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探索中西方觀念差異形成的原因，有助於我們從文明的高度解決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的重要課題
學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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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觀念差異的形成，既有不同文明發展演變的原因，也有觀念和思維差異本身的原因。一些差異是由於歷史發展階段不同造成的，更多的則是因主觀臆斷、國家社會心理和輿論所促成。這種觀念差異不僅給中西方的深度合作帶來了阻礙，還限制了對彼此認同、歸屬和文明多元化的交流，從根本上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穩定。然而，差異是始終存在的，我們應當學會在當下這個充滿差異的社會中和睦共處並進行有效合作，中國一向強調觀念差異的包容互鑑、價值兼容、交融共享，在外交上也希望實現由求同存異、求同化異到求同合異的遞進。
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認為，探索中西方觀念差異形成的原因，有助於我們認清差異的本質，尋找共存互促的途徑，從文明的高度解決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的重要課題。對於因分裂的對華認知而造成的西方對華政策的多變，我們也大可不必過於擔心，只要把握住兩點，一是學會適應，通過現象看清本質，認清主流，發展主流；二是在交往中，更加明確地挑明中國的戰略目標和底線。
中西方的觀念差異帶來了哪些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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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過分強化自身，導致對中國的歧視。中國與西方時常發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差異，西方習慣於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認為中國不符合標準。但中國有自己的悠久歷史，不會符合那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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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差異還會帶來對他國的誤解和偏見。西方政客在錯覺初步形成之後，還會形成錯覺偏好，以冷戰思維和現實主義權力觀來看待中美關係的變化，從而加深和固化他們原有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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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觀念差異有可能帶來對中國發展的對立觀念。西方深刻的歷史文化的隔離與對立、非我族類的觀念導致西方自身的中心論和對不同發展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對立心態，沒有對立也要製造對立，沒有對立不符合其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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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觀念差異還使西方看待中國崛起時產生恐懼和擔心。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威脅論」在西方不斷湧現。他們懼怕中國發展，希望中國崩潰，擔心代表不同的發展模式的中國復興會削弱甚至取代他們不合理的國際地位和例外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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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同異之辯：中國先賢的觀點
所謂同乃相似性或同質性，而異乃差異性、異質性也。西方人講認同、一律、一元化以及西方價值觀普適性，講求對差異的排斥，雖然在文化上也講多元化，但骨子裡還是信奉西方文化主導。這就與東方的二元論辯證統一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衝突。東方人講同與異是相對的，不能強求一律，是相互依存的，是對立統一體。同與異都是一定條件下的產物，是可以轉換的。同與異的問題，是求同存異，還是去異求同。這裡涉及的是共存還是勢不兩立的問題。
中國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國史學家左丘明在《左傳》中記錄了齊國上大夫晏子關於「和」的一段話：「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和多種宗教。如果只有一種生活方式，只有一種語言，只有一種音樂，只有一種服飾，那是不可想像的。中國古代哲學家孟子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也是如此。
中國先賢認為，同與異既是相對的，也是一體的，還是相互轉化的。老子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中國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互動本就是一個相生相成的過程。只看到差異性，忽略統一性，是難以生存的。事物是按照「差異—趨同—新差異—再趨同」的規律發展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按照哲學上的說法，同就是異，異就是同，同和異可以相互轉化，處於變化之中，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有異由於有所同，因有所同方可以說有異。而其有所同，又非相同，而有其殊異。同異交得，即同異之互涵，同而有異，異而有同。
同與異是相對的，所謂合同異。古人強調談論異與同，取決於參照系。「從絕對參照系統的角度來看，相同與相異的區分並無意義。他們還認為如果大外有大，那麼大與小一致，而如果小內有小，小也就是大。北方之北仍然有北，南越之南仍然有南，所以南北也是相同，至少是相通的。」更進一步說，正因為存在不同，才能推動事物發展和演化。《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末年史伯說過的話，「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講的只是自然生態系統質能中和反應的引申，即同性質能互斥，異性質能吸引。這是物理靜力學上的經驗定律。「事實上，在整個物理世界，同異皆可融合，只是融合的方式不同，異性則親和，同類則聚合。」
中國哲人兩千多年前便意識到文化多樣性和差異性的重要性，認為「不同」是事物互補和發展的根本，相異的事物相互補充，才有可能不斷發展和繁榮。
如果事物相同，就沒有比較和借鑑，事物就會停滯不前甚至窒息。相反的事物，不僅相生相成，並且本身就包含有對方的因素在內，
毛主席認為，「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相互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
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
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相互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
顯然，同異之辯的核心在於強調同異不是渭分明的，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線和阻礙。不僅同和異是可以轉化的，而且同與異是辯證統一在一起的，同中存異，異中有同。既可能是大同小異，也可能是小同大異。正是由於同異的存在，事物才能夠生成、互補、互促和發展。
02 東西之別
這裡涉及歷史發展中的文化之界的問題。文化上有一個東方學的概念，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裔學者薩義德在他經典名著《東方學》中指出，東方在西方人眼中是一個被西方建構起來的概念，這個概念一開始就是與西方相對立相比照而出現的。他還分析了歐洲文化如何從作為一種替代物甚至是一種潛在自我的東方獲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的。近三百年來，在西方的殖民統治和文化訓導下，東方始終處於從屬和被奴役的地位。西方的歷史優勢導致歐洲擁有包括沃土和財富在內的天然優勢。西方文化被置於中心地位，而東方文化則處於邊緣地帶。
東西之別涉及到文化中心與文化從屬的區別，涉及到西方價值主導還是多元價值共存的問題。表面上看主導與被主導由競爭法則決定，實際上中西方之間卻受到一種極大的不平等不公正對待。
回顧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西方人的視野中，東方文化並非一直作為弱勢文化而存在，東方在歷史上曾經一度被尊奉為西方的榜樣。如果我們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進行歷史的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大體上講，啟蒙運動以前，西方對東方人的態度主要是肯定的。啟蒙運動以後，西方的迅速崛起使西方的種族中心主義日益膨脹，對東方的態度也發生了180度大轉彎。準確地說，東方是作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的，東方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跟西方自身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心理有關。
當西方文化自我批判、自我改造時，東方的形象就呈現為肯定的一面，並被蒙上美麗、神秘的面紗，而當西方自我認同、自我陶醉的時候，東方的形象就表現為否定的一面。西方人在表述東方時，對東方的態度是不斷變化的：有時是敬仰的——東方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一種神奇的美；有時是厭惡的——東方在他們的視野中是怪誕的醜。
由此可見，世間原本並不存在東西方之別，是西方中心觀造成了一個東方概念。薩義德《東方學》明確地界定了東西方的概念和內涵。本文姑且以東西之別來探討東西之別。
東西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均強調自由平等正義，不主張做壞事。基督教戒與儒家文化有諸多相同之處。但我們也發現由於歷史、文化、語言和發展環境等一系列不同，中西方的觀念和哲學確有驚人的不同之處。必須承認基於文化取向、生活經歷以及歷史文化發展根源的差異，中西方之間存在明顯而巨大的觀念和認識差異。有些衝突是由思維差異引起的，因此要分析各國獨特的思維特點。
中西方思維的差異體現在思維方向、思維工具、思考過程三方面。東方人對差異的認識西方人不同，東方人認為差異只是相對的、可變的，是可以隨時相互轉化的，甚至認為異與同之間沒有明確的不可調和的界線；而西方人基於他人即地獄的思維，將同與異區分得十分明確，過分強調認同，結果導致單一性。西方分析性思維強調概念的明晰，而東方強調模糊思維，所謂「道可道，非常道」。
東方強調整體，西方強調個性。中國人談差異可能多是整體的差異，而西方講個體差異更多，同時也有一個西方文明的整體感。
中國強調集體主義，家庭、社會、國家三位一體。西方講個人主義。中國對自我的認識多是集體主義的認識，很少是個人主義的認識。重大我輕小我，重客我輕主我，力求在物質自我、社會自我和精神自我之間找到平衡。東方集體主義強調文化依存的自我——與其他人相互聯繫、相互依存，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強調獨立的自我——內在歸因和分離。
西方人相信：不同種族不同觀念的人即使相聚，也會排斥。一些學者認為，東方的思維方式重在綜合，西方則注意分析。有人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包含、包存、溶化，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則是超越、取代、取消。用中國學者錢穆的話說，「西方人貴分不貴合。中國人講究是和合與同化」，「中西方思維方式的一個顯著差別是東方思維方式講究求同原則，而西方更強調求異原則。這種差異也會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
西方人偏重非此即彼（Either-Or）的邏輯。正如溝通理論專家羅伯特·洛格曼（Robert Logman）所說，「希臘人已經成為線性及非此即彼思維的奴隸」。西方社會講類屬思維和衝突性辯證法，而中間道路實際是另一種選擇，一種通過交流與對話而產生的真正合題。合題總是正反兩題的相互結合與相互包容，抑或共題間互融，而不是一方消解或消滅另一方。這就是共存邏輯。東方人講和諧合作，反對強制，因為強制會帶來聯繫和自覺性的中斷，會引發反強制的後果，主張自覺自愿地接受，一時接受不了，則通過漸進方式來接受。
東方與西方觀念不同還源於中國哲學中的中庸思想。中國的中庸思想特別強調不偏不倚，講持中，就是要避免極端思想。《周易》講中道、中行、中正觀念。《尚書》講「執中」，強調「無偏無倚」，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孔子以中庸為至德，提出「執兩用中」的思想。「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不走極端。他強調這個「中」的「無過不及」的一面。
雖然東西有別，但實際上東西方也存在一致性。東西方文明最高境界是一致的：都是想認識解釋世界。
中國文化主張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物我合一。近代西方強調理性，強調理性的哲學，也認同單一認識世界與多維認識世界是並存的。王國維強調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天時地利人和，尤其強調人際之和。中國傳統文化以合為貴，強調和而不同，從思維方式上，中國強調整體思維、循環思維、模糊思維。中庸、整體、和諧都是強調合。
承認和鼓勵差異，只有差異的存在才有多元化，才能夠百花齊放。強調管理好差異，這樣才能有利於合作的持續。
從根本上看，西方面臨兩個選擇，一是維護現狀的徒勞之舉，二是在深刻變化的環境中再造自己。「以中國為中心」或「以西方為中心」的政治將導致無窮無盡的緊張甚至衝突，世界性的思考與行動將使我們走向和平與發展。中國等東方國家要有強大的文化，這樣才能解決文化的不對稱，才能形成文化的平衡，才能解決這種不對稱帶來的以強凌弱、單一價值主導多樣化的國際問題。
03 中西方觀念差異的影響
2014年，美國《福布斯》雜誌發文分析「西方誤讀中國的五個原因」。其一是一廂情願，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可能成功；其二是短視，僅相信美國的各種指數和標準；其三是武斷的教條主義，簡單排斥偏離西方制度規範的發展模式，但對恰恰是這種偏離帶來的發展增長視而不見。此外，還有天真和個人主義等原因。
時至今日，西方人仍痴迷於西方精神的勝利，以至於20世紀90年代冷戰剛一結束，美國學者福山就提出「歷史終結論」，但不久另一些學者發現這個結論下得過於倉促了，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於是很多人又相信西方價值和精神的最終勝利還遠遠沒有到來，還必須繼續奮鬥下去，這樣的歷史使命仍是西方一些「民主」人士的精神支柱和寄託。
自近代以來，西方憑藉先發優勢，好為人師。有問題總是別國不對，從不反省自己。對他國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認識，卻以本國的標準或評價或指責他國。西方與東方在發展階段上也存在差距，由此引發了先發與後發國家之間獨享與分享之爭。美國並非天生反感其他文明，但美國必須強調其文明的現代性，因為只有在強調美式文明體制的重要意義時，美國才能發揮其影響力，
中西方的觀念差異直接帶來了西方對中國認識的非理性與非客觀、輕視與歧視、誤解與對立等。
其一，西方過分強化自身，導致對中國的歧視。
16世紀的法國散文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曾說：「當對自己的觀點相當看重時，便會嚴厲批評他人對此觀點的看法。」西方人因捍衛自身的信念而痛斥別人也非一朝一夕之事。
傅瑩曾說，西方習慣於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認為中國不符合標準。但是中國不會符合那個標準，中國有自己的悠久歷史，中國文化傳承了五千年；中國與西方時常發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差異，但「同一個屋頂不能放在所有建築上」。她說：「政治體制就像建築的頂部，英國西敏寺議會大廈是哥德式建築，屋頂很漂亮。但其他國家可能有不同的建築，如果想把這個屋頂放到所有建築上，首先要看是否有同樣的建築。強加於人的感覺在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中不時出現。」
其二，中西方差異還會帶來對他國的誤解和偏見。
偏見的形成有其客觀原因。人的觀點是很容易形成的，有時就是一個細節，一次見面、幾個舉止導致了一個人的印象和評價，一旦形成，很難輕易改變。很多時候，由於一個人的注意力會分散到生活和工作中的許多領域，使得一個人很少有時間對已經形成的觀點和偏見及時而主動地進行驗證，更遑論修正或糾錯了。因此，當一個錯覺和誤判形成之後，在人自身不知不覺間會長久地影響到他／她的看法。時間越長，偏見越固，以至於很難得到糾正。人的年齡的越長，固有觀念越難以改變，而且會越趨保守。往往無視變化和變革。不願理解新生事物，難以接受新觀念。
比如，美國一些現實主義學者往往以冷戰思維和現實主義權力觀來看待中美關係的變化。他們從來不思改變，對於中美關係中的新因素充耳不聞，一味認定國家就是為了謀求擴大權力。而當中國基於自身防衛需要而增加合理的國防預算時，他們便據此得出國強必霸的依據，而絕口不提美國的國防預算不斷上漲仍是中國數倍的現實。當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保衛海疆、開放海洋、發展海軍時，則更被認為是中國不僅謀求陸權還要謀求海權的有力證據。在他們眼中，美國主導地區事務、橫行霸道的因素被忽略，美國強化聯盟、遏制他國施壓他國的意圖被掩蓋，中美相互依存合作共贏的可能性被排除，中國對於中美關係發展所做出的積極努力和隱忍付出則被視為是無可奈何。由此可見，偏見是一種單方面的思維，否定了事物的兩面性，看不到事物的變化，對新的變化因素始終持排斥的態度。
其三，中西方觀念差異有可能帶來對中國發展的對立觀念。
西方深刻的歷史文化的隔離與對立、非我族類的觀念導致西方自身的中心論和對不同發展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對立心態，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立足點是國家對立，沒有對立也要製造對立，沒有對立不符合其利益訴求。歐洲國際關係理論試圖超越國家但沒有放棄種族差異和種族優越論，實際上還是沒有放棄對立思想。中國既承認國家的歷史屬性也承認人的多樣性，但講多元平等、多元共存、差異共存而不是試圖消滅差異，這是對立統一。
將差異極端化、提升自己貶低他人緣於對立或排斥對方的需要，一些國家強行輸出價值觀也帶來觀念上的對立和更大的差異。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實力強大的同時其觀念推行和擴展的意願也更強，一個國家強制他國接受其制度和價值的意願也更強，客觀上影響也更大。更易於或偏好於簡單的方式，而缺少細水長流的耐心。無論是當年的希特勒德國，還是二戰後的美國，其輸出價值觀的手段和方式都是如出一轍。美國為了推行民主價值觀，甚至不惜對許多國家使用顏色革命甚至是戰爭的方式，然而這種方式帶來的牴觸和反彈也更為強烈，從而導致族群和國家間更深的對立。當國家間出現重大變化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對立思維和對立做法。比如當中美關係因為商業和貿易問題出現矛盾，美國一些人便將其上升到意識形態和人文價值對立的層面，從而又進一步產生了對中國的對立做法。
其四，中西方觀念差異還使西方看待中國崛起時產生恐懼和擔心。
自新中國成立，美西方對中國發展的恐懼隨之產生。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威脅論」在西方不斷湧現。他們懼怕中國發展，希望中國崩潰。其核心就是擔心代表不同的發展模式的中國復興會削弱甚至取代他們不合理的國際地位和例外特權。西方的恐懼是對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制度和優越性喪失的恐懼，是對更為合理公正的發展機遇和規則取代西方主導的國際體制的恐懼，這種恐懼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中國從一個貧弱的大國迅速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支柱，同時還有很多在現代化進程中需要改善和變革的領域。中國的發展機遇和挑戰並存。這些又帶來對於中國兩極化和極端化的觀點。如此不同的國家卻能夠在幾十年中完成西方發達國家二百年才能夠完成的歷史任務，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出乎意料的發展現實，在西方視野中從沒有出現過。中國不是蘇聯、不是日本、不是德國，西方實在是缺乏與如此複雜而又發展迅速的一個東方大國打交道的經驗。分裂而對立的中國研究現狀，勢必對各國的對華政策形成強烈衝擊。可以預料，研究中國的結果越多元化，各國就涉華問題展開的爭論就會越激烈，對華政策的執行可能就會越善變，就越容易採取種種手段來試探中國的政策，甚至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對華政策的「朝令夕改」和某種錯亂。
04 結語
對於因分裂的對華認知而造成的西方對華政策的多變，我們也大可不必過於擔心，只要把握住兩點就行，一是學會適應，通過現象看清本質，認清主流，發展主流；二是在交往中，更加明確地挑明中國的戰略目標和底線。
中國的戰略目標不是擴張，而是發展；中國的底線是防止任何力量破壞穩定和領土完整，任何觸及分裂的因素，都是中國所不能容忍的。有了這兩點，我們就能「以不變而應萬變」。西方國家引領了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中國對於西方的成就歷來是尊重的，對於西方的成果，中國始終抱著真誠學習和借鑑的態度，但這並不能成為西方傲慢的理由。
每一種文明只能引領一個階段，文明不可能永恆，文明與發展相關。現代文明應該是包容的，文明不是先決條件，多重與多元文明的存在為多種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理由。評價事物好壞的標準是多樣化的，而不是單一文明主導的。
中國強調觀念差異的包容互鑑、強調價值兼容、交融共享，在外交上也是希望解決好觀念差異阻礙合作的問題，從而實現由求同存異、求同化異到求同合異的遞進。
（王帆：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外交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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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褚夢真；初審：程子茜；覆審：李雨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