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於公號：羽戈。作者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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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下，酷吏無處紮根，專制之下，酷吏難得善終。
酷吏這枚陰冷的標籤，往往都是朝他人身上貼，惟有柯文哲，竟以此自封，令人瞠目。那麼這位臺北市長酷在哪裡呢？
他履新之後，要求下屬早上7點半到崗，下屬表現不好，便遭他破口大罵，「市長室秘書上班第一天就哭著辭職，柯再去秘書處要人，因為工時太長，沒人敢報名」。
不過，對比中國古代的著名酷吏，如張湯、嚴延年、周興、來俊臣等，柯文哲便成了謙謙君子；在殺人如草不聞聲的酷吏面前，新官上任的柯文哲以罵人立威，好似過家家。同為酷吏，張湯、嚴延年之酷，可謂嚴酷、殘酷；柯文哲之酷，充其量只是嚴格，我想到的形容詞，則是Cool，更多是一種性情、姿態的張揚，難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柯文哲自稱酷吏，未嘗沒有一絲譁眾取寵的意思，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不足以與張湯等前輩相提並論。說起來，法治社會，焉有酷吏的容身之地。酷吏本是反法治的物種。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稱道酷吏趙禹「據法守正」、義縱「直法行治」，這裡的法，並非良法，法治則是良法之治。
漢朝的立法，正是在趙禹和張湯手上，開始走向嚴峻[「（趙禹）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而且，趙禹「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不講程序，更有違法治精神。依據惡法，甚至不依法律，玩弄法律於股掌之上，不啻是酷吏的本色。
所以我們不必見柯文哲自詡酷吏而色變。儘管臺灣的法治及民主並不完善，它可能縱容庸人當政，卻不會滋生酷吏橫行。法治之於酷吏，首先在於預防，其次在於補缺。求法治而必反酷吏，反之，酷吏肆虐的地方，法治必定不彰。
酷吏是法治的天敵，卻是專制的忠犬。專制者慣用兩種人，一是貪官，二是酷吏。為什麼要用貪官呢？專制政治最講究對專制者的忠誠。把貪官骯髒的辮子捏在手裡，他們則不得不聽話，不得不忠心，所謂「用貪官而結其忠」，正是此意。
貪官的另一大妙用，則在扮演替罪羊和出氣筒，危急存亡之秋，專制者可殺貪官以平民憤，把社會矛盾從制度身上轉移開來，所謂「反貪官不反皇帝」，其來有自。再次，貪官搜刮的財富，貌似屬於個體，實則屬於國家，隨時可收歸國庫（當然國庫即專制者的私囊，還是屬於個體），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為註腳。此之謂一舉三得。
任用酷吏，則事關貪官。不難想見，貪官的心思大都用在貪上，不願或不能做事，政務廢弛，民心渙散，須得有人收拾，這就需要酷吏出場。酷吏往往敢於任事，而且富有幹才，試看《史記·酷吏列傳》所載的郅都、王溫舒等人：
「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郅）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慄。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王溫舒任廣平都尉，以毒攻毒，手段狠辣，以至「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任河內太守，抓捕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流血十餘裡，上任三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
……
其次，反貪官而用酷吏，甚至非用酷吏不可。貪官雖然貪瀆，卻非儘是無能之輩，有些奸猾無比，如同耗子，且喜結黨，一為營私，二為自保，是以貪汙多為窩案。對付這些人，惟有起用酷吏，施以雷霆手段，才能事半功倍，一網打盡。
有人會問：假如酷吏本身也是貪官，那該如何？這其實對反貪毫無影響，反而正中專制者下懷。
專制與法治的一大根本區別在於，法治以法律制衡權力，專制以權力制衡權力，其制度設計，除了專制權力至高無上，餘者皆環環相扣，以乙制衡甲，再以丙制衡乙，再以丁制衡丙，最後用甲制衡丁，一環扣一環，扣成一個連環，這個連環，只有專制者能解。
作為其中一環，酷吏概莫能外，制衡他人，同時為他人所制。專制者用酷吏反貪，賦予其強權，卻也擔心其權勢燻天，尾大不掉，因此需要備好後手。
若酷吏是貪官，那就好辦多了，隨時可以剪除，甚至不必浪費行政資源，照搬反貪的名義即可。
酷吏而為清官，對專制者來講，反成難題。《史記·酷吏列傳》所載諸人，不乏清官，郅都「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張湯死時，「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
這二人之死，都值得玩味。竇太后欲殺郅都，因無罪證可尋，只能「以危法中都」，「中都以漢法」，這則有些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意思。張湯被審訊，拼命辯解，不甘就範，皇帝急了，派酷吏趙禹前去開導：「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於是張湯自殺。假如這兩個人都是貪官，殺起來便輕而易舉，何必羅織、威逼。
由此可以說說酷吏的結局。老話說，酷吏都沒有好下場，反觀國史，固然能找到反例，不過，最知名的酷吏，幾乎都是橫死。司馬遷撰《史記》，商鞅、李斯獨立成篇，故未納入「酷吏列傳」，這二人可謂酷吏的先驅，商鞅戰敗而死，屍身遭車裂示眾；李斯被腰斬於鹹陽鬧市。
西漢的酷吏，郅都、義縱被殺，張湯、王溫舒自殺，唯有杜周病死，得以善終。
東漢的酷吏之代表，有「屠伯」之稱的嚴延年，被處棄市。
唐朝的酷吏，名氣最大的莫過於周興和來俊臣，周興雖被武則天赦免死刑，改判流放嶺南，卻在路上被仇家所殺；至於請他入甕的來俊臣，結局也是棄市，而且被斬之後，百姓爭割其肉。
然而酷吏的橫死，卻不當歸結於報應論的靈驗。不能說，酷吏生前有多麼嚴酷，死相必將嚴酷十倍百倍。嚴酷只是酷吏之死的表面原因，正如貪汙只是貪官落馬的表面原因。專制之下，貪官與酷吏的結局，取決於權力的盛衰。試想，倘一個酷吏，一生大權在握，死後權柄將傳承至其子孫或黨羽，那麼他怎麼會不得善終呢？篤信並鼓吹報應論，也許是一種虛弱的表現。古往今來，報應論失效的時間，未必少於生效的時間。
酷吏與貪官一樣，都是專制者得心應手的工具，或可譬之為夜壺，用舍行藏，端看主人是否內急。譬如需要肅清貪腐，需要打擊豪強，便把酷吏從幽暗的床下取出來；需要撥亂反正，需要平衡左右，便把酷吏一腳踢下臺去，甚至殺之而後快。酷吏為專制而生，更當為專制而死，他的生死往往不由自主，對專制者而言，如果酷吏死亡的價值高於生存，那麼他就必須死亡，反之亦然。無論生死，作為螺絲釘的酷吏，都得為專制機器貢獻最大價值。
說到底，酷吏的命運，與專制政治的命運牢不可分。酷吏之酷，其實就是專制之酷：酷吏或者以其嚴酷博取專制者的青睞，或者以其嚴酷貫徹專制者的意志。酷吏政治正是專制政治的一個面相，它的背面，則是所謂的仁政。拋開專制而談酷吏，結論恐將流於表面，正如拋開酷吏而談專制，結論恐將失之片面。
令人詫異的是，而今竟有人推崇酷吏。揣摩其情由，不外兩點:
一是酷吏能做事，這則需要細究，他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即便做好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酷吏之嚴酷，更多在過程而非結局，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
二是酷吏能反貪，這不免叫人啞然失笑，酷吏對付貪官，手段的確嚴酷，然而他們對付民眾，何嘗不是如此呢，甚而更勝一籌，漢朝的酷吏，被用來針對豪強，後來則等而下之，到了周興、來俊臣的時代，酷吏手下的冤魂，到底是官多還是民多？
法治之下，酷吏無處紮根，專制之下，酷吏難得善終。作為一種政治病毒，酷吏的唯一出路，就是儘快消亡。這不僅是國家之幸、民眾之幸，於酷吏自己，也是幸事。如果給酷吏一個重生的機會，他們還會選擇這條不歸路麼？
刑場之上，李斯對其子感慨：「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然而權力的魔法，不是懺悔、鮮血和生命所能破解。李斯之後，酷吏不絕。他的臨終嘆息，卻成絕響，渺不可聞。
2015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