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院刊︱陳菊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營建家族新探

關於莫高窟第217窟的始建者，絕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是敦煌的陰氏家族，故將其稱為「陰家窟」。但也有少數日本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由於缺乏證據而未能提出新觀點。本文對第217窟的供養人關係進行了重新梳理，認為該窟應為劉氏家族窟。

第217窟位於莫高窟南區南段二層，由前室、甬道、主室組成，因該窟壁畫題材新穎，繪畫技藝精湛，而被世人所關注。關於該窟的始建者，以往學界多認為是陰氏家族。但筆者通過細緻梳理窟內的供養人關係發現，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嘗試對第217窟的功德主展開新的討論。

賀世哲先生是最早研究第217窟供養人的學者之一。他注意到第217窟西壁龕下北壇南壁西向第三身和第四身供養人分別題作「囗囗囗戎校尉守右囗衛翊囗右郎將員外置同囗貞（缺）魚袋上柱國嗣瓊」和「囗囗嗣子嗣玉」，因這二者都以「嗣」字排輩，使賀先生聯想到了P.2625《敦煌名族志》。在《敦煌名族志》中，陰稠的孫輩正是以「嗣」字排輩，如陰嗣業、陰嗣瑗和陰嗣王等。賀先生由此懷疑《敦煌名族志》中的「嗣王」可能是「嗣玉」之筆誤，與第217窟供養人中的「嗣玉」當為同一人[1]。

隨後，賀先生在《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一文中又修改了這二人的供養人題名，分別錄作「囗囗囗戎校尉守左毅衛翊前右郎將員外置同正員外郎紫金魚袋上柱國嗣瓊」和「⋯⋯品子嗣玉」。但關於這二者與P.2625《敦煌名族志》中陰氏的關係，仍保持與前文相同的觀點[2]。此外，賀先生還在肯定第217窟中的「嗣瓊」與「嗣玉」與《敦煌名族志》中陰氏有關聯的前提下，將第217窟的建成時間大致推定在唐中宗神龍年（705－706）之前。之後，賀先生的這一推斷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同[3]。

當中國的大多數學者都認同第217窟為陰家窟之說時，一些日本的學者卻對此持懷疑態度。如秋山光和先生說[4]：

關於其（第217窟）建造年代，儘管人們對於八世紀前半葉這一點並無異議，然而缺乏確切而肯定的根據。最近，敦煌文物研究所根據西壁北壇南側面上的供養人題名，對建造年代試行推斷，並且明確指出，此窟是敦煌名族陰氏的供養窟，甚至肯定其建造年代為神龍年間（705－707）。這一點儘管還有問題，但畢竟可以認為是在八世紀早期、開元以前；從樣式來看，也可以充分肯定這一點。

從引文「這一點儘管還有問題」來看，秋山光和先生對將第217窟推定為陰家窟還是有些許疑慮的。另外，山崎淑子和下野玲子也持同樣的態度，這從她們反覆辨識第217窟供養人題記可反映出來。而山崎淑子更是明確表達：「在2008年之前，報告者就對陰氏家族與該洞窟之間是否有關聯這一點存有疑問。」[5]

本著這種疑慮，下野玲子於2010年對第217窟的供養人題記作過詳細的調查和記錄。山崎淑子則於1995年、2003年和2012年三次前往第217窟現場進行核查和辨識。她還將調查結果撰寫為論文，發表在2013年11月《鹿島美術研究》（年報第30號別冊）。去年，又將此文譯為中文，即《圍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開鑿與重修之歷史——漢語史料中的供養人》，參加了2016年8月在莫高窟舉辦的「2016敦煌論壇：交融與創新——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因為山崎淑子於2004年改姓，所以在這篇論文中她的署名是菊地淑子。

在該篇論文中，菊地淑子參考伯希和、史巖、謝稚柳、下野玲子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錄文對第217窟的供養人題記又進行了逐一的分析和考定。但結果並不如她所願，她自謙說「本稿至多可以說是報告文，未能提出主旨展開論述，還稱不上是論文」[6]。但是，她在文中提到了池田溫先生在給她的回信中所表達的看法。現試錄兩點：一、「關於『陰』字，沒有任何記錄」；二、「《題記》中只記錄了『品子嗣玉』、『男嗣玉』和『嗣瓊』，因此不能輕易就推斷這些姓名與所謂《敦煌名族志殘卷》中關於陰氏的記載『嗣王』有直接關係」[7]。很顯然，池田先生對將第217窟判定為陰家窟也是持懷疑態度的。菊地淑子在文章的結語中寫道[8]：

迄今為止，雖然在關於第217窟的所有調查記錄中從未發現「陰」字，但是在很大的可能性上，陰氏和該窟的開鑿營建密切相關，因此若要深究這個問題，有必要把相當長的時間投入到研究敦煌文獻中去。

第217窟的供養人主要分布於四個區域。一、西壁下方〔圖一〕。西壁龕下正中畫一香爐。香爐的北側有6身男供養人，龕下北壇南面有4身男供養人。北壇東面南側有1身男供養人，北側畫面較殘，似是馬隊。香爐的南側有6身女供養人，龕下南壇北面有5身女供養人，南壇東面北側有1身女供養人，南側似為轎車。二、東壁門兩側。北側是1身比丘，南側是1身男供養人。三、甬道南北壁各繪2身男供養人。四、前室西壁門上中間繪一香爐，其北側偏下方有男供養人和童子各1身；其南側偏下方有1身女供養人，其上半身已漫漶，但下裙依稀可見。

圖一  第217窟西壁

這四個區域的供養人原本都有相應的題名，但因種種原因，大部分題名已經漫漶和模糊。其留存下來的題記，伯希和、張大千、謝稚柳、史巖、菊地淑子、下野玲子、張景峰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等都作過詳略不等的錄文[9]，故本文不再逐一錄出。

如果單從這些供養人畫像的時代來看，又可大致分為兩組。一、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門上的供養人為一組，同屬盛唐。二、甬道和東壁的供養人為另一組，屬五代。

我們先來看第二組供養人，即甬道和東壁的供養人。關於這組供養人之間的關係及其繪製年代，筆者曾撰文討論，認為他們同屬劉氏家族，均繪製於五代，還將東壁門北洪認的供養人畫像的繪畫年代推定在貞明九年（923）至丙申年（936）四月間[10]。

由於甬道和東壁的供養人繪製於同時，由此可將第217窟在五代的重修時間判定在貞明九年（923）或之後，最遲也晚不過丙申年（936）四月。

這次重修的供養人畫像，以洪認的最為高大，他當是最重要的功德主。此外，洪認的題名也表明，他時任「都僧政」，或許劉氏家族這次重修第217窟，就是旨在慶賀洪認榮升都僧政一職。既然洪認是這次重修時最重要的功德主，那麼，甬道供養人題名中的「亡祖父」、「男」之稱呼都應當是以洪認的名義題寫的。甬道北壁的2身供養人都稱「男」，這說明洪認是有子嗣的，或許他出家的時間比較晚。另外，從甬道供養人之間的關係考慮，已漫漶題名的南壁列西向第二身供養人很可能是洪認的父親。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使洪認榮升都僧政這件事的確給劉氏家族帶來了巨大的榮耀，但是他們怎麼能在陰氏家族窟中動工慶賀呢？這明顯不符合常理。更何況當時的陰氏家族仍是敦煌的名族，且其族勢遠遠強於劉氏。由此，我們需要重新考察第一組供養人。

《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將第217窟西壁下方供養人〔圖二，圖三〕的繪製年代判定為盛唐[11]。從供養人的服飾來看，這種判定是正確的。因為這些男女供養人的服飾與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北壁樂庭瓌及其夫人的服飾類同〔圖四，圖五〕。而賀世哲先生將樂庭瓌夫婦的畫像年代推定在了天寶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間[12]。

圖二   第217窟西壁下方北壇南壁供養人

圖三   第217窟西壁龕下南側女供養人

圖四   第130窟甬道北壁晉昌郡太守樂庭瓌及家人供養人像

圖五  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王氏及家人供養人像

我們再來看前室西壁門上右側的供養人。《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將這身供養人〔圖六〕判定為盛唐[13]。筆者同意此看法。因為此身供養人的服飾與西壁龕下男供養人的服飾完全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這身盛唐的供養人像並不是盛唐時期的作品，而是五代重修時仿盛唐供養人形象重新繪製的。

圖六  第217窟前室西壁門上北側供養人

在諸家抄錄的第217窟第一組男供養人題名中，能看到姓氏的僅有兩身。一身是前室西壁門上的供養人。伯希和抄錄其題名曰：「男清信    劉承化一心供養。」[14]另一身是西壁龕下北側列南向第二身供養人。伯希和抄錄其題名曰：「上柱國劉懷念。」[15]

留有姓氏的男供養人僅有兩身，且都為劉姓，這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其餘男供養人為劉姓的可能性。

我們在前揭文中已提到，賀世哲先生之所以將第217窟推斷為陰家窟，就是因為第217窟西壁龕下北壇南壁西向第三身供養人「嗣瓊」和第四身男供養人「嗣玉」都是以「嗣」字排輩。這與P.2625《敦煌名族志》中陰嗣業、陰嗣瑗、陰嗣王等的排輩規律相同。並且，賀先生還懷疑《敦煌名族志》中的「嗣王」可能是「嗣玉」之筆誤[16]。

但是，賀先生在作上述推斷的時候，完全忽略了我們剛才談到的「劉懷念」和「劉承化」這兩位劉姓供養人的存在。既然「嗣瓊」和「嗣玉」都以「嗣」字排輩，那麼，是否劉氏也有以「嗣」字排輩的可能性？有幸的是，筆者在S.11287K(11)號文書中發現有叫「劉嗣璡」的人名。這件文書寫於至德三載（758）至永泰二年（766）[17]。這說明，在盛唐時期，敦煌劉氏有以「嗣」字排輩的可能性。

鑑於第217窟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門上有盛唐時期「劉懷念」和「劉承化」的供養人像，以及寫於盛唐時期的S.11287K(11)號文書中有「劉嗣璡」之名的人，如果再加上五代時期以都僧政洪認為首的劉氏家族對第217窟進行重修等考慮，將第217窟定為劉家窟應更為妥當。

既然辨明了第217窟是劉家窟，而非陰家窟，那麼，我們就不能以記錄有陰氏家族的P.2625《敦煌名族志》的撰寫時間以及有關陰氏所任官職來推斷此窟的營建時間。其實，一些學者已從繪畫風格、藝術樣式和圖案特徵等多方面提出過第217窟的始建年代。如秋山光和先生認為，從樣式看，第217窟興建於8世紀早期，開元以前[18]。薄小瑩先生依據第217窟的裝飾圖案將其劃分在「貞觀後期、高宗武則天時期及開元前期」[19]。山崎淑子通過對莫高窟第217、103、123、323等窟的比較研究，認為第217窟是初唐末至盛唐初的「過渡期窟」[20]。筆者贊成上述三位學者的觀點，也認為第217窟始建於初唐末至盛唐初。

我們知道，一個洞窟的供養人往往就是該窟的出資營建人。下面我們通過分析第217窟的供養人年代來看看該窟的營建和重修時間。

我們在上文中談到，第217窟西壁下方的供養人繪製於盛唐時期。以西壁下方北壇南面列西向第三身供養人為例來看，他頭戴軟腳襆頭，兩腳垂至肩上，身穿圓領長袍，腰束革帶，手持笏板。他所戴的這種襆頭為「官樣」巾子，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圖七〕。《舊唐書•輿服志》云：「玄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官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巾子，迄今服之也。」[21]《唐語林》亦稱：「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玄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腳羅襆頭。」[22]《中國傳統服飾形制史》又具體解釋了這種巾子的樣式：「其樣式比英王踣樣還高，頭部略呈尖形，圓球和前傾已不明顯。⋯⋯也有稱『內樣』或『開元內樣』的。」[23]可見，第217窟西壁下方的供養人當繪製於開元十九年（731）十月之後。同樣，西壁下方梳高髻，穿中袖短襦長裙的女供養人服飾也反映了這一時代特徵。因為與唐初的供養人相比，她們的袖子和長裙都略顯寬鬆。而且，我們也注意到，這些男女供養人的服飾與莫高窟第130窟甬道樂庭瓌夫婦及其子女的供養人像很相似。而樂庭瓌夫婦的供養像繪製於天寶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間[24]。此外，我們前述的「嗣瓊」和「嗣玉」都以「嗣」字排輩，而筆者發現，寫於至德三載（758）至永泰二年（766）間[25]的S.11287K(11)號文書中有名叫「劉嗣璡」的人。從以上時代信息判斷，第217窟西壁下方的供養人應繪製於8世紀中期。

圖七   第217窟西壁下方北壇南面列西向第三身供養人

既然第217窟西壁下方的供養人是繪製於8世紀中期，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是始建時所繪的功德主了。當然，始建時的供養人也是有跡可尋的，因為在西壁下方的供養人畫像之下還有一層供養人。其重層現象，張景峰已有詳細記錄，此不贅述[26]。從第217窟始建於初唐末至盛唐初，以及西壁下方表層的供養人繪製於8世紀中期來看，西壁下方底層的供養人應當就是始建時的功德人。

第217窟西壁下方表層的供養人告訴我們，在8世紀中期，劉氏家族又重修過該窟，但除了這些供養人畫像，我們在目前的第217窟中還找不到這一時期重修的其他壁畫和塑像。

時至五代，當洪認擢升為都僧政時，以他為代表的劉氏家族又再次重修了第217窟。此次，他們不僅重修了甬道，也重繪了前室，還將他們的供養人畫像畫在了甬道南北壁、東壁門南北，以及前室西壁門上南北兩側[27]。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前室西壁門上對稱繪製有男女供養人，依他們的服飾來看，屬盛唐時期，但從重層壁畫來看，他們為五代所繪。由此，筆者認為，這一對供養人應是洪認的先祖，即盛唐人物，洪認在重修第217窟時又將其畫像補繪在了前室。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莫高窟第217窟為陰家窟。當然，也有一些日本學者，像秋山光和、菊地淑子、池田溫、土肥義和等先生，對此存有疑慮，但苦於找不到相關證據。筆者在撰寫《陷蕃前的敦煌文書——S.11287新探》一文時注意到了「劉嗣璡」一名，由此，對第217窟的供養人進行了重新梳理和考察。

首先，通過考證洪認的生平，辨明了第217窟甬道和東壁的供養人關係。即時至五代，當洪認榮升為都僧政後，以其為代表的劉氏家族重修了第217窟。

其次，重新考察了第217窟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門上的供養人。雖然這些供養人都著盛唐服飾，但二者卻有所區別，前者是盛唐時期繪製的供養人，後者則是五代時期補繪的盛唐人物。但最為珍貴的是，這些盛唐供養人當中留存了「劉懷念」和「劉承化」之題名。

最後，S.11287K(11)號文書中有「劉嗣璡」之名，這說明在初盛唐時期的敦煌地區，不僅有陰氏以「嗣」字排輩，劉氏也有以「嗣」字排輩的可能性。如果再以第217窟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門上的盛唐供養人中有「劉懷念」和「劉承化」之題名，以及五代時以洪認為代表的劉氏家族重修第217窟看，將第217窟定為劉家窟要比定為陰家窟妥當一些。

此外，還討論了第217窟的供養人與其營建和重修的關係問題。第217窟始建於初唐末至盛唐初，其功德主繪製於西壁下方底層。在8世紀中期，劉氏家族再次重修第217窟，但就現存繪塑內容來看，判斷不出他們繪塑的主要內容，僅是知道他們將供養人畫像繪製在了西壁下方。到了五代，當洪認榮升都僧政時，劉氏家族又一次重修了甬道，並重繪了前室，還將家族的供養人像畫在了甬道南北壁、東壁門兩側和前室西壁門上兩側等。

附記：本文有關敦煌石窟的圖片系敦煌研究院文物數位化研究所提供，特此感謝。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責任編輯：何 芳）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唐宋敦煌石窟圖像與洞窟宗教功能研究」（項目編號：19BZJ015）階段性成果。

[1]賀世哲：《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校勘》，《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3期。

[2]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頁203，文物出版社，1986年。

[3]史葦湘：《世族與石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研究文集》頁125，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藝術》，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冊，頁162，文物出版社，1987年；樊錦詩、劉玉權：《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石窟考古篇》頁158，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頁80、246，甘肅教育出版社，1996年；馬德：《敦煌陰氏與莫高窟陰家窟》，《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1期；張清濤：《武則天時代的敦煌陰氏與莫高窟陰家窟淺議》，《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冊，頁4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張景峰：《敦煌陰家窟研究》頁136－140，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張景峰：《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供養人畫像調查新發現》，《敦煌研究》2016年第2期。

[4]［日］秋山光和：《唐代壁畫中的山水錶現》，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五冊，頁202，文物出版社，1987年。

[5]［日］菊地淑子：《圍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開鑿與重修之歷史——漢語史料中的供養人》，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論壇：2016交融與創新「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758，敦煌莫高窟，2016年8月。

[6]前揭《圍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開鑿與重修之歷史——漢語史料中的供養人》，頁763。

[7]前揭《圍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開鑿與重修之歷史——漢語史料中的供養人》，頁758。

[8]前揭《圍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開鑿與重修之歷史——漢語史料中的供養人》，頁763。

[9]［法］伯希和（耿昇、唐健賓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頁125－128，編為第70號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張大千：《漠高窟記》頁538，編號為第268窟，臺北故宮博物院，1985年；史巖：《敦煌石室畫象題識》，《敦煌叢刊初集》第五冊，頁124－125，編號為第91窟，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頁351－352，編號為第268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頁99－101，文物出版社，1986年；前揭《圍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開鑿與重修之歷史——漢語史料中的供養人》，頁754－762；前揭《敦煌陰家窟研究》，頁136－140；前揭《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供養人畫像調查新發現》，頁33－35。

[10]陳菊霞、曾俊琴：《莫高窟第217窟東壁供養人洪認生平考》，《敦煌研究》2018年第4期，頁45－50。

[11]前揭《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頁99－100。

[12]前揭《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校勘》，頁33－34。

[13]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頁85，文物出版社，1996年。

[14]前揭《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頁126。

[15]伯希和在抄錄時，將第217窟西壁下方男女供養人的位置寫反了。參見前揭《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頁127。

[16]前揭《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校勘》，頁32。

[17]陳菊霞：《陷蕃前的敦煌文書——S11287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三卷，頁18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8]前揭《唐代壁畫中的山水錶現》，頁202。

[19]薄小瑩：《敦煌莫高窟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5輯，頁39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20]［日］山崎淑子：《試論敦煌莫高窟第217窟》，《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石窟考古卷》頁213－222，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年。

[21]《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頁1954，中華書局，1975年。

[22]《唐語林》卷四《容止》頁1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3]周汛、高春明：《中國傳統服飾形制史》頁104－105，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8年。

[24]前揭《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校勘》，頁33－34。

[25]前揭《陷蕃前的敦煌文書——S11287新探》，頁189。

[26]前揭《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供養人畫像調查新發現》，頁33－35。

[27]第217窟前室西壁門南和門北兩側分上下各有兩方地毯，這應是供養人站立或跪坐的方毯。可惜的是，供養人已全部漫漶。

文章由作者授權，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此為陳菊霞：《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營建家族新探》全文，原文刊載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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