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文史砍柴 ，作者十年砍柴公號
《鄉野與國士》是我寫故鄉的第三本書，比兩本起前《進城走了十八年》《找不回的故鄉》，此書寫得頗為艱難。
這艱難，乃是寫作時的境地、心態與年輕時大不同使然。《進城走了十八年》是一本對自己上大學前在故鄉長大的十八載時光的回憶，記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個南方鄉村少年的經歷，這種散文筆法追求的是輕盈而活潑，有畫面感。因為是自己的故事，寫起來較為流暢。《找不回的故鄉》則是記述故鄉湘中一帶多被歷史所湮沒的人與事，寫作起來亦比較輕鬆。
寫作本書所收錄的文章時，我已是年過不惑，經歷了人生中最為煎熬與痛苦的時期。在過去的十年，父親和母親先後患重病，數次住院治療，且在三年之內相繼謝世。父母在世，我從未意識到自己已不再年輕，因為心中尚有一份童真氣；父母俱亡，一下子就覺得自己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歲月如流、馬齒徒長的中年心態日益濃烈。在這樣生活狀態、情感狀態大變動的時期，靜下心來寫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為患病的雙親，我在過去的十年內必須一次次返鄉。得益於中國交通條件極大改善特別是北京到湖南的高鐵開通，我的返鄉較之以前，變得很便捷。從2010年春天父親患病送市人民醫院ICU搶救過來，到2015年4月父親去世，再到2018年1月母親患肺癌去世，這些年中，我每年要回湖南六七次。
頻繁的返鄉，使我有機會回到已經疏離多年的老家熟人社會，得以觀察親戚、族人、鄉鄰和老家同學的為人處事。他們身上有一種很明顯的性格、氣質，我年少時在家鄉生活卻渾然不覺。
任何一個地區都有不少質樸尚氣、堅韌執著的人，但在湖南特別是湘中地區，擁有這類氣質的人似乎比例很大。這類人的處世特點褒之可說是愛憎分明；貶之可用我老家的一句俗話形容：喜歡一個人願意割頭給他墊坐，討厭一個人屙尿也不朝他那方向。做事特點褒之可形容為敢於擔當、百折不撓；貶之則是傻大膽，撞了南牆也不回頭。
外省份的人看湖南人，大約就是兩個字可形容之：「霸蠻」。十八歲前我在老家時，對這點沒什麼感覺。而今離開湖南三十年，足履踏遍中國，與其他地區的人比較，我深感湖南人裡面有這種「霸蠻」氣質的確實太多了。和湖南人交往，評價其像不像一個湖南人，似乎就憑是否有這種氣質，沒有什麼統計數據可作支撐。
在湖南省內，這樣性格和氣質的人扎堆在一起，弊大於利。人際交往容易爭強鬥勝，往往到了不計成本的地步。如一個村或一個單位的兩人，為了一點過節，互相爭鬥十幾年，搞得兩敗俱傷，誰也不願意主動退步。「佛爭一爐香，人爭一口氣」在湖湘就很容易演變為鬥氣。曾國藩曾說過一個「挺經」的故事：湘鄉縣鄉下兩個挑擔子的人在只容一人過身的田埂上相遇，誰也不願意下水田讓對方先過去。——在那時候的湖南鄉下，農民多是穿草鞋或赤腳走路，下水田是常有的事，並不麻煩。兩人都不下田讓路就是不願意向對方低頭認輸，於是兩人站立對峙，從早晨耗到中午。對峙一方的父親見兒子遲遲不回，前來尋找，才打破這一僵局。
這種善「挺」的人如果走出湖南，到有文化差異的其他地區，就未必是件壞事。在艱難困苦時期，做大事或與人比拼，往往是意志力的較量，誰能挺到最後誰就是勝利者。
湖南人這種標識明顯的集體氣質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我以為最早不會超過明代中後期。因為從明初開始，才有大批江西等外省移民遷往湖廣。洞庭湖以南山區的移民與當地土著在爭奪、合作、通婚等過程中，外來的強勢文化勝過了當地的苗、侗、瑤等山地民族的文化，但也不知不覺地受到山地文化深深的影響，一種雜糅中原—江右講忠孝、重秩序的儒家正統文化和重然諾、輕生死、有血性的本地文化的民風民氣得以形成。
湖廣省在清康熙年間才正式分為湖北、湖南兩省。此前湖廣北、南兩地的民風應該已呈現較大的差異，只是不為外人注意而已。到了清鹹、同年間，這種原屬一省的兩地民風似乎已截然不同。湖北人以精明、通達而著稱，故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說，當是受湖北大部分地區是一望無際、土地肥沃、河湖密布而交通方便的江漢平原之地理環境影響甚大。而湖南呢？如錢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中所言：「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
封閉的地理環境造成湖南人普遍倔強，推崇「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道德經》）小時候在老家常見到父母長輩問年輕人做某事：「你出不出得湖呀」，年長後才明白這句俗語是用能越過洞庭湖到外地闖蕩來指代有能力做成一件事。
可否「出得湖」成為湖南民間對一個人能力的衡量標準。然而在農耕時期，對大多數湖南人來說，有沒有「出湖」的機會才是最為重要的。明清兩代，湖南人不擅長出省做買賣，而能「出得湖」的，幾乎只能是少數通過科考出仕的精英，是陶澍、羅繞典、賀長齡、賀熙齡、曾國藩、胡林翼這樣的讀書種子。真正讓湖南人第一次大批「出湖」的是鹹豐初年因太平天國起事，湘軍應勢而起，湖南全省特別是湘中州縣的大批農民，扔下鋤頭，跟著同鄉的統兵官出省打仗。他們憑著一股不怕死的精神，去掙錢養家，博取富貴。這是循正常的科舉路徑不可能做到的事。許多人魂斷異鄉，活下來的一些人獲得了財富和功名，也開闊了眼界，歷練了本領。一些原本在鄉下平平常常的人，也做出了大事業。如，湘鄉的蔣益澧，是一位連秀才功名都沒有的文童，後來位列封圻；吾鄉邵陽的魏光燾，在老家不過是一名淘金工，入湘軍後積功一步步升遷，直至兩江總督；還有同族前輩李臣典，在家鄉為生計所迫而從軍，後立下了攻佔金陵的首功........
這些鄉野裡的普通人，最後成為「國士」，分析其原因難免容易犯倖存者偏差之病，但我依然以為，他們的人生成功與湘人獨特的氣質是分不開的。從此，湖南人「出湖」基本上循兩條路徑：讀書和當兵。
我年少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拉開序幕，社會開始鬆動。此前，中國社會有著三十年清貧、平和而少流動的時期，我父母那一代人，絕大多數是沒機會「出湖」，甚至「出縣」的。包括我父母在內，這些人中間不乏聰明堅韌者。回想起兒時目睹鄉鄰為一隻雞、一棵樹、幾尺地起爭執，直至發生鬥毆的場景，我總會設想一下，如果這些人生活在曾國藩練湘軍的時代，沒準能跟著曾大帥出徵，做成一番大事，何必在鄉下為蠅頭小利爭個你死我活？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我在寫這些文章時，已不復當初寫《進城走了十八年》《找不回的故鄉》時的輕快、酣暢，總想把我對湖湘文化特別是湖南人特質的關注付諸行文之中，希望自己述說的那些從湖南鄉野進入廟堂之上的「國士」之人生故事，能給讀者帶來更深入的思考。想法一多，寫作時有筆端凝滯，一些問題沒說透，一些話欲言又止。這樣的寫作或許是賣力不討好，尚祈讀者鑑之、諒之。
繼湘軍興起之後，湖南人最近一次大規模的「出湖」是改革開放以來，大批年輕人出省打工、經商、讀書，這次「出湖」人數之多，遠勝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和湘軍前輩憑軍功博富貴不同的是，這次湖湘青年的「出湖」，我認為必將在經濟、文化、科技領域開花結果。姑且待之。
我也想以這本書來紀念先父先母。他們含辛茹苦地把我們兄弟姐妹養大，他們無機緣「出湖」，他們的三個兒子今天皆已「出湖」。這當然主要是拜大時代之所賜，我不敢因此而自誇不負父母養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