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曰：「詩三百①，一言以蔽②之，曰；『思無邪』③。」
【注釋】
①詩三百：詩，指《詩經》一書，此書實有詩305篇，三百隻是舉其整數。②蔽：概括的意思。③思無邪：此為《詩經·魯頌》上的一句，該詩原文中的「思」字是語氣助詞，沒有實意；而孔子引用這句詩時，把無思作有思，借用了這個思字，把這裡的「思」作「思想」解。無邪，後世有兩種主流解讀，一解為「純正」，沒有邪惡；一解為「直」。
【釋義】
孔子說：「《詩經》洋洋三百首，其中有一句詩可以概括它們的全部要義，那就是：『思無邪』。」
【按語】
前一章講為政是教化民風以成就道德治化的重要手段，本章是講如何考察為政是否達到了目標要求。通過採集民風得到的詩可以了解民心民意，如果思無邪，則說明達到了為政推行教化的目標。同時，作為為政的重要補充和延續，也可以利用詩來移風易俗。這是一套社會公眾輿論考察系統，同時也是移風易俗的教化系統。現代條件下，輿情監測的研究已經很深入，手段也豐富多樣，然而，這裡提出的指導思想仍然具有時代意義。
【大義闡微】
《詩經·大序》這樣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這段文字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詩之所以產生的心理基礎，正因如此，詩能夠反映人們的心智情感，是確鑿無疑的。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這段文字更進一步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說明詩可以驗證為政產生的效果，反映百姓民眾的呼聲，故可以通過考察詩風的特點，來作為為政得失的參考，同時，先王更是利用詩的特點推行教化，來移風易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從完整意義上說，詩有六種手法。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jué)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詩風成為檢驗政治得失成敗的指標之一，也是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居上位的為政者和處下位的百姓民眾，都要重視這種上下溝通的渠道，遵循相應的原則，言之者無罪，才能廣開言路；聞之者足戒，才能利用好這一途徑修正為政的過失。相應的技巧就是「主文而譎諫」。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文學作品和文藝形式，是社會現實和社會心理的反應，而社會現實和社會心理可以認為是為政產生的結果，這樣，為政的效果與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文藝風格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對應關係，為政者注意這種關係，用它來檢視為政的得失，同時利用它的反作用力，使之影響社會心理，移風易俗。詩經是當時社會主要的文學作品，其藝術形式歸納有六種：風、賦、比、興、雅、頌。
既然是這樣的一種關係，詩經為代表的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的內容，實質上已經與為政一起，成為實現整個社會道德治化這一目標的作用機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用現代的話說，就類似於文化與政治同為上層建築，由經濟基礎決定，同時，對經濟基礎又有反作用)，這就要求無論它是正向的借鑑意義，還是反向的移風易俗，都要求它能夠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和社會心理；同時，作為為政的重要補充和延續，利用它移風易俗的指導思想，一定是與為政的指導思想相一致，那就是同樣是以天文化人文為基礎，以人天整體觀的方法論為指導，做到無邪於此。
所以，這裡孔子提到的思無邪，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真實無邪，其二，是符合整體觀的方法論而無偏私曲斜。因而，作為這樣的文學作品的典範，詩三百都是符合這種標準因而具有既能夠作為政治得失的指示標，同時又能夠化導民風的雙重作用。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詩經為什麼有美有惡，「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宋朱熹)，詩經皆如實地記述，這就是「真實無邪」地反映現實，這種不理想的現實，恰恰是為政失於正道的結果，故而為政者要深入地檢討，所謂聞之者足以戒。同時，以人天整體觀的方法論基礎為標準，對現實的臧否評價，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讓人們能夠識得善惡美醜，從而引導人們的價值取向，進而影響社會心理，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
詩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遺產，孔子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詩三百中蘊含著豐富而重要的文化信息，詩之六義中的比興，更是學習傳統文化必備的思維方法的訓練，一直以來未得到學者足夠的重視，思維方式的缺失，必然導致文化內核的丟失，傳統文化的衰落，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歷來對詩有造詣的先儒，都從中得到極多的營養，這樣，他們的成就也遠遠不只是在詩詞歌賦之類的餘事上。
孟子深得詩教精髓，因而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進而應用這種思維方法發展了孔子的學說，奠定了其亞聖的地位；史上另一偉大的思想家荀子，同樣得到了詩教的傳承；毛澤東對詩有獨到的造詣，因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有深入的理解，應用它創造了不朽的事功，他超乎群倫的宏觀整體、比事屬物、取象比類、知微見著、直探本源的思維方式的獲得，不能不說得益於詩之教。
思無邪，包含另一方面的含義，就是正確的思維方法。對思維方法的訓練，是詩教重要的內容之一，後世學者從中得其一二者，即能獲得一定的成就，不能輕視詩教之功也。詩經中的問題都是作為社會人所面臨的問題，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人文環境，也就是為政所創造的社會環境下，對人內心情感觸動，這種內心觸發的情感，以何種方法表達，這些，都是詩教研究的問題。
以儒立說充分尊重人的真實情感。儒者人之需，人不只是生理的人，更是情感的人，有情感的人才有社會的人，情感是人所組成的社會的紐帶，男女之情也就是現代所謂的愛情又是觸發一切情感的基礎，儒家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母」，沒有夫婦關係就根本沒有機會去談父子之情，則孝字無以立說。而夫婦建立的基礎，就是男女之情。這就是為什麼詩教從《關雎》開始的深刻用意。而關雎之教的意義在充分肯定人的真實情感的基礎上，要人們尊重自己人之為人的基本道德，指出有道德的君子處理這種情感的基本思維方法和做事原則，那就是，「發乎情，止乎禮」。
孔子講「不學詩，無以言」，無以言，遠遠不只是不會講話，更重要的是看問題、下結論所應用的思維的角度和方法，不學詩，就無從訓練思維方法。這一內涵在孔子關於詩的另一句話中得到了更加深入的闡釋，「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論語》17.10章)
詩教的方法是什麼呢？在整體觀方法下的取象比類，詩經用比興的手法，表達人們內心之中被觸動的情感，所謂發乎情；而其心其行則有所依止，就是禮。這裡的禮是整體觀方法下做事的原則和方法，在整體觀的條件下，人們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眾人才會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才有共同認可的禮的標準，並將其確定為固定的行為模式，這是禮產生的基礎。我們看到，《詩經》中大多是對「公」與「大」的褒揚，而對於極端和自私則予以諷戒。
嗚呼，詩教之不傳幾何哉!詩教的復興，也必然是文化的復興。
當然，詩教的精神，在不同的時代，必然有其各自的具體展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