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0年僅僅3天，美國使用無人機在伊拉克炸死伊朗特戰旅高官事件便令全球震驚！國際媒體當日評論稱，索萊馬尼的死加劇了伊朗和美國之間本已高度緊張的衝突局勢，並引發了對伊朗軍隊可能實施報復的擔憂。受這一消息的影響，國際油價1月3日亞洲早盤交易時段飆升近4%，英國布倫特原油飆升3.98%，美國原油飆升3.87%……一件以高技術手段為依託的軍事事件，影響的已經不僅僅是全球軍事力量的較量，波及到全球政治格局、經濟走勢的變化，像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引發了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短短幾天內，人們對科技創新與進步的認識，迅速集中到無限制使用高技術可能帶來的戰爭模式、政治格局、經濟走向、價值底線、國家尊嚴等問題的討論。
自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的幾百年間，歷經兩次科學革命（近代物理學革命、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革命）和三次技術革命（蒸汽機和機械革命、電力和運輸革命、電子和信息革命），人類社會進入智能網絡資訊時代，科技創新和進步早已突破了「術」的拘囿，引發科技範式、人類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變化和變遷。智能網絡信息技術的強大影響力，使這一變化再次升級，在科學真理發現與指引下的技術創新和進步，真正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同時，由於它帶來的無法預估的風險，也成為人類擔憂和懼怕的最大風險源，遠遠超出了傳統自然風險的威懾以及人們已有的應對經驗和能力。人類是否能夠持續發展、永續發展，再次成為熱議話題。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誕生：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歷史性轉變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誕生，引發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又一次觀念大碰撞。中國共產黨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自覺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治國理政的總體布局，提出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將人類社會與自然關係的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將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提升到新的境界。
任何理論的建立，都不是沒有因由的。現代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產生與建立，開始於人類經受了慘痛教訓之後的反思。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醞釀和提出，被稱之為世界發展史上一次劃時代的事件，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歷史性轉變，也是人類生產、消費及思維方式的重大變革，受到全世界的極大關注。
中華文明中的可持續發展觀念源遠流長，從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討論「天人關係」問題，《周易》提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命論」始終佔統治地位，先哲們把「天命」奉為萬物的主宰。孔子主張「尊天命」「畏天命」，認為天命是不可抵抗的。老子主張「自然無為」，認為人在自然和社會面前是無能為力的。孟子主張「天人合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王充主張天道自然無為，在《論衡》中說，「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講：「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天人關係」的爭論貫穿於整個中國哲學史。
可持續發展思想不僅體現在中國古代的哲學爭論中，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古代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當中。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保護正在懷孕的鳥獸魚鱉以利「永續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定期開禁的法令。孔子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春秋時在齊國為相的管仲，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保護山林川澤及其生物資源，反對過度採伐。他說：「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為天下王。」荀子也把自然資源的保護視作治國安邦之策，特別注重遵從生態學的季節規律（時令），重視自然資源的持續保存和永續利用。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中發掘出1100多枚竹簡，其中的田律寫道：「春二月，毋敢伐樹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毋毒魚鱉，置阱罔，到七月而縱之。」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環境法律之一，清晰地體現了可持續發展思想。「與天地相參」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生態意識的目標和理想。
當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產生，源於人們對使用高新技術帶來的生態環境汙染、退化與失衡的反思，突出了表達了人們對濫用科技成果的憂思。當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形成，源於剛剛過去的20世紀。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進步與繁榮，給整個世界的科技進步注入了強大活力。20世紀60～70年代，人類了解自然、改造自然、駕馭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當人類陶醉於所取得的勝利時，卻突然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困境之中，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呈現財政赤字、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發展中國家由於人口爆炸引起人口、生態環境和貧困之間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枯竭，給世界經濟發展蒙上了陰影。環境汙染對人類生存造成的危害，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如1976年7月義大利的維索化學汙染，1979年3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三裡島核電站洩漏，1986年4月蘇聯車諾比核電站洩漏等惡性事件。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可持續發展理念萌芽並被接受和傳播，形成理論體系及不同流派。同時，以追求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平衡發展的全球性組織創建和行動計劃的提出此起彼伏。1983年11月，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由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G·H·Brundland）擔任主席。委員會有22位代表，其中14位來自發展中國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馬世駿教授為委員之一。1987年，該委員會把經過4年研究、論證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交聯合國大會，對可持續發展提出這樣的定義：可持續發展是在「滿足當代人的需要的同時，不損害人類後代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鮮明地表達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人類要發展，尤其是窮人要發展；二是發展要有限度，不能危及後代人的發展。《我們共同的未來》將可持續發展概念從生態環境範圍擴大到社會範圍，提出消滅貧困，限制人口，政府立法和公眾參與等社會治理問題。
世界範圍內的可持續發展計劃《21世紀議程》於1992年6月3日至14日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成為21世紀全球範圍內聯合國組織，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獨立團體等各類發展機構，在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影響的各個方面採取綜合治理的行動藍圖。中國於1994年3月25日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成為率先實施這一國際性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的國家，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決心和行動。
中國共產黨從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再到建設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對可持續發展理論和實踐作出了重大發展和突出貢獻。在維護和堅持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大目標上，中國始終態度鮮明、行動積極，不斷地在實踐中更新和提升理念，探索和創新理論。黨的十八大站在歷史和全局的戰略高度，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對推進新時代「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作了全面部署，生態文明建設首次作為黨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被提出和確立。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係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胸襟博大，2013年進一步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倡議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和人類命運的責任共同體，將可持續發展理念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內涵和外延都更加豐富開闊。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生態文明建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向全黨提出要求：一是要推進綠色發展；二是要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三是要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四是要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所有這些思想、倡議、布局和自我要求，都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待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的勇氣、自覺和擔當，彰顯了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和人口大國的氣度、胸懷和遠見。
為了將這些對中華民族、對世界人民未來共同利益和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倡議、布局真正落實到位，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視角完整地提出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體系的時間表、路線圖和具體要求，把包括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五大領域的制度體系建設作為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之後新的發展目標，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保證。
生態文明建設不等於生態建設，也不等同於可持續發展，三者相互聯繫，但各自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自黨的十七大第一次將「建設生態文明」寫入報告，到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由「四位一體」向「五位一體」的轉變，作為科學理論和實踐成果，這一轉變，沿著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的思路和現實選擇，逐步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比較完整的治國理政的理念體系和價值體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更體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徵、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這是對可持續發展思想和理論作出的重大提升和深化，是對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重大貢獻，遠遠突破了可持續發展理論早期在對科技創新和進步帶來的對生態環境的汙染和退化進行反思後提出的限制甚至遏制科技創新與進步的認識局限性，為處理好科技創新和可持續發展關係，使二者最大限度地統一於滿足人類對美好生活嚮往的根本目的上，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現實選擇、行動方案和著力點。以建設完善的制度體系和提升制度執行能力保證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效與成功，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優勢所在，將再次為世界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與模式借鑑。
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認識科技創新
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認識科技創新，把科技創新引導到「人與自然關係平衡，人與人關係和諧」的軌道上來，確立「可持續科技創新」理念，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體系，為將未來的科技創新統一於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目標進行正確的路徑選擇。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的視角去考察，處理好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都是一項複雜的巨系統工程，不僅牽涉到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等自然和社會因素的方方面面，更是一個考驗理念和制度優勢的深度話題。
把握人與自然關係的平衡，實現人與人關係的和諧，為我們理解可持續發展思想與生態文明及其制度體系建設之間的關係提供了鑰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科學技術從來就不是孤立存在的，科學技術的急劇發展進步，擴大了人類活動的範圍，也提高了人類影響環境的能力，科學技術在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日益嚴重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中所表現出來的無窮威力，促進了科學技術對現代社會的廣泛滲透，與此同時，科學技術本身也發生著重大的、帶有革命性的變化——科學技術開始跳出單純追求經濟高增長的狹隘視界，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使科學技術創新服務於人類的更高目標，尋求自然、經濟、社會與人類自身的和諧完美，用更加科學的手段與技術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選擇什麼樣的生存和發展模式以及如何實現它，一直是人類世世代代思考、探索的重大命題，理論研究成果涵括了系統學、環境生態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基礎理論學科，落腳在可持續發展理論，其理論核心緊密圍繞兩條主線：一是努力把握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平衡；二是努力實現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生態是自然界的存在狀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進步狀態，生態文明則是人類文明中反映人類進步與自然存在和諧程度的狀態。」從這一闡釋不難看出，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樣，都是人類文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從人與自然界關係角度反映人類文明進步程度的範疇；生態文明同其他文明一樣都是歷史範疇，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經歷著由低級向高級不斷演進的過程，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生態文明的核心是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不斷提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程度。從這個意義上去認識，生態文明及其制度體系建設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內容。
生態文明建設也是中國「五位一體」建設的重點和難點。「重」就重在人類必須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規律辦事，恢復和重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環境系統，這是對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和根本要求；「難」就難在生態環境系統的恢復和重建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是短期可以見效的，需要長期的努力和堅持，來不得半點虛假和浮躁，任何投機取巧都將遭到自然的懲罰和報復。無論多「重」、多「難」，人類都不可能回到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更不可能超越現實一步跨入「天人合一」「人人自在」的理想國，只能在不斷完善制度體系的基礎上，選擇科學合理的手段和方法解決問題，實現理想目標。在這條艱難和漫長的道路上，科技創新仍然是通向人類社會美好未來的有效手段和方法。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在以人類發展為根本宗旨的軌道上相遇。
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既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互為條件，在二者博弈中揚長避短、趨利避害、造福化險，是認識二者關係的基本立足點。可持續發展把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推向新境界，科技創新又為可持續發展提供條件和手段。可持續發展問題帶來的思考，就其涉及的科學技術內容而言，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的範圍，必須從不同角度審視。
第一，在可持續發展思想與理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下，科學技術不但陸續開拓出許多新的科研方向，而且不斷形成新的研究領域，逐漸發展出一批新的學科。如環境科學、生態科學以及一批交叉性學科，如環境化學、環境地質學等，特別是一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交叉的學科，如生態經濟學、海洋經濟學、生態倫理等，都將成為21世紀的熱門學科。由於客觀世界的多樣性和相關性，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驅使下，科學技術在繼續分化、細化的同時，開始呈現出交叉和綜合的趨勢，多門自然科學交叉，乃至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交叉的應用科學應運而生，例如，空間科學、能源科學、環境科學、材料科學、信息科學等，隨之而起的空間技術、能源技術、環境保護技術、材料技術、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成為當今科技的重點與熱點。
圍繞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大批新的研究課題被提出，形成新的科技生長點，成為科學技術領域最活躍的部分，促使科學技術在21世紀獲得新的飛躍性發展。為了有效節約自然資源與能源，信息科技將以其獨特的優勢迅速發展，並將以其廣泛性與深刻性影響整個科技領域；新材料的開發及其先進位造技術的創造，將極大地提高人類的物質生產能力，減少自然資源的損耗；高效、潔淨和安全的新能源將會成為人類普遍利用的能源；人類將繼續向空間、海洋、地球深部拓展，尋求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以認識自然、發展知識為主要任務的基礎科學也將發生重大變革，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將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未來的科學技術都將向著綜合和系統的方向發展，進一步系統地、深入地認識自然，進一步樹立起人與自然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觀念，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模式、生活方式和相應的知識和技術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問題、糧食問題、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使人類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第二，科技創新是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源。20世紀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說明，經濟增長對科技創新的依賴程度呈現出日益增強的趨勢。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證明，科技創新與各種經濟波動周期表現出一定的相關性，科學發展帶來技術發明、技術創新、技術擴散，已經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主要推動力。沒有科技的創新，經濟增長就失去了從一個周期跨越到另一個周期的根本動力源。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已經出現過四個經濟增長長波，分別對應於機械化、鐵路化、電氣化和電子化的科技創新。從1993年開始將於2043年完成的世界經濟第五個長波，所對應的核心技術是數位化的科技創新活動。
科技創新是解決科技自身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人類依靠科學技術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然環境，極大地提高了生存質量，也在局部甚至是大規模範圍內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世界跨入工業化時代，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規模的大氣、海洋、河流、陸地汙染以及生態環境破壞已成為禍及當代、殃及未來的嚴重問題之一。用科技手段製造的毀滅性武器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更是人們世世代代難以忘卻的沉痛記憶。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也需要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和社會科學的結合。面對自然的報復與挑戰，世界已經行動起來，從理念、法律、制度、價值觀、生產和生活方式、消費習慣等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勵科學技術為人類造福，最大限度地限制科學技術對人類帶來的損害和風險。
將未來科技創新統一於可持續發展理想目標的路徑選擇
以可持續發展思想為基礎，以「可持續科技創新」價值準則為依據，建立「可持續科技創新」評價體系，是將未來的科技創新統一於可持續發展理想目標的路徑選擇。
傳統的科技創新體系與可持續發展在本質內涵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可持續發展追求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良好生態環境的統一，努力使社會、經濟和自然效益達到全面和諧與提高；傳統的科技創新則注重對自然和物質世界的不斷探索與認識，以便更有效地把握其運行規律，使之聽從人類的操縱；注重對生產要素、生產條件、生產組織的重新組合，以建立新的效能更好、效率更高的生產體系，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由於二者間的這些差異，使得它們的關係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是對立。這對矛盾相互作用，使得傳統的科技創新在現實中表現出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雙重效應，既存在積極有利的一面，又存在消極不利的一面。
為使科技創新滿足可持續發展需要，儘可能加強其正作用，減少其負作用，從而適應社會、經濟、自然協同發展需要，必須從觀念、作用、評價標準、應用效果等方面對科技創新進行全面的再認識，建立新的適合可持續發展需要的評價體系，用具有普遍意義與科學依據的「評價標準」摒棄可能會對可持續發展產生的不良影響，保證科技創新沿著可持續發展的軌道造福於人類。
無論是從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出發點去認識，還是從其歸宿點去衡量，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八個目標：（1）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2）營造「合理、優化、有序、文明」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3）尋求「發展度、協調度、持續度」的最佳匹配；（4）實現「自然資本、人力資本、生產資本、社會資本」的科學組合；（5）有序地控制並達到「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資源能源的消耗速率、生態環境的退化速率」三個「零增長」；（6）既滿足當代人不斷增長的需求，又澤及後代並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7）既滿足一個地區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又不損害其他地區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消除貧困和不合理的區域差異；（8）既要滿足人們對優裕物質生活的需求，又要滿足人們對高尚精神生活的需求，關注人本身的感受。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這八個目標，為「可持續科技創新」理念和概念界定了「科技創新」的範圍，凡站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高度、創新成果的應用效能符合以上八個目標要求的，可以判定為「可持續科技創新」，反之，則是「不可持續」的科技創新，或稱之為傳統的科技創新。
「可持續科技創新」概念不僅包括了傳統意義上的創新內容，如生產技術創新、生產工藝和裝備創新、原材料創新、生產組織結構創新等內容和途徑，更重要的是，把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方面的制度體系的創新作為創新的最重要的內容和價值準則。從這一價值準則就可以看出，「可持續科技創新」理念和概念至少具有四方面價值。
一是科技價值。「可持續科技創新」能夠推動現有科學技術不斷演進，帶來科學技術的新一輪革命和進步，為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提供更先進、更可靠、更有價值的科學依據與技術手段。
二是資源和生態環境價值。「可持續科技創新」著重從保護生態環境和節約自然資源的角度去進行科技探索與創新，其成果必須能夠改善目前自然資源大量損耗和生態環境汙染嚴重的現狀，並逐步解決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汙染問題，為人類構造更美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和物質基礎。這是「可持續科技創新」區別於傳統科技創新的最重要的價值標準。
三是經濟價值。「可持續科技創新」的各項技術成果，通過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能夠使生產能力在原有基礎上不斷得到更大幅度提高，在生產力不斷提高的過程中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使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推動經濟健康、穩定、優質、持續增長。
四是社會價值。「可持續科技創新」通過向公眾提供最新科技成果，得到最廣泛的公眾認同與參與，從而使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準則，促進整個人類社會向公平、和諧、有序方向發展，樹立積極向上的社會風貌，建立更加文明、完善的人類社會。
合乎完整價值準則的「可持續科技創新」應該兼顧以上四重價值的協調和同步實現，片面追求任何單一價值的最大化都會造成創新的失衡，最終導致全部創新價值的消失或逆轉。這是「可持續科技創新」區別於傳統科技創新的根本不同之處，也是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中必須注意的關節點。
生存於21世紀的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人類的未來，在享受科技創新帶來的福祉的同時警惕著伴隨而來的憂患。未來的科技創新必將統一於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目標，必須從可持續發展的高度對科技創新的價值進行重新判定與衡量，創新和完善制度體系，進行正確的路徑選擇。同時，建設符合現代經濟體系和科技發展規律的國家創新體系和治理體系，大幅度提高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是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也是實現世界和平穩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和保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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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萍，2001，《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關係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河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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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萍，2002，《建立在可持續發展思想基礎上的科學技術觀》，《中國行政管理》，第4期。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eng Ping
Abstract: The birth of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iggered another great collision of idea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Whether from the theoretic or practical perspective,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be a complex and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not only involves all aspects of na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but also is a deep topic that tests the advantages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value criterion of "sustainab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reat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it is the path choice for integrating the fu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the ideal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oncept
[作者簡介]程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未來研究會一帶一路專業委員會會長。研究方向為科學技術與社會、社會管理、文化管理。主要著作有《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人類文明史上又一次觀念大碰撞》《中國科技創新體制現代化》（合著）等。
責 編／張 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