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3月25日晨8時，柏林東郊，特格爾湖畔。前幾日下了大雪，但這一天陽光明媚。[1]七位普魯士貴族聚到這個偏僻地點。兩位政客，奧託·馮·俾斯麥男爵（後來的帝國首相）和格奧爾格·馮·芬克（Georg von Vincke）將在這裡進行生死決鬥。
按照規矩，在正式開始之前，中間人路德維希·馮·博德爾施文格（Ludwig von Bodelschwingh，1811—1879，曾任普魯士王國的黑森-拿騷省省長）最後一次勸說雙方冰釋前嫌、避免流血，兩人都拒絕了。博德爾施文格提出，兩人之間的仇恨並沒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建議決鬥的形式是每人僅放一槍。雙方同意。芬克的助手問，假如俾斯麥道歉，芬克是否願意取消決鬥。俾斯麥拒絕道歉。手槍出了點問題，等到決鬥正式開始的時候，差不多已經10點了。
路德維希•馮•博德爾施文格
博德爾施文格對決鬥過程描述道：「我給兩支手槍裝填好子彈，讓兩位決鬥者站好位置，告訴他們：聽我喊一，兩人就掏槍；我喊二，兩人瞄準；在我喊三之前，就可以開槍。我會在二和三之前留出充足時間。我喊二的幾秒鐘之後，兩人都開了槍，幾乎同時。至少我判斷不了誰先開槍。兩人都沒打中。馮·俾斯麥先生立刻走過去，向馮·芬克先生伸出手。在決鬥現場，兩人握手言和。」[2]
但俾斯麥後來如此描述這場決鬥：「兩人都安然無恙，我立刻明白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看不到這一點，就罪孽深重了。但我不能否認，透過煙霧看到對手安然屹立時，我沒有辦法像其他人那樣歡呼雀躍。博德爾施文格激動得流下了眼淚。決鬥的條件被規定得很溫和，這讓我不開心。我很願意繼續打下去。但因為我不是受辱的一方，所以我只能一言不發。決鬥結束了，大家互相握手。」[3]
俾斯麥完全有可能死在這場決鬥中。那樣的話，就不會有鐵血首相了，德意志是否能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就要存疑，德國的歷史軌跡也很可能大不相同。那麼，是什麼驅使三十七歲的外交官和議員俾斯麥男爵視死如歸呢？
俾斯麥，1847年
格奧爾格•馮•芬克，1848年
俾斯麥與芬克反目成仇
芬克和俾斯麥其實有很多共同點，都是血統古老的貴族地主，都是忠君愛國的普魯士人，都是哥廷根大學的校友，都是新教徒和法學家，都是議員，都脾氣火爆，都有極強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他倆畢生的奮鬥目標也相同：保衛普魯士國家，保衛霍亨索倫君主。
但兩人的政治立場不同。芬克傾向於自由主義，更關注德意志統一而不單單是普魯士的利益，比俾斯麥更擅長演講也更文雅，但沒有俾斯麥那種孜孜不倦的鬥爭精神和雄心壯志。俾斯麥是堅定的保守派，有自己的明確圈子；而芬克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常和各種政治派系打交道，所以也沒有固定的盟友。
俾斯麥和芬克起初的關係不錯，互相尊重。但他們畢竟不是一路人，在議會和政壇不斷摩擦。1847年的普魯士地方議會裡，兩人都是議員。芬克提出效仿英國建立君主立憲制，逐漸改良從而取得社會進步。俾斯麥則捍衛普魯士的君權神授，說德意志人反對拿破崙是為了趕走異族統治者，不是為了憲政。[4]芬克說，未來德意志的憲政不可能通過軍事暴力來獲得，因為那樣會損害德意志的和睦。俾斯麥則認為，當前德意志的問題需要「鐵和血」來解決，而不是演講和多數表決。這句話是俾斯麥的名言，後來為他贏得「鐵血首相」的綽號。兩人的針鋒相對在普魯士議會引發了騷動。
1848年，革命風暴席捲歐洲。各國的專制君主都受到挑戰，革命者呼籲憲政和民主。3月，柏林也發生了動亂。18日，柏林街頭爆發街壘戰，軍隊與革命者發生血腥衝突。芬克力勸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不要動用武力鎮壓革命者。[5]國王對他頗為信任，請他出任大臣，但芬克覺得自己不適合這樣的職位。有人提議讓俾斯麥在這個多事之秋當大臣，但國王堅決拒絕，因為國王覺得俾斯麥是「嗜血的反動分子，以後才能用他」，但「只有刺刀恣意主宰局勢的時候才能用他」[6]。換言之，國王認為俾斯麥是保守派的極端分子。
形勢危急，普魯士國王的寶座搖搖欲墜。芬克主張只有國王退位，才能挽回局面、撫慰革命者並保全君主制。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沒有子女，他的弟弟威廉是繼承人，因主張強硬鎮壓革命而獲得「霰彈王子」的惡名，成為柏林城裡最受憎恨的人物。[7]他逃到了英國，太子妃奧古斯塔還在波茨坦。芬克希望不受自由派歡迎的威廉也放棄王位，並請俾斯麥幫忙勸說。3月23日，俾斯麥拜訪了奧古斯塔，但這次會談的過程如何已經是羅生門，各執一詞，後人無法知道真相。俾斯麥後來說，奧古斯塔告訴他，威廉太子已經去了英國（這讓俾斯麥大吃一驚），她打算扶持她與威廉的長子為普魯士國王。俾斯麥堅決拒絕，說這是叛國。奧古斯塔（也就是後來的皇后）對此次會談的描述卻完全不同。她說，當時俾斯麥代表普魯士王子卡爾（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和威廉太子的三弟）來找她，請求她允許他們用威廉及其長子的名義發動反革命，撤銷國王已經做出的對革命者的讓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實施憲政）等。她拒絕了。
俾斯麥和奧古斯塔究竟談了什麼，芬克是唯一知情人。後來俾斯麥說此事是他與芬克決鬥的理由之一。歷史學家埃裡希·艾克（Erich Eyck）說，如果真相是俾斯麥說的那樣，那麼這不足以成為他與芬克決鬥的理由；而如果真相是奧古斯塔說的那樣，那麼俾斯麥就有理由怨恨芬克了，因為芬克是唯一知道他在奧古斯塔面前失敗丟臉的人。[8]
1848年革命期間，芬克加入了自由主義者組成的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主張德意志各邦通過協商而統一，並宣揚人民主權。這些都是身為保守派的俾斯麥堅決抵制的理念。並且在隨後的危機中，俾斯麥寧願普魯士屈服於奧地利，也不願意屈服於自由主義。
1848年革命被鎮壓下去之後，歐洲處於君主力量回潮的「反動年代」。德意志各邦恢復了「德意志邦聯」，以奧地利為領導者，這讓普魯士不滿。新任普魯士派駐德意志邦聯的公使俾斯麥的使命就是儘可能破壞德意志邦聯的聲望，也就是打擊奧地利的聲望。也就是在俾斯麥擔任該職務期間，發生了著名的「燃燒雪茄」傳奇。這個傳奇很可能是俾斯麥自己炮製並傳播的，真實性可疑。大致的情節是這樣的：奧地利在德意志邦聯議會中佔主導地位，奧地利公使擔任主席；只有主席有權在會議室抽菸；俾斯麥拒絕接受奧地利獨享特權，就故意也點起雪茄來抽。在俾斯麥帶領下，巴伐利亞公使也抽起煙來。最後就連平時不抽菸的其他邦國公使為了自己國家的尊嚴，也不得不抽菸。在普魯士國內，大家覺得這是針對奧地利的一次外交勝利。
1852年3月，在普魯士議會上，俾斯麥與芬克等自由派政治家唇槍舌劍，發生言語衝突。俾斯麥表示，普魯士軍人和大部分民眾是忠誠的，只有大城市裡的民主派對國王的忠誠度可疑。這句話被各大報紙炒得火熱，引發了種種挖苦和抨擊。芬克對俾斯麥的外交成績冷嘲熱諷，提起了「燃燒雪茄」的故事。媒體對俾斯麥的話也有曲解，比如說俾斯麥的意思是政府不信任甚至敵視民眾，俾斯麥想要消滅大城市等等。
當時諷刺俾斯麥想要消滅大城市的漫畫
議會的另一個議題是，是否為修復霍亨索倫城堡的工程撥款10萬塔勒。芬克指出，這座城堡的駐防人員僅150人，軍事意義不大。他懷疑該項目僅僅是霍亨索倫王室為了光宗耀祖，修繕祖先的城堡的面子工程而已，這筆錢不如用到修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上。芬克還對俾斯麥預測六個月內可能發生戰爭的話大加挖苦。一時間自由派輿論對俾斯麥十分不利，把他描繪成好戰、嗜血、說話不靠譜、自吹自擂的可笑人物。俾斯麥對芬克的攻擊十分憤怒，尤其是芬克與他屬於同一階級，身份類似，居然如此不講情面。俾斯麥對芬克的反擊就是，芬克沒有教養，配不上自己的貴族身份。
這下子惹惱了芬克，他通過中間人向俾斯麥發起了決鬥挑戰，要捍衛自己的榮譽、人格與地位。俾斯麥也承認自己的話對芬克是侮辱。當然雙方的矛盾由來已久，不僅僅是因為近期的爭吵，也不僅僅是個人侮辱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政治立場。雙方通過中間人緊鑼密鼓地準備決鬥。俾斯麥原希望用軍刀（Säbel）決鬥，因為雙方都曾是大學生兄弟會成員，都劍術高超。俾斯麥自己在大學期間參加過25次鬥劍決鬥，只輸了一次；而他對手槍決鬥沒有經驗。芬克也是鬥劍的老手，1833年為此受過要塞監禁。但最後還是約定用手槍。於是有了本章開始的那一幕。
什麼是決鬥？
俾斯麥後來成為偉人，芬克則被淹沒在歷史長河裡。很多俾斯麥傳記，比如西德歷史學家洛塔爾·加爾（Lothar Gall，1936— ）和東德歷史學家恩斯特·恩格爾貝格（Ernst Engelberg，1919—2010）的俾斯麥傳記，甚至提都不提這次決鬥。
1865年6月2日，一場充滿火藥味的普魯士地方議會辯論之後，時任普魯士首相的俾斯麥當著眾多議員的面，向他的另一位政敵，著名的醫生、病理學家、大學教授和自由派議員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1821—1902）發起了決鬥挑戰。菲爾紹思想進步，支持社會福利、少數民族權益，反對擴大軍備、反對戰爭，與俾斯麥的政治衝突已經有有一段時間了。此時正直普魯士的「憲法危機」，國王、俾斯麥和保守派希望為陸軍大幅度撥款，需要議會通過，但議會裡的自由派認為這麼一筆巨款最好用在國內基礎設施建設。菲爾紹在議會嚴厲批評了俾斯麥，讓首相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菲爾紹拒絕了決鬥，說這不是符合時代精神的解決爭議的方式。[9]的確，在這樣一位出身資產階級的高級知識分子眼中，帶著封建時代貴族氣的決鬥的確與時代格格不入。而俾斯麥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老派的貴族，所以熱衷於決鬥。此事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雙方都有很多擁護者。很多保守派認為，菲爾紹的確不能接受決鬥，因為他身為資產階級，沒有「榮譽」可言。
決鬥不是專屬於貴族的，但在德意志歷史上與貴族緊密聯繫在一起。這裡說的決鬥不是戰場上的單挑，比如《舊約》裡少年大衛擊殺非利士巨人歌利亞，或者特洛伊戰爭裡帕裡斯與墨涅拉俄斯為了爭奪海倫而一對一對抗；也不是中世紀用來判定某人有罪還是無辜的決鬥審判；而是社會生活中為了榮譽、臉面而進行的武力衝突，古時用劍，近現代用手槍，雙方預先約定好時間地點和規矩（用什麼武器？如何操作？），在助手和醫生陪同下，來一場你死我活，或者刀尖舔血，體驗超凡的刺激。
在16和17世紀的法國、義大利與德意志，決鬥都相當常見，甚至是一種時尚。法國的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François de Montmorency）伯爵是臭名昭著的決鬥狂熱愛好者，據說一年就殺死了22名決鬥對手（也有說法是超過40人），最後路易十三政府不能容忍他的兇殘和目無朝廷，將他處決。當然也是因為現代專制國家需要壟斷暴力和司法權，不能接受哪怕是貴族擅自動用暴力「私了」或自設法庭。
1874年，法國布洛涅森林的一次鬥劍決鬥
決鬥的規則非常複雜，有成文的規則供人學習可參看。比如奧匈帝國軍官弗朗茨·馮·博爾加爾（Franz von Bolgár，1851—1923）編寫的《決鬥規則》（Die Regeln des Duells，1880年首版於布達佩斯）和另一位奧地利軍官古斯塔夫·赫爾格澤爾（GustavHergsell）於1891年發表的《決鬥法則》（Duell-Codex）[10]。
不是人人都有資格決鬥。起初只有那些可以合法攜帶武器的人，也就是貴族、軍官和大學生，有資格決鬥。當然到了19世紀，市民階層的人，只要出身體面並且願意服從規矩，也可以參加決鬥。所以，即便決鬥不再是貴族壟斷的領域，也仍然是一種上層社會的行為。下層人民是沒有資格決鬥的，他們之間的暴力衝突只能是鬥毆，不是決鬥。
1837年哥廷根大學的學生用劍決鬥
決鬥的目的不是殺死對方，而是為自己受到的侮辱（言語攻擊、辱罵、含沙射影，以及自己的妻子、姐妹、未婚妻等女性親友受到侮辱乃至性侵犯）得到「滿足」（Satisfaktion）。；所謂的侮辱可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第二帝國時期著名的卡爾·菲靈（Carl Vering）與愛德華·薩洛蒙（Eduard Salomon）決鬥的起因是，一群大學生因為一位女歌手發生爭吵，菲靈罵另外一位大學生是「猶太小子」，薩洛蒙誤以為是罵自己。
雙方為了捍衛自己的「榮譽」願意冒負傷甚至喪命的危險，不管決鬥的結果如何，雙方都可以「滿足」，也就恢復了榮譽。這裡的榮譽不止是個人榮譽，也是整個階層（貴族、軍官、大學生）的榮譽。為了榮譽挺身而出，是屬於該階層的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逃避決鬥責任，就喪失了榮譽，會遭到同階層夥伴的唾棄。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和奧匈帝國，軍官階層為貴族所主宰，「榮譽」感特別強。受到別人挑戰而拒絕應戰的軍官不僅喪失榮譽，甚至可能因此丟掉軍職，因為軍方高層會覺得他沒有軍人所需的榮譽感，不配當軍官。
侮辱榮譽的行為發生後，受辱一方可以在24小時之後通過中間人（Kartellträger）向對方發起挑戰。如果是軍官或大學生，同伴們要組成榮譽法庭來裁決是否允許決鬥，決鬥的方式又是什麼。不經過榮譽法庭的磋商，決鬥不能進行。通風報信的中間人可能會在實際決鬥期間擔任助手。確定要決鬥之後，中間人負責安排時間地點和其他細節。決鬥武器一般是軍刀或手槍，如果要用其他武器，需要事先談好。因為政府禁止決鬥，所以商談儘量秘密進行。決鬥一般選在清晨，在偏僻地點進行，以掩人耳目。雙方助手和醫生會在場，可能還會請中立的第三方監督。雙方武器必須完全相同，19世紀常見的選擇是12mm至17mm口徑的前裝滑膛手槍。這種槍的精度不高，但口徑大、威力大，傷者往往會在幾天後死亡。決鬥條件的危險程度取決於侮辱的嚴重程度。如果用手槍決鬥，一般互相輪流射擊一到三次，雙方間隔的距離是事先規定好的，可能在15到100步之間。最恐怖的一種方式是，雙方各揪著同一張手絹的對角線兩角，在這麼近的距離同時開槍，但只有一支手槍有子彈。根據一項統計，手槍決鬥造成的死亡率是29%。[11]
如果用軍刀決鬥，有的是打到第一次出血為止，有的是打到不能繼續為止。1830年，哥廷根大學的法律系大學生威廉·埃馬努埃爾·馮·凱特勒男爵（Wilhelm Emmanuel von Ketteler，1811—1877）與同學弗裡德裡希·威廉·特奧多爾·洛曼（Friedrich Wilhelm Theodor Lohmann）用劍決鬥，洛曼的劍將凱特勒的鼻尖削到只剩一點點皮肉還連著，於是中間人宣布決鬥結束。凱特勒自己把無法治癒的鼻尖撕掉了，後來做了假的鼻尖。他後來成為天主教的主教和帝國議會議員。這是有史可查的唯一一起有（未來的）主教參與的決鬥。
凱特勒主教，1865年
到了近代，無論在哪個國家，參與和協助決鬥都是違法的。德意志也是這樣。從1882年到1912年的30年裡，第二帝國的刑事檔案記載了2111起針對決鬥者的司法程序。沒有鬧到公堂的決鬥肯定還有很多。[12]但在鼓勵貴族風格「榮譽感」的第二帝國，對決鬥的懲罰非常輕。1871年的《德意志帝國刑法》規定，以致命武器決鬥者，將被處以三個月到五年的「要塞監禁」。所謂要塞監禁，是一種不損榮譽的徒刑，犯人享有相當多的自由。希特勒在啤酒館政變之後就被判處要塞監禁，在此期間可以著書立說，可以相對自由地接待訪客。並且在實踐中，政府和軍事法庭甚至更為寬大，連這麼輕的刑罰都不一定施加到決鬥者身上。被判刑的決鬥者有很大機會得到赦免和減刑。申請寬大處理的決鬥者當中有60%最終得到了赦免或減刑。[13]
因為決鬥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捍衛榮譽，所以一般來講，只要走完整個決鬥程序，雙方的面子就保全了。所以雙方可以預先商量好，各自手下留情，不要取對方的性命；甚至約定只打非要害的部分，或者乾脆約定都故意打不準。
決鬥在德意志
決鬥一直遭到社會各方面的抨擊。因為它和舊的等級社會與貴族統治緊密聯繫在一起，19世紀後半期的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經常批評它，天主教會也譴責決鬥。19世紀90年代，連續發生多起著名的決鬥事件，相關的爭吵一直鬧到帝國議會，但最後也沒什麼結果。這裡介紹幾起在德國特別有名的決鬥。
比如在第二帝國鬧得沸沸揚揚的考策醜聞。萊貝雷希特·馮·考策（Leberecht von Kotze，1850—1920）是帝國宮廷禮儀總管。19世紀末柏林上流社會和皇室成員收到了很多匿名信，揭露許多高級貴族（甚至皇帝本人）的放蕩風流事，包括性派對和同性戀行為，信中還附有照片。這嚴重損害了皇室的聲譽。因為其中的細節是只有宮廷內部的高層人員才知道的，很多人懷疑是考策幹的。調查無法證明考策有罪，但宮廷官員卡爾·馮·施拉德爾（Karl von Schrader，1848—1896）等人仍然糾纏考策，譴責他給宮廷抹黑。尤其施拉德爾及其妻子也在匿名信揭露的放蕩貴族之列。考策忍無可忍，與施拉德爾決鬥，將其打死。考策被判兩年三個月的要塞監禁，但很快得到皇帝赦免。不過，因為醜聞太大，考策的婚姻破裂。[14]究竟誰是色情書信的始作俑者，至今不明，但肯定不是考策。
考策，約1895年
考策案件中帶色情圖片的書信
帝國海軍少尉漢斯·馮·克特爾霍特（Hans vonKetelhodt）男爵（1871—1948)給律師岑克爾（Zenker）戴了綠帽，遭到對方的挑戰，在決鬥中打死了岑克爾。這件事引起了特別大的轟動，漢諾瓦省省長魯道夫·馮·本尼格森因為此事大力譴責決鬥，說通過這種方式能否捍衛榮譽是值得懷疑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後的1902年，本尼格森自己的兒子，地方長官阿道夫·馮·本尼格森因為妻子與別的男人的關係說不清，於1902年死於決鬥。[15]舉國譁然，組建了「反決鬥聯盟」。
大學生時代的阿道夫·馮•本尼格森
從此之後，儘管德國軍官和貴族固守決鬥的理念，但實際發生的決鬥越來越少。德國高級貴族參與的最後一次決鬥可能要數1908年卡爾·波爾文·祖·梅克倫堡公爵（Karl Borwin zuMecklenburg，1888—1908）在埃爾薩斯-洛林決鬥身死。他是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大公阿道夫·弗裡德裡希五世的次子。卡爾·波爾文的姐姐瑪麗下嫁給一個法國伯爵（並且其家族是前不久剛獲得貴族身份的銀行家與藥廠老闆），這對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國（第二帝國的聯邦成員國之一）來說是貴賤通婚，已經損害了家族的榮譽。不料法國伯爵又與別的女人有染，這對瑪麗和整個大公家族來說是更大的恥辱。十九歲的卡爾·波爾文為了捍衛姐姐和家族的面子，向法國伯爵發起決鬥挑戰，不幸喪命。他的哥哥阿道夫·弗裡德裡希六世就是最後一位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大公。
卡爾•波爾文•祖•梅克倫堡公爵，1908年之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人如果有了決鬥的由頭，一般約定推遲至戰爭結束。1917年11月4日，奧匈帝國皇帝卡爾明文禁止軍人決鬥。一戰結束後，帝制滅亡，社會動蕩，貴族喪失了曾經的主宰地位，決鬥也更加罕見。魏瑪共和國的法律禁止決鬥。納粹上臺後放鬆了相關的禁令。希姆萊在黨衛軍框架內允許決鬥，但必須遵照他制定的規則。
1937年10月22日，德國著名的戰地記者和黨衛軍成員羅蘭·施特龍克（Roland Strunk）與希特勒青年團官員霍斯特·克魯特西納（Horst Krutschinna，帝國青年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副官）用手槍決鬥，起因是施特龍克懷疑克魯特西納與自己的妻子有染。施特龍克是享有國際聲譽的傳奇人物，一戰期間是奧地利軍官，曾在俄國敵後執行秘密任務，戰後成為記者，報導了凱末爾抵抗希臘的軍事行動、日軍侵佔中國東三省、墨索裡尼侵略埃塞爾比亞、佛朗哥進攻馬德裡等戰事，成為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的戰地記者，頗得希特勒器重。此次決鬥中施特龍克喪命，希特勒因為失去了對黨的宣傳工作特別重要的國際知名記者而大為震怒，在全德範圍嚴令禁止決鬥。希特勒和席拉赫都給施特龍克的葬禮送了花圈，克魯特西納則丟掉了在青年團的工作。
真正意義上的決鬥在德國的歷史到此為止。當然德國大學生兄弟會的鬥劍（Mensur）傳統延續至今，不過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這不是為了榮譽而廝殺的決鬥，而是大學生培養自己品格的一種手段。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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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smarck im Brief an seine Schwiegermutter vom 4. April 1852,Herbert von Bismarck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328.
[2] Luda, Manfred: Zur Geburtsstunde des Parlamentarismus. Abgeordneteaus der Grafschaft Mark in stürmischer Zeit (1848–1849). Mönnig, Iserlohn 1998,S. 202.
[3] Bismarck im Brief an seine Schwiegermutter vom 4. April 1852,Herbert von Bismarck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328–329.
[4] Engelberg, Ernst: Bismarck. Urpreuße und Reichsgründer. Siedler,Berlin 1985 .S. 246.
[5] Crankshaw, Edward. Bismarck. Eine Biographie. List, München 1983. S.66.
[6] Bismarck, Otto von: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Zweites Kapitel: DasJahr 1848. IV.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S.50.
[7]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475.
[8]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43064928.html
[9] Lennig, Petra: Das verweigerte Duell: Bismarck gegen Virchow. URL:http://www.dhm.de/archiv/ausstellungen/gruenderzeit/exposes/Lennig%20-%20Das%20verweigerte%20Duell%20-%20Bismarck%20gegen%20Virchow.pdf
[10] http://phaidra.univie.ac.at/o:6550
[11] Aschmann, Birgit (Hrsg.): Gefühl und Kalkül. Der Einfluss vonEmotionen auf die Politik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 HistorischeMitteilungen. Beiheft 62). Steiner, Stuttgart 2005, S. 155.
[12] Frevert, Ute: Ehrenmänner. 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Beck, München 1991. S. 15.
[13] Dieners, Peter: Das Duell und die Sonderrolle des Militärs. Zurpreußisch-deutschen Entwicklung von Militär- und Zivilgewalt im 19. Jahrhundert.Berlin 1992, S. 81.
[14] http://www.treskowpage.com/04_personen/04_personen_14.html
[15] Kater, Herbert: Das Duell zwischen dem Landrat Adolf von Bennigsenund dem Domänenpächter Oswald Falkenhagen im Saupark/Springe 1902. In: Einstund Jetzt Band 37 (1992), S. 215–227 (S. 22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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