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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著名比較文學家和翻譯理論家、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謝天振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今晨（2020年4月22日）在上海華山醫院逝世，享年76歲。
謝天振先生是中國比較文學譯介學的創始人，是中國翻譯研究與翻譯學學科建設最重要的奠基者和最有力的倡導者之一。他是中國比較文學終身成就獎獲得者，獲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的「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
斯人已逝，譯思長存。上外官微特載先生自述，共同緬懷他為中國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
關於謝天振
謝天振，1944年3月生，浙江蕭山人，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外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中國比較文學》主編，《東方翻譯》執行主編，《中國翻譯》編委，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翻譯委員會委員，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學術顧問暨翻譯研究會名譽會長，上海市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譯協理事兼翻譯理論與教學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MTI教指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講席教授」。曾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翻譯研究會會長，上海市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上海翻譯家協會理論組組長，先後受聘為復旦大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四川大學、四川外語大學等校兼職教授或客座教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顧問。
謝天振教授的主要編、譯、著作有：專著《譯介學》《翻譯研究新視野》《譯介學導論》《譯介學概論》《中西翻譯簡史》(合作)《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主編），個人論文集《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隱身與現身：從傳統譯論到現代譯論》《超越文本 超越翻譯》，個人學術散文集《海上譯譚》《海上雜談》，理論譯著《比較文學引論》《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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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譯介學》到《譯介學概論》
——對我的譯介學研究之路的回顧
文 / 謝天振
（原文刊載於《東方翻譯》2019年第6期）
▌一
突然發現，2019年不光對我們偉大的共和國來說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個年份，對我這樣一個渺小的個人來說同樣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40年前即1979年的秋天，我結束了漫長的11年中學教師生涯，在72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上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成為首屆俄蘇文學專業唯一一名研究生。但現在回顧起來，我有點愧對俄蘇文學這個專業，因為我從俄蘇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後一天也沒有正式地從事過俄蘇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儘管如此，我對這三年的俄蘇文學專業研究生經歷還是充滿了感恩之情，因為正是這三年的專業訓練開啟了我的學術人生道路。
研究生畢業時的謝天振
30年前即1989年的11月，同樣在秋天，我在《上海文論》第6期上發表了我的第一篇具有譯介學研究意義的論文《為「棄兒」找歸宿——翻譯在文學史中的地位》。由於我初入學術殿堂不久，文章寫得還比較膚淺，但文章提出的兩個問題——一是翻譯文學的性質及其國別歸屬，二是恢復翻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還沒有人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因此文章發表後還是比較引人注目的，當年的《報刊文摘》立即摘介了這篇文章的觀點。之後，隨著我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翻譯文學和翻譯文學史的文章，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外翻譯界和比較文學界的學者開始關注這兩個問題。有關翻譯文學的國別歸屬問題甚至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學術爭論，參與爭論者不僅有中國現代文學界的學者，還有比較文學界的學者。
中國古訓雲「十年磨一劍」。我從1979年考取上外研究生到發表這篇論文正好走過了十年的時間。我先是順利完成了三年的研究生學業；畢業留校後，在上外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領導廖鴻鈞教授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復旦大學賈植芳教授等前輩學者的扶助提攜下，成功創辦了中國大陸第一本公開發行的專門的比較文學雜誌《中國比較文學》；1985年，我出席了由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國際比較文學學術會議，並於第二年受該校英文系比較文學研究中心的邀請任該校訪問學者。在香港中大比較文學中心做訪問學者的十個月期間，我收集並閱讀了大量海外的比較文學資料和相關文獻，同時還順帶完成了對羅馬尼亞比較文學家迪馬的專著《比較文學引論》的翻譯，從而為自己打下了比較厚實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基礎。
《中國比較文學》創刊號
我當然清楚，發表在《上海文論》上的這篇小文章遠遠稱不上是「劍」，至多也就是「小刀片」而已。但正是這篇及後續一系列闡釋翻譯文學性質及其國別歸屬問題的文章，以及這些文章所引發的質疑和爭論，促使我要在理論上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深刻思考，並決定要寫一本學術專著以對學界的質疑做出比較詳細和深刻的回應。從這個層面上看，這篇文章也許可以視作我系統闡發我的譯介學思想的最早緣起，它也因此具有了一點特別的意義。
然而，就在我的寫作計劃獲得上外出版社的批准後不久，我在1991年意外地獲得了加拿大政府的邀請——赴加拿大阿爾貝塔大學比較文學系做半年高級訪問學者。加拿大政府這個邀請給我的任務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並寫一篇研究文章發表在國內的主流期刊上。這個任務於我而言是相當輕鬆的，這也就讓我贏得了較多時間和精力可以閱讀相關領域的其他學術論著，於是我很快就發現了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以及圖裡、勒菲弗爾、巴斯奈特等人的翻譯研究論著。我相信我應該是國內最早發現當代西方譯學界翻譯研究最新發展趨勢即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的學者，這當然要歸功於我的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的學科背景。畢竟，當時國內翻譯界具備我這樣的學科背景的人並不多。
現在回想起當初讀到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長文以及他關於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中地位的論文時的情景，我都還難掩激動之情，因為我發現埃氏在其論著中所討論的一些問題、所提出的一些觀點，竟然與我到加國之前在國內發表的論文的觀點不謀而合。這大大增強了我的學術自信，同時也拓展了我的學術視野。而不少港臺學者對這樣的「不謀而合」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對於我在一個學術信息相對閉塞、匱乏的環境中竟然提出了與當代西方學者幾乎毫無二致的前沿理論感到不可思議，所以總是忍不住要問我：「你是怎麼會想到提出譯介學理論的？」
結束了在加拿大為期半年的學術訪問之後，我又不斷接到美國、俄羅斯、加拿大等國家及我國香港地區的多所大學的邀請，包括學術會議、學術訪問以及學術合作等。這些活動豐富了我的學術生涯，但也影響了我的寫作進度。這也是為什麼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一直遲至1999年才出版的一個原因吧。
▌二
撰寫《譯介學》的初衷，如前文所述，是為了進一步深入闡發我對翻譯文學的性質及其國別歸屬問題的觀點，但《譯介學》問世後首先引發國內譯學界廣泛關注和熱議甚至爭論不已的，卻是我在書中引進並加以闡釋發揮的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關於「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的觀點。在《譯介學》出版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國內譯學界談論翻譯問題時，一度甚至到了言必稱「創造性叛逆」的地步。即使時至今日，學界對之的關注熱度仍未稍減，今年仍然分別有兩家刊物推出了與「創造性叛逆」有關的專輯。[1]
1998年上外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時任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謝天振致詞
我曾在多個場合下、多篇文章中提到過，「創造性叛逆」這一命題並不是我的首創，而是取自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的專著《文學社會學》中的一段話。[2]在《文學社會學》一書中，埃斯卡皮關於「創造性叛逆」的闡述並不多，但僅此一段話就足以引發我強烈的共鳴，因為我認為埃氏比我們譯學界的絕大多數人更敏銳地看到了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本質。然而埃斯卡皮畢竟不是專門做翻譯研究的，所以他只是把翻譯的「創造性叛逆」解釋為語言的變化，而在我看來，這裡的參照體系不應該僅僅局限於語言層面，還應該包括譯入語國的文化語境。於是我接過了埃斯卡皮的這一說法，在《譯介學》中對「創造性叛逆」這一概念作了進一步的闡釋。我首先對創造性叛逆的主體——譯者的創造性叛逆現象進行了我的發揮和細分，把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在文學翻譯中的表現歸納為四種情況，即個性化翻譯、誤譯與漏譯、節譯與編譯以及轉譯與改編。與此同時，我還進一步指出，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主體不僅僅是譯者，除譯者外，讀者和接受環境等同樣也是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主體。一部嚴肅的政治諷刺讀物（如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通過翻譯傳到另一個國家，居然變成了一部輕鬆愉快的兒童讀物；一部在自己國家裡默默無聞的作品（如愛爾蘭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通過翻譯傳到另一個國家卻成了一部經典性的著作——這其中固然有譯者的作用，但又怎能離得開讀者和接受環境的作用呢？
謝天振教授的代表作《譯介學》
「創造性叛逆」是我的譯介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出發點，因為正是翻譯中「創造性叛逆」現象的存在，決定了翻譯文學不可能等同於外國文學，也決定了翻譯文學應該在譯入語語境中尋找它的歸宿。我最初關於翻譯文學的論述都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
然而，「創造性叛逆」這個命題的價值和意義遠不止於此，它還引發了我對翻譯的本質、翻譯的使命、翻譯中的「忠實觀」、譯者的隱身與現身、乃至「中國文學文化如何切實有效地走出去」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和探討，從而進一步展示了譯介學研究無比廣闊的理論空間和發展前景，也進一步豐富了譯介學研究的理論內涵。
不過這裡不無必要一提的是，自從我把「創造性叛逆」這一概念引入國內學界後，一方面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特別是翻譯界對它的高度關注和濃厚興趣，啟迪了他們對翻譯新的認識；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著名學者對這個概念也產生了諸多誤解與誤釋，他們詢問在翻譯時該如何把握創造性叛逆的「度」，還提出是否應該區分好的「創造性叛逆」和不好的、破壞性的「創造性叛逆」等問題。對這些問題我曾在《譯介學》（增訂本）[3]的相關章節中做過一些簡單的回應，這次兩家刊物推出的譯介學研究專輯表明，對於「創造性叛逆」等這樣一些譯介學的基本理念，顯然仍然存在著很大的闡釋空間。
▌三
也許是敝帚自珍吧，我認為我在《譯介學》裡提出的「譯作是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這一觀點應該更具原創價值。我在書中指出，如果說從語言學或者從傳統的翻譯學的角度出發，我們僅僅將文學翻譯當作一種語言文字符號的轉換的話，那麼當我們從文學研究、譯介學的角度出發去考察文學翻譯時，我們就應該看到它所具有的一個長期以來被人們所忽視的十分重要的意義：文學翻譯還是文學創作的一種形式，也是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取得了它的相對獨立的藝術價值。[4]記得1991年年底我在加拿大阿爾貝塔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期間首次發現埃文—佐哈爾的「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一文時，曾經相當激動並對之充滿期待。但我細讀後發現，埃文—佐哈爾關注的還是翻譯與譯入語語境中的文學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對這一關係問題，說實話，之前我國及其他許多國家的學者都已經注意到了，只是埃文—佐哈爾對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三種地位變化的分析更加深刻，且更具他獨特的價值與意義，不過他顯然並沒有對翻譯文學本身的性質和價值進行研究。這一點不免讓我有點失望，也有點不滿足。
而拙著《譯介學》首次指出，一部文學作品是可能具有多種不同的形式的。譬如經莎士比亞創作而成的《哈姆雷特》，起初具有的是戲劇的形式；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最初具有的是長篇小說的形式。然而，經過蘭姆姐弟的改寫，《哈姆雷特》就獲得了散文故事的形式；進入20世紀以後，《哈姆雷特》被一次次地搬上銀幕，這樣，它又具有了電影的形式。曹雪芹的《紅樓夢》也有同樣的經歷：它登上舞臺，取得了地方戲曲如越劇、評彈等形式，它也走入銀幕和螢屏，取得了電影、電視連續劇的形式。
接著，《譯介學》又把文學翻譯與改編作了比較，指出兩者的相似之處：改編大多是原作形式的變換，如小說變成電影，或戲劇變成散文故事等；文學翻譯則主要是語言文字的變換。但無論是改編還是翻譯，它們都有一本原作作為依據，且它們都有傳播、介紹原作的目的，尤其是當改編或翻譯涉及的作品是文學經典和文學名著的時候。
法國比較文學界權威刊物《比較文學評論》刊發謝天振教授論文
然而如果把改編與文學翻譯作一下比較的話，我們又會發現兩者有著一個實質性的區別：改編通過文學形式的變換把原作引入一個新的接受層面，但這個接受層面通常與原作的接受層面仍屬於同一個文化圈，如長篇小說《紅樓夢》的讀者與越劇《紅樓夢》的觀眾，屬一個相同的漢文化圈；翻譯卻是通過語言文字的轉換把原作引入了一個新的文化圈，在這個文化圈裡存在著與原作所在文化圈相異甚至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存在著相異甚至相去甚遠的審美趣味和文學欣賞習慣，如莎劇在中國的譯介就是這樣。翻譯的這一功能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翻譯遠遠超過了改編。這正如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所指出的，「翻譯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裡（指語言）」，「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
回顧人類的文明歷史，世界上各個民族的許多優秀文學作品正是通過翻譯才得以世代相傳，也正是通過翻譯才得以走向世界，為各國人民所接受的。西方經典中的荷馬史詩《奧德賽》《伊利亞特》，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喜劇，亞里斯多德、維吉爾等人的作品，假如沒有英語等其他語種的譯本，它們的傳播範圍和受眾會非常狹窄。這種情況在「小」語種文學，或者確切地說，在非通用語種文學裡更為明顯：試想，用波蘭語創作的波蘭作家顯克維支，用意第緒語寫作的美國猶太作家艾薩克·辛格，用西班牙語出版小說《百年孤獨》的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假如他們的作品在世界上只有原作而無譯作的話，他們的作品會被世人了解、世界性文學巨獎的桂冠會降臨到他們的頭上嗎？
然而，如果說，在把譯作視作與原作改編後的其他文學樣式一樣是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的問題上，人們還是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話，那麼，在涉及這些無數以譯作形式存在的文學作品的總體——翻譯文學的國別歸屬問題時，人們的意見卻開始產生分歧了。分歧的焦點在於：翻譯文學究竟是屬於本國文學還是外國文學？或者說，翻譯文學能不能視作民族（國別）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我們中國文學來說，翻譯文學能不能視作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譯介學》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一是釐清文學翻譯與非文學翻譯之間的差別，二是提出確定文學作品國籍歸屬的依據。
《譯介學》認為，文學翻譯和非文學翻譯分屬兩個不同的範疇。屬非藝術範疇的哲學、經濟學等學科的著作的翻譯，包括宗教典籍的翻譯，其主要價值在於對原作中信息（理論、觀點、學說、思想等）的傳遞，譯作把這些信息正確、忠實地傳達出來就達到了它的目的。而且毋庸贅言，當譯作把這些屬非藝術範疇的哲學、經濟學、佛學等著作所包含的信息（理論、觀點、學說、思想等）傳達出來後，這些信息，具體地說，也就是這些著作中的理論、觀點、學說、思想等的歸屬並沒有發生改變。譬如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一系列理論觀點仍然屬於馬克思。
但屬藝術範疇的文學作品的翻譯則不然，它不僅要傳達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還要傳達原作的審美信息。如果說，屬於非藝術範疇的作品中的基本信息（理論、觀點、學說、思想，以及事實、數據等）是一個具有相對界限的，也相對穩定的「變量」的話，那麼，屬於藝術範疇的文學作品中的基本信息（故事、情節等）之外的審美信息卻是一個相對無限的，有時甚至是難以捉摸的「變量」。而且，越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的審美信息越是豐富，譯者對它的理解和傳達也就越難以窮盡（在詩歌翻譯中這一點尤其突出），需要譯者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各顯神通對它們進行「開採」。文學翻譯家如果僅僅停留在對原作的一般信息的傳遞，而不調動自己藝術再創造的才能的話，那麼這樣翻譯出來的作品是不可能有藝術魅力的，當然也不可能給人以藝術的享受。因此，如果說藝術創作是作家、詩人對生活現實的「藝術加工」的話，那麼文學翻譯就是對外國文學原作的「藝術加工」。
如何確定文學作品國籍歸屬的依據，這是《譯介學》之後的文學研究者才會面臨的一個新問題，因為傳統的文學研究者通常是在國別文學的框架內進行他們的研究的，他們無需考慮作品的國籍歸屬問題。傳統的翻譯研究者也不會考慮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局限在從原文到譯文的兩種語言文字的轉換層面上，根本沒有想到過還存在這樣的翻譯研究問題。
然而，儘管如此，問題還是客觀存在的：你為何在編寫中國文學史時，選擇魯迅、茅盾，而不選高爾基、賽珍珠呢？是根據作家寫作時所用的語言文字嗎？顯然不是，否則世界上凡是用英文寫作的作家豈不都成了英美作家了？是根據作品的題材嗎？也不是，否則賽珍珠就可視作中國作家了。這裡唯一的依據，根據譯介學的研究，就是作家的國籍。
那麼翻譯文學作品的作家是誰呢？當我們手捧一本中文版長篇小說《高老頭》時，我們往往會脫口而出說它的作者是巴爾扎克。其實，我們這樣說時忽視了譯者的存在，因為巴爾扎克是不會用中文寫作的，我們此時所讀的作品是翻譯家傅雷在巴爾扎克的法文原作的基礎上再創造出來的作品。因此，嚴格而言，翻譯文學作品的作者是翻譯家。而根據翻譯家的國籍，我們也就不難判定翻譯文學作品的國籍歸屬了。
不難發現，譯介學研究從文學作品有多種存在形式這一角度切入，通過把翻譯與改編進行具體的比較，指出翻譯也是文學作品一種存在形式，從而揭示出了文學翻譯作品的獨特價值與意義，並最終為翻譯家及其譯作在譯入語文學文化語境裡找到了他們應有的位置。著名翻譯家方平生前對譯介學的這一努力推崇不已，他甚至建議我把《譯介學》的書名就改為《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這多有氣魄啊！」他對我說。我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因為譯介學的目標不止於此。
▌四
根據翻譯家的國籍，為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內找到了一席之地，卻並不意味著翻譯文學與譯入國文學是一回事。《譯介學》認為，翻譯文學是譯入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同時還應看到它是譯入國文學內相對獨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也就引出了編寫翻譯文學史的問題。
然而，在《譯介學》問世之前，國內翻譯界對翻譯文學史許多問題（如翻譯文學史與文學翻譯史之間的區別，翻譯文學史的編寫結構，如何確定翻譯文學史的起點，如何對翻譯文學史分期等）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也幾乎無人問津。從這個層面上而言，《譯介學》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似乎也體現出了一定的領先意識和獨特意義。
在《譯介學》看來，之前出版的以敘述文學翻譯事件為主的名為「翻譯文學史」的著述並不能視作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文學史，而只能視作「文學翻譯史」。《譯介學》指出，文學翻譯史以翻譯事件為核心，關注的是翻譯事件和歷史過程的歷時性線索，而翻譯文學史不僅注重歷時性的翻譯活動，更關注翻譯事件發生時所處的文化空間，譯者翻譯行為的文學和文化目的，以及外國作家在譯入國（如中國）文學視野中的傳播和被接受情況。
對翻譯文學史的性質及其編寫問題的研究是譯介學研究提出的一個富於個性特色的研究命題。《譯介學》指出，翻譯文學史究其實質是一部文學史，所以它應該與其他文學史一樣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即作家、作品和事件。只是翻譯文學史中的這三個基本要素與一般的文學史有點不一樣：翻譯文學史中的「作家」指的是翻譯家和原作家，「作品」指的是譯作，而「事件」則不僅指的文學翻譯事件，還包括翻譯文學作品在譯入國的傳播、接受和影響等事件。因此，編寫翻譯文學史不僅要勾勒出文學翻譯的基本面貌、發展歷程和特點，還要在譯入語文學自身發展的圖景中對翻譯文學的形成和意義作出明確的界定和闡釋。
季羨林與謝天振
《譯介學》提出，編寫翻譯文學史首先要認定和承認翻譯家在翻譯文學史裡的主體性和地位。以中國為例，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上就出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翻譯家，如林紓、蘇曼殊、馬君武、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傅東華、朱生豪、傅雷、梁實秋，等等，他們的文學翻譯活動使得外國文學的圖景生動地展示在了中國讀者的面前，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翻譯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內容，他們是中國翻譯文學史中理所當然的「作家」。
翻譯文學史裡的另一個「作家」是原作家。《譯介學》建議不要提「原作家」，而改提「披上了譯入語國家外衣的外國作家」，因為一提「原作家」，不少人就會把他（她）與源語國那個作家混為一談了。而翻譯文學史要關注的是已經譯介到譯入語國家來的「原作家」，對於他們及其作品最初的譯介情況，其作品在各時期的翻譯出版情況和被接受的特點，尤其是某具體作家或作品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譯介情況，都應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描述和闡釋。
《譯介學》在對翻譯文學史進行研究時特別強調不要把翻譯文學史混同於譯入語國的社會發展史，而應該尋找能夠體現翻譯文學史自身發展特點的歷史節點。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在主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一書時，沒有像某些同類著述那樣簡單地把「五四」照搬為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的起點，而是選擇了更具翻譯史自身特點的1898年作為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的起點。
在《譯介學》看來，由於翻譯文學史的獨特性質，翻譯文學史實際上也同時是一部文學交流史、文學影響史、文學接受史。這一觀點大大拓展和豐富了翻譯文學史的研究價值與編撰意義。
▌五
毋庸諱言，以上所述表明，出版於20年前的拙著《譯介學》主要探討的還是翻譯文學的性質及其國別歸屬，以及由此帶出的關於編寫翻譯文學史的一些思考。但這並不意味著由譯介學理論指導的譯介學研究僅限於對翻譯文學和譯介過程的研究。曾有朋友對我說：「謝老師，我們正在做文化外譯的研究，但把你的《譯介學》從頭到尾翻了好幾遍，卻沒有發現書裡有這方面的論述。」我跟他說：「當初我寫《譯介學》主要是要解決翻譯文學的地位及其歸屬問題，對翻譯過程的研究也主要與『譯入』有關。譯介學涉及的其他問題，包括文化外譯問題，我是在之後的文章和著述中展開的。」事實上，在《譯介學》出版後的20年時間裡，我發表了近百篇論文，出版了近十部與譯介學研究直接有關的論著和教材，包括《譯介學導論》[5]、《翻譯研究新視野》[6]、《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7]、《海上譯譚》[8]、《超越文本超越翻譯》[9]、《隱身與現身——從傳統譯論到現代譯論》[10]《海上雜談》[11]等，以及本書《譯介學概論》。在這些文章和著述裡，讀者也許能夠發現譯介學理論在我筆下不斷地在拓展和深化。
這裡不妨以三本以「譯介學」命名的著述為例簡單說明一下。出版於20年前的《譯介學》共六章，其內容實際上是三大塊：第一、二章是譯介學研究的歷史背景和當下語境的概述，第三、四章是對「創造性叛逆」概念的闡釋和對翻譯研究與文化差異之間的關系所展開的分析，第五、六章則是展示我對翻譯文學性質、地位、歸屬以及翻譯文學史的獨特思考和觀點。而出版於2007年的《譯介學導論》[12]就擴展至十章，其最明顯的拓展有兩塊：一是第一、二章中把譯介學研究明確地與當時中外譯學界的研究結合起來，指出了譯介學研究與當時國際譯學界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之間的關係，同時對國內譯學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認識上的一些認識誤區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二是在繼承《譯介學》關於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史的觀點的基礎上，以三章的篇幅，引入當時國際學術界的前沿文化理論解釋學、解構主義、多元系統論，並以此為理論視角對翻譯進行了別開生面的闡釋，展現了翻譯研究的新的發展空間。
至於本書《譯介學概論》，其實本來並不在我今年的寫作計劃之內，但因為要給與共和國同齡的母校——上海外國語大學的70周年校慶獻禮，而我又不想拿某一本現成的書充數，便在原先的《譯介學》和《譯介學導論》（以下簡稱「導論」）等著述的基礎上，補充、擴展成為一本《譯介學概論》（以下簡稱「概論」）。
從目錄看，「概論」的結構布局只有六個章節，但其實《譯介學》關於翻譯文學和翻譯文學史的內容、「導論」關於翻譯研究與當代文化理論關係的內容等都已收入其中。而不無必要一提的是，在上述內容以外，「概論」還新設了一章「譯介學與文化外譯理論的探索」，其中的第一、第二兩個小節把我近年來關於文化外譯理論的思考也全都囊括進去了。第一節分別對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成功經驗和西方翻譯史上傳教士成功的外譯實踐進行了分析。我提出，在我國的佛經翻譯史上曾經有不少「外來和尚」參與並主導了佛經翻譯，他們的這種翻譯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也是一種「文化外譯」，他們的成功經驗應該可以為我們當下的文化外譯提供借鑑。至於西方翻譯史上的傳教士，如果撇開其中的宗教因素不談，我認為他們是中西翻譯史上從事文化外譯最成功的人，他們的一些做法，如利瑪竇崇尚的「不以我為主」、傳教時「一手拿福音書，一手拿幾何原本」等主張，都是可以讓我們今天在從事文化外譯活動時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的。第二節也先從歷史的角度，對中西翻譯界的一些基本理念（如「翻譯要忠實原文」「原文至上」「信達雅」等）的形成與演變進行了梳理。然後指出，我們當下在從事文化外譯時片面地理解了這些建立在「譯入」經驗基礎上翻譯理念，看不到「譯入」與「譯出」的差異，更認識不到譯介學的基本規律，而是急於求成，希望一蹴而就，結果卻事與願違，導致我們文化外譯的實際效果至今還不是很理想。其中的癥結就在於我們片面理解了長期在翻譯界佔主流地位的某些翻譯理念，忘記了翻譯的「初心」——實現跨語言、跨文化的切實有效的交際。
該章的第三節「三則國際翻譯日慶祝主題的啟示」分別對2009年、2012年、2015年國際譯聯頒布的三則慶祝主題進行了我獨有的解讀和闡釋。2009年的慶祝主題是「Working Together」（中國譯協網站譯為「攜手合作」，我譯為「合作翻譯」），我結合國內外翻譯界的現實變化指出，我們今天的翻譯行為和活動已經從「書房」進入了「作坊」，翻譯已經進入到了一個職業化時代，它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行為，所以需要「攜手合作」（實為「合作翻譯」）。這裡我提出了「翻譯已經進入了職業化時代」觀點，這個觀點對國內翻譯界來說尚屬首次，應該還是有點新意的。
2012年國際譯聯的慶祝主題是「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國譯協會員電子通訊上的譯文為「翻譯與跨文化交流」，我譯為「翻譯即跨文化交流」），我認為這個主題算不得新鮮，但國際譯聯把它用作慶祝主題顯然有它的用意。在我看來，是當前這個特定的時代語境促使國際譯聯把「翻譯即跨文化交流」這個並不算新鮮的話題確定為2012年的國際翻譯日慶祝主題，並以此號召全世界的翻譯工作者關注翻譯和翻譯研究的本質目標——推動不同民族、國家間的跨文化交流。環顧當今國內外的翻譯現狀，我們應該能夠發現我們的一些翻譯工作者和翻譯研究者有時似乎恰好是在翻譯的這個本質目標上偏離了甚至迷失了方向，從而把翻譯只是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語言文字的轉換行為，把翻譯研究的對象也只是簡單地定位在探討「怎麼譯」「怎樣才能譯得好、譯得準確」等問題上。為此我呼籲，我們「有必要儘快調整自己原先對翻譯的那種狹隘的、有失偏頗的認識，而應積極響應國際譯聯的號召，站到一個廣闊的跨文化交流的平臺上，無論是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還是在自己的翻譯研究中，拓寬自己的視野，『通過自己的專業勞動使跨文化理解更上一層樓』，從而切實有效地『推動跨文化交流，進而促進文化繁榮和提升所有人的文化素養』。」
謝天振（左三）在上外高級翻譯學院第一批翻譯學博士畢業典禮
2015年國際翻譯日的慶祝主題是「The Changing Fac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中國譯協網上提供的譯文為「變化中的翻譯職業」，我譯為「變化中的翻譯面貌」）。我很推崇這個主題，認為它很契合當今口筆譯翻譯面貌所發生的變化，從而給我們展示出了一個嶄新的翻譯時代，促使我們必須結合當前時代語境的變化，重新思考翻譯的定位及其定義——這也正是我這幾年來一直在呼籲、倡導譯學界認真思考的問題。所以我最後說：「三則國際翻譯日的主題，應該能對我們從事中國文學文化外譯，乃至深入思考文化外譯理論與實踐問題予以深刻的啟示。」
回顧我的譯介學研究之路，我發現也許可以把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89年發表第一篇譯介學論文「為『棄兒』找歸宿——翻譯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到1999年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譯介學》的出版，這是我的譯介學理論思想的醞釀、探索、形成階段，時間正好是10年；第二階段是從《譯介學》的出版到眼下這本《譯介學概論》的完成，時間長達20年，它見證了我的譯介學理論思想的確立、完善和拓展的全過程。與此同時，它還見證了譯介學理論從最初的僅屬某個學者的個人探索逐漸發展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13]，它還見證了譯介學理論作為中國翻譯學學者的原創性理論正在逐漸地走出國門，為國際譯學界所接受。[14]從這個意義層面上而言，我很感謝學校科研處借學校校慶70周年的時機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可以把我的譯介學理論思想相對比較完整集中地納入同一本書內。當然，毋庸贅言，儘管「概論」把我的譯介學理論思想相對比較完整地展示給了讀者，但如果有哪位讀者對譯介學理論真正感興趣並想投身這方面的研究的話，那恐怕還是得把我的兩本個人論文集《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超越文本 超越翻譯》、兩本個人學術散文集《海上譯譚》、《海上雜談》以及由我牽頭組織編撰的《中西翻譯簡史》等著述結合起來一起閱讀的。
最後，我覺得有必要強調一下的是，儘管說起來我算是國內學界最早倡導譯介學理論研究並對譯介學理論思想發展作出較多努力的學者，但隨著譯介學理論的不斷發展以及研究隊伍的不斷擴大，譯介學理論思想也在不斷地拓展和豐富，一批著名專家學者也都就譯介學的理論建設作出了各自的貢獻，而一批青年學者也正脫穎而出，成為譯介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接班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譯介學理論早已經不再屬於某個學者個人所有，它融入了集體的智慧，屬於中國比較文學和中國翻譯學的集體理論庫，同時也是中國學界對國際學術界的集體理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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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2期推出一組討論「創造性叛逆」的文章，分別是謝天振的「『創造性叛逆』：本意與誤釋——兼與王向遠教授商榷」、耿強的「範式創新與本體論話語——對譯文學的一個批評」、劉小剛的「創造性叛逆：挪用還是生發？——與王向遠教授商榷」和張瑩的「理論評價的三個原則和三個誤區——以針對『譯介學』的評價偏差為例」；《外語學刊》2019年第4期推出「翻譯研究：譯介學專題」，也涉及對「創造性叛逆」的討論，分別是謝天振的「譯介學：理念創新與學術前景」、宋炳輝的「外來啟迪與本土發生：譯介學理論的中國語境及其意義」、廖七一的「譯介學與當代中國翻譯研究的新發展」、周彥的「譯介學中的『譯』與『介』」、林嘉新和陳琳的「詩學徵用與文學變異：美國漢學家華茲生英譯蘇軾詩詞研究」。
[2]「如果大家願意接受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背叛這一說法的話，那麼，翻譯這個帶刺激性的問題也許能獲得解決。說翻譯是背叛,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裡（指語言）；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王美華、於沛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37—138頁。）
[3]謝天振：《譯介學》（增訂本），譯林出版社，2013年。
[4]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譯作：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
[5]謝天振：《譯介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8年第二版。
[6]謝天振：《翻譯研究新視野》，青島出版社，2003年；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福建版相較青島版有較大的增補和修訂。
[7]謝天振：《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8]謝天振：《海上譯譚》，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9]謝天振：《超越文本 超越翻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
[10]謝天振《隱身與現身—從傳統譯論到現代譯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11]謝天振：《海上雜談》，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
[12]《譯介學導論》是在2003年出版的《翻譯研究新視野》的基礎上編寫而成。由此可見，譯介學的思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一步一步發展而來的。
[13]自拙著《譯介學》出版以後，國內眾多比較文學教材都設置了有關「譯介學」的專門章節。
[14]國際著名出版社Routledge、Peter Lang、Springer都有意把《譯介學》或《譯介學導論》納入他們的翻譯出版計劃，而《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推薦選題目錄》也把《譯介學導論》列入它的目錄之中。
來源 | 高級翻譯學院、黨委宣傳部
原標題：《SISU┆譯思長存：深切緬懷上海外國語大學謝天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