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相撲運動是日本的國技，追根溯源，其實在中國古代也有相撲運動，只不過叫法不一，有稱「角牴」的，也有叫「爭交」的，唐代隨日本遣唐使傳入島國。隨著歷史的演進，到了宋代，百姓正兒八經地把這項運動稱作相撲，而且開展得如火如荼，不僅有男人參賽，更有女流加盟，是坊間頗受歡迎的一種大眾娛樂形式，達到了全民參與的程度，連皇室成員、王公貴族都願意屈尊駕臨民間樂園「勾欄瓦舍」一睹為快。
女子相撲在當時堪稱京城汴梁的旅遊名片，是最能吸引看客眼球的一項娛樂表演。就像現在河南開封清明上河園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歷史故事一樣，非常火爆。與說書唱戲不同，相撲是個力氣活，極具競爭性，「賽關索」、「囂三娘」、「黑四姐」……只這些雖然粗獷但是與女人沾邊的藝名就足以調動人們的好奇心，再加上孱弱的女子相互角力，而且是赤膊上陣、香汗淋漓，在那個「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封建時代，這樣的運動想不火爆都難。
當時的女子相撲，多安排在男子相撲前進行，作為開場。主辦方的目的十分明確，打女人牌熱場子可以聚集人氣。身懷絕技的「女颭」(女子相撲選手)們擂臺上驚豔一立，立馬會招攬成群的看客。不過最吸引人的看點還不是比賽本身，而是選手們的大膽著裝，基本上都是輕裝上陣。具體到什麼程度，史書上沒有詳細說，但有宋代「裸戲」的記載，想必和現在的日本相撲差不多，能不遮蓋的地方儘可能地省略掉。
如果說市井小民閒暇之餘圖個樂子，裡三層外三層地爭相圍觀似乎還情有可原，因為獵奇原本就是人類的天性，可是貴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顧身份和後宮佳麗來湊熱鬧，就有些出格了。
嘉祐年間的一個上元節，宋仁宗趙禎偕后妃，到宣德門廣場與民同樂。當時，廣場上正進行熱鬧的百戲表演。這些民間技藝、雜技雜耍並沒有引起宋仁宗的興趣，就在即將返回皇宮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正在火爆上演的女子相撲表演，一下來了興致，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觀摩之中。估計這些女子相撲選手們的靚麗風採和精湛技藝打動了仁宗，他當即指示隨行人員對這些選手賞賜銀絹予以獎勵。皇上的賞賜讓選手們興奮不已，表演愈發賣力，精彩場面時有顯現。
秀色可餐的女子相撲表演，讓仁宗皇帝意猶未盡，可是卻激怒了一位頗有名望的朝臣——負責為聖上寫起居注的史官司馬光，司馬老先生認為仁宗此舉太過輕浮，在宣德門廣場如此神聖的地方，上演這種很有礙觀瞻的「裸戲」本就十分荒唐，皇上不僅不帶頭抵制，加以取締，反而在大庭廣眾之下帶頭欣賞，不但自己看，還讓后妃一同看，簡直豈有此理。於是在自己史官身份的加持下，毅然決然地遞上一道摺子《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司馬光強烈建議：「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令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為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為導上為非禮也。」對仁宗皇帝的「不檢點」提出公開批評，並強烈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城市管理，對此類傷風敗俗的演出，開展一次集中「清零」行動，嚴令「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為戲」。儘管司馬光的批評建議掃了宋仁宗的「雅興「，但宋仁宗卻沒有理由反駁，畢竟這些綱常倫理，禮法制度，做天子的應該率先垂範，帶頭遵守才對。因此，在東京街頭風行一時的女子相撲遊戲從此大為收斂，以致最終銷聲匿跡。
司馬光認為，「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臝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汙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 作為臣下，司馬光當然不可能直接罵皇帝「不成體統」、「罔顧朝廷體面」，而是給他了一個臺階，說他受了奸臣的蒙蔽和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