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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當米蘭·昆德拉被迫離開捷克布拉格，移民官遞給了他一隻地球儀。地球儀在他的手指之下慢慢轉動，他默默尋找著自己的下一個棲居之地。最後，他問移民官：「您還有別的地球儀嗎？」
我們常把昆德拉和卡夫卡當做捷克文學的明星與象徵，天真地以為他們是如何懷念布拉格，捷克人又是如何以他們為榮耀。而實際上，後來昆德拉改用法語寫作，顯出一副無論如何不回布拉格的面貌——他告別了捷克，捷克人也告別了他。至於卡夫卡，雖然他成為千千萬萬遊客前往捷克「朝聖」的目的，雖然約翰內斯·烏爾齊狄爾的那句「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讓人們覺得布拉格與卡夫卡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精神聯結，然而事實上，捷克人對這位以德語寫作的大文豪的感情，遠非想像中那般熱切。
相較於卡夫卡和昆德拉，捷克人似乎更喜歡《好兵帥克歷險記》的作者哈謝克、寫下《過於喧囂的孤獨》的赫拉巴爾和寫過《布拉格精神》的伊凡·克裡瑪。除了這幾位，傑出的劇作家、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也是中國人民所熟悉的，1990年他的新年致辭頻繁出現於中國近些年元旦那天的社交網絡之上。
捷克人自稱他們是「無霸氣而有貴族氣的國家」，是「政治上的小國，文化上的大國」。昆德拉說：「做小國人的優勢在於，他可以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公民。」在只比中國寧夏面積略大的捷克，不僅有我們心心念念的城市布拉格，還有無數世界性的偉大作家。在他們筆下，捷克的街道、布拉格的日落和那些流亡的靈魂，究竟是怎樣的呢？
雅洛斯拉夫·哈謝克
（1883年4月30日-1923年1月3日）
捷克幽默作家、諷刺作家和社會無政府主義者。他最知名的作品是《好兵帥克歷險記》，故事講述了一戰時一個士兵鬧劇般的遭遇，是一部針對當時愚蠢僵化當局的諷刺小說，這部小說在哈謝克生前並未完成，但目前為止已經被翻譯成了六十種語言。除此之外，哈謝克尚有一千五百篇左右短篇小說存世。
《好兵帥克歷險記》
（三個權威的精神醫生對帥克進行鑑定）
他一走進這間將要對他的神經狀況進行檢查的房子，看到牆上掛著的奧地利元首畫像時便喊道：「諸位大人！弗蘭西斯約瑟夫一世陛下萬歲！」
真相大白。帥克虔誠的表現，使他們可以省去一大串問題，只剩下幾個最要害的問題還需要問一下，以便用帥克的回答來證實他們所代表的的精神病學博士卡萊爾遜、海維洛赫大夫和英國人衛金這三個體系對帥克的原有的見解。這些問題是：
「鐳比鉛重嗎？」
「對不起，我從來沒有稱過，」帥克笑眯眯地回答。
「你相信世界末日嗎？」
「我得先看到這個末日再說，」帥克漫不經心地回答說，「反正明天還不會到世界末日。」
「你能算出地球的直徑嗎？」
「請原諒，這我辦不到，」帥克回答說，「可是，我也想請大人們破個謎：有一座三層樓房，每層樓上有八個窗口，房頂上有兩面天窗和兩個煙筒，每層樓上住著兩位房客。諸位，現在請你們告訴我：這所樓房的看門人的奶奶是哪一年死的？」
法醫們面面相覷，不知所措。但是其中的一位還是提了個問題：「您知不知道太平洋最深的地方有多深？」
「這個，很抱歉，我不知道，」他回答說，「但我想，準比伏爾塔瓦河畔、維舍堡懸崖底下的河水還要深一點兒。」
委員會主席簡單地問了一句：「還有提問的嗎？」
一位委員又提了個問題：「一萬二千八百九十七乘以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三等於多少？」
「七百二十九，」帥克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回答說。
「我看，已經足夠了。」委員會主席說。「你們可以把這個被告帶回原處。」
「謝謝諸位大人，」帥克畢恭畢敬地說，「我也覺得足夠了。」
星燦 譯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2012-1
弗蘭茲·卡夫卡
（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
「卡夫卡」在捷克語中是「寒鴉」的意思，卡夫卡父親的鋪子即以寒鴉來作店徽。卡夫卡是歐洲著名的表現主義作家。他生活在奧匈帝國即將崩潰的時代，又深受尼採、柏格森哲學影響，對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觀態度，故其作品大都用變形荒誕的形象和象徵直覺的手法，表現被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包圍的孤立、絕望的個人。文筆明淨而想像奇詭，常採用寓言體，背後的寓意言人人殊，暫無（或永無）定論，令二十世紀各個寫作流派紛紛追認其為先驅。
《巷戰》
我們的部隊終於從南門突入城池了。我們班駐紮在一個城郊花園裡半燒焦了的櫻桃樹下，等待著命令。可是，當我們聽到南門那兒傳來高亢的軍號聲時，便再也忍耐不住了。順手抓起身邊的武器，毫無秩序地，胳膊搭著戰友的肩膀，高喊著「卡西拉！卡西拉！」我們這一長串的隊伍便穿過沼澤，向城市方向湧去。在南門那兒我們看見的只有屍體和在地面上飄著籠罩一切的黃煙。可是我們不甘心坐享其成，立即便奔入那些狹窄的，至今未受到戰鬥波及的小巷中去。第一扇房門被我一腳踹得粉碎，我們瘋狂般地衝入那走道，以致我們自己一時被互相撞得直打轉。有個老頭從這長長的、空空蕩蕩的走道那頭迎面而來。這是個奇怪的老頭，他有翅膀。寬寬地張開著的翅膀，翅膀的邊緣比他的身子還要高。「他有翅膀！」我對戰友們喊道。我們這些最前面的人向後退了幾步，但退路被源源湧入的後來者堵住了。「你們感到奇怪，」老頭說，「我們大家都有翅膀，但它們對我們毫無用處，要是能夠把它們扯下來，我們早就那麼幹了。」「你們為什麼不飛走？」我問道。「要我們飛離我們的城市？離開我們的家鄉？離開亡者和諸神？」
葉廷芳 譯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6年12月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1914年3月28日-1997年2月3日）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是二十世紀捷克文壇繼《好兵帥克歷險記》作者哈謝克之後，又一位家喻戶曉，深受百姓愛戴的文學奇才。他的作品大多描寫普通、平凡、默默無聞、被拋棄在「時代垃圾堆上的人」。他對這些人寄予同情與愛憐，並且融入他們的生活，以文字發掘他們心靈深處的美，刻畫出一群平凡又奇特的人物形象，小說裡充滿捷克的氣味。
《過於喧囂的孤獨》
三十五年來我處理廢紙和書籍，而我生活在一個已有十五代人能讀會寫的國土上，居住在過去曾經是王國的地方，在這裡，人們過去和現在都有一種習慣，一種執著：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壓進自己的頭腦，這給他們帶來難以描述的歡樂，也帶來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這樣的人民中間，他們為了一包擠壓嚴實的思想甘願獻出生命。現在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年來我按動這臺機器的紅色和綠色電鈕，三十五年來我喝著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為了買醉，我憎惡醉鬼，我喝酒是為了活躍思維，使我能更好地深入到一本書的心臟中去，因為我讀書既不是為了娛樂，也不是消磨時光，更不是為了催眠。我，一個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讀會寫的國土上的人，我喝酒是為了讓讀到的書永遠使我難以入眠，使我得了顫抖症，因為我同黑格爾的觀點是一致的：高貴的人不一定是貴族，罪犯不一定是兇手。如果我會寫作，我要寫一本論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書。通過閱讀，我從書本中認識到天道不仁慈，一個有頭腦的人因而也不仁慈，並非他不想仁慈，而是這樣做違背常情。珍貴的書籍經過我的手在我的壓力機中毀滅，我無力阻擋這源源不斷、滾滾而來的巨流。我只不過是一個軟心腸的屠夫而已。書教會了我領略破壞的樂趣，我喜歡滂沱大雨，喜歡爆破隊，我常常一站幾個小時，觀看爆破專家們怎樣像給巨型輪胎打氣似的以一個協調的動作把一排排屋宇、一條條街道炸毀，那起爆的時刻總使我百看不厭，所有的磚頭、石板、梁木統統被舉了起來，房屋隨即像件衣裳似的靜靜地坍塌，猶如遠洋輪船在鍋爐爆炸之後迅速沉入海底。我站在鋪天蓋地的塵埃中，傾聽著爆炸的樂曲，心裡想著我在深深的地下室裡的工作，那裡有一臺壓力機，我在它的旁邊，在幾盞電燈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聽得見上面院子裡來往行人的腳步聲，地下室的天花板上開了一個洞，形形色色的東西有如天上撒下的豐饒角。
楊樂雲 譯 /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 2014-5
伊凡·克裡瑪
（1931年9月14日- ）
捷克著名作家。1931年出生於布拉格一個猶太人家庭，10歲時隨父母關進納粹集中營，在那裡度過了暗無天日的3年，直到二戰結束。童年的悲慘經歷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傷痕，日後更是滲透到了他的創作中，形成了他獨特的個人風格。1956年克裡瑪從著名的布拉格查裡大學文學語言系畢業，在一家出版社做編輯，業餘創作小說和劇本，1960年開始發表作品。1964年，他當上了當時一家最負盛名的知識分子周刊的文學主編。
《布拉格精神》
弗蘭茨·卡夫卡和雅羅斯拉夫•哈謝克，《好兵帥克》的作者。兩人在相隔不到幾條街的地方度過了他們短暫的一生，他們去世的時間也相距不到一年。他們從同一個時期汲取營養創造天才作品，但他們的作品似乎不僅在年代上拉開距離，地點也不一樣。從那以後，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這個詞來形容生活的荒謬，而把自己能夠藐視這種荒謬，以幽默來面對暴力及完全的消極抵抗稱之為「哈謝克式的」。
過去時代的布拉格已經結束。沒有人能夠使那些被殺害的人重返生活，大多數被驅逐的人也很少有可能返回這個城市。然而布拉格仍然存活重又體驗自由。它的精神也完好無損。1989年在打開通往自由道路上的革命中，這個城市生機勃勃地展現了它自己。
革命通常標誌著震天響的標語和旗枳，血流成河，或至少是玻璃碎裂和石頭亂飛。而贏得「天鵝絨」稱號的「十一月革命」不同於其他革命不僅在於其和平方式，也在於鬥爭中主要使用的武器。布拉格幾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築物的牆、地鐵車站、公共汽車和電車的窗玻璃、商店櫥窗、路燈杆，甚至雕塑和紀念碑上，在一段期間均被難以置信的巨大數量的標語標誌所覆蓋。
儘管它們有一個目標—推翻極權制度—它們的口氣卻是輕快的、諷刺的。布拉格居民給他們所鄙視的統治者最後一擊不是一刀，而是一個笑話。但是在這個別致的、不動聲色的鬥爭的核心，仍然居住著激越的感情。這是時至今日這個卓越的城市生活中可以說是最傑出的悖謬。
崔衛平 譯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5-11-20
米蘭·昆德拉
（1929年4月1日- ）
捷克著名作家，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昆德拉早年參加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這場運動以樂觀的改革精神開始，卻最終被蘇聯和其他華約成員國軍隊鎮壓。在其第一部作品《玩笑》中，昆德拉竭力諷刺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1975年流亡法國，1981年歸化為法國公民。1984年，昆德拉發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是他一生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小說以編年史的風格描述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期間及被蘇軍佔領時期適應生活和人際關係的種種困境。他在晚年接受採訪的時候稱自己為法國作家，認為自己的作品應歸類為法國文學。1989年天鵝絨革命前，他的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長期被禁。他很少接受媒體採訪，昆德拉曾獲得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截至目前為止沒有獲獎。
《無知》
自流亡生活的最初幾周起，伊萊娜就常做一些奇怪的夢：人在飛機上，飛機改變航線，降落在一個陌生的機場；一些人身穿制服，全副武裝，在舷梯下等著她；她額頭上頓時滲出冷汗，認出那是一幫捷克警察。另一次，她正在法國的一座小城裡閒逛，忽見一群奇怪的女人，每人手上端著一大杯啤酒向她奔來，用捷克語衝她說話，嬉笑中帶著陰險的熱忱。伊萊娜驚恐不已，發現自己竟然還在布拉格，一聲驚叫，醒了過來。
她丈夫馬丁也常做同樣的夢。每天早晨，他們都互相傾訴夢中回到故鄉的恐怖經歷。後來，伊萊娜跟一個波蘭的朋友閒聊，這女人也是個流亡者，交流中，伊萊娜終於明白，凡流亡者，都會做這樣的夢，所有人，沒有例外；一開始，伊萊娜為一群素不相識的人在黑夜中竟有這份友愛而感動。但後來又感到一絲不快：如此私密的夢中經歷怎麼能集體感受到呢?那獨一無二的靈魂何在?然而思考這些根本沒有答案的問題，何苦呢？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就是成千上萬的流亡者，在同一個夜晚，雖然夢境形形色色，但大同小異，做的是同一個夢。流亡者之夢：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奇怪的現象之一。
這種可怕的噩夢在伊萊娜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因為她感到自己同時還飽受不可抑制的思鄉之情的煎熬，有著另一番體驗，那是完全不同的體驗：明明在白天，她腦海中卻常常閃現故鄉的景色。不，那不是夢，不是那種長久不斷，有感覺、有意識的夢，完全是另一番模樣：一些景色在腦海中一閃，突然，出乎意料，隨即又飛快消失。有時，她正在和上司交談，忽然，像划過一道閃電，她看見田野中出現一條小路。有時在擁擠的地鐵車廂裡，一條布拉格綠地中的小徑也會突然浮現在她眼前，轉瞬即逝。整個白天，這些景象閃閃滅滅，在她的腦中浮現，緩解她對那失去的波希米亞的思念。
同一個潛意識導演在白天給她送來故土的景色，那是一個個幸福的片斷，而在夜晚則給她安排了回歸故土的恐怖經歷。白天閃現的是被拋棄的故土的美麗，夜晚則是回歸故土的恐懼。白天向她展現的是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則是她逃離的地獄。
許鈞 譯 / 上海譯文出版社 / 2011-1
瓦茨拉夫·哈維爾
（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
捷克作家及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於1993年到2003年間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哈維爾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無權力者的權力》《獄中書簡》《給胡薩克的公開信》《給奧爾嘉的信》《故事與極權主義》《第二口氣》《政治與良心》《反符碼》《乞丐的歌舞劇》《車間主任》等。
《故事與極權主義》
認為捷克已經從戰爭和謀殺中擺脫出來這不是實情。戰爭和殺戮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它們從光天化日下無所遁形的公開事件轉變成朦朧不可見的內部的毀滅。人們在故事中讀到的那種純粹的「典型」的死亡（儘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卻仍能不可思議地透露出人類生活的意義［此處有語病］），在這裡已經由另一種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純粹的，然而是沒有行動，沒有故事，沒有時間的死亡，集體的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麻木不仁的，社會和歷史虛無化的過程。這種虛無化如此取消了滅亡，同樣如此取消了生命：個人的生命變成一個大機器中功能單調、整齊劃一的組成部分，他的死亡僅僅是意味著卸除了他的使命。
所有這些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是發達的、穩固的極權主義制度的內在表達，直接從其本質中生長出來。
來自西方的參觀者經常驚訝地發現，對捷克人來說，車諾比核輻射和愛滋病並不是一種恐怖的來源，而更像是一個笑話的主題。
我必須承認這並不令我驚奇。因為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完全是無形的，比起愛滋病病毒和車諾比核輻射它更看不見，然而更為當下的，更危險，換句話說，它比愛滋病或核輻射更內在，更緊迫地觸及我們每個人，因為我們每天都以個人經驗去了解它而不是從報紙和電視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較起來不那麼具有恐怖意味，不那麼陰險、不那麼內在的威脅就被驅逐到背景中去並遭到忽視，是不足為奇的。
崔衛平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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