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第七代」導演還尚未成型，所謂的「第八代」80後85後青年導演們已經開始嶄露頭角，市場中新人湧入速度之快讓人始料未及，而這些年輕人的表現也同樣沒有辜負市場的熱情。在給青年導演曾贈拍攝完紀錄片後，我們收到了她的好消息——她的長片處女作《雲水》入圍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光明未來（Bright Future）」單元。
這位曾被貼過「大齡、未婚、北漂、女文青」等標籤的導演或許將再次站在聚光燈下。兩年前，憑藉北影導演專業碩士畢業作品《明月的暑期日記》，曾贈第一次體驗了被關注的感覺，電影攬下國內外大小18個獎項，入圍了釜山國際電影節「廣角鏡單元」，資本們帶著電影項目聞聲沓來。
但影視圈總是這樣，一切來得快去得快。一年不到，談好的項目也黃了，曾贈的生活歸於平淡。在18樓房間裡，曾贈感到很無助，靠電影拿的獎金也快花完了。
跨入電影行業三年不到，曾贈體味了所謂的事業高潮低潮，並再次出發獲得認可。她現在也是寧浩「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的青年導演之一，她的成長或許會對你有所啟發。
選擇成為導演
「導演工作對我來說特別像跟一個迷人的渣男談戀愛，儘管很多人勸你離開他找個老實人嫁了，但你只要喜歡，肯定不會走，你會期待看到結果。儘管看起來大概率是不會有結果的。」曾贈抱怨做導演讓她很難嫁，但她是一條道跑到黑的人，做導演是不妥協的選擇。
你很難想像這樣認可自己導演身份的姑娘，本科竟選擇了不太相關的電視編導專業。「其實那時候以為編導是學編劇和導演，我也沒特別琢磨」，這樣一個滑稽的起點卻讓曾贈離電影更近也更堅定了。
學習編導專業需要完成一些圖片蒙太奇作業，那時也許是她最接近導演身份的一刻。「我第一次拍，用12張圖片講了一個兇殺的故事，老師給了我史上最高分98分，他說自己很吃驚。」曾贈說自己很少想後果，只能看到和思考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作業的過程我能體會到快感，那會就特別喜歡做小作坊式的作業。」
很顯然，創作成了曾贈能看到和思考的——她想做的事情。
在某一個夏日午後，曾贈走過一個橋洞，耳機裡放著音樂，兩三單車往來於她身旁，「這一刻情緒很複雜，很難用語言表述清楚是什麼。後來我發現令我記憶深刻的這種片刻越來越多，我需要與人分享，然後我發現，電影，複雜又簡單，清晰又模糊，可能是最適合我的表達方式。」曾贈在此前的報導中提到。
畢業後，她選擇繼續深造成為一名導演，北漂三年終於考上了北電導演研究生。
《明月》是她導演研究生三年的學習成果，片子描述了喪父的12歲少女明月，在暑假裡將媽媽的情人推入水中疑似死亡後迎來初潮的故事。
寧浩被問到挑選「壞猴子72變計劃」裡新導演的標準是什麼時說道：「有想法，有審美，作品兼具本土性和當代性」。如果你看過《明月》，你會體會到寧浩對新導演的要求仿佛是為曾贈量身定做。
高潮與低谷
正如前文提到的，曾贈的畢業作品《明月》獲得了國內外電影界的不少青睞，項目與資本慕名而來。曾贈晚上想項目，白天談合作，形勢好像一片大好。那時的曾贈還沒加入寧浩的「壞猴子」計劃，靠劇本收入和《明月》的獎金生活，但她覺得她的時代要來了。
曾贈因為《明月》的關係有很多曝光機會，一次活動中，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退休教授，也是導演陸川的導師江世雄把曾贈拉到一旁說到：「我看了你的片，我很喜歡。我必須要提醒你，一個導演不只是要準備好如何應對自己的高點，還要準備好如何應對自己的低潮，兩者都很可怕，你要做好準備。我覺得你現在很膨脹，低潮也會來的。」
前輩的預言很快被印證了，2015年秋，曾贈接觸的項目開始一個接一個得被砍掉，雖說她也知道這個圈子裡「十活九黃」，但當製片人拎著酒去她家說項目都取消了的時候她還是覺得無法接受。「所有項目都黃了，電影節獎金花完了，自己住在一個18樓的小房子裡，覺得特別難受，覺得沒有任何可以支撐我的東西，很虛弱。」曾贈回憶道。
那段時間裡的曾贈好像遠離了她摯愛的電影事業，所有人都覺得，曾贈不行了，還沒有出現過，就要消失了。
同年冬天，曾贈受邀作為評委參加慕尼黑學院獎，這讓她被動離開了情緒低谷。「我住在一個德國女導演家，我們不停地聊故事，聊我們喜歡的好電影，聊女性困境，」這場專業對話讓曾贈既興奮又羞愧，「一想到我的腦子竟然還用去難過，而不是想故事，就萬分羞愧。」
從困境中抽離出來，曾贈得以客觀地審視自己的困境，「我覺得自己難過是因為自己心理脆弱，不淡定，浮躁不純粹，容易被環境左右自己的判斷，從而浪費時間和情緒......所以我覺得其實高潮和低谷都是不存在的。就特簡單把導演看成生計或者工作，不去賦予它那麼多理想啊夢想啊什麼的意義，就輕鬆很多。」
回國後，曾贈像開了掛一樣創作，一口氣寫了三部作品，馬上要開拍的《少司命》就是她那段時間的創作，是她的第二部電影長片。
如何成為更好的導演
還在北影的時候，曾贈的老師對她說過，「你們畢業後會發現，青年電影製片廠是全世界最好的資方。」此話不假，青年電影製片廠會為學生提供畢業作品的拍攝經費，同時學生也很容易得到當地企業、政府的支持。
但這只是一個象牙塔而不是真實的社會，真實的社會會強加給你所謂的事業高低潮，尤其對於曾贈這樣的新導演來說，創作本身的複雜、執行創意的瑣碎本身就不是童話故事。
《明月》中有一個關鍵鏡頭，明月將媽媽的情人推入水中，落水位置距離水面達6米高，而且聲納探測到水底有沉船，水流急、水底情況複雜。曾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堅持讓男演員跳了三次。「我很害怕，但那時覺得為了完成作品一定要做，說實話我不敢坐在監視器前，自己躲在空船的煤倉角落裡，渾身蹭的都是煤，躲在下面念經，不敢看。」
曾贈回憶那段經歷，坦言如果重來，不會再衝動，讓別人冒險，「自己當時因為太年輕，沒有經驗，每天都在抓狂。每天都在遇到問題，根本想像不到的問題。」因為壓力大，她一天吃五頓飯，靠嚼檳榔等各種小動作來緩解焦慮，用她的話說「當時根本沒有什麼形象可言，整個人又胖又醜，我覺得醜對於正在拍戲的女導演來說算是工傷」。
此外，創作劇本的前後邏輯、人物塑造都在困擾著曾贈，「新劇本裡總想不好一場戲該怎麼寫，人物有必須完成的戲劇任務，但那麼寫拍出來會很無聊，這個問題當時困擾了我三個月。」
而最讓曾贈難以忍受的是問題是窮，不僅自己窮，要靠幹各種其他活兒補貼生活，而且項目也沒什麼資金，對當時的曾贈來說，為了完成拍攝哭窮是基本功。窮是青年導演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沒有知名度難拿大投資，即使拍成了也很可能入不敷出，不少青年導演都是靠拍廣告或者電視劇來投資自己或者用來彌補項目虧空。
曾贈在這過程中也沒少聽讓她「成熟」一些不要繼續任性的「經驗之談」，但曾贈認為做導演已經是她面臨最消耗她力氣的挑戰了，她拓展邊界似乎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讓自己成熟，繼續在導演這條路上走到黑。
「每次過了自己那一關是就會很開心」，如果你真正愛一件事，那麼完成它那一刻的喜悅是無法替代的。
完成了從學生創作階段到工業體系導演身份的過渡，帶著新作品《雲水》回歸大眾視線的曾贈多了幾分經歷世事的淡定，「我還算不上一個導演吧，還在努力的路上，好電影其實是一半準備一半命，準備包括對自己的準備和對這個項目的準備，我覺得我唯一可控的是對自己的準備，這部分佔四分之一吧。」
曾贈仿佛能更圓滑地與這個世界接觸了，但她其實從來沒變過，還是那個深愛電影的導演，「我沒有做妥協，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妥協。還沒學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