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三年裡，全球經濟先後經歷了同步上行、出現分化、非同步下行三個階段。而2020年，市場普遍預期全球經濟將進入同步下行的通道。1月2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達沃斯論壇上正式發布《世界經濟展望》的更新版。《展望》預測全球經濟增速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別為3.3%和3.4%。這一數據相較2019年10月的預測分別下調了0.1個和0.2個百分點。原因在於幾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出現意外的負面變化。和「有驚無險」的2019年相比，2020年似乎充斥著更多的變數。那麼哪些因素將對2020年全球宏觀經濟的走向起著決定性作用？
關鍵變量之一 全球央行的貨幣寬鬆力度
2019年，貿易摩擦的加劇和地緣政治風險的激化，生硬改變了2017年全球經濟普遍復甦的既有路徑。出於對經濟陷入衰退的擔憂，美聯儲在內外壓力的交織之下明顯「轉鴿」，三次降息配合擴表重啟，引領了全球降息潮。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一年中，全球49個央行全年進行了71次降息，多個經濟體進入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時代。
對於2020年全球央行貨幣政策是否延續寬鬆，經濟的表現是重要指標之一。鑑於全球經濟體增速可能同步下行，專家認為2020年貨幣政策的寬鬆將成為大概率事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方向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美國經濟增長的狀態是明顯放緩（包括金融環境惡化），溫和回落還是周期性復甦；二是美國通脹上行的幅度和美聯儲對通脹的容忍空間。」天風證券宏觀首席研究員宋雪濤認為，總的來說，美聯儲至少不會加息，可能會按兵不動或者降息。一方面，美國經濟開啟新周期的可能性較低，被動寬鬆的貨幣條件只是帶來了財富效應，卻難以創造出新的需求。需求創造需要結構性改革平衡自由資本主義的利益分配問題或者是新一輪產業周期帶來企業資本開支擴張。但站在當下，兩者都難以具備。相反，美聯儲需要為即將來臨的企業還債高峰期可能產生的市場混亂做好降息準備；另一方面，雖然新興市場的通脹上升會帶動發達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出現一定回歸，但美國通脹大幅上行的可能性較小：油價上行幅度受制於美國頁巖油的供給增量和川普壓制油價的政治訴求；通脹中的權重項住房增速穩定；僅僅依靠工資和勞動生產率的缺口，通脹難以大幅上揚。
「即便去年12月美聯儲暫停降息，但以俄羅斯、土耳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也並未停下寬鬆的腳步。而與此同時，疲弱的經濟表現也令歐、日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一拖再拖。」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也認為全球將「同步」寬鬆。
程實進一步強調，儘管全球貨幣政策的整體轉向部分對衝了貿易摩擦、地緣政治風險等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但利率的長期路徑走平也蘊含著未來政策空間被透支的風險。據了解，在貨幣政策失去調節空間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央行開始執行負利率。目前採取嚴格意義上的負利率政策的經濟體有歐元區、日本、瑞典、丹麥和瑞士，另外還有包括匈牙利、挪威在內的四個經濟體出現了負的政策利率，只是沒有推行嚴格意義上的「負利率政策」。「在歐洲等部分發達地區，長端利率的下降乃至負利率為財政創造了更大空間。」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安華表示，但也使得政府再融資過於容易，會使政府在債務累計方面失去必要的警覺性。一旦利率波動將可能遭遇債務鏈斷裂壓力，成為爆發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導火索。
而中國成為大國中少數保持正常貨幣政策的國家。與歐、日等央行不同，中國雖然也面臨持續的經濟下行壓力，但央行的貨幣政策一直較為審慎，並未跟隨海外大幅降息。在去年12月召開的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就表示，從長期和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來看，負利率政策效果可能並不理想。在低利率已成為全球經濟常態的新環境下，中國應更加珍惜與中高速增長相匹配的正常貨幣政策空間，警惕低利率可能引發的資產泡沫風險。通過價格槓桿充分發揮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深化改革開放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為可能的下一步外部危機應對做好技術性準備。
關鍵變量之二 全球貿易摩擦局勢的演變
最近兩三年，全球範圍內貿易關係持續惡化。世貿組織報告顯示，與全球貿易現狀和趨勢密切相關的諸多指標在2019年均出現下降，顯示全球貿易大幅放緩且增長乏力，各地區及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進出口均有所下降，全球貿易總體呈疲弱狀態。
世貿組織最新貨物貿易晴雨表讀數為95.7，已連續4個季度低於趨勢水平（100）。該讀數全部6個分項指數即國際航空貨運指數、汽車產銷指數、農業原材料指數、出口訂單指數、電子元件指數和貨櫃港口吞吐量指數，均低於趨勢水平，部分指數接近或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
全球貿易遭受重挫的首要原因是美國發起貿易爭端。「當今的經濟世界是G2的世界，中、美兩個大國經濟佔了GDP的四成以上，在拉動經濟的力量上則貢獻了至少六成。這意味著，如果這兩個國家的關係著涼，則全球經濟跟著感冒。」 西澤研究院院長趙建表示，在中美主導的國際經濟循環體系裡，美國負責消費和發明，中國負責投資和製造。美國是價值鏈最後一環，作為一個帝國通過負債（負儲蓄）來製造越來越稀缺的消費需求。中國是中間環節，其上遊還有：負責核心裝備的傳統製造業大國德國和日本；負責供給鐵礦石等原材料的澳大利亞等。如果中國經濟快速下滑，尤其是投資快速下滑的時候，受影響的首先是德國和澳大利亞。
除了中美貿易以外，美國總統川普的汽車關稅、歐美貿易爭端、美墨加協議以及日韓之間劍拔弩張的貿易摩擦，這些都將繼續在2020年影響全球貿易局勢。另外，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是深陷危機：由於美國方面的阻撓，作為WTO內部最有權威且最有效運轉的部門——上訴機構面臨停擺，對當前的全球貿易體系形成一定衝擊。按照IMF作出的判斷，2020年全球經濟或將因貿易爭端損失約7000億美元，相當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0.8%左右，甚至IMF認為貿易爭端會導致全球經貿秩序紊亂，導致全球經濟增長落入「衰退陷阱」。
不過，貿易形勢依然存在正面積極的因素。在歷時近22個月談判後，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對此，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具有重要意義，不僅為前期迅速升級的中美貿易戰按下了暫停鍵，避免了貿易戰升級，而且防止了持續惡化的經貿關係進一步蔓延成冷戰、甚至雙邊關係全面惡化。在此之前，有不少觀點認為，中美第一階段協定難以達成，雙方矛盾不可調和，中美終將走向脫鉤。這是對上述言論的有力回擊，對於中美是一個雙贏局面。此外，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還是堅持多邊主義。比如，在《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籤署過程中，儘管在自由貿易方面仍然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參與各方都在積極努力取得談判突破，並且基本結束文本談判和市場準入談判，將促進亞太經濟一體化發展。「2020年，商務部將繼續深化國際市場布局，推動RCEP早日籤署，加快推進相關區域自貿談判，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興乾如是表示。
關鍵變量之三 全球政治格局的穩定性
除了貿易，2020年全球經濟穩定面臨的最大風險在於地緣政治。據了解，美國、波蘭、紐西蘭、韓國、新加坡等經濟體將在2020年經歷重要選舉；中東、委內瑞拉等原油產區局勢趨於惡化，可能直接影響原油供應和價格；歐洲方面，英國脫歐過程以及脫歐後的歐英雙方的政策協調存在不確定性；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等國的債務問題也有潛在風險。
「2020年美國大選無疑是最大的地緣政治擾動因素。」 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張銳表示，如果川普落選，美國發生政權更迭的同時，一定會出現政策銜接與更新的窗口期，從而在金融市場引起不小的襲擾，進而影響全球資本再配置以及非美國國家資本市場短期動蕩和宏觀經濟的波動。
2020年的美國大選主要是在兩條戰線上進行，第一條線是傳統的演講拉票應對選舉；第二條線是針對川普的彈劾案。最新消息，當地時間2月5日下午，美國參議院就川普彈劾審判進行正式投票。川普在兩項指控——濫用職權和妨礙國會中均得以脫罪，意味著這場國會民主黨人發起、耗時近半年的彈劾調查落下帷幕。在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看來，2020年美國大選將可能是近幾十年來火藥味最濃的一次，也是雙方最輸不起的一次。在該背景下，美國大選下兩黨博弈升級將導致美國財政、貨幣等宏觀政策具有較大不確定性：一方面，財政政策將會頻繁在國會遇阻；另一方面，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在大選年可能將受到衝擊。20世紀裡根連任選舉時沃爾克也曾短暫採取降息操作，所以美聯儲貨幣政策路徑也存在較大的前瞻難度。「財政政策效率的降低與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強將導致美國政府對內施政效率進一步下滑，可能導致美國經濟不確定性增強。」
在川普彈劾案進入關鍵階段之時，英國於當地時間1月31日晚間11時，成為第一個離開歐盟的國家。根據2019年12月20日通過的《脫歐協議法案》，延長脫歐過渡期（當前截至2020年12月31日），這意味著留給英國和歐盟進行自由貿易協議談判的時間僅10到11個月。如果談判不成功，英國仍可能面臨硬脫歐，無協議脫歐風險仍存。
在英國經濟持續下滑和全球經貿一致減速的背景下，「分手」後的英國面臨哪些風險呢？「貿易最先遭衝擊，投資就業受波及。」 中泰證券研究所宏觀首席分析師梁中華表示，歐盟是英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英國對歐盟的依賴度均接近五成。脫歐後，不同商品不得不接受不同程度的關稅，部分商品貿易減少幅度超過90%。受脫歐波及，英國投資吸引力和就業均受影響。此外，他認為，脫歐對中美在全球的貿易也有一定衝擊：一方面，中美與歐盟有較強的貿易聯繫；另一方面，當前全球貧富差距再度達到了階段性的高點，各主要經濟體內部問題加劇，很容易產生內部問題外部化的現象，高速增長的全球化進程或告一段落，全球經濟和貿易或將維持偏弱的狀態。
在專家看來，英國脫歐開了國家退出區域合作聯盟的先例，其所折射的歐洲社會反一體化和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國家主義抬頭，不僅使全球多邊合作治理面臨巨大考驗，也會削弱歐盟的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力，對歐洲地區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複雜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