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米」藏族遠古氏族考據
文章來源：《中國藏學 》2016年第2期
作者：完德加（博士）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內容摘要：青藏高原東南部與川滇交接處自稱「培米」的藏族群體遠古氏族問題一度被學界討論，學者們提出了犛牛種說、白狼羌說、党項羌說和藏族說等不同的觀點；然而，該群體本身也有自古流傳下來的氏族敘述傳統，有著自我的族群認知。本文將漢藏史料與本土歷史文化信息結合起來，在他者和自我的雙重視角下，對「培米」藏族遠古氏族屬性進行考證。
關鍵詞：「培米」藏族；董氏；自我視角
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群體發展歷史是整個中國發展歷史的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後，各民族歷史文化研究也被視為我國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生活在我國西南地區青藏高原和川滇平原交界處，自稱「培米」或「仲米」的藏族群體，成為國內學者們多年研究的對象。該群體與我國單一民族普米族在歷史和語言文化等方面有密切關係，為此，費孝通先生曾提出「四川木裡地區的『藏族』和雲南寧蒗一帶的普米族原本是一族，語言與藏語不同，接近羌語、嘉戎語」 的觀點。同樣，其他學者也依漢文資料提出了各種觀點。不少學者把屬於藏族的「培米」群體視作普米族的一部分，將其傳統文化也解釋為非藏族的文化範疇。然而，當地藏族則認為，他們的語言跟其他藏區方言雖有差異，其族源上屬於藏族遠古氏族「最純真」的後裔。由於參考資料和研究方法上的單一性，該群體歷史文化上的很多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在此筆者將漢藏史料與本土歷史文化信息結合起來，在他者和自我的雙重視角下，探討青藏高原東延「培米」藏族遠古氏族問題。
一、他者視角下的歷史文獻
自稱「培米」的藏族人口約有五萬之多，主要分布在木裡藏族自治縣、鹽源縣和九龍縣。他們的語言文化跟雲南省境內的普米族極為相似。普米族在1960年被視作一個單一民族，並依「名從主人」的原則按群體自稱「普米」或「培米」之音取名。普米族人口有四萬之餘，主要分布在雲南省蘭坪縣和寧蒗縣等與木裡藏族自治縣和鹽源縣相鄰的地方。兩地「普米」或「培米」人雖屬不同民族，卻認為屬於同一個遠古氏族。以此為由，在漢文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將二者視為同一個文化族群進行研究。在此，筆者將從史料研究綜述對「培米」藏族遠古氏族屬性進行研究。
在解放前的諸多漢文史料中，包括「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群體在內的青藏高原諸群體被統稱為 「西蕃」或「西番（明朝後）」。關於「西番」的遠古氏族問題，漢文史料研究者進一步將其追溯為古「西羌」的範疇。古「西羌」又有很多分支，相關研究者們的觀點大致可以概括為「犛牛羌」說、「白狼羌」說、「党項羌」說和「藏族」說的四大不同觀點如下：
1.「犛牛羌」說
方國瑜先生在其《納西族的淵源、遷徙和分布》一文中, 以《後漢書·西羌傳》和《後漢書· 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有關記載，及《白狼歌》的語言基本上與近代納西語相同或相近為由，認為「從語言族屬關係上看, 納西族的先民 ( 筰地犛牛種之白狼羌),是從大渡河以北遷徙而南。」 並後來還提出徙笮(犛牛夷)為西番人(今稱藏族和普米)的先民。不論筰地先民是近代的納西族還是藏族和普米族, 方先生認為筰地白狼夷為犛牛種人。對此，蒙默和格勒等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2.「白狼羌」說
任乃強先生認為今普米或培米的祖先為筰地的「白狼槃木」，而且跟康區的古代民族同屬古羌人。陳宗祥和鄧文峰先生也認為，「普米就是『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的『槃木'」 。此外，嚴汝嫻等學者也經研究認為「西番」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東漢的「白狼夷」。
3.「党項羌」說
此觀點主要依據《隋書》、《北史》、《舊唐書》和《新唐書》等史料的記載。尤中先生依此認為「遼宋時期, 自黃河上遊兩岸往南, 沿大渡河南流段以西地帶, 普米族做為『西番』中的一部分, 與一部分羌人、吐蕃人相雜居。直到明朝時期, 西番的這種分布狀況仍然基本上古今一致。除雲南西徼外的那部分西番是13世紀中葉隨蒙古兵南下的而外,其他部分則為自遼宋以來便居於原地。」
4.藏族說的觀點
四川省民族志調查組在《 四川省「 西番」 識別調查小結》中，經調查認為木裡「西番(『培米』藏族)」與整個藏民族在歷史、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諸方面類同,是密不可分的同一族源。另外，持此觀點的除呂振羽外，還有林惠祥。林先生認為「『西番』住西康省及四川西部南部和雲南西北部, 或謂屬羌之遺屬, 通常謂屬藏族。此二說亦無甚衝突, 因羌與藏實有密切的關係,並非並不相同之兩民族,且『西番』介居兩者之間即類於羌亦類於藏,可視為兩者的混合也。」
根據漢文史料中以上四類不同的觀點，「培米」藏族和普米族以及其他藏區東、北部與中原文化交接地帶的藏族等藏系民族都包括在「西番」範疇，因此，今「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等西南地區的「西番」人跟西北地區的「西番」人，以及在河湟地區曾被稱為「家西番」的已漢化的藏族皆有歷史關係。研究「家西番」的學者還認為「其（家西番）族淵主要有兩部分:一部為唃廝囉青唐吐蕃之後裔， 另一部為明中期受西海蒙古壓制和攻擊從環湖草原轉入湟水領域的藏族之後裔。」然而，上述研究幾乎都沒顧及「培米」藏族以及藏民族自身的遠古祖先氏族認同方面的歷史記載。根據《北史·党項傳》、《隋書》和《兩唐書》記載，古漢文史料中的犛牛、党項、白狼等群體古「羌」人，不是彼此相對的概念，而是有重疊關係的古部族稱謂，而且從「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等歷史記載上看，這些群體跟今藏族一樣皆有獼猴種演變的歷史認同。有關羌人歷史，有學者根據甲骨文的特徵分析道，「有史可考的，最早見於殷商時的甲骨文卜辭。…… 據甲骨文記載，殷商時的羌又叫『羌方』，有兩大部落，一是『北羌』，一是『馬（氐）羌』。」 對此，有藏族學者推斷出漢文史料中的「羌」跟藏文「བྱང་ཐང་།（羌塘）」中的「བྱང(ZHANGA)」有關係。從史料可知，隨著古「羌」人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其中一部分還融入到中原各族群中，也成為漢族等其他民族的先民。
同時，體質人類學和遺傳學等學科領域的新研究也對普米族和藏族的同源問題給予了科學依據。譬如，賴江華等學者從遺傳學角度對我國諸多民族進行研究後，從科學證實方法考證了諸西番群體之間的同源關係。另外，溫友峰等研究者，也通過掌指紋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藏族與漢文史料中記為氐羌的後裔（門巴族、普米族、羌族等）有親密的關係，而且普米族的掌指紋和被調查的拉薩藏人的掌指紋研究數據最為接近的結論。
然而，上述祖源稱謂皆非是對象群體的自稱，也無法推斷該群體自我歷史視角下的遠古氏族。因此，筆者更傾向於從廣闊的「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脈絡中理解「培米」藏族在發展與認同中出現的複雜深刻的文化現象，注重研究該群體自稱和口述等群體自身的歷史信息。
二、 自我視角下的族群認知
一） 群體稱謂
作為獨立民族的普米族和「培米」藏族同屬自稱為「培米」、「拍米依」、「仲米」或「普米」之音的群體。在這兩個群裡的語言裡，「培」、「拍」、「仲」或「普」音有「白色」之義，而「米」則指「人」，連起來可釋為「白人」。然而筆者經調查發現，「培米」藏族老人和不少學者認為，「『培米』、『拍米依』或『普米』的稱謂，均是藏文『བོད་མི(bod mi藏人) 』的方言讀音；至於『仲米』，是普米族成為單一民族後有了『白色』的新解釋而出現的新稱謂。」即便如此，「培米」藏族語言中「白色」為「培」或「仲」的音與今三大藏語方言和文字中「དཀར（音『嘎』，指白色）」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然而，也不能以簡單的語音橫向對應而斷定「培米」藏族是被錯化為藏族。
語言是民族群體的主要文化內容之一，各民族語言會發生不斷的變化，同一個民族內部也會因不同的地理區域而形成不同方言。在有關法藏版敦煌文獻的研究中發現，在古藏語裡有與「培」、「拍」、「普」或「仲」音義相同的詞。法國著名的藏學家石泰安在《漢藏走廊古部族》有關藏族「董氏」研究中，提到了原居在青藏高原北部青海等地的藏族「董氏」群體語言中有白色為「ཕྲོམ（phrom）」的記載。根據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第1285號第55行中的「ཐང་བ་གཡུ་ཐང་སྙུན་ཀྱང་བཤོས། གནའ་བས་ད་བཟང། ཕྲོམ་བས་ལོད་དཀར།」和第1039號寫本第26行的「གནའ་བས་འདའ་བཟང། ཕྲོམ་བས་ལོ་ལོ་དཀར། གནའ་དེ་ལྟར་ཕན་ཏེ་བསོ་དེ།」等相關記載，可以斷定古藏文中的「phrom」的意思與「培米」藏族語言和嘉戎語一樣，是「白色的」，或「某種白」，或「某種白色的東西」。
除普米語和「培米」藏族語言中的「仲」音跟敦煌文獻中的藏文「ཕྲོམ」字能夠對應之外，其餘「培」、「拍」或「普」之音也能對應。藏區各地語言因地域而有發音差異，各地區口語發音和藏文文字書寫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從藏文構詞結構上分析，藏語各方言中有部分音拆分發音而發生脫落、鼻化、變調等現象。在「培米」藏族語言中，也出現了此類現象。比如，藏文「འབྲུག（龍）」讀為འབའ་རུག（bʐu55）；「སྦྲུལ（蛇）」為སྦ་རུལ（bɐ35 re53）；「སྤྲེའུ（猴子）」讀作「pʐi53ɣu53」，等等。 由此可以推理，現以中文寫為「培」、「普」、「仲」的「培米」藏語「phʐã」音，也實為藏文「ཕྲོམ（phrom）」的不同變音。其中「培」、「普」是藏文「ཕྲོམ」字上下結構拆分而迅速讀作「ཕ་རོམ（pha rom）」的音，而「仲」音則是「ཕྲོམ」字未拆分的發音。另外，在「培米」藏族語言裡「人」稱作「米」或「米依」，跟今三大藏語方言很接近，是古藏文中的「མྱི」的拆分迅速讀音。因此，單從群體自稱看，不管「培米」是「བོད་མི（藏族）」還是「ཕྲོམ་མི།（白人）」，都屬藏族的範疇，並根據群體語言特徵上看，「ཕྲོམ་མི།」是屬於藏族遠古「董（ལྡོང）」氏後裔。當然，僅從族群稱謂之語音變遷中證明「培米」是藏族遠古氏族確實有些單薄，筆者接下來將從群體自身的口述史和傳統史料即該群體代代相傳的祖譜等相關材料中驗證這一問題。
二） 祖譜
「培米」藏族和普米族每家每戶都有代代相傳的「指路經」和「祖譜」等口傳史。這些集體歷史記憶跟漢文史料記載的歷史信息基本一致，陳述了原居青海一帶的遠古氏族支系逐漸南遷而成了他們的後裔。祖譜在「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傳統結親等社會交往中視為非常重要的內容，被視為群體內部最主要的紐帶。如今大部分藏人家庭雖已見不到十分詳細的祖譜，但在《黑頭矮人》等藏文古代史料中卻有類似的記載，而且《西藏王臣記》等諸多藏文史料也提到了吐蕃王朝滅亡之前，贊布王氏都有背誦祖先氏族的習俗。另外，很多藏區傳統婚慶上仍有老人頌讚各自家世族系的議程，從文化特性上看，這無非也是遠古背誦祖譜習俗的一種演變。就生物學意義而言，祖譜作為一種血統譜系，是族群在生物種族化之後的倖存；唱誦祖譜這種表現性行為就是其共同過往經驗的追溯和再現，而祖譜作為以不同文本形式所呈現的歷史內涵恰恰說明——組成該群體的個體擁有相似或同質的文化及社會特徵。除此之外，唱誦行為也表現為「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對族群共同體淵源的追根與溯源，是對族群文化記憶的一種喚醒與眷戀。
不少學者也對「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的祖譜進行過研究，把口傳下來的祖譜中的兩句話視作普米族和「培米」藏族早期重要歷史信息，並以地方發音將其記為「吉吾布直懂，普米冉貢祖」。這兩句有各種不同闡釋，在《國內普米族研究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普米族長者胡文明先生將其解釋為：「雪水匯集之所，普米四嶽之裔」。而與此不同的解釋還有：「普米族傳說祖先的發祥地是『覺吾布志懂』其地望在貢嘎嶺下，雪水匯集之所（另有註解道：另一說，『覺吾布志懂』的地望在青海大雪山下的江河之源），由那兒流出一條清澈的河流，普米最早的四個兄弟就是在雪水匯流處分道揚鑣的。」 ，以及嚴汝嫻解釋的「雪水融化成江河之源的地方，是穿裙婦女的發源處。」等等。
然而筆者在木裡藏族自治縣等地「培米」藏族村落調研時發現，「韓貴」或「韓吉」收藏的遠古祖譜經書所記載的內容，與之前學者對口頭祖譜的解釋存在差異。普米族學者將「韓貴」所用的經書稱為「韓貴文」，並聲稱「韓規教經典是用藏文書寫的，但韓貴用普米語拼讀，使文字的音、義與藏文有別，故稱之為韓貴文。」 「韓貴」所收藏的手寫經書都是在當地宗教祭祀和傳統喪葬中必須念誦的經典，「可稱之為『普米族的百科全書』。」在「培米」藏族諸多經書中，有一本以當地「韓貴文」書寫的《འདུར་གྱི་ལྡོང་གི་ཕ་རབ་དབུས་ཕྱོགས་བཞུགས་སོ།།（董氏父系祖譜）》，聲稱是當地代代相傳的一個文史祖譜。口傳祖譜若是在聲音標記的意義上對所指之物進行了方言保留，那麼祖譜經文則是作為書面語通過抄寫形式對所指之物進行了固定。這種固定性在經過長時間的歷史積澱之後，成為了塑造民族認同理念關鍵依據。
從經書題目上可見該祖譜是藏族遠古的「董」氏一支的祖譜。關於「董」氏的史料記載較多，如有「（藏族）分成四部族即頓、董、賽、穆」。《漢藏史集》亦記有「藏族是源於獼猴與羅剎女……內四氏族為：頓（སྟོང）、董（ལྡོང）、賽（སེ）、穆（རྨུ或 དམུ），四氏族繁衍成為藏族人。」以及「董（ལྡོང）氏族的人多出王者」等。成書於九世紀左右的古苯教文獻《黑頭矮人故事》記載：「在遠古時期，在那原始的喇玉貢唐地方……天神後裔分四氏族，即馬爾象雄族（སྨར་ཞང་ཞུང），頓蘇毗族（སྟོང་སུམ་པ），董木聶族（ལྡོང་མི་ཉག），塞阿柴族（སེ་འ་ཞ），其中，馬爾與象雄為一族，董與木聶為一族，頓與蘇毗為一族，塞與阿柴為一族，四氏族加舅氏果族稱五大氏族。」根據《藏族簡史》等史料，「董」氏即阿布董（ཨ་སྤོ་ལྡོང）氏族中有白董、黑董、黃董、紫董、紅董等多種。「董氏族起初分化為六族，後來其中又分化成六族，再後來分化成十八大阿欠（ང་ཆེན་བཅོ་བརྒྱད）、十八大氏族（རུས་ཆེན་བཅོ་བརྒྱད）或十八小氏族（ཤུལ་ཆུང་བཅོ་བརྒྱད），加上支系羌氏人通稱為穆羌四氏。」等記載。「董」是藏族古老姓氏中居住較為分散群體。對此，石泰安從地域層面將董氏十八大姓氏分布區域考定為黃河上遊地區的果洛人地區、霍爾人地區、岷洲、洮洲、嘉戎，並以唐東傑布（ཐང་སྟོང་རྒྱལ་པོ།）為例說明了董氏人數之多，分散居住於整個藏區的特點。
「培米」藏族傳統寫本《董氏父系祖譜》一書中，有「ཆེ་བ་སྤོས་ཆུ་ལྡོང་།（大布曲董）」一句，與「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口述史中的「吉吾布直懂」或「覺吾布志懂」的讀音極為相似。據「韓貴」解釋，此句實為「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的口傳家譜中的第一句，是指蕃人遠古四大姓氏或六大氏族之「董氏」系統，由此認為他們是藏族「董」氏之「布曲董（སྤོས་ཆུ་ལྡོང་།）」的後裔。關於「布曲董」氏族，其他藏文史料中也有明記，如《朗氏家族》中記有：「……阿尼慕思赤道娶妻念薩夏米而得三子：長子布曲董、次子塞孔扎、三子阿甲止，……」並「長子布曲董，董則有十八阿乾、十八大氏族、姆博董的六大、六曾。」等。至於「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口傳的「普米冉貢祖」一句，筆者尚未找到文字記載。對此，他們以當地語言解釋為：「培米」、「普米」或「衝米」是族群自稱；「冉」為四；「貢」為山或山脈；「祖」為子女之意。連起來意為「從遠古四大山脈分離出來的培米（或普米）後裔。」因此，從「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的自我稱謂與條分縷析的史料對應中，可見二者的祖先都是曾分布於青藏高原東北部寬廣地域的藏族——遠古「董」氏群體。
另外，《常用五行算寶瓶（འབྱུང་རྩིས་ཉེར་མཁོ་བུམ་བཟང་།）》中也明文記載，遠古「董」氏群體從古就有崇尚鹿為「拉」獸的傳統，而這依然保存在「培米」藏族和普米族遠古流傳下的很多故事之中，體現了二者共同的藏族歷史文化淵源。譬如，被學界關注的普米族傳統《詩畢殺鹿歌》，也跟廣為人知的藏族《སྲིད་པའི་བ་ཆུང་བཤས་པ།（詩畢殺小牛之歌）》在文本內容和特徵上基本一致。兩個故事中的「牛」與「鹿」的區別，主要跟各族群傳統的「拉獸（བླ་ཟོག）」信仰有關。
三）語言
在我國民族識別的先決條件中，語言是重要的參考標準之一。在《雲南少數民族識別報告》中寫到:「滇西北的『西番』族與西康省境內的『西番』族進一步比較後可考慮為單一民族。在語言上,雲南蘭坪、寧蒗西番語與中甸藏語僅有12.3 % 相近,不同之處佔87 % ,而且『西番』語語法有獨特的現象,形態變化較多，與藏語不同。」費孝通先生以此為由提出「培米」藏族和嘉絨藏族、白馬藏族都不該是藏族的觀點。在建國之初的歷史特殊階段和艱苦條件下，學者能夠在民族識別工作中做到全方位研究，實屬後人無法達到的高度，非常值得讚賞。但同時，由於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背景等諸多原因，相關研究也難免遺留些許遺憾。相關「培米」藏族和普米族語言的語音對比，只關注了附近族群間的橫向對比，而忽視了語言發展的歷史縱向研究，而為了進一步加深我國各民族和族群文化的研究，我們有義務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入探究。
筆者在學習當地語言時發現，「培米」藏族的語言與所謂的藏族三大方言有較大的差別。但該群體語言中除了有很多現代漢語詞彙和其他藏語方言中所用的詞彙之外，還有不少古藏文中出現的基本詞彙，如「mu（མུ天）」、「ɬi（སླི月亮）」、「dʐa（གཟའ星）」等。此類詞彙在今藏語三大方言中少見，但這些詞彙在古藏文和古象雄語中很常見。
石泰安先生根據嘉絨語和霍爾巴語、羌語、木雅語、西夏語等語言相關詞彙，認為嘉絨語在形式上與藏文史料中被稱為董氏的族群語言有關。同樣，陳宗祥先生也在《敦煌古藏文拼寫的<南語寫卷>首段試譯》中，發現了從白狼語—南語—西夏語—普米語等一脈相承的語言發展歷史，並提出「董姓部落遭侵急母榆谷南遷」的結論。因此，我們從群體語言發展歷史角度也能考證「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屬於群體自我認同上的遠古「董」氏部族後裔。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語音變化方面的規律和其傳統生活相關的常用詞彙中存在的跟藏語其他方言一樣的不少詞彙之外，「培米」藏族的語言在語法結構上也跟其他藏語方言也基本一致，都是主+賓+謂的結構。雖然「培米」藏族語言中的各種助詞的發音跟其他藏語方言不同，但大部分都能有其對應的語法功能。在民族想像與文化認同中，語言是最重要的媒介，但是一般情況下語言因其起源不易考證。然而，從語音對比與梳理中，能找到其語音、語義方面的相似與同源之處，具體見附錄二 「木裡桃巴村方言與藏文詞彙對比」。
四）宗教
在早期的相關研究中，不少學者對該群體的宗教方面也有研究，大部分學者只採用文化「他者」的視角，並未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對該地區藏族和兄弟各民族群體宗教進行定位和闡釋。如有學者把「喇嘛（བླ་མBla Ma）」和「韓規（སྔགས་གྱེརSngags Gyer）」等本群體對宗教人士的稱呼視為宗教稱謂歸類，還有一些學者將「師比（སྲིད་པ）」等具體教派內容看成一個宗教類別。
筆者在採訪普米族和「培米」藏族諸多「韓貴」後得知，在「韓貴」文化自我認同上，不承認他們所傳承的宗教為「韓貴教」。對此，普米族韓貴文化研究學會的「韓貴教」老師、多吉品措老人特別講到：「在普米語裡『韓貴』又稱『韓吉』，是藏文『སྔགས་གྱེར།（誦咒）』一詞的方言讀音。『韓貴教』是學者們近期創作的教派名稱，我們『韓貴』對自己所傳承的宗教根本不叫『韓貴教』。實際上，『韓貴』還分『曲韓貴』和『苯韓貴』，分別指的是傳統的寧瑪派和苯教的傳承人，而不是指某個宗教。由於前來採訪的大部分學者不懂藏文，而且現在普米族是個獨立民族，人們較為隨意地將『韓貴』傳承的宗教視作一個新的宗教。」（2014年10月5日採訪記錄）另外，從相關宗教儀式和經書內容上看，「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多數「韓貴」所傳承的是苯教，而且很多苯教「韓貴」經書是苯教九乘理論中作為四根部乘的「師辛」或「師苯」的內容，其文化信息歷史非常悠久，值得被藏學研究者重視。
三、總結
民族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產物。作為擁有一定共同文化特性的社會群體，各民族「想像的共同體」的歷史構成是多樣的，表現於民族內部與外部、自我與他者等不同視角的歷史敘事。研究各民族和地方性群體歷史文化，除了已有文史資料之外，還應該重視群體內部的各種歷史敘述。
記載「培米」藏族歷史的除了有相關漢文史料，還有群體內部「指路經」、「祖譜」等口述和藏文書寫資料。依漢文史料研究，「培米」藏族屬於「西番」、「西蕃」、「西羌」等不同歷史階段的族群範疇，而從本群體自我認知上看，他們與普米族同屬古代「布曲董」的後裔，根據藏族歷史史料，「布曲董」是藏族遠古「四大主要氏族」之一。
對民族歷史進行追根溯源、考察其文化作為生物因素的多種外在表達，需要結合文化「自我」和「他者」的不同視角，以便嚴謹的對待其多樣性與差異性。從自我視角觀之，雖然普米族和藏族屬於不同的民族，但是在其歷史發展中存在同根同源的歷史關係和同質性的文化基質。特別是普米族與「培米」藏族在語言、宗教、文化上的相似性和非絕緣性，不僅說明了不同民族有著獨特的歷史發展和文化積累，還說明了不同民族間的客觀歷史淵源和文化同質特徵。在藏學研究領域中，對「培米」藏族以及相鄰民族的傳統語言、歷史、宗教進行考察，將有助於我們了解藏族遠古歷史文化特徵，並了解以及與周邊兄弟民族之間的關係。
作者：完德加（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