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了一些王肯堂的《成唯識論證義》。王肯堂（？－1638年），明末高僧紫柏真可的弟子，專攻唯識而不涉餘宗，以唯識的立場，採用唯識系的經論，作為注釋的依據，著有《成唯識論証義》，在明末諸家的唯識著述中最為傑出。
一般而言，中國人撰寫的論著還是比翻譯經典文採好一些。例如這樣的文字：
此論也，括眾經之秘，包群聖之旨。何滯不融，無幽不燭。仰之不極，俯之不測。遠之無智，近之有識。其有隱括五明，搜揚八藏。幽關每壅，玄路未通。囑猶毫毳丘盈，投之以炎爍；霜氷澗積，沃之以畏景。信巨夜之銀輝，昏旦之金鏡矣。雖複本出五天，然彼無茲糅釋，直爾十師之別作，鳩集猶難，況更摭此幽文，誠為未有。斯乃此論之因起也。都可以選入古文課本了。
在讀中國人對經典的注釋時候，我有一個感覺，就是中國人解釋經典非常圓融。我不知道這樣的感覺是否有全面性。
例如，在解釋為什麼心要分為八識或者九識的時候，王肯堂的解釋是：
心一而[巳>已]，裂而為八為九，不病支離何也？曰：一心之德名為真如，真如具有不變隨緣二義。以不變之心，言一不可得，況有八乎？以隨緣之心，言八萬四千，不足以盡之，乃以八為支離哉？
大意是說，說成八識是因為隨緣方便而施設，言下之意，如果為了方便，設施九識，或者八萬四千識都可以。
我覺得正統的印度唯識學者應該不會採取這樣圓融的解讀方式，受到印度正統唯識影響的玄奘法師也不會如此，玄奘一系即對真諦成立第九識多有質疑。
如果這樣判斷在大多數情況是成立的，中國人解釋經典比較圓融。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應該如何評價這種圓融呢？所謂圓融，如果用貶義詞來表達，就是儱侗真如、顢頇佛性。但是從我讀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來看，這樣圓融的思想事實上在《般若經》是存在的，中國人對經典的解讀，是比較符合般若和空性的。
如果理解中國人對佛經的解讀，是一個大問題。需要有更多文獻、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