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國駐澳大使成競業在接受澳媒採訪時表示，「（中國）消費者會思考為何要購買澳大利亞出產的紅酒和農產品。」這一發言的背景是，澳大利亞在美國煽動下，不友好地掀起了對中國的「國際調查」。儘管進入5月以來，澳總理莫裡森已經多次為中澳關係「去火」，但因新冠疫情而產生的裂痕沒有那麼容易癒合。
近日，澳右翼政客寶林·李·漢森公開喊話民眾，稱新冠疫情對於中國的打擊「全面且深入骨髓」，並呼籲澳大利亞民眾「停止購買中國製造的產品」。
漢森在涉及中國的議題上的思維狹隘在她的行動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中國已經是澳大利亞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對於澳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從另一個方面說，中國也意識得到澳大利亞同其巨大的貿易合作價值和重要性。即便如今中方對澳大利亞展開貿易調查，也不會建立在摧毀兩國合作的基礎上。
此前在5月11日，中國外交部方面已經針對相關議題做出了回應：中國有關部門針對澳大利亞小麥進口的調查是正常的貿易救濟調查案件。
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之中，一國進口外國的相關產品是可能會對本國的同類型產業構成不利影響的。而政府方面發起的平衡此類不利影響或者消除負面影響的相關措施即為貿易救濟調查。
中國從2007年至今，99%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案件都是針對的反傾銷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來，中國相關部門對澳大利亞小麥進口發起的調查，是建立在已經掌握了一些事實依據的基礎上。
在這個環節對於澳大利亞小麥進口貿易進行調查實際上是在當前的疫情衝擊下做出的必要審查。由於新冠疫情的衝擊，世界上多個糧食出口國家紛紛宣布收縮本國的糧食出口額度，以滿足國內的不時之需。
對於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而言，糧食安全紅線問題也在疫情之下顯得突出——中國小麥正常生產不單單事關全體國民的口糧，同時小麥也是重要的工業用糧——與玉米一起可以用於酒精發酵行業。在防疫的大背景下，酒精對國家防疫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澳大利亞政客的呼籲實際是走上了計算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的老路。諸如韓國等國在對日矛盾激化的時期，也會掀起了所謂的「抵制日貨」行動，但最終為此買單的多數是普通消費者而已。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所謂的抵制某國商品，同時也會對本國的製造業帶來影響，尤其是那些融合程度更高的高附加值產品。一個經典的例子裡，蘋果手機裡的各種軟體、硬體、設計、製造來自數十個國家，即使再極端的消費者，也無法抵制一部分而使用另一部分手機。
而對於澳大利亞這樣一個外向型經濟國家而言，抵制中國方面的產品不但會引發澳大利亞國民的諸多不便，同時也會深刻的打擊其現有的服務業。
盲目的抵制中國製造，毫無疑問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對於澳大利亞而言，理性應該佔據決策的高地，中國對澳大利亞方面發起調查，如果證據確鑿澳大利亞方面存在問題，雙方憑藉此前合作的基礎仍然可以有所溝通協調和平衡。
而部分右翼政客的胡作非為，不但可能威脅中澳合作的大局，還將可能促使澳大利亞的諸多合作不得不倒向美國方面，如果這一切發生，必然會給澳大利亞的未來發展帶來諸多不可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