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上個世紀的民國，大量的報章，今已塵封，《圖遊華夏》百家號在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中，潛心鉤沉，精心整理，匯成《民國往事》系列文章，供讀者朋友再回民國，同探百年間的悠悠往事。
本期以1949年杜月笙逃離上海為內容，篇幅較長，全為真實圖文考證分析，喜歡野史的朋友請繞道。
杜月笙逃離上海
解放前夕的上海，自開埠以來，這座遠東最大的城市，成為舊中國的經濟中心，十裡洋場，見證了無數傳奇過往，隨著國民黨的節節敗退，那些叱詫上海的風雲人物，面臨前途命運的艱難抉擇，偌大的家私產業，是走是留，無人能預見最終的結局。
1948年出版的《吼聲》刊登的杜月笙照片，這一年，杜月笙60歲，剛到花甲之年，在舊上海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他，一直關注著時局的變化，如何抉擇同樣困擾著他，從內心來說，他極不希望國民黨被打垮，畢竟他經營一生，都得益於國民黨的支撐，早已結成相互依賴的關係。
1949年出版的《大路畫報》第1期刊登了這兩張圖片，上圖是上海各界自救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中圖是總主席杜月笙致開會詞，照片拍攝於1948年12月12日，所謂的聯合會本質上是在國民黨的統治風雨飄搖之際，主要依靠商界巨頭的力量，開展自治自救，穩定當時上海經濟與人心，某種程度是繼續支撐著國民黨的統治。
不過杜月笙沒有想到，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1949年1月31日,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在三大戰役中大獲全勝,在此期間的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成為傀儡總統，李宗仁面臨著國民黨已經喪失東北、華北的局面，決定4月1日起與中共談判停戰事宜，15日國共談判代表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但是仍由蔣介石控制的南京國民政府拒不執行該協定,致使和談破裂,一度被國統區人們期待的南北分治成為泡影。
杜月笙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遂痛下最後決定，4月27日攜帶家小乘船逃離上海，5月2日抵達香港。上圖是《珠江報》刊載的消息，說杜月笙以看病之名來到香港。
杜月笙逃離的表面原因
1949年出版的《新聞雜誌》第3卷第3期，刊登了一篇《杜月笙為何去港？》的文章，詳細分析了杜月笙離開上海到香港的原因，文中提到：在國共和談期間，還未有結果之時，他就準備去香港了，但是好友章士釗作為國民黨談判代表，從北平回滬後，帶來了中共對其印象較好的信息，而他代表上海航運界給毛澤東去電，請求恢復因戰爭中斷的南北航運，又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回電，讓杜月笙產生了不走的希望，但隨著戰事急轉直下，他又開始擔心上海國軍兵敗之後，自身如果被中共所用，則是大大的不智，因而果斷赴港。
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毛澤東曾經與杜月笙有過電報往來，下面我們再回顧這段史實。
1949年2月17日出版的《大公報（重慶）》刊登了《毛澤東電復杜月笙同意恢復北洋航線》的一則新聞。
根據中央檔案館所藏的毛澤東親筆回電，原文如下：全國輪船業聯合會理事長杜鏞先生、上海市輪船業公會理事長魏文翰先生大鑑：二月七日來電已悉，恢復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產之發展，極為必要，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並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歡迎，此間已囑北平葉劍英市長、天津黃敬市長準備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號駛抵塘沽，系屬臨時性質，並非事前洽定，所謂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其駛返原地，純系報紙造謠，流言止於智者，先生等不應置信。毛澤東、周恩來二月十三日。
電文中的杜鏞即杜月笙。
1949年出版的《新聞雜誌》 第2卷第11期刊登的《杜月笙領導與中共通航》一文詳細記載了這段過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點開大圖了解，自南北通航之後，如同阻斷的血管通暢，曾經停滯的上海經濟漸漸恢復，此後的一個多月，杜月笙又想斡旋通商事宜。
1949年4月6日出版的《羅賓漢》報紙刊登了《杜月笙電毛澤東請恢復津滬通商》的一則消息，我們將杜月笙的原電文摘抄如下：北平毛澤東、周恩來兩先生鈞鑑，我公等體諒民艱，協議和平，行見民生安定，經濟繁榮，從事工業生產之人士聆訊，尤深欣怍，竊以上海華北江北各地貿易，向極頻繁，以此地之工業用品，易彼方之原料貨物，交流由來已久，乃至去歲秋冬以還，交通受阻，商業中斷，兩地生產事業，因之萎縮不振，工商各界同深焦慮，茲為維持生產起見，擬與天津方面恢復貿易，互通有無，前次以煤易粉，正在辦理，通航、通電、通郵、通匯諸事亦在接洽之中，通商事淌能隨之進行，於國於民，兩有裨益，此間當局在原則上已可同意，具體辦法正在研究中，用敢電呈謹祈採納，力予玉陳，不勝企禱之至，上海工業會理事長杜月笙叩。
當杜月笙發出這篇電報後，我們未找到有關回電的歷史記載，可能發出電文的時間為國共會談的重要期間，此事本身即為雙方會談的一個議題，從而毛澤東無法像2月份那樣進行回電，這讓杜月笙產生了不好的感覺，認為他在中共心目中的重要性已經大大降低，從而堅定了逃離的決心。
杜月笙逃離的道義原因
從目前資料流出的杜月笙軼事看，自從杜月笙加入青幫後，取得一定的地位後，通過幫眾的力量，漸漸控制上海的重要經濟命脈，除了杜月笙本人的聰明才智，他在江湖上的豪爽，扶危濟困，極講義氣又忠心愛國是他得以成功，堪稱上海灘教父的主要原因。
這也註定了他只能從一而終，首先不能背叛國家、其二不能背叛青幫、其三不能背叛朋友。
這三點我們逐一展開分析：
1、杜月笙認同的國家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在日本人侵略中國期間，上海成為戰場，杜月笙堅決不當漢奸，組織其所掌控的力量全力抗日，我們在報章中找到了三則報導，充分展現了他愛國的一面。
1937年八一三之後，美國記者哈裡森·福爾曼拍攝的法租界高恩路照片，一處肉店門口堆滿了沙袋。
1946年出版的《海晶》第20期，刊登了一篇《杜月笙不允借路，焚毀法租界之壯舉》的文章，記錄了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兩個多月後，日寇想借道法租界攻擊抵抗的我守軍，法租界公董局不堪日軍威脅，討論時大部分董事準備同意讓道，杜月笙也是董事之一，他堅決不同意，並放下話，如果其他人決定讓道，他將發動青幫在4個小時內全部焚毀法租界，果不其然，兩個小時內法租界的汽油被銷售一空，消息傳來，其他董事目瞪口呆，只好答覆日軍「礙難從命」。
此後日寇費勁心思，軟硬兼施拉攏杜月笙，杜月笙毫不動搖，不僅沒有投身日本人當漢奸，還與戴笠在上海組建了抗日別動隊打遊擊戰，由於情勢危險，最終於1937年11月離開上海到達香港，繼續參加抗日活動。
從杜月笙這點看，在1949年國民黨敗退之時，哪怕杜月笙對國民黨有再多的失望，此後即便毛澤東通過章士釗，以及後期派黃炎培做他工作，只要心向人民，上海會有他一席之地的承諾，但他內心也不願背上改換門庭的名聲，從而最終選擇了逃離。
2、杜月笙不忍在自己的手中讓青幫瓦解
在杜月笙一生的經營下，青幫成為控制上海的主要力量，儼然成為地下政府，據當時的報導，有人專門做過統計，杜月笙身兼五十多個職務，涉足行業眾多，可想而知，有多少幫眾依靠杜月笙的籠罩。
1947年出版的《紫金山》第1卷第2期，刊登了《一人身兼五十餘職：杜月笙的事業》一文，詳細列舉了他在社團、教育、金融、交通、電氣、出版、造紙、紡織、漁業、國貨、貿易等方面的任職情況，幾乎囊括了大上海的所有經濟行業。
杜月笙通過對共產黨的了解，知道國民黨一旦失守上海，如果選擇留下來，其所控制的產業只能聽任安排，被迫回歸到人民手中，對杜月笙來說，他無法接受這樣的結局。
若選擇逃至香港，進行遙控，反而那些產業，共產黨一時半會摸不到門路，還有東山再起的希望。這一點應該是其智囊團給他的唯一建議。
3、杜月笙不可能站在其朋友的對立面
1937年上海淪陷之後，杜月笙全力支持國民黨抗日，他參與組織了地下抵抗別動隊，同時也掌握了大量的軍統機密，深知1949年國民黨倘若失敗，必將採取同樣的方式進行對抗新政權，屆時他到底是真歸順假抵抗，還是假歸順真抵抗，對他來說都是兩難。不如一走了之，遠離是非之地。
在杜月笙離開上海之前，發生這樣一件事情，由於杜月笙出道受益於黃金榮，此後兩人互相支持，感情極好，杜月笙想勸說黃金榮一道走，這段對話被1949 年 5 月 11 日出版的《飛報》以《黃金榮淚別杜月笙！》一文記載：
杜月笙在離滬南行之前，曾去面晤黃金榮，邀他同輪赴港：『那裡的房子還寬敞，一切都沒問題，而南方的氣候又非常之好，也是住得最舒服的，我們黃杜一家，不分彼此，現在就結伴一道去吧，豈不很好』，黃金榮聽了，很堅決的說不去，不去，他的理由是：『我的年紀已八十開外，活著的日子也有限了』，杜月笙以其語極懇切，也就不再勸，但他想到月笙老弟經此一別，再見何日，不禁悽然興感，真有些淚縈眉睫呢。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杜月笙對朋友的態度。
杜月笙逃離的隱因
筆者在整理現有史料的過程中發現，除了上兩節分析的因素，可能還有一層隱因在內，由於杜月笙在1927年參與了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導致了大量共產黨員被屠殺，這樣的原罪，使他無法面對即將執政的中共。
以下我們將民國報章資料中搜尋到的蛛絲馬跡，來一一剖析。
1929年第505期 《上海畫報》刊登的《杜月笙與國民黨》一文寫道：
杜月笙先生為國民黨忠實同志，人有未盡知者，苟入其室，則先總理親書之《博愛》匾額昭示吾人矣，其壁間所懸之黨國要人攝影至多，若張學良等皆在，尤令人注目者，則蔣主席所贈之影，上書《月笙同志》，下署《中正》，非杜先生與國民黨有深切之歷史、曷克得此，杜先生之援助國民黨，可謂遠識，國民黨之有杜先生，可慶得人也。
從這篇報導的時間來看，1929年之前杜月笙本人是國民黨員，並不被時人知曉，該文作者有機緣進入杜宅，列舉出杜月笙與國民黨要人的合影，甚至有孫中山手書匾額，還有蔣介石贈送的留影，可見杜月笙與他們之間的關係之深。
當然這篇文章的出爐，肯定得到杜的首肯，彼時的杜月笙亦想讓人知道他的後臺靠山是誰，以便在上海縱橫捭闔，成為上海灘老大。
這則1934年出版的《導光》 第3期《張學良抵滬》的消息，照片是歡迎張學良來到上海時的合影，左邊是吳鐵城，杜月笙在照片後中，他右側即張學良，此圖足以證明杜月笙與張學良的關係，佐證了上文報導之真。
而從1930年5月出版的《海上名人傳》，所刊登的《杜月笙先生小傳》一文：
民國十六年上海清共之役，先生與黃先生錦鏞及張先生嘯林，實主其事，事成，政府酬庸，畀以要職，先生堅卻不受。
這段話所載的正是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確證了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助力蔣介石的事實，可以說沒有他們三人的全力參與，蔣介石不可能攫取權位，而中國的近代歷史將完全改寫。
我們再回到1927年，當年5月16日出版的《晶報》一篇《汪壽華小史》，登載了汪在清黨運動中被殺的傳聞，據此後的黨史記載，汪壽華是上海總工會代理委員長，參與領導了五卅反帝愛國鬥爭，1927年4月11日，被杜月笙邀請至杜宅秘密殺害。
杜月笙對共產黨欠下的這段歷史血債，除了為幫助蔣介石之外，其所掌控的青幫不願共產黨領導的工會變得強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如果上海的工人們覺醒起來，杜月笙們賴以生存的基礎必將轟塌。
結語
本文對他選擇逃離的成因分析，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想必諸位讀者自有判斷。
美國記者伯恩斯於1948年前後拍攝的杜月笙照片，歷經一個甲子的歲月，飽受哮喘折磨的他，顯得幾分瘦削，此刻的他並未想到，即便選擇了逃離上海，來到香港，卻很快走向了人生末途。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去世前，他留下遺言，想要歸葬老家上海川沙高橋，可惜次年被蔣介石下令安葬於臺北縣汐止鎮大尖山下。
一代豪傑，就此煙消雲散，一生功過，只待後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