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場的「疫論」專題開設「疫論·流動」子欄目，將在這個子欄目中陸續介紹牛津大學的「疫情與流動」論壇上的文章，該論壇是項飆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項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項飆策劃與編輯，並與《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合作，經項飆重新編選後在本欄目刊發中譯版。
【項飆按】
不管是世界衛生組織，還是各國政府，還是公共媒體，都把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疫情描述為一個史無前例的歷史事件。這次疫情的很多特徵確實以「史無前例」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究竟在哪些方面，疫情和歷史經驗截然不同？「史無前例」是審視疫情的有效視角嗎？
「史無前例」的視角本身絕對不是史無前例。和以往經驗的割裂，可能是我們現代社會，尤其是在進入到二十世紀末之後，一個非常普遍的歷史意識。我們越來越覺得自己經歷的很多事情是在人類歷史上全新的。歷史不再給我們提供前車之鑑、給我們提供下一步應該怎麼走的指導，歷史的存在似乎只是為了突出我們今天跟以前如何截然不同。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去觀察在疫情中間究竟發現了什麼，特別是當我們聚焦一個具體的地方，一個具體的人群，我們可能就會看到很多所謂史無前例的事情以前一直在發生。比如，對因為疫情而不斷不得不滯留在家的勞務人員來說，出國計劃被突然打斷、被迫滯留，是他們出國經驗的常規部分。對那些在疫情期間為失業而不得不匆忙離開城市的打工人員來說，從勞動力市場突然抽身逃離也是他們在不斷經歷的事情。他們這麼做，有的時候是出於主動的抗議，要用腳投票；有的時候是不得已，離開成為最後的一個自我保護的手段。在歷史上，這種逃離有時候可以引起很大社會政治的轉變。比如說，根據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研究，大量在東南亞山區的少數民族，其實最早都是逃離者。所謂民族關係、中心和邊緣的關係，其實是一個逃離不斷而逃出來的一個社會事實。
在疫情期間我們所感受到的特殊性，其實可能不是真正的史無前例，而是把有過的各種打斷集中起來而已。
打斷是讓我們無法在自己的經驗當中感到延續性的突發事件。打斷容易讓我們把歷史斷裂，從而造成一種危機感。危機並不僅僅意味著困難，危機更重要的意思是說，我們對這種困難無法言說，不能在現成的政策工具裡面找到來應對和理解這個困難的方式。所以覺得這種危機需要超出尋常、甚至超出法律範圍的解決方案。
疫情本身是不是史無前例，是很難用具體材料證實或證偽的。更重要的可能是「史無前例」這種歷史意識，這種斷裂感。這種歷史意識在實踐中可能會有一系列效果。比如，當我們把一個事件處理為史無前例的時候，我們可能看不到這個事件是以前很多潛在問題的顯性化，或者說以前相對分散存在的問題的集中化。我們的對應措施可能淪為就事論事的應急方案，而不是追根溯源去處理原來就存在的那些潛在的問題。反過來，應急措施會強化那種歷史和實踐被不斷打斷的感覺，從而在認識上進一步地隔斷歷史。在疫情過去之後，這些應急措施可能要麼就擱置、被廢棄，要麼這種應急措施會自己形成帶來一些想像不到的後果。而那些問題的癥結依然不能解決。
面對疫情我們想到的不應該是如何儘快結束超越它，相反，我們也可以考慮把疫情做更長線的思考：把它真正放置到歷史延續中考慮，而不是看作歷史過程當中額外的事件；同時把疫情變成可以達到系統性有長期效果的實驗。
滯留在家的菲律賓移民護士
Yasmin Y. Ortiga
新冠疫情對等待出國的勞務人員意味著什麼？
在2020年4月下旬，我決定記錄菲律賓移民護士的經歷。那時，菲律賓政府要求許多地方實行一個月隔離期的政策。與馬尼拉的兩名同事一起，我們通過臉書（Facebook）招募了受訪者，並與被滯留在不同省份的菲律賓護士進行了交談。她們和英國、新加坡、德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僱主都籤好了合同，但是卻出不去。
起初，我們認為新冠病毒因為對流動的全面控制，會給衛生工作者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困頓（借用眾多新聞報導和專家的語言）。但是情況比想像的要複雜。
菲律賓衛生部8月19日通報，該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達到173774例。時間、金錢和機會的喪失
疫情給我們的受訪者帶來了時間、金錢和就業機會上重大的損失。比如來自宿霧市（Cebu）的一位護士梅貝爾的故事。當菲律賓政府取消了所有前往馬尼拉的國內線路時，梅貝爾開始擔心她接下來去英國的行程，因為她的國際航班原定在馬尼拉起飛。她在馬尼拉的中介試圖重新預訂從宿霧飛往英國的航班。不幸的是，該中介在辦出國手續時拿著梅貝爾的護照（這是移民中介很普遍的做法），手續辦完了，但卻沒有快遞服務可以及時將護照還給她。最終，梅貝爾的英國僱主將她的合同擱置了，因為英國也進入了封鎖。
當護士們努力應對著各種計劃的中斷，招聘中介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來自伊洛伊洛（IloIlo）的護士約書亞帶著所有物品飛抵馬尼拉，卻發現下一趟飛往新加坡的航班被無限期推遲。中介退還了他的安置費，但沒有提供下一步的建議。約書亞回憶說：「他們只說：回家！」「我告訴他們我已經在這裡。我都已經辭職了……別告訴我回家。」約書亞與其他十名護士一起，要求該機構向新加坡僱主請求經濟援助。「我們籤訂了合同。我們不是他們的員工嗎？」然而他們沒有收到任何一方的回應。
梅貝爾和約書亞因國內和國際邊境關閉而做的徒勞努力，反映了流行病時期的特殊情況。但是，當我們與更多的受訪者談論他們中斷的移民旅程時，我不禁要問：流行病相關的停滯與移民護士過去所面臨的其他停滯和各種打斷有何不同？
流行病只不過是另一種困頓的形式？
梅貝爾的故事很能說明問題。在她申請去英國之前，梅貝爾有過機會被取消的經歷。 2015年，她申請前往加拿大的曼尼託巴（Manitoba）做護士。然而，在通過必要的考試後，梅貝爾被告知曼尼託巴的政策已經改變，她的工作經驗不夠，不滿足新的移民條件。梅貝爾仍然希望有機會出國，於是向魁北克的一位僱主申請。花了兩年時間學習法語並為語言考試做準備。但是，她的申請再次被撤回，因為招聘人員決定優先考慮具有「更多經驗」的護士。
有人可能會說，由流行病引起的流動障礙與移民政策轉變造成的挫折不可比較。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慮梅貝爾以及其他受訪者的經歷，似乎在這兩種情況下經歷的情緒困擾並沒有太大不同。
移民學者現在對停滯問題的思考更加深入，我們很有必要考慮停滯的經歷如何在不同的情況下，對不同的群體，意味著不一樣的東西。停滯不是個單一的事情。新冠疫情可能帶來新的「停滯體制」（Ma 2020），這與過去阻礙護士計劃的流動體制不同。在這種「停滯體制」下，可能給最終離開的人帶來更加嚴苛的道德評判。
一名本來計劃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的護士艾普麗爾（April）回憶了一段她與鄰居的對話。當鄰居發現她是一名「滯留」護士時，並沒有同情，而是對她說「你應該留在這裡，你的國家需要你」。艾普麗爾說她感覺既煩惱又遺憾。「我為菲律賓的患者感到難過。我確實想為他們服務……但我也需要養家餬口。」
看來我們還必須努力將因為流行病導致的停滯，與過去移民護士所面臨的障礙區分開。對於我們的受訪者而言，流行病導致的不流動更加難以預測，他們可以採取的選擇更受限制。目前，我們所有的受訪者都只好在家中等待，期待邊境的再次開放。
菲律賓帕賽，一名身著防護服的醫護人員移民學者面臨的滯留
也許這也是反思我們作為學者不能流動、被困頓的時候，例如實地調查和國際會議被擱置。關閉大學和暫停國際活動確實是史無前例的。然而，從某些方面來說，許多學者也長期經歷著其他類似的無法流動。
新冠病毒危機迫使我在過去兩個月中取消了兩次會議，但我在馬尼拉的一位合作者從未參加過亞洲以外的學術活動，因為他的旅遊籤證申請一直被拒絕（加拿大大使館兩次，美國大使館一次）。另一個朋友是菲律賓的博士生，她等了兩個月才得到在黎巴嫩進行研究的批准。她不得不為自己的研究寫了一份「備用提案」，以防籤證申請被拒絕，只能換題目做別的。
越來越多的美國和英國學者對當前的「停滯」進行了反思。我可以理解大家很容易將我們當前的限制視為例外。但是，我們還需要停下來思考一下，對於許多其他人來說，困頓不是什麼新體驗。
【Yasmin Y. Ortiga是新加坡管理大學的社會學助理教授】
Reference:
Ma, X. (2020). 『Regimes of (Im)Mobility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The Coronavirus and Mobility Forum.https://www.compas.ox.ac.uk/2020/regimes-of-immobility-in-the-time-of-pandemic/
作為抗議的逃離
Manish Maskara
如果不是因為新冠病毒的封鎖，印度城市中外來勞工每天的存在不會被人們注意到。在突然宣布世界上最嚴格的封鎖措施後，隨之而來的是數以萬計流動人口的危機，他們失去了工作，被趕出居住地，沒有吃的東西，從新德裡地區返回他們的家鄉。這也被稱為最大的人為悲劇。
移民勞工大量離開城市作為一種反應形式，作為他們不滿情緒的一種表達，並不奇怪。這種大規模空間流動的形式在不久前被移民勞工在類似或不同的情況下使用過，無論國家是否有做出決策。
印度的勞工從偏遠的村莊到遙遠的城市，旅途的距離可能高達1500英裡，也可能只有10英裡。他們通過這種移動的方式來維持生計。然而，在城市裡，他們作為建築工人、街頭小販、家政工人、旅館工人、保安等仍然生活在不確定的工作安排中，領著不規律或延遲的日薪，生活條件惡劣。
2016年，印度政府宣布了廢除紙幣的政策，影響了移民勞工對現金的日常依賴。因此，這一突然的宣布導致他們在失業後紛紛逃離印度的幾個主要城市。
在2008年，大量來自印度北部，如比哈爾邦（Bihar）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地的移民勞工離開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納西克（Nasik）、普納（Pune）和孟買（Mumbai）等城市。當時的邦政府譴責移民搶走了當地工人的工作。而在2008年之前，來自南印度講泰米爾語的勞工出於同樣的原因不得不離開，因為他們不再感到受歡迎。
我還記得，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城市中，由於缺乏政府干預，也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離開事件。2012年，一些傳言說會有針對東北移民勞工的暴力，這使他們逃離納塔卡邦的城市班加盧（Bengaluru）。2018年，因為把來自比哈爾邦（Bihar）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移民勞工和犯罪與暴力聯繫起來的謠言，使得來自這兩個邦的移民逃離了古吉拉特邦（Gujarat）。後來，古吉拉特邦（Gujarat）政府還出臺了限制進城務工人員就業的政策措施。
正是鑑於以前的移民逃離行動，我們需要解讀新冠封鎖期間的離開。封鎖增加了勞工每天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加劇了他們的恐懼和工作的不安全感。不僅是在新德裡（New Delhi）地區，在孟買（Mumbai）、蘇拉特（Surat）、海得拉巴（Hyderabad）、喀拉拉（Kerala）、班加羅魯（Bengaluru）等城市，移民勞工們堅持要回家的訴求是通過無聲或者暴力的抗議形式表達出來的。事實上，即使在古吉拉特（Gujarat）、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卡納塔克（Karnataka）、特蘭加納（Telangana）等邦政府試圖阻止他們返回村莊時，移民勞工還是選擇了回家。
逃離作為一種特殊的流動行為已經被研究過，在學術著作中也有重要意義。例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研究的馬來西亞農民的退出行為就和移民勞工的離開有很多相似（Scott 1985）。同樣，拉維·阿胡賈（Ravi Ahuja）強調農民的集體撤離是他們反抗壓迫的最終資源（Ahuja 1998）。在英國統治印度期間，沒有人身自由的契約勞工離開村莊，也被視為是使得印度變得更加有現代經濟活力的機會。當今，荷蘭人類學家揚·布雷曼（Jan Breman）在古吉拉特邦與勞工移民打交道數十年，將他們頻繁往返於鄉村城市的流動描述為一種抗議形式（Breman 1996）。與此同時，欽邁·頓佩（Chinmay Tumbe）談到經濟保障（economic security）吸引農民工進城，而農村的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迫使他們返回（Chishti 2020）。疫情下的逃離是這一過程的繼續，同時也體現了勞工對國家的極度不信任。
【Manish Maskara目前正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攻讀發展研究博士學位。】
References:
Ahuja, R. (1998). Labour unsettled: Mobility and protest in the Madras region, 1750-1800. The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35(4), 381–404.
Breman, J. (1996). Proletarian lif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Footloose Labour: Working in India's Informal Economy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pp. 222-2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shti, S. (2020). Chinmay Tumbe interview: 『Before announcing lockdown, assuring migrant workers would have helped』. The Indian Express.
Scott, J.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新冠不是一個孤立事件
Vyoma Sharma
新冠病毒被視為一場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機，會繼續留在我們身邊。在不忽視生命的悲慘損失、正在進行的研究和努力應對的同時，我對「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一類別提出質疑，並要求將準備作為一種常態，而不僅僅是對有害刺激的反應。新冠病毒並沒有「偷襲」我們。流行病並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它是一種社會現象，與政治和經濟運行密切相關。我們過去在流行病方面的經驗、傳染病病理學方面的醫學知識、全球和國家減輕風險以及災難的應對戰略，本應使我們做好準備應對全球範圍內的感染。
修正「危機」模型
醫學歷史學家查爾斯·羅森博格（Charles Rosenberg）強調了流行病的戲劇性特徵。就像一個戲劇的組成部分，流行病有開始和結束，情節隨著緊張增加而展開。緊張造成危機，從而調動起各種不管是符合主流意識形態還是挑戰主流的價值觀。不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通常會經歷三個過程：緩慢接受，驚恐和慌張，最後才有通過社會協商形成某種成型的回應。
人們傾向於把流行病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而不是人類生理、行動和環境因素不斷相互作用下而出現的結果。「危機」（crisis）在詞源上和交叉「cross」同源，都暗示人必須要儘快到達事情的另一邊。危機代表著對一個強烈堅持的世界觀和現狀的威脅（Rubenstein 2015）。在「全球危機」的視角下，一個問題（通常是傳染病，但也包括無限制的人口增長）被認為在本質上是獨特而緊迫的、會對國際穩定構成威脅、只有通過技術專家的即刻行動才能解決。雖然這些反應成功地激發了關注和資源，但也使得問題難以得到長期的關注。
威脅和安全這些意象，在國家和科學決策中通常得到最高級別的支持，並在我們的集體意識中產生共鳴。各國元首曾談到要對「看不見的敵人」發動戰爭。在印度，總理莫迪援引了馬哈巴拉特戰役（battle of Mahabharat）的神話史詩來描述他對這次新冠病毒的反應。因此，當你認為新冠病毒是一場危機時，其反應必然是立即的、極端的和廣泛的。它不會是永久性的或持續的，因為戰爭和史詩需要一個乾脆的結尾。
一個備受期待的解決方案是研製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當一種技術上可行、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出現時，它在進入國家免疫計劃之前仍將面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障礙。毫無疑問，疫苗是我們迫切需要的，但它只能提供抵抗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它不能解決無家可歸、人口稠密社區、缺乏自來水、衛生設施、藥品和食品的問題以及非正規就業的脆弱性。疫苗有技術承載力和生物醫學應用，但它們為什麼被當作神奇的子彈？為什麼要把惡化的健康狀況和垂死的軀體從它們產生的背景中分離出來，只處理成病原體-宿主的技術性問題？
印度政府的公共衛生支出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是世界上公共衛生支出最低的國家之一。這迫使64.6%的人口需要自掏腰包以滿足醫療需求（World Bank 2017）。薄弱的公共衛生系統將人們推向無組織、成本高昂、利潤驅動的私營衛生部門。ICU的床位、醫生、醫療設備的數量在新冠病毒之前已經少得可憐，現在更是遠遠不足以照顧未來幾個月將出現在公立醫院中的數百萬嚴重病例。印度已經在與肺結核作著無聲的鬥爭；而瘧疾、登革熱、絲蟲病、日本腦炎、基孔肯雅病和黑熱病也每年輪番在人群中肆虐。那些從病痛中倖存下來的人，只能在無休止的貧困和疾病循環中與經濟脆弱和健康惡化作鬥爭。
滅火式反應的風險
新冠病毒和遏制它的滅火式努力可能擴大現有的不平等。Pradhan-Mantri Garib-Kalyan Yojana（PMGKY–又作「總理的窮人福利計劃」，是2016年實施的財產申報和稅務法的一部分）下價值17000億盧比（約230億美元，根據1美元=74.8或74.9盧比計算）的救助計劃可能需要將財政和人力資源從岌岌可危的衛生計劃中轉移出去，威脅數百萬人的生命。2014年伊波拉疫情、2015-16年寨卡疫情以及其他流行病的教訓都表明，疫情對兩性不平等產生的長期影響（Smith 2019）。新冠病毒對男性的影響大於女性，但對後者而言，健康、經濟和社會的威脅更大（Wenham et al. 2020）。印度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婦女進入分娩期。封城使得她們可能面臨嚴重的產科併發症。在獅子山，為管理伊波拉疫情而提供的基本健康服務導致生育服務的利用率下降。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這致使約3600-4900例產婦、新生兒死亡和死產，與直接死於伊波拉的人數相等。
女性在低收入、衛生工作人員中佔大多數，且感染風險最大，比如作為護士、ASHAs（Accredited Social Health Activist公共衛生活動員；他們由國家衛生任務從每個村莊選舉出來，是連接基層社區和公共衛生系統的中間人）和anganwadi（印度鄉村兒童護理中心）的工作人員。關閉學校和居家隔離增加了女性的照顧責任。在流行病期間，女孩更容易輟學、遭遇性暴力和未成年懷孕。由於女性的收入通常低於她們的男性伴侶，因此她們參與經濟活動被認為是可犧牲的，她們在家裡的照顧責任也成為了強制性的。
疫情的社會構建
將新冠疫情理解成「前所未有」，引發了要迫切拯救生命的極端和強制性措施。但這也使得全球和國家當權者能夠將議程去政治化，拒絕社會的批評。在加強控制和封鎖措施時，政府在行使更大的專制權力。不僅暫停公民的自由和人權，而且還控制了對疾病的敘述。
嚴格的控制和封鎖措施將延續全球的不平等現狀，而不是打破它。全球資本主義依賴跨國價值鏈，這些價值鏈通常建立在大量貧窮、可有可無的僱傭勞工身上。封鎖措施忽視了流動勞動力的脆弱性，並危及數百萬人的生命（Xiang 2020）。遠離社會和居家工作是停滯的特權。只有極少數幸運的人才有能力囤積商品，並享受勤洗手的奢侈生活。如何控制和保護經濟不穩定的管家、辦公室幫手和清潔工？而農民和龐大的非正規經濟領域所遭受的成倍增長的壓力呢？無數被解僱的日薪族為一天一頓飯而戰。大量的人正從拋棄他們的城市步行500-600公裡回家。飢餓比病毒在更快地殺死他們。
新冠病毒疫情沒有「真實」的記述，只有相互競爭的說法，其中一些獲得了比另外一些更多的可見度和合法性。強調新冠疫情的社會建構性，並不是說病毒和疫情無中生有。恰恰相反，這讓我們看到新冠病毒同時存在於多個層次，一觸即發。它充分利用了我們社會集體有意忽視的事實。去揭示社會構造的鏈條是為了弄清疾病傳播路線和控制危險行為，更是為了建立強大的衛生系統和關注人們的脆弱性。繼續把新冠看作一個孤立事件的短期性視角將會適得其反。在建立健全的衛生系統方面，積極的國家政策和持續的投資是無可替代的。人們必須考慮到健康問題中製造和散播疾病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基礎，而不僅僅是疾病的物理表現。
【Vyoma Dhar Sharma是牛津大學國際發展專業的博士候選人】
References:
Rubenstein, J. C. (2015). Emergency Claims and Democratic Action.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32(1), 101-26.
Smith, J. (2019). Overcoming the 『tyranny of the urgent』: integrating gender into disease outbreak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Gender & Development, 27(2), 355-369.
Wenham et al. (2020). COVID-19: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the outbreak. The Lancet, 395(10227), 846-848.
World Bank. (2017). Domestic general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 of GDP) – Indi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
Xiang, B. (2020). 『Mobile Livelihoods in Stress』. The Coronavirus and Mobility Forum. https://www.compas.ox.ac.uk/2020/mobile-livelihoods-in-stress/
（本文由塗珈穎翻譯、注釋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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