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媽祖與「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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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路」是財富的源泉，振興「海上絲路」是時代的偉大構想；「媽祖」是中國人民送給世界人民「海上絲路」的「平安符」。

 

提起「一帶一路」，就不得不說煙臺港，因為這裡不僅是海上絲路以及沿海經濟帶的重要一環，也是東海絲綢之路的始發站。很早以前，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就有南北兩條航線，南部航線從浙、閩、滬、粵等地的港口出發，南下到印尼、馬來和菲律賓等南洋諸國以至更遠的地方，即南海航線；北部的海上絲綢之路則從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等地的港口出發，遠航到高麗（今朝鮮、韓國）和日本等國，即東海（或北部）航線，這南北兩條航線對繁榮經濟、促進中外貿易發展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深遠的歷史影響惠及子孫萬代。

煙臺港

據《芝罘區志》，遠在漢代時期，芝罘海口就是中國同日本、朝鮮及東亞諸國交往的重要海上通道之一。公元631年，唐貞觀五年，日本小野妹子率領的遣唐使船隊在煙臺登陸。自唐代以來，芝罘海口就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起點；北宋時期遣秘書丞直史館陳靖、秘書丞劉式，經由境內出使朝鮮，見時常有朝鮮船隻遭遇風暴刮至芝罘境內海岸，命地方當局予以慰問、贈糧遣返。1861年煙臺開埠之後，煙臺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外國政府官員以及傳教士、商家紛至沓來、外事活動日益頻繁。上述史料都無可爭辯地表明，煙臺的芝罘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環和起點之一。雖然海上絲綢之路在1913年才由法國的東方學家沙畹首次提及，但是芝罘的海上絲路成型於春秋戰國時期，興於唐宋，是已知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之一，其歷史要遠遠早於長安（今洛陽）和敦煌的陸上絲綢之路。眾所周知，天下商人出粵浙，天下絲綢屬蘇杭。中國絲綢又以閩浙為代表，因此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在北方，遠航的船隊都絕對少不了南方船幫的身影。這些南方「大軍」或直接運送中國特產到朝鮮和日本，或先運到膠東半島做周轉，經年累月把大量的南方特產和習俗帶到了北方。早在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蠶織技術，就是從山東半島渤海灣走水路抵達朝鮮的。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赴朝避難，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從山東半島出發，通過朝鮮半島由環流可直達日本。傳說秦始皇為求長生不老曾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東渡日本，傳播養蠶技術，日本人民尊祀徐福為「蠶神」。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獲取江浙出產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此時的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宋代和元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明代是中國商品經濟突飛猛進的一個歷史轉折點，也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其從中國輸入的生絲、絹、緞難以計量。有關歷代南方各地對日、朝貿易的史實記錄，很多都是與煙臺港息息相關的，因為直航日朝往往距離過遠，航海技術還不發達，很多船隻遇到風浪便會駛入芝罘灣避風，日久天長，芝罘就成了很多南方客商的第二故鄉。很多敏銳的南方人看到了巨大商機，他們不惜拖家帶口，在煙臺安營紮寨闖天下。於是就出現了「廣東街」和「福建會館」 「潮州會館」和後期的「廣東旅煙同鄉會」「四明會所」等等。早在煙臺開埠之前，來煙臺創業的南方客商人數並不是太多，但是他們的能量和歷史影響力卻不可低估，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南方的竹器、紙張、南果、南雜貨和綾羅綢緞以及豐富多樣的飲食，更重要的是還給煙臺帶來了他們的文化，「媽祖」信仰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煙臺碼頭的興建是從市區的「西河」入海口（今「西南河」）開始起步的，碼頭的選址與南方船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早期的西河入海口就像一個巨大的喇叭口，又像一頭巨鯨的尾鰭，舒展地橫臥在芝罘大地上，這裡曾經孕育了煙臺數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融合了無限風光與歷史傳奇。

早期的煙臺並無碼頭，海灘是風平浪靜的自然海灣形態。相傳元末（有說明末）某日黃昏，一艘福建漁船，靠在西河口的海灘上，從船上踉踉蹌蹌地跳下幾個漁民，他們奔跑到沙灘上，面向南方的天空，跪倒便拜。他們是在跪謝媽祖女神，因為不久前他們途徑成山頭時，突遇驚濤駭浪，危急之中，眾人向媽祖祈求保佑，結果海神顯靈，指引船隻來到了風平浪靜的芝罘海灣，他們躲過劫難，死裡逃生。為了答謝媽祖危難之際的救命之恩，這些船民搭建了「媽祖廟」，塑造了媽祖像，這就是民間口口相傳的西河東岸三間草屋建大廟的來歷，很多史料均有記述。至此，「媽祖」正式在芝罘「登陸」紮根，經過幾百年的文化融合，媽祖便與北方的海神娘娘合二為一，創造了南北文化大交融的佳話。許多年之後，煙臺人在「媽祖」登陸之處興建了煙臺港，媽祖在指點迷津的同時，也保佑煙臺的漁民。

媽祖像

據《煙臺房地產志》（討論稿）：煙臺的貿易早在唐宋時期已是萌芽狀態，成為通往日本、朝鮮的絲綢通商口岸；至元代，南北船運暢通，煙臺海灣遂成為重要的停泊地；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南北通商，往來船舶頻繁，漁業達到最發達時期，此後船舶日益增多，當時的西河北口海灘，因具有天然的避風條件而成為停泊帆船、漁船的集中點。《煙臺海關史概要》記述：明初，芝罘灣已成為海上交通和捕撈漁船的重要停泊避風港，年有「舟師數萬」；期間，廣州、福建、寧波、錦州等外地商船往來頻繁、貿易興隆。這些記述，完整而清晰地再現了煙臺開埠之前原始狀態的西河入海口的情形，再次表明這裡確為煙臺港的發祥地，也完全表明這裡就是東方海上絲路的始發站之一。煙臺港從早期的自然港灣，再到人工形態的碼頭和作業港，今天已發展成為極具規模的北方現代大港，其間經歷了若干年的演變和擴建。眾所周知，煙臺開埠是和《中英天津條約》密不可分的。1858年（鹹豐八年）6月26日，清欽差大臣與英國全權代表在天津籤訂。條約及另附《專條》的主要內容有：（1)英國派公使駐北京，並在通商各口設領事館；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臺灣（臺南）、潮州（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鎮江、南京為通商口岸；（2)耶穌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傳教；，（3)英國人可往內地遊歷、通商，並可在各通商口岸租地蓋房、設立教堂、醫院、倉庫等；（4)英商船可在長江通商各口往來。由此可見，煙臺開埠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威懾下，與營口、潮州、南京等沿海城市同步對外開埠的，同屬近代中國被動開放口岸。但是也正是被迫開埠，煙臺和其他兄弟城市一樣，才趕上了現代港口建設和經濟繁榮的早班車；從此煙臺西風漸進，西式建築和教堂以及大批的洋貨進入了人們的視線。煙臺開埠是以大名鼎鼎的東海關成立為起點的。東海關為晚清中國北方第一大關，統管北到東北和渤海灣、南到東海等廣袤區域的通關貿易事宜，東海關在煙臺的設立，把煙臺徹底推向了歷史的前沿陣地，城市知名度迅速提升，世界影響力如日中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煙臺開埠後，對外貿易勢不可擋，南北貨物交流日趨頻繁，看到了更大商機的南方客商不再滿足於小打小鬧地在煙臺闖天下，而是迅速擴大經營領地和產業規模。於是一批批南方人舉家遷往煙臺，在謀生計的同時，也進一步全面帶動了南北經濟、文化的大交融和發展。

海內外商貿的繁榮發展，吸引了全國和世界各地的人們前來大顯身手，猶如滾滾洪流，浩浩蕩蕩，一發而不可收，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一股「闖煙大潮」。

據《芝罘區志》記載，在明末年間，煙臺人口約為2500人；煙臺在清末開埠後，船舶往來，商賈雲集，人口日益增加。至清光緒七年（1881年），人口增加到約29000人（其中外僑250人），遷入的人口大多從事漁業、工商業經營，因各業迅速發達起來，吸引著國內外經營者大量湧入，人口不斷增加；至民國初年，人口增加到62806人（其中外僑1289人）。1931年後，災荒和軍閥混戰，農村大批人口逃來避難，至1936年人口猛增到18萬人，達到建國前的人口峰值。因為開埠早，煙臺成為山東省內最早的開放城市，擁有省內最早的現代化港口，急需大量的勞動力，這無疑是催生短期內人口劇增的主要原因。在這些外來人口中，南方客商及其家眷佔有很大的比例，這一點從近代修建的遍布於煙臺大街小巷的粵、閩、浙、贛等南方省市的異鄉會館和會所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的印記和脈絡。這些南方商界精英的到來，雖然主要從事南貨北運和對外貿易，但是對於中外、南北經濟文化的促進和交流的巨大作用和強大慣性卻是難以估量的，至今還在影響著他們的後代子孫。如今，源之於煙臺西河入海口的煙臺港，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北方大港；當年從福建不遠萬裡而來的「媽祖」，也早已入鄉隨俗，在膠東和遼東沿海「繁育子孫」，在大連、青島、煙臺，甚至在南韓、日本，到處都可以看到「媽祖」手擎航海明燈的身影，祖國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千百年來一直在散發著勃勃生機。東海「海上絲路」是煙臺的，也是世界的；「媽祖」是福建的，也是煙臺的，更是世界的；繼承和傳承這些寶貴的經濟文化遺產，研究和發掘這些珍貴的歷史史料，對於打造新時代的世界經濟命運共同體，無疑具有深刻而長久的重大意義，其歷史和現實的借鑑意義亦不可低估。「海上絲路」是財富的源泉，振興「海上絲路」是時代的偉大構想；「媽祖」是中國人民送給世界人民「海上絲路」的「平安符」；中國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則是中國人民送給「海上絲路」的「定心丸」，有了這顆「定心丸」和這道「平安符」，新時代的未來「海上絲路」，必將如日中天，宏偉藍圖的實現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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