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汪曾祺的世界中抽出, 沒有人能全身而退

2020-12-27 新民周刊

撰稿|馬綸鵬


  今年是汪曾祺誕辰100周年。

  一個老鄉告訴我,「生命須珍惜,遠離汪曾祺」。我有些驚詫,又覺得有道理,更能知道話中的「反意」,畢竟他也是來自高郵,汪老的故鄉。因為越貼近汪老的文字,就越恬靜釋然,越走進汪老的人格,就離真性情更近。他不急又不緩,貪吃又迷物的精神似乎與這個狂飆時代格格不入,卻又時刻在敲打我們最敏感、溫柔的神經。他把自己一生活成了最炙熱樸實的生命。

  從汪曾祺的世界中抽出,沒有人能全身而退。如果讀罷不能微笑,展眉,撓頭,搓手,或者猛拍大腿,大概你對生命無感麻木。「生活,是很好玩的」,汪老這句是態度,更是閱歷。重讀汪曾祺,會發現經久未碰的內心深處的某處柔軟。他在《手把肉》文末介紹「拔絲羊尾」,「吃過拔絲山藥、拔絲土豆、拔絲蘋果、拔絲香蕉,從來沒聽說過羊尾可以拔絲。外面有一層薄薄的脆殼,咬破了,裡面好像什麼也沒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經化了。這東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為太好吃了」。是啊,汪曾祺也宜供佛,人不能閱,因為太誘惑了。


文字的魅力


  這份魅力首先源自文字。汪氏的散文、小說和回憶錄是中學課本裡除了古文和魯迅之外最好的饋贈。只可惜我們讀書時候還沒有選入,虧得還是來自江蘇,這份熱愛是課後讀《受戒》,讀《故鄉人》,特別是想到「別名就叫做盂城」的縣城(高郵別稱;盂城驛是顯赫一時的大運河驛站)。親切透浸骨子裡。

  江南出才子,然有才又能寫的,其實不多,形成風格的更少。汪曾祺肯定算,從民國一直寫到大器晚成的上世紀80年代。他每個階段都保持了創作水準,融合了國學傳統、現代元素和西方技巧,渾然天成。

  「中國最後一個文人士大夫」的他來自大儒家庭,後又轉商。而才氣與敏銳,汪曾祺都繼承了。少時就和父親一樣書畫俱佳,唱戲愛青衣,嗓子高亮甜潤。文採是最突出的,可能部分天生,部分受靈氣燻潤,更多是純粹愛好:「山頂有兩棵龍爪槐,一在東,一在西。西邊的一棵是我的讀書樹。我常常爬上去,在分杈的樹幹上靠好,帶一塊帶筋的幹牛肉或一塊榨菜,一邊慢慢嚼著,一邊看小說」(《耳目所接皆是水》)。這讓我想起魯迅《野草》中那句「我家門前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魯迅看到「這上面奇怪而高」的天空,汪老卻頑皮地爬上去讀小說!

  先生文字的秘密,其實在他的《小說筆談》裡已總結過:

  語言上:語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記住。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

  結構上:隨便。

  敘事和抒情:在敘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筆觸敘事。怎樣表現傾向性?字裡行間。

  悠閒和精細:唯悠閒才能精細。

  最關鍵的一點,不要著急。「要把一件事說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說,不能著急」。散文《葡萄月令》中規中矩從一月開始,「下大雪。果園一片白。聽不到一點聲音。葡萄睡在鋪著白雪的窖裡」。二月裡刮春風,葡萄出窖,到三月上架。細到極致,張弛有度。汪老的文字處處透著時光的韻味。

  風格衝淡調和,節奏氣韻生動,但汪曾祺的人物是「貼著寫」,詞句拿捏準確自然,有自己的考量。才氣傲然考入西南聯大,讀沈從文的小說,「沒想到小說可以這麼寫」,受到教誨,「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後來寫《大淖記事》,小錫匠十三子和巧雲相愛,被打重傷,只有灌陳年尿鹼才能保命,「巧雲把一碗尿鹼湯灌進了十一子的喉嚨」之後,汪曾祺忽然加了一句,「不知道為什麼,她自己也嘗了一口。」他坦言,「這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只是寫到那裡,出於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寫出這一句(寫這一句時,我流了眼淚)。我的這一個細節也許可以給沈先生的話作一註腳」(《〈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

  《七裡茶坊》裡寫掏糞,「平地上曬著許多薄餅一樣的糞片」;《受戒》「牌客除了師兄弟三人,常來的是一個收鴨毛的,一個打兔子兼偷雞的,都是正經人」,最後一句簡直是神來之筆;寫家鄉拾字紙為生的老白,「年下,給他二升米,一方鹹肉。老白粗茶淡飯,怡然自得。化紙之後,關門獨坐。門外長流水,日長如小年」(《故人往事》);更痛快淋漓的,「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人間草木》)。疏疏落落的長短句,顧盼有情,既乾淨熨帖又百無禁忌,還略帶粗口,恰當的詞句在恰當的地方。拋開情節,語言本身也呈現出一種攝人的美。

  客觀說,先生身上的「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有幾分天成,更多是閱歷浮沉之後的積澱。汪曾祺早年吸收很雜,鍾愛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追伍爾芙的意識流,也看弗洛伊德和薩特,古文的底子來自私塾誦讀,常喜桐城派,尤其是歸有光的《項脊軒志》等篇。在西南聯大以博雜、偏科、散漫、任性著稱,喜歡的課愛不釋手,體育、英文卻是一塌糊塗,為此還留級。陰差陽錯,認識了華僑之女施松卿,後來的老伴。早期的《復仇》《雞鴨名家》《異稟》,華麗,犀利,也有恨氣。

  寫家鄉客來昆明開小飯店,「揚州人老闆,一看就和別的掌柜的不一樣。他穿了一身鐵機紡綢褂褲在那兒炒菜」,又來了一位南京夥計來做包子麵食,「腦袋剃得光光的,後腦勺擠成了三四疊,一用力,腦後的褶紋不停地扭動。周身上下,無一處不像一個當行的白案師傅」,兩人牴牾,結尾頗有歐亨利式驚訝,「揚州人南京人原來是親戚」,情感上竟然是恨:「對這個揚州人,我沒有第二種感情:厭惡!我恨他,雖然沒有理由」(《落魄》)。哪裡是恨,哀其不幸啊!

  建國後,汪老輾轉各地,終和夫人在北京團聚。散文、劇本和小說都嘗試了,京劇劇本《範進中舉》還獲得了北京市戲劇調演一等獎,但大環境終不允許。戲劇的底子讓他成為革命樣板戲的領軍人物,執筆滬劇《蘆蕩火種》,主筆京劇《沙家浜》,成就了紅色經典。我小時候看春晚,常常醉心《沙家浜·智鬥》,覺得唱詞好,兩面三刀的氣氛也好,阿慶嫂「沉著機靈有膽量」,一句「我有心,背靠大樹好乘涼」被借來去哄班上筆記最好的同學。

  晚年的汪老恰似新春,沉靜自如、圓通融和,作品如雨後春筍。早期的飛筆凌雲,中段的齊整貼切、起承轉合都淡去了,無論是回憶的散文,還是小說,自然而然流瀉而出,一點不見斧鑿。六十歲寫《受戒》,反而活潑俏皮,「鬧半天,受戒就是領一張和尚的合格文憑呀!」像裝在銀罐子裡的清泉水,清澈明快。寫饑荒、寫「文革」也是,筆墨淡淡,情緒幽幽,《皮鳳三楦房子》裡的鞋匠高大頭,挨完批鬥後回家修鞋,生意還特別好,「『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好像特別費鞋,因為又要遊行,又要開會,又要跳忠字舞」。譏諷中帶著些溫和笑意。


人格的魅力


  悲中裹著憐憫,是文字,也是性情。「大躍進」時候蕭勝「一直跟著奶奶過」,後來才知道「奶奶是餓死的。人不是一下餓死的,是慢慢地餓死的」「正在咽著紅餅子的蕭勝的媽忽然站起來,把缸裡的一點白面倒出來,又從柜子裡取出一瓶奶奶沒有動過的黃油,啟開瓶蓋,挖了一大塊,抓了一把白糖,兌點起子,擀了兩張黃油發麵餅。」 「蕭勝吃了兩口,真好吃。他忽然咧開嘴痛哭起來,高叫了一聲:「奶奶!」

  「蕭勝一邊流著一串一串的眼淚,一邊吃黃油烙餅。他的眼淚流進了嘴裡。黃油烙餅是甜的,眼淚是鹹的」(《黃油烙餅》)。汪老的筆下、心中都是搖曳多姿的生命個體。其一生,坎坷顛沛,哀而不傷,悲天憫人。汪曾祺自稱「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我是一個中國人》)。

  「星鬥其文,赤子其人」,是汪氏悼念沈從文先生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寫沈先生,何嘗不是對著鏡子看自己,借汪氏自己的話,「這是藹然仁者之言」。這樣的文人總是想到別人。

  全身癖好、用情極深、一片赤誠是汪曾祺人格光芒。討論小說,也在說著自己:「我以為小說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反覆沉澱,除淨火氣,特別是除淨感傷主義,這樣才能形成小說。小說是談生活,不是編故事;小說要真誠,不能耍花招。小說當然要講技巧,但是:修辭立其誠。」 (《〈橋邊小說〉後記》)

  立其誠,人生、感情、待人接物又何嘗不是呢?

  汪老天分高,天性散,對政治疏離,卻一度和政治靠得過近,還因《沙家浜》成功上了天安門;「文革」結束,被晾了兩年,寫了17萬字的交待材料,劃清界限。大家印象是,「汪曾祺這個人沒有城府,從裡到外都比較純,甚至沒有多少防人之心」。

  「文革」遭遇,不經意間汪老有了戲劇、文學雙高峰。但為此他想輕生,要砍掉手指表明心志,他終究成了那個貪吃、貪玩、貪戀世間一切可愛風景的老人,所謂妙才。


精神的啟示


  好的作品除了真美,「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對人生,對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又讀〈邊城〉》),這是老師沈從文所思,更是汪曾祺汲取的最大營養。學者翟業軍曾經寫道,「沈從文的『善』的著重點不在濟世,而是要讓讀者從作品中得到啟示」(《藹然仁者辯》)。這也是汪老的文字與人格的核心所在——文章之效,滋潤而非療救。不在於濟世,而關乎淨心,或者靜心。

  淡和俗是汪氏的審美趣味。脫俗又世俗,脫俗是精神追求,世俗則貪戀這世間一切美好:賞心悅目,大快朵頤,飽覽五色,遍嘗奇珍。這和如今狂飆突進,效率優先並不相稱;他的精神氣質也是反崇高、反英雄、反恢宏的格局,有著儒與道的反哺,但也少「匹夫有責」「鐵肩道義」的情懷,是缺點,也是特點。

  向善首先有純心,或童心。和豐子愷一樣,汪曾祺骨子裡返璞歸真,文學的極致都是兒童文學的傾向,打破一切規矩、束縛、界限和框架。所以他「欣賞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是一個中國人》)。汪老想起父親的絕頂聰明也很隨和,和兒子關係不錯,「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儘量保持一點童心」(《多年父子成兄弟》)。

  淨心是他一生踐行的「不著急」,忠於所學、所思,生活的真諦。他念舊又長情,字裡行間,皆是故鄉、故人——高郵的鴨蛋與茶幹,揚州的醬園和剃頭匠,昆明的牛肝菌,北京的鹹菜,後研究宋朝人吃喝,自創「塞餡回鍋油條」。行文似與人聊天,長短錯落,閒說著話,含蓄雋永,口齒留香。白話的傳統來自老鄉柳敬亭。每多讀一分,就對這世間多一份理解和熱愛。

  所以,汪老說,「追隨時尚的作家,就會為時尚所拋棄」。(撰稿 馬綸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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