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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劍朝天
宋代建陽窯曜變天目茶碗（單品，舉世無雙）
【作者按語】網絡時代，有些文章轉來摘去，原始出處便無影無蹤，從而遭受質疑，好點的善意詢問原始出處，有些小心思的，則藉機大做文章。本文以原文摘錄，客觀闡述倭人羅搶走我中國寶物的基本情況，算是資料輯錄，更是佐證歷史事實。
那是中國文化的一場大劫難
翻開那段令人類辛酸的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夥窮兇極惡的小偷和強盜，肆意盜竊、搶奪、破壞華夏文明和歷史文物，事例隨處可見：
——據2015年11月25日《團結報》孟國祥的文章：早在1894年中日戰爭時，日本宮廷顧問九鬼隆一，為使日軍能從戰敗的中國奪取更多的文獻和文物，曾親自製定了《戰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為了有效地掠奪中國圖書，日軍曾組織專門機構：「滿鐵調查部」，主要搜集有關蘇共和中共的情報資料；「滿洲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活動在東北地區，任務是搜集各種中國古籍；「新民會」是華北地區受日本特務機關控制與操縱的所謂「民間組織」，搜集有關抗日圖書文獻是其主要任務之一；設在東京的「政治經濟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經濟方面的圖書。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軍「中支（華中）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以「滿鐵上海事務所」、「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等機構成員為骨幹，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圖書。此外，還有軍方各種組織（如調查部、憲兵隊等）及私人劫奪中國圖書的組織。
——據《檔案時空》2007年史料版第5期孫聞浪的文章：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羅亞洲國家珍貴文物的「東方史館」，中國明代著名畫家唐寅的名畫《金山勝跡圖》被編號為「真跡008」，成為日寇亟待攫取的重要文物之一。侵華戰爭爆發後，眾多日本文化特務潛入中國，四處打探「真跡008」的下落……
——據1945年8月31日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致國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國曆年被日本掠奪文物清冊》記載：日本公開收藏掠奪來的中國文物的公私機關即有東京帝室博物館、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納白鶴美術館、東京細川侯爵府、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陳列室、東京大倉集古館、關東廳博物館、伊勢徵古館等63家，其中比較著名的文物即有驫氏編鐘、戰國式銅壺、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關石刻等各種文物501類，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實為「我國家博物館……無上妙品」。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上海市立博物館於1937年淪陷時，所藏古物7423件、字畫190幅、書籍4611冊被敵劫走。安徽省立圖書館損失古物96件、字畫298幅、書籍138123冊。廣西省立科學館於1944年被日軍焚毀，損失古物390件、字畫151幅。江蘇省立圖書館所存元、明古籍善本417部被敵劫走。山西省立博物館所藏先秦銅器，魏、唐造像等諸多珍貴古物被劫掠。福州私立協和大學於1944年9月福州淪陷時損失古物3601件、書籍28000餘冊……此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嶺南大學、金陵大學、中山大學等高等學府內所藏珍貴文物和書籍，遭劫掠或毀壞者也達近百萬件。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西北科學考察團珍貴文物2144件於1942年3月在漢口被敵劫掠。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蹟研究會所藏古物6500件、書籍3000冊於1938年開封淪陷時損失。河南省立博物館損失珍貴文物53件。河南省圖書館所藏16箱字畫於1938年在南陽被日軍飛機炸毀。河南省通志館所藏古籍8000冊被敵掠走。南陽民教館於1945年被焚毀，館中所藏壁畫64幅、古物170件、古書板1000塊被毀。鞏縣石窟寺造像200餘尊被毀。
——1938年2月，國際救濟委員會委託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史邁士（S．C．Smythe）主持歷時3個月的對南京災情的調查，其結果表明，南京住戶損失：52%由於縱火，33%為日軍搶劫所致，而市區損失63%由於搶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內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燒毀之前，已經被徹底地、有組織地搜掠了裡面財物，而實際倖存下來未毀的11%，也毫無例外地闖進士兵，遭到同樣的洗劫」，「字畫及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成了他們掠劫的對象」。在這場大規模的洗劫活動中，文化古物在劫難逃。
——中國難民郭岐在《陷都血淚錄》中寫道，仇英的山水畫，趙子昂的馬，董仲舒、陸潤序的字畫，嶽飛的親筆題字，八大山人的字畫，古版《西廂》，古官宦的瓷器及歷代的各種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傳世之寶，如今散亂於市，遭日軍搜羅劫掠。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南京市抗戰期間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統計，南京地區戰時文物損失，查明有據者至少有古字畫兩萬八千餘件、古玩七千三百餘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
——據1945年8月31日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致國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國曆年被日本掠奪文物清冊》記載,日本公開收藏掠奪來的中國文物的公私機關即有東京帝室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納白鶴美術館、東京細川侯爵府、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陳列室、東京大倉集古館、關東廳博物館、伊勢徵古館等63家，其中比較著名的文物有戰國式銅壺、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關石刻等501類。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 全5（2），卷914 《裴文中關於「北京人」化石標本被劫及失蹤經過報告》：1943年4月，日本憲兵密探錠者繁晴（英文名Goargia）找到裴文中，明確表示受日本軍部的命令，負責尋找中國猿人標本。錠者繁晴連續在3天內質詢了全體有關人員。特別是博文因此被日本憲兵隊囚禁了五天，追問沒有結果。裴文中認為，日本軍方插手此事，是因為長谷部言人在東京運動了要人，令日本軍部找到「北京人」化石。軍部認為錠者繁晴很能幹，而讓他承辦此事。
北京人頭蓋骨，這個世界級的珍寶，二戰時被日本搶掠，至今下落不明。據說藏在日本皇宮的地下室裡
——據2015年11月25日《團結報》孟國祥的文章：雖然日軍不會主動留下掠奪的證據，但還是有許多證據確鑿、有案可稽的掠奪案例：北平淪陷期間，1938年6月，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分館被日本憲兵搬走書籍314冊，1939年3月被日本憲兵搬走雜誌6551冊。1941年9月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書，新民會便以「寄贈」的形式交付給東京帝國大學，戰後歸還單行本6071冊、雜誌以及報紙計14734冊。1937年7月29日，日軍飛機炸毀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日軍侵佔南開大學後，還將部分南開圖書直接掠至日本。戰後在日本尋獲南開圖書190箱，於1947年4月3日從神戶港運歸中國。日本學者松本剛研究認為，「戰後，儘管有統計表明京都大學歸還給南開大學的圖書有10566冊，但是實際被掠奪走的情況依然不明。」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以收藏國學典籍見長，有錢塘丁氏的「八千卷樓」藏書及其他珍貴版本，1937年日機空襲時，倉促選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裝110箱藏於南京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分院地庫。1940年2月敵偽衝破地庫，劫走全部圖書。戰後清查，該館缺少甲庫善本（宋明元版）141種計542冊。此外，《陶風樓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頁……
——日本在掠奪中極為重視具體細節，其中一個重要的例證是，當時有一支經過精心挑選的，對珍貴書籍和文稿有專門知識的搜集文物的特別行動組織。其中一些是日蓮宗的和尚，他們的任務是在圖書館、博物館、私人藏書或寺院的佛經裡挑選這類書，然後把這些珍寶運到東京。在掠奪前，他們已在中國四處遊歷，與私人收藏者交朋友，編制了最珍貴書籍和文稿的目錄。1938年春，南京大屠殺之後，1000多名這樣的專家來到南京，開始從珍貴的藏書和文稿中挑選。儘管南京相當一部分已成為廢墟，但儲藏這些書籍的建築則處在嚴密的安全保護下。日本的皇家圖書館有優先挑選的權力，最珍貴的物品被挑出供天皇親自過目。每一件東西都被仔細地編號、打包，然後放入防水的箱子裡。他們還編制並複製了多本詳細的目錄，以確保在運往日本的途中不會丟失任何東西。大約2300名中國勞工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監督他們的工作，用了300多輛卡車把這些箱子運往上海，然後裝船。這些書中的一部分被用來建立位於東京的東亞研究所、東方文化研究所、東亞經濟研究所、東亞地方病研究所、大東亞圖書館及其他的機構。戰後，中國學者要求歸還這些文化財富。美國了解這一情況，美國曾進行調查，確認日本有17處地方存放這些戰時搶來的書籍，其中有日本皇宮、皇室內宮(ImperialHouseholdMinistry)、靖國神社、東京科學博物館、東京美術學院、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和慶應大學。美國佔領當局的結論是日本有300萬冊從中國各地圖書館搶來的珍貴圖書和手稿。今天的學者們稱日本的圖書館是亞洲最好的，因為日本僅歸還了其搶來的圖書中的一小部分，大約16萬冊，不足6%。（有關日本特別行動小組對中國書籍和手稿的搶劫的細節來自趙建民教授：「LootingBooks:UnforgettableFactsinHistory」，這是1999年12月10日～12日在東京舉行的「日本戰爭責任與戰後補償」國際市民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
——時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上村利道大佐，在1937年12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南京城內有學術價值的貴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們搜尋掠奪，一件件地被毀壞。」侵華日軍老兵山田仁曾回憶道：「去過難民區……盯上了城裡的石獅子，偷來後捆包起來送往日本，是送給哪個大人物的。」
戰國時期、公元前5世紀蟠螭紋鎛
——據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淺海一男講述，某報記者白天出去採訪，晚上回來時就懷抱著各式各樣的中國傳統工藝品。《讀賣新聞》的特派記者小俁行男還以自己的親歷親聞揭露了日軍將唐玄奘頂骨舍利盜回日本一事：1941年11月，日軍在南京中華門外修建神社時發現了唐玄奘的佛骨，謊稱要將佛骨全部移交給汪偽政權，並舉行了移交奉迎儀式，但事實上暗中將部分佛骨盜往日本。
……
每一個記錄，每一個數字，實際上都是倭寇當年在華犯下滔天罪行的一角！
被搶走360萬件只是最低數
對於當年倭寇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一直以來都只能是一個大概的統計數字，原因既有倭寇故意不留證據、戰後毀滅證據等問題，也有當時政府不得力，戰爭破壞力太大，中國及中國人民承受的災難太多、太廣、太深，戰前、戰時、戰後，人口銳減、流動等不確定因素太多，導致了統計數據失準，但無論出現的那一個數據，都將遠低於實際發生的數據，僅以文物這一類來說，出現的數據有：
王羲之《喪亂帖》（唐代最接近書聖原本的摹本，現藏日本宮內廳）
——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不正當貿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國珍貴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間，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達100餘萬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則是另一個數字：在47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4萬件，而民間藏中國文物是館藏數量的10倍之多。這兩個統計都反映了一個接近的數據：在海外的中國文物超過1000萬件。
——據2015年08月27日《廣州日報》報導：「京都大學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軍在亞洲的掠奪的專家。他告訴記者，整個二戰期間，日本從中國掠回的珍貴文物大約有10萬件，其他一般文物更是不計其數，數量大約有幾百萬件，這也與中國官方之前發布的數據基本一致。據中國官方統計，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有1879箱，被搶文物不計其數，僅戰後日本方面自己統計的數據就高達360萬件。戰後，中國學者要求日方歸還這些文化財物。美國曾對日本掠奪的文物進行過調查，確認日本有17處地方存放這些戰時搶來的書籍，其中有日本皇宮、東京科學博物館、東京帝國大學等。美國佔領當局的結論是，日本有300萬冊從中國各地圖書館擄掠來的珍貴圖書和手稿。截至目前，中國僅討回16萬冊，不足其中6%。」
元代因陀羅《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據中國歷史檔案館之「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1945年11月11日，教育部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改名為「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按建築、文物、圖書、美術四個部分，開展文物損失調查，到1946年3月底，經過各地查報和教育部綜合南京、江蘇、北平、河南、陝西等省市系統統計，最終形成了《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該目錄所列戰時中國被劫遭毀公私文物，查明有據者計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蹟741處。
——據戰後由倭國政府的「外務省」出版的《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譯成中文就是《從中華民國掠奪的文物總目錄》中日文字對照)，在「總目」以下用兩種文字表格分別列出了所調查的地區省市「公」、「私」兩方面的損失情況，項目有「番號」、「名稱」、「著者及其年代」、「件數」、「被掠經過」和「備考」：[書籍]公：2253252冊另5360種411箱44538部；私：488856冊另18315種168箱1215部。[字畫]公：1554幅；私：13612幅另16箱。[碑帖]公：455件；私：8922件。[古物]公：17818件；私：8567件另2箱。[古蹟]公：705處；私：36處。[儀器]公：5012件另63箱；私：110件另3箱。[標本]公：14582件另1204箱；私：17904件。[地圖]公：125件；私：56003件。[藝術品]私：2506件。[雜件]公：648368件；私：3箱。合計為3607074件741處1870箱。這個與中國歷史檔案館之「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所見《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屬於一個底本，應該是中國提供的目錄，而非倭子國交待的數據。
商代《猛虎食人卣》
站在當時歷史的視角還原分析，1945年那個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工作雖然是嚴謹負責的，但是登記所必備的手續和填報事項，則不利於文物損失的查報工作，因此，也就造成了很多文物收藏者和普通居民望而卻步，尤其是還存在倭奴「三光政策」下的絕村絕戶者的文物、被盜掘墓葬裡的文物，都是一個未知數，還有不少地區沒有進行調查和申報，還有的因為事主變遷、死亡或其它原因遺漏未報，有些項目沒有包括在內，甚至還有損失高昂而無法估價的。比如在「總目」就註明了：「中央地質調查所斐文中所報『北京人』一項，因價值卓特無法以金錢估列」，再加上剛剛戰後重建，查報渠道不暢等因素影響，存在大量漏報的事實，比如江蘇全省查報的文物損失數僅為135,376件，遠低於其屬下的溧陽縣的文物損失數，文物大省、被倭寇踐踏的重災區之一的河北省文物損失只有區區52件。因此，「360萬」只能是一個底數，實際的數量還將翻倍！
倭奴熱衷於中國文物的目的
無論是戰前、戰時、戰後，乃至到現在，倭奴對中華民族的文物都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濃厚興趣，原因大致有四：
唐代海硯紋銅鏡（被列為日本「國寶」）
一、凡是中國的好東西，倭奴都想據為己有，做夢都想，即使隔了幾百上千年都還會惦記著，文物自然包括在內，且位居盜竊掠奪的重要目標；
二、擁有海量的中國文物，可以在漸漸侵蝕和慢慢轉換中，搖身一變，將中華文明佔為己有，以填充其民族虛假而又醜陋的來歷；
三、以坐擁大量歷史實物信息，成為中華文明的代言人，由華夏泛文明圈的邊緣，登堂入室，弒師而代。我每次查閱古文獻，包括家譜，時常會見到出自倭子國的版本，看著心裡就惱火！這些被搶掠的本屬於我們的東西，現在還要不得不覥著臉去看。有山東王氏族譜被倭寇搶走，索要時居然挾以億元羞辱。
四、擁有中華文明的發言權和解釋權，徹底轉變千年以來對華夏的覬覦、窺視和仰望，為其卑微而又野望的民族信心找到支撐點。
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傳世的唯一五弦琵琶，倭子國皇室收藏）
倭奴從不會因為文物的專業價值和意義而參與到中國的考古等相關領域，其內裡包藏的是無盡的貪婪和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毀滅犯罪證據是倭奴慣用伎倆
倭寇戰敗後,大規模地焚燒、隱藏文件檔案資料是公開的歷史事件，不少圖書也相互佐證客觀記載了那個時期倭奴毀滅罪惡證據的事實：8月15日倭皇廣播投降後，全國上下的軍政官員開始大量焚毀檔案卷宗、銷毀罪證，以至於東京上空在沒有空襲的情況下仍然籠罩著濃煙--焚燒公文檔案的濃煙。戰後的混亂狀態，導致1945-1946年日本的各項官方數據極其不可信。
日本國立博物館藏 宋 官窯洗
——據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譯本，第462頁）：1939年2月陸軍省發布密令，嚴禁歸國官兵講述在中國戰場的暴行。以後又三令五申:「歸國將士的不妥當的話語，不僅成為流言飛語的原因，而且損傷了國民對皇軍的信賴，甚至會破壞後方的團結等等。所以再度通令，以後應更十分嚴格地加以指導和取締，一則使赫赫的武功善始善終，一則使皇軍的威武高度發揚，以期毫無遺憾地貫徹聖戰的目的。」
——據2014年04月27日《湖北日報》文章：日本侵華時期,日軍採取郵政檢查制度,對所有在華日軍和家屬的信件、電報、電話進行秘密檢查。一旦發現被認為洩露軍事機密、對日軍不利的言論,包括反映了日軍燒殺搶掠罪行的信件、電報等,便做出消除、扣押、燒毀等處置。
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據2015年8月27日《廣州日報》記者肖歡歡報導：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至今，在日本的各大博物館，還能看到70年前的那場侵略戰爭對中國帶來的傷害—很多日本侵華期間劫掠自中國的珍寶被展示在日本的博物館中，向世界炫耀。位於東京上野公園旁邊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中就展示著大批中國文物，比如公元前5世紀的獅子、公元前5世紀的大鐵鍋、南宋官窯琮形瓶等。這些文物都被標上了「重要文化財」的標記，並禁止遊客拍照。
——據2015年8月27日《廣州日報》報導：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又稱亞洲文物陳列館，是日本博物館中展出中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也是日本掠奪亞洲國家文物的證據。博物館工作人員佐佐木告訴記者，整個博物館大約有10萬件藏品，其中，來自中國的藏品大約有1萬件，除了日本本國展品外，就中國展品最多了。記者登錄該館官方網站發現，有11件中國文物被列為「日本國寶」，另有147件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產等，這些文物都是「寶貝中的寶貝」。不過，這些文物多數沒有標註來源，只有極少數註明了是由某人捐贈。
——據中國巾幗戰士、著名民間對日索賠人士王選說，以前她到日本人家做客的時候經常會看到日本人家裡的中國古代藝術品。「這些藝術品不排除有購買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我相信是侵略中國的時候掠奪的。」在從事細菌戰訴訟的8年時間裡，她去過的很多日本老兵家裡都發現有精美的外國珍貴文物。曾代理首次中國勞工集體訴訟案的律師孫靖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中國上古良渚文化豬形刻紋玉鉞鐓
如果一個壞人因為毀滅了犯罪證據，而可以逍遙法外，那樣的法不僅不是善法，反而是縱容犯罪，為壞人當保護傘的惡法。好的懲治之道，是讓壞人無處遁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介於倭奴切切說實話存在過大規模有組織地毀滅罪惡證據的歷史事實，對東瀛四島出現的一切中國物品，都應該首先進行有罪認定，之後再根據可信的證據，區分出哪些是合法渠道所得！總之，一句話，搶了我們的，偷了我們的，你就甭想心安理得地據為己有！當然，還可以換一種思路：既然倭人已經將我們祖先的東西搬過去了那麼多，那麼，我們有權力，有責任，更有義務，去遂了它們的心願，將東瀛重新改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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