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圓籙，1907年，斯坦因 攝
王圓籙是一個普通的道士，但由於他發現了震驚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並且被牽連進藏經洞經卷大量流散的事件中，他因此成為撰寫西北道教歷史時一個不能迴避的人物。
王圓籙(約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縣。本人出生在陝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生活所迫，出外謀生，流落於酒泉。在此期間入道修行，人們稱他為王道士。後雲遊敦煌，登三危山，發現莫高聖境，感慨萬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狂喜之下，他不顧自己的道士身份，決定長期居留於此，奉獻了他的後半生。
王圓籙墓，它佔地極廣，正中設一白塔，由正方形矮欄包圍，在月夜下發出冷冷的微光。王圓籙的法體就存放在白塔之內，他是一名道士，卻盡畢生之功守護著一片佛窟，他洞啟了敦煌文化最重要的一扇門，卻又無奈將中華瑰寶賤賣給外國掠盜者。後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也難怪陳寅恪先生要在莫高窟前的一座石碑上奮筆疾書「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地也」了。
眾所周知，王圓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聖地，歷來都是佛教徒活動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這樣捉弄人，偏偏把一個道士安排在佛窟裡，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效犬馬之勞，這陰差陽錯的安排委實古怪離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圓籙道士的行為感動了道祖佛祖，還是無意的安排，佛窟裡的秘密卻讓一個道士來發現守護。
一、發現莫高聖境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1892年左右。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愿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這一天，王圓籙揭開了藏經洞這個秘密。王道士的墓誌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僱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經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現什麼，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現藏經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說，無論什麼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貢獻，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王圓籙發現了藏經洞同樣有功，而不能視為過錯。至於有人說應該在某個時代發現合適，那純粹是一種主觀主義的一廂情願。試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發現世藏經洞，其後果又怎樣呢？
二、引起人們對莫高窟的重視
事實證明，由於藏經洞的發現才引起人們對莫高窟的重視，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專門的保護機構。否則，對莫高窟的保護不知要推遲多少年，造成的損失更是無法估量。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裡，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三、西方竊賊
19世紀末，西方列強組織的探險隊、考察隊在中國西北地區獲得越來越多的文物文獻，引發了西域古物收集的熱潮，刺激了歐洲方興未艾的東方學研究。各國紛紛派出考察隊，進入中國西北，掠奪沙漠廢墟、古城遺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英籍匈牙利人，他在英屬印度政府、英國博物館和英國印度事務部等機構的支持和贊助下，持遊歷護照入境，先後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了三次非法考察。第二次考察(1906—1908)中，在蔣孝琬的協助下，騙購藏經洞出土敦煌寫本24篇、絹畫和絲織品等5箱。第三次考察(1913—1915)又從王道士手中騙購570餘件敦煌寫本。
斯坦因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岭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
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實際上，斯坦因正是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2次騙取了大量敦煌文物。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
印刷於公元868年的《金剛經》被認為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明確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藏於大英博物館
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
所以，當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
「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四、至今仍然處於爭議的王道士
受餘秋雨《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的影響，王圓籙成了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惡極」之人。翻開敦煌莫高窟文化藝術史，中國的文人學者、歷史學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宗教大師、各級政府、普通百姓，包括當代青年，凡是多少知道一點、膚淺了解一些、在白紙上寫下有關莫高窟國寶散失經過的，大都是以激烈的言辭，朝那個曾經「便賣」了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道士，那個早已作古的孱弱的湖北佬狠狠地抨擊、嘲諷，甚至是挖苦、辱罵。因為人們惋惜、抱怨、憤恨；因為偏見常常蒙蔽了判斷；因為當代青年們的稚嫩意識從中學開始，就被對王道士一邊倒的指責、誹謗、辱罵聲所淹沒，所蒙迷。
惋惜、抱怨、憤恨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膽大妄為地出賣老祖宗留下的眾多國寶，在當今，槍斃他十回都死有餘辜。
事情果真如此嗎？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其實王道士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盡了他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任何事情都要放在當時的處境和歷史環境中去看待。王圓籙的所作所為也有很多的外部原因和當時歷史、社會的大環境。
《道士塔》發表後，被教育部選進高中教材，其立場、觀點影響了眾多的中國人。一些學者發表了不同意見。
如張振國在《是是非非王圓籙》一文中指出：「漠然的王圓籙把持最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確實是王圓籙的驕傲。當時那些不漠然的人物到哪裡去了呢?文明古國裡的文明官員，他們都在做些什麼呢?要是沒有道士王圓籙『把持』，那麼再多的國寶也會被強盜搶個精光。再多的國寶也會在歷史風雨的剝蝕中變成一文不值的戈壁泥沙。」
高德祥的《敦煌百年回眸-千秋功罪王圓籙》一文，以「忍辱負重守佛窟」、「發現藏經洞有功無過」、「四處求援保藏經」、「出賣藏經的原因」四個段落分析了藏經洞發現和敦煌文物流失的歷史背景，認為王圓籙在多年求助無人理會的情況下，將一部分文物交給外國考古學者，是清朝政府認可的買賣行為，算不上「盜竊」。「王圓籙是一個文盲，但他並不是一個『無知者』，在當時感知藏經洞價值的唯有王圓籙，他四處求官，就是為了保護藏經洞，如果是為了賺錢，他絕對不會那樣去做。
近幾年，在網絡上也出現了大量駁斥《道士塔》並為王圓籙鳴不平的文章和帖子。華夏文化網還開闢專欄進行爭鳴，刊有《敦煌有個冤屈的靈魂》《王道士比竇娥還冤》等言論。博客網轉光明網刊載華山劍文章《餘秋雨的〈道士塔〉憑什麼選進教材》，對《道士塔》的寫作手法和觀點進行了批駁。文章說：「餘秋雨怎麼就不想想，把敦煌文物的破壞歸咎於一個普通的道士，公正客觀嗎？！而且，餘秋雨把王道士的情況寫的那麼生動，他作過什麼考證？！散文不是小說，散文主要是抒情寫實，抒情，是抒發的作者的感情，作者卻不能夠把道聽途說和自己的主觀想像強加到自己所要描寫的實在對象上去！對歷史事件，作者是應該注意『拿證據』說話的！」
這些見諸於網絡的言論，雖然不能代表部分學者的正式立場，但也反映出民間的不同見解。
王圓籙作為一名全真道士，一名宗教職業人員，在敦煌之作為，與其身份是相稱的，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宗教家；在敦煌藏經洞發現和保護的過程中，有功有過，功大於過，不應當予以苛責，更不宜視作歷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