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10月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於經濟學科意義尤其重大。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經濟學研究以中國及世界的重大現實問題為導向，深入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研究闡釋，解讀中國實踐，推進學科建設，提升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的規律性認識，體現出與時代同頻共振的鮮明特色。
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研究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著豐富的實踐內容與思想理論成果。何立峰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系統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時代背景、根本立場、政治保障、制度基礎、主題主線、發展理念、實現路徑、內外關係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論斷，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明確了中國經濟該怎麼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確了中國經濟該怎麼辦；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明確了中國經濟該怎麼幹。趙長茂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理論飛躍，創造性地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輩先人未曾預見、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決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一理論的創新性，可以從理論範疇創新、理論板塊創新和方法論創新三個維度來把握。其中的新範疇包括：「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全面深化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等。其中起構建框架格局作用的新理論板塊是全面深化改革理論、市場決定性作用理論和新常態經濟發展理論。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和「短板思維」等科學方法論的運用創新，是其重要特徵。
總體來看，經濟學界的相關研究闡釋，圍繞「五個統籌」的框架展開。一是統籌好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關係，著力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關係，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三是統籌好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的關係，大力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四是統籌好發展與安全的關係，努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五是統籌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對於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謝伏瞻提出，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大大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謝伏瞻還提出，《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是新時代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要成果。有學者表示，脫貧攻堅如期實現，不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誌，更將成為社會主義制度下人類實現自我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國特色的脫貧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人類發展觀、反貧困思想的豐富和發展。燕繼榮提出，中國貧困治理豐富了「發展型國家」的內涵，也為後發展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經驗。
關於新發展格局，一些學者認為這是新發展理念的深化，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豐富了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涵。學者們認為，新發展格局將社會化大生產的分工協作、社會再生產的四大環節同新發展理念契合，連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軌道，揭示了新時代我國經濟運行的新特點新規律，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系統論方法。新發展格局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最新成果，將其學理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的重要任務。蔡昉提出，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主要途徑的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不斷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力量。中國可以從自身增長的經驗中提煉規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循環問題，同時涉及中國未來發展的新模式。其中，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是促進雙循環的重點。高培勇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以此為基礎構建高質量發展的框架。劉志彪等提出，雙循環過去也有，現在的主場在我國，主場全球化使內需成為新的全球化戰略工具、資源和重要手段，中國既是世界供給中心，又是需求市場中心。能不能形成雙循環體制，關鍵在於開放，尤其是對內開放推動統一市場建設，破除區域壁壘，加速生產要素流動，形成中產階級佔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李稻葵認為，擴大內需既是在外部形勢嚴峻、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的重要戰略布局，也是由我國經濟自身發展階段決定的。陸銘提出，未來中國需要通過改革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釋放制度紅利。嚴成樑提出，中國經濟增長模型的構建，需要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結合起來。
關於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盧鋒提出，中國經濟以其結構性優勢與韌性，未來追趕速度可能超過預測水平。劉偉、陳彥斌的研究顯示，預計2020—2035年中國的實際GDP年均增速將達到5.3%左右，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將達到2020年的2.1倍，從而完成翻一番的增長任務。有學者提出，立足於新時代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經濟學理論正肩負著突圍與重構的新時代歷史使命。有學者綜述近20位訪華左翼學者對社會主義新中國70年的評價。他們認為，政府公共部門在中國道路中的基礎作用，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公共權力完全屈從於金融資本的被動角色，中國道路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豐富了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制度選擇。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範式研究
2020年是恩格斯誕辰200周年。學者們普遍認為，恩格斯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兩個偉大發現的直接推動者。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對馬克思由政治批判和哲學批判轉向經濟批判、從經濟事實出發研究私有制和共產主義具有深刻影響。有學者提出，恩格斯晚年進一步深入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豐富完善了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廣義政治經濟學概念，為廣義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和根本方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些研究對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隨著近年馬克思經濟學手稿歷史考證版中譯本的陸續出版，我國學者開始關注馬克思經濟學手稿的當代價值。尤其是運用馬克思關於「三大社會形式」的論述，探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歷史地位，研究數字經濟時代經濟平臺的特徵，以及闡述經濟社會大循環的市場經濟規律等重大現實問題。
當代帝國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研究的核心內容。近年來，部分中國學者較為系統地介紹了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帝國主義研究的最新成果，並以此為基礎展開分析。哈維、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關於帝國主義本質的最新爭論，涉及南北依賴關係、全球財富流向和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當代適用性等。關於帝國主義統治世界具體形式發生的重大變化，有學者提出，壟斷金融資本所主導的全球商品鏈成為帝國主義的國際分工形式。有學者提出，當代帝國主義具有五大特徵和特性。一是生產和流通的新壟斷——生產和流通的國際化和資本集中強化，形成了富可敵國的巨型跨國壟斷公司。二是金融資本的新壟斷——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經濟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形成畸形發展的經濟金融化。三是美元和智慧財產權的壟斷，形成不平等的國際分工和全球經濟及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四是國際寡頭同盟的新壟斷——「一霸數強」結成的國際資本主義寡頭壟斷同盟，成為全球地緣政治與文化衝突的經濟基礎。五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寄生腐朽性急劇增強。還有學者梳理了西方左翼生態帝國主義理論研究的進展。21世紀以來，他們圍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生態思想、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關係，以及剩餘價值來源等焦點展開學術論爭，提出生態不平等交換論，分析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生態危機的長期趨勢。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與方法出發，我國學者還對一些經濟範疇與現實問題進行了研究。比如關於財富理論，洪銀興指出，財富概念不只具有馬克思的一般規定，還能反映新時代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但不能孤立地創造財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結合起來創造財富，由此產生全要素生產率思想。財富及財富分析既要系統揭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包含的豐富的財富理論，又要反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由此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關於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宏觀動態、經濟結構等問題，馮志軒、劉鳳義利用1996年至2009年的世界投入產出表，發現中國的全勞動生產率增速處於40個經濟體中的最高水平。喬曉楠、李欣關注了在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中與資本循環的運動中存在的一些從事非生產勞動的非生產部門，它們不創造價值，但發揮著特定的非生產職能。關於後凱恩斯主義，李黎力提出，後凱恩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係密切，具有形成學術共同體的可能性。李幫喜等提出，作為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一個重要流派，新卡萊茨基經濟學在21世紀給出了一整套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關於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有學者提出，數學模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流範式。簡單套用西方數理模型，會導致研究離中國現實越來越遠，無法識別把握世界大變局的量變和質變。一些著名經濟學和管理學期刊編輯部號召，破除「唯定量傾向」。針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微觀—宏觀」範式定量思維，金碚提出的基於史論、綜合分析政治社會文化互動作用的「域觀經濟」範式，具有觀察當今世界的方法論優勢。一些研究利用拓撲學研究信息多樣傳遞的動態網絡結構圖，通過彈性網絡方法的應用提高了國內經濟學相關實證研究的有效性。在管理、運籌、數學、計算機領域，一些學者開始為全球經濟增速測度貢獻新模型、新算法，包括新的計算軟體。例如對生產率內涵邊界的測度，陳詩一等能源、環境、氣候等領域的國內學者，已經在全要素生產率中探索納入能源、環境、生態等新指標，以形成符合現實需求的經濟發展新指數。
三、重大經濟問題研究
關於新冠肺炎疫情與全球經濟的關係。張燕生預計，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導致全球平均實際GDP下滑29.6%，其中四分之一是由於全球供應鏈中斷造成的。巴曙松認為，雖然當前明顯的逆全球化趨勢並未出現，但如果應對不力，經濟全球化將進入至暗時刻。也有文章認為，儘管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疊加中美貿易摩擦，但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經受住了考驗，總體保持了穩定。
關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變動。有學者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導致全球供應鏈斷裂，資本家不顧勞動者的生命和健康強制工人勞動，基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僱傭勞動制度的「資本至上」，造就了無可挽救的「災難資本主義」。有研究表明，全球產業鏈將朝著內向化、區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縱向分工鏈條逐漸收縮，橫向分工鏈條向鄰近國家或區域集聚。其縱向併購的壟斷性尤其依託數字經濟的寡頭勢力。鞏固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開放型經濟「共軛環流」地位，可從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黏性與韌性、配套跨國公司發展、推進自貿區發展、實現供應鏈互動循環和促進其集群升級等方向著手。有研究發現，不同區域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存在差異。加快推動中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要從協調區域專業化分工、推動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等方面努力。有研究認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在於通過創新鏈與產業鏈的雙螺旋跨越，嵌入全球創新密集型產業。伴隨著服務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比重的逐漸上升，推動先進位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這同時也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調整變化。
2020年，主要發達國家再次進行全球產業鏈回縮和替代戰略調整。鞠建東等認為，當前全球價值鏈已呈現 「北美—歐洲—亞洲」三足鼎立區塊格局，美國、德國、中國分別為其核心節點。劉志彪提出，未來的產業競爭，不再是產品內分工格局下的國際代工廠與跨國公司為爭奪訂單的競爭，而是產業鏈對產業鏈、產業集群對產業集群之間的競爭。全球供應鏈可能的內向化發展態勢，將向兩個方向演變，一是在縱向分工上趨於縮短；二是在橫向分工上趨於區域化集聚。有學者認為，中國利用全球價值鏈重組和產品工序的分解，積極發展加工貿易，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正溢出效應」，有助於全球經濟的「大穩健」。還有文章提出，隨著一國全球價值鏈主導能力提升，全球價值鏈嵌入平抑經濟波動、抑制貿易保護的作用逐漸明顯。
關於區域協調。2020年，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成為貫穿全年經濟工作的重要命題。有學者認為，城鄉融合發展的本質是通過城鄉的開放和發展，打造一個共建共享共榮的城鄉生命共同體，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建設下的城鄉共治，是城鄉融合的關鍵。區域差距的發展趨勢、政策變遷，以及財稅、金融和產業政策對區域發展的影響路徑，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研究的關注焦點。有學者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邏輯框架進行系統解讀，提出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發展目標的監管考核，需要驅動各地方政府對區域高水平均衡達成行動一致性偏好。除了縮小實體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均衡，虛擬經濟的區域不平等同樣需要關注。有學者認為，新時代我國南北差距問題，本質上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老問題，雖然南北經濟差距自2013年開始逐漸拉大，但2016年起我國南北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逐漸趨同。還有學者認為，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差異，是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結構紅利的倒U型轉折是內在原因。
關於國家創新體系。有學者對中國企業開放式創新的制度環境、競合關係與創新績效進行解讀，認為開放式創新的廣度和深度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係，雖然與外資的合作有利於企業利用先進國家科技進步的擴散效應，但路徑依賴和競爭關係扭曲也會帶來負面影響。有學者認為，中國技術創新政策對創新數量和質量的影響存在異質性，需要數量和質量相結合提升創新績效。網際網路轉型可以顯著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尤其是低生產率企業和中小企業獲益明顯。創新發展一直處於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位置。2019年，中國創新指數達到228.3，在全球創新指數中排名第14位。2020年，國家創新體系研究視角發生轉變。安同良等提出，創新是系統中各方參與者之間複雜關係的協同結果，國家創新體系的構建應從複雜經濟學視角予以重新審視，需要在複雜性視域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1+N」多層次創新系統。
關於數字經濟。經濟學界對其特徵及其給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重大影響展開了討論。許憲春認為，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的年均實際增長率，明顯高於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率，前者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明顯。有學者對數字經濟總量進行測度，認為數字經濟尚未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一些學者對數字經濟的範疇作了重新界定，認為融合的數字經濟是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產業融合過程中產生的溢出效應，不屬於數字經濟的統計範疇。還有學者提出，數字產業鏈的特殊性在於，數據既是數字經濟最重要的要素投入，同時也是最關鍵的傳播介質。數字貿易口徑的統一與否，觸發了國家間關於稅收制度和國家利益的重大爭議。楊虎濤認為，新一代數字經濟意味著全球生產鏈和勞動力市場的重構，將使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的發展中國家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空間大為縮小，束縛傳統服務業的全球化地理空間將不復存在，從而出現機器化的知識生產。數據的特點是重複使用、趨於零的邊際成本、強大的規模經濟和網絡共享效應，極易形成壟斷。數字大資本集團與金融集團的融合，更容易剝削和控制勞動者和消費者，使政府監管和社會治理陷入困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因此而被激化。與數字經濟相關，學界對數字貨幣的性質、影響和監管等展開了激烈討論。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關於收入分配。2019年，我國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引發新熱議。「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堅實基礎。有學者預計，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將在2023年前後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但還將面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等諸多挑戰。擴大內需需要持續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有研究認為，勞動收入差距與居民消費率存在倒U型關係。縮小收入差距，加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前進步伐，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有學者認為，不僅財政轉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需要進一步強化，累退性的稅收制度設計也必須改變。還有學者提出，技術進步階段從轉移型向替代型的過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機，而技術進步方式和自主創新的需求規模變化則是關鍵。
關於財政現代化。楊志勇提出，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是中國70多年財政政策的共同關注點。按照西方模式破解中國財政可持續之謎無異於緣木求魚。呂煒等提出，僅從地方政府視角探討中國未來發展路徑已呈較大不適應性，中央政府適時調整了賦權方式，推動了改革目標的實現。財政金融兩大體制密不可分。在地方公共債務問題上，尤其需要統籌二者。在隱性金融分權創造的弱融資約束環境下，稅收分成對地方公共債務依存度和負債率均有正向刺激作用，成為地方公共債務持續增長的制度因素。這為防範化解債務風險提供了新思路。高培勇強調，安全已經構成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經常性和關鍵性考量。其中，財政安全最為重要。有學者認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集中在強化預算績效管理、健全地方稅體系，以及完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等維度。有學者發現，財政分權在實際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目標和計劃外經濟增長三個方面的效應不同步，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
關於貨幣政策與金融安全。劉偉、蘇劍提出，在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及中間目標、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等方面，正在形成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策體系，並且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孫國峰提出，現代貨幣理論稅收驅動貨幣的模式與現實不符，錯誤地運用宏觀會計原理，功能性財政勢必引發嚴重通貨膨脹。張成思提出，偏離（遠離）金融價格核心指標的數量型金融理論終將因「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及「科學性缺陷」而退出歷史舞臺。有研究分析，金融資本貨幣因素的強大作用，使經濟周期越來越易於擺脫工業社會實體經濟的基礎性約束，脫實向虛。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推動新的金融經濟周期理論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顯學。
有學者認為，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衝擊將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股價與匯率下調，資本流入減少，產出水平和消費者價格下跌。與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相比，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往往伴隨更高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其中的銀行融資渠道比市場融資渠道風險更高。銀行在網絡中的關聯位置與強度，顯著影響銀行流動性比率。針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高維統計方法和識別策略逐漸興起，高頻數據與動態分析方法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如時變GDFM（tvGDFM）模型，或將Diebold-Yilmaz關聯性指數用於主權信用違約掉期（SCDS）利差的風險傳染網絡分析。對此，楊子暉、張明、周穎剛、梁琪、王君等學者也都提出了研究觀點。還有學者認為，我國銀行業和非銀行業與金融系統的違約風險相關性較高，股份制商業銀行對金融風險傳染的影響更大，在系統性風險上升期，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具有穩定器作用，宏觀審慎風險防範機制應秉承差異化監管理念。突發公共事件衝擊下的宏觀經濟與金融系統性風險防範的內在關聯性，成為研究亮點。有學者提出，防範金融市場異常波動和防控輸入性風險，是現階段我國維護金融市場安全與穩定的重要舉措。金融科技風險、中小銀行風險防範與化解，以及來自美國的現代貨幣理論等，也引發國內學界熱烈討論。
關於糧食和能源安全。為新發展格局築牢安全基底是經濟研究的焦點，尤其是保障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在新時代國家糧食安全觀的指引下，有學者從打造糧食生產供需改革雙軌機制，注重供給數量向供給價格和糧農收入轉變，由保障生產向保障生產、流通和儲備轉變，以及促進糧食生產方式從耕地向立體轉變等維度，提出深化農業供應鏈改革、保障糧食產業鏈自主可控的建議。2020年下半年，能源安全備受關注。經濟學界圍繞能源開發、能源消費、能源結構等問題展開研討。新時代我國能源發展成就斐然，但仍需從完善能源價格的市場機制、構建有效競爭的能源市場等方面深化改革。從全球能源效率變動的結構看，雖然技術進步使得能源強度有所下降，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佔比的提升和各國產業結構與投資率的差異，抵消了全球部分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學者提出，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
總的來看，2020年我國經濟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為推動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執筆：鍾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社會科學部
原標題：《2020年經濟學研究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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