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問世已經近三百年了[1]，這部跟《紅樓夢》出現於同一時代的諷刺小說，具有所有偉大作品所共有的特質——
可以在一代代讀者那裡引起共鳴，不斷引導人們反觀自我，思考自己的生活困境，思考所處社會的文化病根。直到與十八世紀中葉相比已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今天，書中仍舊有許多永恆的東西在撥動讀者的心弦。
這部傑作是清代吳敬梓（1701-1754）的嘔心瀝血之作。吳敬梓字敏軒，號粒民，晚年又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出生於科舉世家，曾祖父和祖父兩代出過六名進士，但是他自己卻在科舉中屢遭挫折，最後看清科舉弊端，放棄仕進。
1722年，吳敬梓的父親罷官回鄉，第二年病逝。吳敬梓性格豪爽慷慨，樂善好施。在他的揮金如土和親族豪奴互相勾結的侵奪下，父親留下的財產沒過多少年就消耗一空，田產賣光，奴僕逃走。
他成了鄉間的笑柄，被用作教育子弟的反面榜樣。
1733年，吳敬梓變賣祖產，毅然決然地離開如同書中勢利薰心的五河縣一般的全椒，移居南京，賣文為生。
此後他也曾被薦舉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但是臨到赴京參加考試時，卻「堅以疾篤辭」[2]。
晚年的吳敬梓生活艱難，常處於饑寒交迫中，最終在揚州訪友求助時去世。
從吳敬梓的生平來看，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他晚年困苦中的安慰和人生理想的寄託。我們可以在書中的許多人物身上，看到作者的影子，比如散盡家財、移居南京、裝病不應徵召的杜少卿。
《儒林外史》被認為是古代諷刺小說的巔峰之作，但其底色卻是悲天憫人的，作者的用意不是「罵世」，而是「醒世」。
吳敬梓以他的慧眼洞察世情，寫出了功名富貴怎樣使人陷入困境，又怎樣使整個社會制度運轉不靈，使文化降格。
他在對筆下的人物，在諷刺之餘也寄託了無限的同情。
書中展現的困境首先是個體層面的人生困境。在儒林外史所塑造的人物中，讀者最熟悉的大概要數那些被科舉毒害的知識分子。
周進、範進，一個撞貢院號板，一個中舉發瘋，他們都中了科舉的邪，一生的榮辱都繫於八股科考。科舉總是和功名聯繫在一起，又有多少個中不了舉的範進一生困頓呢？
即使是偶然時來運轉，博取功名，這些中了毒的士子也不過是從一種困境跳入另一種困境。範進做了學道也還是不知道蘇軾，魯編修官至翰林，還是滿口肥差家務。他們的人生境界都被困在了功利庸俗的層次上，不能寸進。
做官意味著「貴」，但做官本也禍福難料。在第一回中，吳敬梓就借王冕母親的臨終遺言，說出「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的預言。
書中的王惠就是「貴」的一個典型。他是貪狠的太守，用戥子、算盤、板子來壓榨百姓；他又是膽怯的道臺，一旦被反叛的寧王抓住，立刻叩頭投降，到寧王倒臺後，又亡命天涯。
那麼「富」又如何呢？嚴監生「家有十多萬銀子」，但是戰戰兢兢地做著守財奴，平日捨不得吃肉，病了捨不得吃藥，臨死還因為兩根燈草費油不肯咽氣。
他的一生是可悲的，始終被「財」奴役著，沒有自由。他一死，趙氏大手大腳花錢，哥哥嚴貢生又來謀奪家產。「財」畢竟也是無法守住的。
這也就是說，讓世人趨之若鶩的功名富貴，正是使人走入困境的根源。所以吳敬梓開篇就說：「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
但是這種困境並不僅僅限於個體層面。因為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陷入困境，整個社會便會不斷僵化，整個文化便會失去生機和活力。
社會文化層面的困境，表現在科舉制度的墮落、社會風氣的敗壞、文化精神的降格上。王冕斷言八股取士會讓人把「文行出處」看輕。
也就是說，士人求學的真正的著眼點應該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官只是一種手段。但是八股取士制度，把儒家的思想學說變成了升官發財的跳板，這樣就導致了價值觀念失落下的群體性虛偽。
第三十四回中，翰林侍讀高老先生評價杜少卿的父親「呆」，說他「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呆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著當了真」。
翰林本該是讀書人中的翹楚，竟然說出這種話，可見儒家的信條已經沒有人當真。科舉制度選出來的人才，不過是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罷了。
至於社會風氣的敗壞，吳敬梓在書中專門寫了一個作為當時社會縮影的五河縣。這裡的人鄙視品性才華，只知道奉承彭家、方家，「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彭家有勢，方家有財。
也就是說，整個社會都陷入權力崇拜和金錢崇拜中。這樣一個社會，是仁人君子難以生存的，只有像嚴貢生、匡超人、潘三、牛浦郎之類虛偽狡詐的敗類才能如魚得水。這是整個社會的大悲哀。
這樣一個社會又註定是庸俗的。與庸俗相對的「雅」的文化精神已經蕩然無存。「
雅」本是將生活審美化的脫俗狀態。而書中大大小小的偽名士，卻矯揉造作，自以為風雅，卻只是在以最庸俗的方式把風雅作為謀取利益的工具。吟詩作對也就展品化了，扭曲成為滿足虛榮心的一種途徑。
杭州西湖的鬥方詩人，互相吹捧，附庸風雅，以和官府來往的趙雪齋為標杆。鶯脰湖高士，楊執中、權勿用、張鐵臂都是裝腔作勢乃至招搖撞騙之輩。無所事事的婁三公子、婁四公子把他們想像成蓋世賢才，滿足自己好客養士的虛榮心，結果弄得一場掃興。
甚至就連牛浦郎都要冒充名士，街頭測字的丁言志也要來個「呆名士妓館獻詩」。
雅成為一種標籤，成為一種炫耀。整個社會風雅不再，成為一個大名利場。在這樣環境中的人們，如同陷於泥沼中無法自拔，成為功名和富貴的奴隸，活得卑微而又自鳴得意。
面對這樣禮崩樂壞、人性缺失的社會狀況，吳敬梓並沒有絕望，他始終懷著對各類人物的悲憫之心，上下求索尋求解決之道，試圖喚醒世人，重振風雅。
他筆下極少如嚴貢生這樣壞透了的人物，大多數人物是立體的，即使可恨的一類也常有可憐乃至可敬之處。
嚴監生固然吝嗇，但對親人卻慷慨大方；潘三是惡霸訟棍，但為人義氣；牛浦郎冒名行騙，但出場時也算得上聰明好學；匡超人最後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恥之徒，然而他也曾孝敬父親，勤勞能幹……
對這些人物的諷刺之餘，我們往往能體會到作者的同情與憂思。
既然功名富貴使人癲狂，那麼解決之道首先就是遠離功名富貴的誘惑。為此，吳敬梓專門寫了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杜少卿等理想中的人物。
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看重「文行出處」，看淡名利，追求以禮樂道德來教化人心。
其中杜少卿這一角色的所作所為很多都與吳敬梓的生平經歷呼應，集中寄託了他的理想。
這些人物有的不求仕進，有的散盡家財，這種對功名富貴的態度，使他們獲得了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他們共同具有的社會責任感，促成了泰伯祠大祭。
所祭祀的泰伯，是傳說中逃離王位的賢人，這就與「功名富貴」這一全書主腦相呼應，具有濃重的象徵意義。而大祭的儀式，又是對儒家禮樂治國思想的強調。這是全書的高潮，是作者開出的改造社會的藥方。
泰伯祠之後，吳敬梓又詳寫了蕭雲仙破敵取城、春郊勸農、興辦教育的業績。還有一個野羊塘大戰、歌舞地破敵的湯鎮臺與蕭雲仙相映照。
這體現了受清代顏李學派影響的吳敬梓注重「禮樂兵農」實學，反對空談的思想。這是他為解決頹敗士風開出的又一劑良藥。
然而，蕭雲仙、湯鎮臺有功卻反遭貶斥，證明這種理想註定無法實現。
還有瞧不起八股，經史子集無所不學，兵、農、禮、樂、虞、水、火無不精通的虞華軒，不願哺糟啜醨、隨波逐流，就只能在被勢利與庸俗佔領的五河縣裡憤世嫉俗。用銀子戲弄別人的惡作劇，也不過是一個特立獨行者的困獸之鬥。
泰伯祠終於荒廢敗落，屋塌門倒，大祭也僅僅成為書中人物不斷緬懷的掌故。這意味著這些社會改造的理想，最終也不過是無法實行的夢想而已。
意識到這些都行不通時，吳敬梓轉而描寫孝子貞女。
對此，華裔學者商偉在其研究《儒林外史》的名作《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中，提出了「苦行禮」的概念：
「在小說的第37回的泰伯禮之後，我們讀到了郭孝子，餘大、餘二兄弟，還有王玉輝的苦行禮實踐，對泰伯禮做出了回溯性的解讀，但同時也將苦行禮造成的困境，甚至它的黑暗面和破壞性，展露在我們的面前。」[3]
這也就意味著，郭孝子尋父以及王玉輝同意女兒殉夫，這是對儒家倫理道德的徹底的毫不妥協的執行，所以是難能可貴的「苦行」。
然而這種極端的理想化行為，實際上卻壓抑乃至殘害了人性，很難在實踐層面上推行。
在全書的最後幾回，吳敬梓以一種「禮失求諸野」的方式，寫了鳳四老爹這樣的豪俠，以及隱於琴棋書畫的四大奇人。
古人云：「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讀書人失去的仁義，也許可以從市井民間覓得蹤跡。
甘露庵的老僧、戲子鮑文卿、看墳的鄒吉甫、開小店的牛老和卜老等，無不具有壞了心術的讀書人所沒有的優良品德。
至於結尾處的「四大奇人」更是融合了底層民眾的自立自足，以及傳統文人的風雅、安貧樂道和超凡脫俗，與開篇楔子中的王冕遙相呼應。
這又給了歷代被功名富貴劫持的讀者，包括今天的讀者，以脫困的新的希望。
隔了近三百年的歷史風煙，今天我們來讀《儒林外史》，需要不斷查閱資料，了解社會背景，弄清專有名詞，閱讀歷代評點和今人研究成果。
但是，環顧四周，我們也許會發現，書中形形色色的士人，除下方巾大褂，換上西裝領帶乃至夾克牛仔褲，繼續上演著一幕幕似曾相識的人間悲喜劇。這種鮮活生命力也正是偉大作品的價值之所在。
我們也應該像吳敬梓一樣不斷觀察，不斷思考，問自己這樣一些問題：
我是否是自由自足的呢？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精神是以什麼為支撐的呢？這個社會的「功名富貴」又是以怎樣的形態出現的呢？如何讓「功名富貴」成為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而不是束縛自身的一種囚籠呢？
這些永恆的問題需要一代代的人尋找答案，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也同樣如此。
王希明
2020年元月於滬上夢觀園
注釋：
[1]一般認為，《儒林外史》在乾隆十四年（1749）已經基本完稿。
[2]顧雲.吳敬梓傳[A].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下）[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789.
[3]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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