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日起，四如齋主伯衍微信公眾號將連載周伯衍原創的關於敦煌書學的專題式隨筆，敬請關注。
[序言]：為了更全面地了解敦煌書法風貌，我曾經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四處搜購英藏、法藏、俄藏、甘肅藏、浙江藏、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以及可以收羅得到的相關資料和書籍，為此花去了十多萬元。我在長期的追摹和學習當中，記錄了十多本讀書筆記。我在咀嚼、回味先賢們的智慧的過程中，對某些問題偶爾會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體會，比如要不要給王圓籙投去深情的一瞥，何必苛求張大千，高僧與經生的書法差異究竟在哪裡，「寫經體」不可為派，敦煌書法的章法之美的意識依然非常朦朧，張芝和索靖對敦煌書法的影響並不直接，反對以「民間書法」的概念指點敦煌書法藝術，剖析了敦煌草書不「章」也不「狂」的原因，提出了當代書法家「出世」與「入世」的生命思考，等等。這些觀點未必妥當，難免浮淺，但我不揣簡陋，決定以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群」的方式整理出來，取名《重返敦煌—敦煌書學溯流與當代意義重構》
——節選自周伯衍《重返敦煌—敦煌書學溯流與當代意義重構》自序
在大學的課堂裡，當我第一次聽到王圓籙如此「賣國」的劣跡時，狠不得馬上衝上去，揪起他的衣領，將他重拳打死！
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今天的我不再會像當年那樣對他簡單地「仇恨」了。
王圓籙的晚年過得並不舒坦甚至十分悽涼。1914年之後，咒罵他的人越來越多，他變成了孤家寡人，每天外出化緣，從不跟人說話，有人說他裝傻，又有誰能清楚他真的不是被逼傻的呢。一位當年侍奉過他的老婆婆回憶，晚年的他，背上生出了疥瘡，天天流膿，很臭，每天晚上疼得他不停地呻吟，嘴裡不停地念叨著：「別打了，我錯了，我不該把卷子賣給別人。」就是在這樣痛苦的求饒和懺悔中，王圓籙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
斯坦因拍攝的唯一存世的王圓籙照片。這位身材矮小、逃難至此的湖北人，意外地發現了藏經洞，從此開啟了敦煌學研究的大門，他本人也因此名揚天下。
人們至今所能見到的王圓籙的形象來自於僅存的一張照片，是英國人斯坦因當年為他拍攝的。照片中矮小的身材，猥瑣的神情，綁腿長袍道士帽，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頭。
他來自湖北麻城農村，八九歲時因饑荒來到西北，他曾混跡軍營，卻歷經磨難，最終選擇了出家當道士，道號法真。約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至敦煌莫高窟，在窟東側建太清宮道觀即今下寺落腳。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6月22日，文案楊果坐在第16窟甬道內抽菸，返身於北壁磕磕煙鍋頭，意外地感覺洞壁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於是將此事告知了王圓籙。兩人一合計，決定破壁探察，這一想法和舉動，讓他們發現了積滿寫卷、印本、畫幡和銅佛等的「藏經洞」。
這些文物的價值到底有多大，王圓籙開始並不清楚。他曾徒步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兩卷經文。可惜嚴知縣不學無術，只視之為兩張發黃的廢紙。
1902年，敦煌縣又來了位新知縣名叫汪宗瀚，王圓籙又去向他報告。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前去察看，順便揀得幾卷文書帶走。臨別時留下一句話：就地鎖存，由王圓籙看管。
汪宗瀚倒是把拿走的寫卷和絹畫送給了時任甘肅學臺的葉昌熾。"學臺"一職相當於今天的省府教育廳長。這位姓葉的進士是位金石學家，馬上意識到這些文物的學術價值，立即建議甘肅省局儘快轉運省城保管，可惜陝甘總督卻以經費緊張為由拖而未辦。
王圓籙沒有氣餒，1906年11月13日，他又挑揀了一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風餐露宿，行程幾百公裡，找到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廷棟大人是位滿人，瀏覽了一番，居然認為經卷上的字「書法乃出已下」，就此了事。
幾次碰壁之後，王圓籙仍不死心，鬥膽直接向慈禧太后密信報告。為了引起慈禧重視，他甚至不惜用文學的語言烘託其事：「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天裂一縫，吾同工人用鋤挖之，欣然閃出佛洞一所。」可惜他最後的努力依然石沉大海。
藏經洞的發現「生不逢時」。1900年正好是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的時候。此前的6月17日，八國聯軍攻佔了天津大沽炮臺，7月14日攻佔天津，8月16日攻佔北京……當時的中國處於一個最不幸的年代。所以敦煌文獻發現不久，就陸續遭到國內外探險家的垂顧。
四處碰壁之後，王圓籙的心態發生了大逆轉，幾萬件遺書的命運開始飄搖。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來了，他通過宗教精神交流的方式俘虜了王圓籙。在蔣孝琬的助虐下，欺騙王圓籙說自己是沿唐玄奘西天取經之路而來，引起了王圓籙宗教情感的共鳴，就這樣，以四塊馬蹄銀的代價，從王圓籙手中騙走寫卷印本古籍24箱，佛畫繡品大批。
敦煌盜寶第一人斯坦因(1862-1943），英國探險家，原籍匈牙利。1907年5月21日與王圓籙在莫高窟第一次會面， 81歲時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附近的考古發掘現場，一生考古探險。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來了，他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操著一口流利的漢語，不像斯坦因需要一個懂漢語的中介蔣師爺，即可直接與王圓籙交流，他花言巧語的奉承和小恩小惠的伎倆，很快騙取了王圓籙的信任，結果在藏經洞內獨享了一周多的美好時光，把文獻價值較高的卷子搜了個遍，然後用駱駝捆載而去。
保羅·伯希和(1878 - 1945)，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探險家，曾師從法國漢學家沙婉等人，志力於中國學研究，是為莫高窟編號的第一人，是歐美公認的中國學領袖，其影響遍及歐美、日本及中國。這是他在藏經洞翻閱經卷時的情形。
1909年，出於請教的目的，伯希和在北京向羅振玉等中國學者展示了部分敦煌寫本，令中國學界大為震驚。羅振玉旋即建議清朝學部給陝甘總督毛慶蕃拍發電報（發報時間為1909年10月5日），要求將洞中剩餘文物悉數收購併解運北京。
接下來，毛慶蕃令廷棟奉命行事，廷棟行文安西直隸州知州侯葆文，侯葆文行文敦煌縣知縣陳澤藩，陳澤藩這才會同王圓籙一起清點藏經洞剩餘文物8000餘件。
1910年5月，裝著8000件遺書的18隻箱子，捆綁在6輛馬車上開始東行。途中，不斷發生官員鄉紳哄搶盜竊、押運人員監守自盜事件。當運送遺書的大車好不容易抵達北京城時，竟然遭到了更大範圍的劫掠。
李盛鐸是押運人甘督何彥升之子何震彝的嶽父。李盛鐸竟將大車接到自己家中，和親家劉廷琛、好友方爾謙一起任意挑選，取其精好者藏匿下來，而將較長卷子，拆為二三充其不足之數。李盛鐸晚年因涉官司，藏卷始由子女分次出售。據稱，這批寫本以8萬日元售給日本人，至今密藏在一個日本私家，沒有公布。
辛亥革命期間，王圓籙乘亂取出私藏於各處的敦煌寫本，賣給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包括連送帶賣給廷棟本人的部分。等到俄國人奧登堡和美國人華爾納趕到的時候，剩餘遺書已運往北京，他們只好以收購的方式在當地搜羅了一批經卷，在莫高窟盜走了部分敦煌壁畫。
王圓籙對官方的掠奪、貪心非常憤慨。1914年當斯坦因第二次來到莫高窟時，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記》中這樣記述：「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信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大筆款子，將整個藏書全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他將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就這樣，五萬件寫卷從1907年開始，被各路盜寶者以各種方式瓜分一空。
一個跨越千年的藝術寶庫，竟由一個雲遊的道士自願看管，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效犬馬之勞。陳寅恪因此慨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這是位於敦煌市東南25公裡處的莫高窟的全景圖。它開鑿於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南北長約1600米，與 東面的三危山隔河相望，迄今已有1640多年的歷史，其中保存完好的洞窟有492個。窟前有條自南向北緩緩流淌的大泉河，當年常書鴻等第一批守望者來到這裡的時候，喝的就是大泉河的鹹水，生活條件十分艱苦。
和西安相比，敦煌的經度高17度，緯度低5度，年均氣溫低6度，年降雨量不足西安的十分之一，而蒸發量大得驚人。正是這樣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極好地保護了莫高窟這座歷史悠久的藝術寶庫。(吳榮國拍攝)
王圓籙並非貪圖小利之人，他用賣卷和布施得來的費用，在殘破的佛像堆上建成了一座功德塔，取名「千佛塔」，並請廷棟撰文並書寫敦煌千佛塔記。斯坦因來了，他還搬出帳本交待費用支出情況。他目不識丁，但有一顆菩薩心腸，生活節儉、勤苦，當地人稱他作「王阿菩」，一年到頭只見他四處雲遊化緣的身影。
儘管如此，他還是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身負「千古罪人」的罵名。
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
假設藏經洞適逢當今盛世被打開，五萬多卷經卷文物就可以被完整而科學地保存下來，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打開洞門，細心解讀經卷擺放模樣，或許即可輕易解開封洞之謎。但是敦煌學的研究卻被推遲了百餘年。
假設解放後被打開，那麼這些無價之寶很可能在歷次運動中慘遭厄運，一段七百年的鮮活歷史或許在發現之後復被毀滅，而給後人留下無法彌補的缺憾。這種假設並非危言聳聽，在那個動蕩年代，此類悲劇接連上演。顏真卿的《八關齋會報德記》碑，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曾試圖盜取，被當地軍民保住。不料，「文革」時亭碑俱毀，石幢被砸為三段，上部四分之三尚存，其餘去向至今不明。
國人的「憤怒」無非是本屬於中國的文物為什麼被別國竊走。誠然，任何一個有愛國之心的人都會如此念想。對此，蘭大敦煌學家王翼青教授進行過詳細的研究，為政府索要這批文物提供了可靠依據。對於那段歷史，我們更應該反思和檢討的恐怕是我們自己看家護院的本領，而不是一味譴責小偷的無賴與貪婪。敦煌文物流散於12個國家的40多個機構，這是國勢衰落的必然。
值得深思的是，時至今日，當年運往北京的8000件遺書，至今未能全部刊印，在甘肅考古發現的六萬餘件漢簡至今也未能整理出版。面對文物寶藏國人總是發現了、報導了、興奮了、擁有了、滿足了，也便歇息了，只是偶遇外賊偷竊之時才會發出幾聲有力的吶喊，僅此而已！
周伯衍書法作品
值得欣慰的是，所有被盜經卷，無論流散到世界哪個國家哪家博物館，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很好的保護，除了日本人「既偷且藏」的詭詐與狹隘，其他國家都以縮微膠片的方式正式出版發行。在國內，國家圖書館藏、甘肅藏、天津藏和浙江藏敦煌文獻也相繼整理出版，為敦煌學的研究提供了極大方便。我們必須承認，外國收藏機構的保護措施甚至比我們還科學和嚴密，伯希和對中國考古學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恐怕誰也無法抹殺。我們不妨調換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遺書是我們的，他們妥為保管，方便世界敦煌學者學習和研究之需，不也很好。於國人而言，「不求擁有，但求所用」。季羨林先生說得多好：「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這充分地展現了中國學人自信與開放的胸襟。目前，我國在絕大多數領域的研究都已處於世界領先水平，所以文字學家張湧泉自豪地說：「敦煌在中國，研究也在中國！」
王圓籙就是一個雲遊於敦煌、棲身於下寺的小小道士，沒有官府的一紙委任，沒有官府的一文俸祿。發現藏經洞後，他一次次主動而自覺地向官府報告，和那些監守自盜、趁火打劫的政府官員相比，王圓籙的政治覺悟已不知高到哪裡去了！想到這裡，我們的心中或許不再對王圓籙那麼「憤恨」，而是打心底裡泛起一絲淡淡的憂傷，而這淡淡的憂傷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憂傷。
所以，我們在「咒罵」王圓籙的同時，是否應該給他投去深情的一瞥，還歷史一個公正？！
作者簡介：
周伯衍（龑）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陝西省書法家協會理事
西安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著作有：《跨界的體驗》《重返敦煌》《周伯衍書法藝術》
西北大學、西安文理學院、商洛學院兼職研究員、教授
供職於西安報業傳媒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