣播站前的露天階梯廣場作時事報告，系統講解馬列主義。他口才極好，理論豐富，深入淺出，有理有據。臺下聽講的，從山大副校長童第周、陸侃如到普通學生，人山人海。
「學習馬列主義成了山大的一種時尚，像先秦史學者童書業可背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蘇共編寫的《聯共(布)黨史》『四節二章』，校園裡無人不知。」劉光裕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從《文史哲》第1期到第35期，華崗發表了近40篇馬列理論文章，幾乎每期都有。雖然他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的超階級、超政治的「純技術主義」，但他認為，讓人們接受馬列主義最好的方法與途徑，是自由討論或辯論。
後來任山大社會學系主任的徐經澤，年輕時曾跟隨華崗從事馬列主義教學工作。他記得，有一次，華崗明確地對他說，馬克思主義也不能「定於一尊」。又說，史達林也是有錯誤的。這不免讓徐經澤大吃了一驚。秉直較真的個性，也使華崗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飽受衝擊。這是後話了。
《文史哲》一創辦，就連續發起全國性的史學大討論。如何劃分中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古史分期問題，是其中第一次。
1951年7月，童書業發表《中國封建制的開端及其特徵》，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始於西周的觀點，對「戰國封建論」、「魏晉封建論」等提出挑戰，拉開了討論的序幕。
古史分期問題，因其背後是如何用馬列史觀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問題，幾乎吸引了整個史學界參與討論。除了山東大學歷史系的楊向奎、吳大琨、趙儷生等人外，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何茲全、周谷城等著名學者也紛紛撰文，加入論戰，論戰持續至1956年仍未結束。
這場大討論也引起了日本學界關注。據曾與歷史系主任楊向奎同住一屋的山大中文系教師路遙回憶，有一天，楊急急忙忙對他說，北京來電話，讓寄50本《文史哲》去，預備郭沫若赴日考察時，應日本學界之請求帶去。
1951年9月，《文史哲》發表了歷史系教授趙儷生的《武訓當時魯西北人民的大起義》，又拉開了一場關於農民戰爭史的討論。此後，在50年代中前期，他陸續發表了《北宋末的方臘起義》《明初的唐賽兒起義》《北魏末的人民大起義》《論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幾個問題》等13篇文章，被認為代表當時中國高校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趙儷生的學生、學者秦暉稱，這一研究範式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仍主導該領域。
中國古史分期、農民戰爭史和1953年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大討論，與中國歷代土地制度、漢民族的形成一起，史學界的這5次大討論，被稱為建國17年的「五朵金花」。其中，前3朵花均由《文史哲》領銜發起。
在華崗的主持下，《文史哲》影響力日盛。1951年，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在一次宴請中，盛讚《文史哲》開風氣之先，各高等院校應當效仿。他稱，一個綜合性大學就是要做到教學與科研並重，並將成果公之於眾。學者季羨林後來曾如此盛讚《文史哲》：「在上面發表一篇文章，有一登龍門之感。」
被兩個「小人物」推向鼎盛
1952年，由於《文史哲》財務困難，華崗向山東省委統戰部和青島市委請求支持。上面一次性撥給2000萬元(即2000元)，才渡過難關。從1953年第2期開始，《文史哲》被定為山大學報之一，經費從此由學校負責。
從1952年起，《文史哲》開始設立專職編輯。第一個專職編輯葛懋春回憶，一次他和楊向奎去華崗家匯報工作，華崗提出一個編輯原則：儘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現一個新作者。
李澤厚第一次在《文史哲》發表文章《論康有為的〈大同書〉》時，剛從北大哲學系畢業不久，是中科院哲學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他的文章認為，《大同書》反映了康有為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是進步的。他與持相反觀點的湯志均(後任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在《文史哲》上公開辯論，一舉成名。他說：「後有國外朋友來信，以為我已是教授，其實我還是實習研究員。」
而李希凡第一次在《文史哲》發表文章《典型人物的創造》時，不過是山大中文系二年級學生。
1954年，26歲、大學剛畢業的李希凡與23歲的中學教師藍翎，在《文史哲》上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意外成為一場政治風雨的開端，也意外地將《文史哲》推向鼎盛。
在這篇文章中，李希凡將馬克思主義方法引入紅學研究，批判了俞平伯當年3月發表在北京《新建設》雜誌上的《紅樓夢簡論》。他認為俞平伯「未能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傾向」，「離開了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
此文被毛澤東看到，被認為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下《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讚揚了李、藍「兩個小人物」(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以「小人物的文章」為由不同意《人民日報》轉載此文)，並稱：「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自此，一場批判胡適的全國性運動展開了。
運動開始時，呂慧娟正在北大進修。她記得，北大專門闢出了一間五六十平米的屋子，展出胡適的著作文稿，供師生批判。但她十分驚訝，為什麼兩個年輕人的文章會有如此大的影響？
事實上，早在1952年，《文史哲》就陸續發表了陸侃如《紀念五四，批判胡適》等文章，從1952年至1954年，批判胡適實用主義的文章有6篇之多。
「現在看起來，其實那篇文章不過是《文史哲》『敢為天下先』、勇於挑戰權威的普通文章。」呂慧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原本只是學術層面的討論，被政治利用而已。」
從此，《文史哲》名聲大噪，走向鼎盛。1955年至1956年，被作為國家代表圖書，贈與蘇聯科學院圖書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日本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等。
「不想給老前輩丟臉」
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公安部從胡風日記裡得知，華崗與胡風在1937年至1940年間互訪頻繁，並有通信來往。8月25日，華崗以「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和「向明(中共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反黨集團成員」的罪名突遭逮捕，從此開始了10餘年的監禁，1972年在山東監獄病逝。1980年，獲徹底平反。
「華崗被捕後，山大許多著名教授紛紛離開學校。」劉光裕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副校長童第周去了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楊向奎去了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吳大琨去了人大歷史系，趙儷生去了蘭州大學歷史系。」
1958年，學術界開始了「厚今薄古」運動。
6月，《文史哲》進行整改，聲明特別歡迎「結合當前政治運動」「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分析批評現代文藝作品」的文章。據統計，當年一共出版12期，其中關於「反右」鬥爭的文章17篇，關於思想批判的23篇。但是，仍被批判「很少配合政治運動」「為學術而學術」。
1959年1月，《文史哲》停刊。
1973年，《文史哲》復刊。原副社長吳富恆擔任主編，擔任副主編的劉光裕此前在山東省革委會的寫作班子任職，因政治好、業務能力強被調來負責《文史哲》的復刊工作。
出於長久以來對《文史哲》的敬意，「不想給老前輩丟臉」，劉光裕希望在彼時各種條件的限制之下仍能保有一點學術氣息。復刊第一期，沒有轉發中共十大的文章，也未刊載工農兵文章，排版上沒有加黑加粗體，並在郵局徵訂時，附上了該期目錄。
這期的徵訂量，達到了《文史哲》有史以來的最高：70萬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