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劉知幾《史通》關於史學構成的思想

作者簡介：

瞿林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史學理論與中國史學史研究。

唐代史家劉知幾所著《史通》一書，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代表性論著之一，它在歷史編撰的理論與方法、史學批評的理論與方法等領域，都有精闢論述。劉知幾《史通》反映了關於史學自身構成的思想，包含史學淵源流別、史學社會功用、史書編撰要求、史學主體修養、史學批評原則等五個方面。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前無古人的，在世界史學史上也罕與其匹。可以認為，《史通》以史學批評顯其鋒芒，以思考史學自身之構成為其底蘊，顯隱相濟，貫通古今。今年是劉知幾誕生1355周年、逝世1295周年，筆者撰寫此文，論述他的這一史學思想史上的創造，以示紀念。

一、關於史學淵源、流別

《史通》開宗明義指出：「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這裡說的「《外篇》言之備矣」，當指《外篇》中的《古今正史》篇而言。他在《古今正史》篇的結語中寫道：「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系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這是劉知幾對史書源流所作的縱向考察。

同時，劉知幾認為，這種縱向考察難得詳其流別，故而又論述以橫向區分作《六家》。《六家》篇指出：「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二、關於史學的功用

《史通》無專篇討論史學功用，但《史通》一書卻在多處論及於此。其中，以《史官建置》篇開篇所論最為重要，也最具理論意義。劉知幾在講到歷史記載和歷史撰述的重要性時寫道：「向使世無竹帛，時缺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蹠、蹻，商、冒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劉知幾以設問的口吻提出問題，倘若在沒有史官記事而「世無竹帛」的情況下，人們對於過往的人和事就難得了解更無從做出判斷了。反之，在「史官不絕，竹帛長存」的條件下，人們可以「神交萬古」，可以「窮覽千載」，可以「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劉知幾得到一個深刻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

三、關於史書編著

通觀《史通》內篇，反映其史書編著的思想，大致包含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關於紀傳體史書體例的思想。劉知幾在這方面考慮周悉，用功甚勤，積累豐厚，真知灼見貫穿各篇。劉知幾關於體例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可見劉知幾對史書編著中體例處置的重視，這是必要的。但任何事物都不能作絕對的看待。劉知幾重視體例而達到固守體例的程度，則有礙於他對歷史本身的認識和判斷。

第二，關於史書內容的思想。與史書體例篇目相比，這一部分論述較少。在劉知幾看來，史之載文，必當慎重。要有「撥浮華，採貞實」的標準，要有「書之竹帛，持以不刊」的意義。劉知幾關於史之載文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

第三，關於編撰方法的思想。劉知幾在關於史書撰述的一些具體的方法上，其指導思想是堅守體例的要求，而對於不同史書撰寫的時代特點、相關的史學氛圍，尤其是有的史書所承擔的史學任務以及撰述者根據各種情況作出的選擇等等，考慮得較少，以致對於前史的批評過於苛刻甚至失於偏頗。這是劉知幾歷史編撰思想中的一個不足之處。

第四，關於史書撰述原則的思想。這是劉知幾的史書編著思想中最具活力的地方。劉知幾讚揚直書、痛斥曲筆的思想，顯示出史學家的一身正氣，但他在彰顯直書精神方面也有歷史的局限性。劉知幾的史書編著原則思想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面，即對於史書編著中所遇到的各種資料，均應持嚴肅謹慎的態度並給予適當的處置。

第五，關於史文表述的思想。劉知幾關於史書敘事的理論包含三個分論：其一，從國史之美講到「以敘事為工」，從「敘事之工」講到「以簡要為主」；其二，「敘事之體，其別有四」；其三，「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綜而言之，劉知幾關於史文表述的思想，是以史書敘事為核心提出問題，並從審美的角度一一展開論述，既涉及敘事者的思想內涵、歷史見識，也涉及其文字表述的修養，顯示出史書編著這一最後環節的重要性。

四、關於史學主體

在史學活動中作為主體的史官、史家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關於史官、史家的品德。劉知幾認為，優秀的史官、史家應當「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他說：「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這是講史書編著的原則，也是講史官、史家的職守和道德。所謂「成其良直」「仗氣直書」，並以南史、董狐、韋昭、崔浩為榜樣，無疑是強調史官、史家的道德操守。關於史官、史家的職責，劉知幾自有深刻認識，他在《史通》一書中反覆講到史官職責，是極其自然的。如《人物》篇寫道：「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劉知幾在史館修史達二十年之久，對於史官的職責自有深刻認識，他在《史通》一書中反覆講到史官職責，是極其自然的。如《人物》篇寫道：「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五、關於史學批評

劉知幾《史通》一書之最突出的特點是彰顯史學批評精神，這也是此書關於史學構成思想的基礎之一。劉知幾的史學批評精神是怎樣形成的呢？這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旨趣所在和多年積累。二是參與修史活動的啟迪。三是學術史上前人的啟迪。《史通》所採用的史學批評的方法，靈活多樣，舉凡糾謬、補正、說理、推論、警示、勸告、比較、辨證等，其中貫穿著一個總的原則，就是「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這是史官記事的原則，也是史學批評的原則。這就是說，對於批評的對象，不應說好就全然都好，說不好就全然不好，要有辯證的態度和方法。說到劉知幾關於史學批評的目的，即批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其實這在劉知幾的史學批評的種種方法的運用中，已有明確的表述。概而言之，就是他在《史通·自敘》中說的兩句話：「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在這裡，「指歸」是指思想而言，「體統」就是說的體裁體例了。劉知幾《史通》一書，以史學批評顯其鋒芒，以思考史學自身之構成為其底蘊，顯隱相濟，貫通古今，這就是《史通》之「通」的真諦。

 

原載於《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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