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伍子胥之死，與吳、越相爭密切相關。面對越王勾踐的野心，吳國上下渾然不覺；唯一察覺出這一點的伍子胥，卻慘被吳王夫差處死。最終，在那個以爭霸為主流的時代，卻罕見地出現了一個霸主被小國滅亡的慘劇。
這種巨大反差的案例，值得我們認真推敲、總結經驗。這一事件的結果，證明了伍子胥的正確、吳王夫差的錯誤；那麼，我們就能據此得出「夫差是昏君、伍子胥被冤殺」的結論嗎？
客觀來說，伍子胥之死，並不是夫差一個人的鍋，伍子胥本人也有一半責任。
北上還是南下，伍子胥死於戰略上的分歧？
吳王夫差即位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報仇。
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率軍伐越。在槜李之戰中，原本佔據優勢的吳軍被對手的「臨陣自殺大法」迷惑，隨後陣型大亂、全軍敗退，闔閭的腳指頭被砍，不久後傷重而死。臨終前，他給兒子夫差留下了遺言：「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你敢忘記殺父之仇嗎？
報仇雪恨，就成了夫差的首個執政目標。由於雙方在國力上的懸殊差距，僅僅兩年後，夫差就完成了這個任務，走投無路的勾踐以俯首稱臣、委身為奴為代價，把越國從滅亡的邊緣上拉了回來。
但這個勝利的時刻，卻成了伍子胥、吳王夫差持久分歧的開端。
伍子胥、伯嚭（pǐ），這兩個來自楚國的復仇者，是當初協助吳王闔閭攻破楚國郢都的功臣；闔閭死後，他們又作為輔政大臣，協助夫差完成了復仇大業。但當勾踐被圍會稽山時，這兩位元勳向國君進獻了截然相反的建議。
太宰伯嚭接受了越國大臣文種的好處，主張接受勾踐「委國為臣妾」；
伍子胥則引用夏朝時期少康復仇有過氏的案例，建議徹底除掉勾踐、滅掉越國，以消除身後的心腹大患。
但夫差採取了伯嚭的主張，放過了勾踐和越國。不過，伍子胥並沒有就此放棄。
公元前489年，夫差準備抓住齊國內亂的機會北伐，伍子胥表示反對：「勾踐食不重味，吊死問疾，這種人遲早是吳國的心腹大患，必須除之而後快」。但夫差執意伐齊，最終取得了豐碩戰果：大敗齊軍、威嚇鄒魯二國。這個甜頭，也讓夫差對伍子胥觀點越發心懷狐疑；
四年後，夫差在子貢（孔門弟子）的攛掇下再次伐齊；與此同時，為了堅定吳國北上的決心，勾踐也聽從子貢的建議，試圖通過主動示好的方式來打消夫差的後顧之憂。面對這種架勢，伍子胥越發覺得恐懼，他再次強調「越，腹心之病」，勸導夫差不要相信勾踐的「浮辭詐偽」，將精力優先放在剷除越國上。
對於這種陳詞濫調，夫差不僅沒聽從，反而讓伍子胥出使齊國。
在齊國，伍子胥把自己的兒子託付給了齊國大臣鮑氏照看，這無疑是打臉夫差的行為。沒多久，在伯嚭的攛掇下，伍子胥被逼令自殺。
但其後的歷史走向證明了伍子胥的正確：被連續北徵消耗實力的吳國，遭到了來自勾踐的背刺。12年後，吳國滅亡，夫差在自殺前感嘆：「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從這個過程來看，伍子胥之死的原委好像是這樣：
面對一意孤行的吳王夫差，他直言進諫、剛直不阿，最終觸犯了吳王的權威，招致身死的悲慘結局。
這一邏輯看起來沒什麼問題，符合萬惡封建社會的一貫負面風評，儼然是功高震主、一朝天子一朝臣規律的標準示範罷了。
但我們要搞清楚一個問題：拋開我們讀史的上帝視角來看，在那個時代，吳王夫差放過勾踐、問鼎中原的主張真的是個錯誤嗎？
夫差的視角：問鼎中原、信義服人，大國博弈的規矩
當初吳王闔閭因勾踐而死，但這並不代表越國是吳國的主要敵人。
吳、越兩國原本是偏居東南的難兄難弟，長期以來默默無聞。在晉、楚爭霸時，晉國為了從身後牽制楚國，派人與吳國聯絡，傳授用兵之術和車戰之法，這才推動了吳國步入春秋歷史的舞臺。
既然晉國聯吳抗楚，那麼楚國就援越制吳，吳越兩國就這樣被捲入了大國爭霸的棋局中。
也許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後起之秀吳國爆發出的能量竟如此驚人。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攻破郢都，讓楚國這個曾經的春秋霸主顏面掃地。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面對秦、越的夾擊，夫差不得不回撤，暫時將主要精力用來對付越王勾踐。
我們很容易發現這個邏輯：吳國爭霸中原的徵程，被來自身後的越國偷襲打斷；在之前的絕大部分時期內，越國都不是吳國的下飯菜。
因此，隨後吳王闔閭攻越，本質上是要打擊楚國的盟友、消除後顧之憂。那麼，當夫差把勾踐圍困在會稽山上時，為啥不斬草除根、反而扭頭北上呢？
對於立志問鼎中原的吳王夫差來說，殺害勾踐、滅掉越國，弊大於利。
在春秋時代，兼併不是主流，稱霸才是時髦；但稱霸靠的是什麼？當然要依靠武力，但也需要「信義」。公元前485年，當子貢鼓勵自己伐齊時，夫差曾表達了對身後越國的擔憂，一度表示：「待我伐越而聽子」，即：等我揍完勾踐後再按你說的做。
但子貢僅僅用了一段話，就讓夫差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動搖：
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
畏懼強齊、欺負弱越，這不是勇者所為......施行王道的人不會讓一個國家滅絕，這樣才能樹立道義；攻打齊國、援助受困的魯國，將會讓各國諸侯國敬服您的仁德，其後競相來朝見，您的稱霸大業就成了！
這段說辭，體現了當時的主流價值觀。我們模擬下夫差的心理活動：
是啊，勾踐早已對自己稱臣，而且多年來一向規規矩矩、畢恭畢敬，如果自己毫無緣由的拿他開刀，中原各諸侯國會怎麼評價？他們會不會說：你們看，當初闔閭受傷，只是戰場中的意外而已；而這個夫差，竟然為了報一己私仇，得理不饒人，殘害早已認錯的勾踐。這種人，是個只迷信武力的暴君罷了，誰會認他做霸主！？
再加上勾踐趁機前來示好，越發讓夫差覺得，自己擱置越國、爭霸中原的決定，完全符合當時的「國際」秩序和人心道義，既合情又合理。於是，原本還有些搖擺不定的夫差，最終走上了不歸路。
只可惜，勾踐根本就不是個有規則意識的人，但為啥伍子胥能夠察覺這一點呢？
伍子胥為何能洞悉勾踐？他倆幾乎是一類人
我們都知道，伍子胥本身也是個復仇者，並且他的經歷與勾踐出奇的相似。
當初，楚平王準備殺掉太子太傅伍奢時，為了斬草除根，曾逼迫對方召來兒子伍尚、伍子胥。最終，為人仁厚的伍尚如約而至，陪同父親慷慨赴死；剛烈暴戾、善於忍辱負重的伍子胥則在識破楚王的心思後，毅然出逃，立志未來報仇雪恨。
知子莫如父，得知二兒子逃跑後，伍奢百感交集：「楚國君臣將要飽受戰爭之苦了！」
出逃的伍子胥，先後輾轉至宋、鄭、陳等國；奔赴吳國的途中，他盤纏用盡、身患重病，一度面臨絕境；但在強烈復仇意志的驅使下，他不惜拖著病軀、沿路乞討，歷經艱辛趕到了吳國。在吳國時，為了讓自己獲得話語權，伍子胥投公子光（即後來的吳王闔閭）所好，進獻了刺客專諸，協助對方殺掉吳王僚、登上王位。
為了報父、兄之仇，伍子胥不惜放下個尊嚴、冒著道德風險，協助吳國攻破了自己故國的首都，並將楚平王的屍體挖出來鞭打三百。
越是敢於放下身段、直面羞辱的人，底子裡就越危險，伍子胥就是這類人：為了實現目的，他可以付出任何代價。
而這麼一位經驗豐富、深諳人性的狠人，自然能敏銳地發現自己的同類。
在會稽山之圍時，面對勾踐「求委國為臣妾」的請求，伍子胥一針見血的提醒：「越王為人能辛苦」，勾踐能夠如此忍受奇恥大辱，絕非善類。但夫差對春秋信義還保留著基本的尊重，他不僅接受了勾踐的請求，內心也許還會認為伍子胥過於歹毒；
在接下來，勾踐越隱忍、越國對待吳國越謙卑，伍子胥的內心就越不安。而勾踐也察覺出了這位真正的對手，為了消除威脅，他不斷砸下重金，利用伯嚭、伍子胥之間的矛盾，持續挑撥、離間，不僅把伍子胥推向了絕路，還成功讓吳國朝廷再也沒有反對意見，一頭扎進了持續窮兵黷武、四面樹敵的北伐泥潭。
簡單來說，在吳王闔閭時代，伍子胥的個人目標與吳國的戰略意志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他能夠成為吳王闔閭的功臣、親信，順便實現個人的理想；
而到了吳王夫差時代，客觀上來說，伍子胥的滅越主張仍舊沒什麼問題、夫差的北上執念也有道理。但問題在於，在優先執行哪一項方面，君臣之間的想法並不一致，伍子胥和國君代表的國家意志之間起了衝突。
而伍子胥的性格，促使他選擇了最不可取的方式。
執拗的性格、鬆懈的心態，讓伍子胥走向夫差的對立面
對於伍子胥的性格，他的父親伍奢曾說：「為人剛戾忍卼」，即桀驁不訓、忍辱負重，既狠毒、耿直，又敢於隱忍；
同來自楚國的伯嚭也說：「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為人強硬兇惡，沒有情義，猜忌狠毒。
但既然伍子胥善於隱忍，為啥他不能像當初討好闔閭那樣奉承夫差、以踐行自己的滅越主張呢？
時期不同，人的觀念也不一樣。在完成復仇大業後，伍子胥的心態已經產生了變化，不再像當初那樣充滿鬥志、不達目的不罷休；他面對夫差時，也時常體現出先王老臣的姿態，倚老賣老，言語、行動上非常不客氣。
比如在會稽山，他直言不諱：「大王如今不一舉殲滅勾踐的話，今後一定會後悔！」
公元前489年，為了勸阻夫差伐齊，他用了這樣的言辭：「大王不剷除越國，卻一門心思想著攻打齊國，不是很荒謬嗎？」
公元前485年，他又這樣說：「希望大王放棄齊國，先攻打越國；如不這樣，今後悔恨也來不及了。」
夫差讓他出使齊國，他卻把自己的兒子託付給齊國大臣，毫不掩飾自己不看好吳國前景的態度；
而在自殺前，他仍在嘴硬：「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放在吳都東門上，讓我看到越國怎樣滅掉吳國」，幾乎詛咒吳國的滅亡。
隨時說風涼話、次次頂心頂肺、回回否定自己，如果你是夫差，你就會怎麼看待伍子胥？筆者想起了港劇中的一句經典臺詞：你在教我做事啊？
伍子胥完全有機會挽救吳國、成就自己
從當初夫差跟子貢的對話來看，吳王夫差並不是完全沒聽取伍子胥的意見，他對越王勾踐的危險性也有一定的認識。但問題就在於，伍子胥長期以來「不聽我的你就完蛋」的提意見方式，讓身為吳王的夫差非常難堪：我難道不要面子的嗎？
夫差難以理解伍子胥對復仇者心態的洞悉；同樣，伍子胥也不明白夫差這位王者的人生追求。君臣之間面對互不理解的情形時，應當由誰放下身段、主動破冰？
當然是臣子、下級伍子胥。吳國幫助他復仇，為他提供了展示才華的舞臺，讓他享受了榮華富貴，他應當有士為知己者死的責任，這無關君臣尊卑，只關乎為人處事的基本操守。
那麼，除了順從，伍子胥還有其他方案嗎？當然有，以我們事後諸葛亮的立場來看，如果伍子胥擺正心態、換個思路，完全可以使自己和夫差的理念和諧共存。
比如，作為才華橫溢的智囊，他完全可以拿出自己當初復仇時同等的熱情，體現出對夫差爭霸中原理想的理解與支持，積極提出一攬子行動方案，巧妙地把「滅越」與「稱霸中原」結合起來，即把幹掉勾踐列為問鼎中原的必要一環；
再或者，他可以像後世的謀士那樣，大張旗鼓的提出上、中、下三策，把自己最心儀的方案列為中策，埋下各種伏筆，誘導夫差不得不選擇優先滅越這一選項。
我相信，以伍子胥的智慧，上面哪種方式都沒什麼難度。然而可惜的是，在執拗性格、乖張心態的驅使下，他一步步走向了夫差的對立面，變成了政敵伯嚭、死敵勾踐最希望看到的樣子，不僅毀了自己，也毀了夫差、毀了吳國。
時代推移，但人性始終如一，這就是我們主張學習歷史的主要出發點。從夫差、伍子胥的慘痛案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咱們工作中的影子？
在工作中，對待同一個問題時，若處在不同的位置，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結論、給出截然相反的方案；如果跳出當局者的角色，咱們也許會發現，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都有可取性。
作為親歷者，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處理這種困局。你是不是經常滿腔壯志、一肚子主意，卻在領導那裡碰了壁？這種情況下，你是當面硬懟、教領導做事，還是背後抱怨、深嘆懷才不遇，亦或是冷靜思考、尋求「曲線救國」的可行性？
職場中，水平接近、資歷相同、工作類似的兩個人，之所以差距越拉越大，除了「關係」等非常規因素外，如何用最具智慧的方式來處理與同事、上級之間不同意見，起到了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