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1 09:30:44 華夏經緯網
社會上有一種印象，覺得毛澤東喜歡鑽中國古書，不大願意讀西方著述，對西學不了解。毛澤東讀中國古代文史著述確實比讀西方著述要多，而且興趣更大。但不能說他對西學不了解，或不願意讀。事實上，毛澤東對西方著述不僅有興趣，所讀在他那個時代並不算少。
青年時代，毛澤東自覺地接觸西學，那時叫「新學」，是從1910 年秋到東山小學堂讀書開始的。1912 年秋冬之際，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定王臺圖書館自學了半年，後來談到自學的內容，給他印象最深的，主要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著作，孟德斯鳩、盧梭的法律學和政治學著作，約翰?穆勒的邏輯學著作，斯賓塞的社會學著作等，基本上是嚴復翻譯的。應該說這是青年毛澤東一次比較系統地對西學的接觸和了解。特別是孟德斯鳩、盧梭的著作，屬於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的代表作，對法國大革命產生了直接影響，是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及其成因的必讀之書。毛澤東1959 年5月15 日會見智利政界人士時回憶說: 我那時相信康德的唯心論、無政府主義，「我崇拜過華盛頓、拿破崙、加裡波第，看他們的傳記。我相信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是資產階級那一套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51 頁。)。讀西學著述，在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思想探索中產生了不小影響。
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更加注重閱讀譯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書刊。在當時，所謂「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實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政治思潮。毛澤東當時對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學家諸如託爾斯泰、克魯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羅素等，很感興趣。1920 年6 月7 日給黎錦熙信中，他說自己「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只這三科。哲學從『現代三大哲學家』(指柏格森、羅素、杜威——引者注)起，漸次進於各家」(《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7頁。) 。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毛澤東也主要向讀者推薦譯介西學的著述，包括柏拉圖的《理想國》，羅素的《政治理想》、《社會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現代教育趨勢》等。毛澤東那一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較過程中，來尋求自己的「精神驛站」的。毛澤東最終選擇信仰馬克思主義，也是通過對西方各種政治主張和學說進行反覆比較後才得以確定的。
從延安時期開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毛澤東了解西學的一個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學之一種，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後，才把它從西方思想文化中獨立出來。讀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學、經濟、政治、文化、歷史；不了解這些領域的西學基本內容，就難以讀懂馬列，就弄不清楚馬列主義產生和發展的來龍去脈。列寧有本《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是他讀黑格爾《邏輯學》所作的筆記，毛澤東就很喜歡讀，經常引用該書的一些話。他在 1970年 9月 19日提出領導幹部要加強學習時，就舉例說：要使大家知道馬列主義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就應該讀《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38頁。)
讀馬列當然不能代替直接讀西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讀談西學，比較從容和寬泛。1949年訪問蘇聯時，他集中看了幾十部俄國和歐洲的歷史人物傳記影片，例如《彼得大帝》、《拿破崙》、《庫圖佐夫》等。擔任翻譯的師哲回憶：毛澤東拜會史達林時，史達林對他講，「毛澤東真聰明，有空就看人物傳記片，這是了解歷史最簡捷的辦法。」(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41頁。)到了晚年，毛澤東還讓出版機構把一些西學著述印成大字本給他讀，包括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海思、穆恩、威蘭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國福爾寫的《拿破崙論》，蘇聯塔爾列寫的《拿破崙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楊振寧的《基本粒子發現簡史》，等等。
毛澤東讀西學著述，並非漫無目的。比較起來，他更感興趣、更為注重和讀得更多的，是西方哲學、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學這樣三類。
(一)關於西方哲學，毛澤東說，它 「是我們的先生」。
對西方哲學，毛澤東了解得比較多的是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英美哲學。 1964年 2月 9日在一次同外賓的談話中，毛澤東曾梳理過自己對西方哲學的認識：
蘇格拉底注重倫理學，他不是唯物主義者，也不是辯證法的理論家，但是他注意研究倫理學和憲法，同敵人作鬥爭。他的一輩子過得不開心，結果死得也很慘。柏拉圖是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他寫了一本書叫《理想國》，他發展了唯心主義。後來的亞里斯多德批評了他的唯心主義。亞里斯多德是一位大學者，比前面兩人的水平高，他對於自然科學的許多方面有研究，批評了柏拉圖的唯心主義，創立了形式邏輯。歐洲在中世紀時，對亞里斯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較近代的德國，康德的老師就是亞里斯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學中的星雲學說是他創立的，此人還搞了十二個範疇，這十二個範疇都是對立的統一，但他不能解釋這些問題，他說事物的本質是不可知的，他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黑格爾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他大大地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即客觀的辯證法。他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寧的先生，也是我們的先生。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沒有康德、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13頁。)
這段話的核心意思，是強調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能割斷它和西方哲學史的聯繫。關於毛澤東對近代德國哲學的了解，有個實例值得一提。德國生物學家和哲學家恩斯特?海克爾，在自然科學領域是唯物主義代表和無神論者。毛澤東 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時讀過一本《赫克爾一元哲學》。新中國成立後，翻譯出版了海克爾的代表作《宇宙之謎——關於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 1975年 10月 30日，毛澤東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施密特時，對他講：我對黑格爾、費爾巴哈、康德，還有海克爾的書感興趣。接著問在座的外賓，是否看過海克爾的著作，結果只有施密特說看過，其他外賓有的說沒有看過，有的還不知道海克爾其人，中文翻譯甚至將海克爾譯成了黑格爾，毛澤東立刻糾正，「是恩斯特?海克爾」。施密特後來在他的回憶錄《偉人和大國》中也說，他和毛澤東花了十分鐘的時間，討論了「海克爾那部粗糙的唯物主義著作《宇宙之謎》」。
正是在閱讀西方哲學的過程中，毛澤東深切地感受到哲學作為認識工具和理論武器，總是為現實服務的，並反映和支持著各國的現實需要。對此，他在 1959年底 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頗有體會地說：「資產階級哲學家都是為他們當前的政治服務的，而且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都有新的理論家，寫出新的理論。英國曾經出現了培根和霍布斯這樣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法國曾經出現了『百科全書派』這樣的唯物論者；德國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者。」(《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4卷，第250—251頁。)雖然都是唯物論，但「各有特點」。沒有對近代西方各國哲學的了解，不會有這樣具體的認識。這段話的意思也很明顯，就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要適應中國的現實需要來發展和創新。
(二)關於西方近代歷史，毛澤東說，「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幾個國家的革命史」。
毛澤東 1970年 5月 1日會見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時，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幾個國家的革命史，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德國革命。」(《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296頁。)毛澤東注重閱讀西方近代史，原因大體如此。
在毛澤東看來，西方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一些內容和過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經驗可作參考。比如，如何解決反對封建主義的任務問題，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革命總是從弱到強的問題，等等。美國記者白修德在《不可磨滅的印象》一文中說，毛澤東在延安同他談話時，「精確地論述西歐的土地佔有情況和封建主義」。「他又進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國情況同一位外國記者在瓦利福奇會晤華盛頓所看到的美國革命情況相比較。他說：在外國人看來，也許延安各方面的情況都很落後，就像他們當年也許只看到了華盛頓簡陋的司令部而沒有認識到華盛頓的主張能使他取得勝利一樣。他問道：喬治?華盛頓有機器嗎?喬治?華盛頓有電力嗎?沒有。英國人雖然擁有這些東西，可是華盛頓勝利了，因為人們擁護他。」
1950年 6月中旬，劉少奇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其中談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問題。毛澤東看到這個報告後，覺得西方的事情很複雜，資產階級革命在西方各國的方式及結果，並不完全一樣，因此西方近代土地所有制的變革和中國進行的土地改革，不好籠統類比。於是給劉少奇寫信：
「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法國在拿破崙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國是經過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並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義大利大體也是如此，但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則封建的土地制一直嚴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後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極不徹底的『土地改革』，現在仍有嚴重的封建主義。美國則從來沒有封建主義，由歐洲移民進去一開始就生長資本主義的農業，故農村市場特別廣大。只有林肯時代解放美國南部幾州的農奴，是一種反奴隸制的鬥爭。各國歷史既如此複雜，大都和我國現在這樣先進行土改，後發展工業的情況不相同，故以不寫國際歷史一段為宜。」(《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60頁。)
毛澤東閱讀西方近代史，不僅從政治角度把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作為中國革命實踐的必要對照，還注意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過程和經驗。 1962年7月 15日，在會見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拉希迪時談到東西方社會的差距，毛澤東說：我們都讀過西方國家的歷史和西方國家的小說。西方國家在17世紀、 18世紀還是落後的。 18世紀，他們的小說中還沒有提到鐵路、火車、電燈、汽車，他們那時還沒有這些東西。到了 19世紀，他們的這些東西也還不多。巴黎公社起義時的工人階級，也主要是手工業工人，是規模比較大的作坊，好幾十個人在一個作坊勞動，主要是手工勞動，機器不多。西方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這一百多年的事。毛澤東由此得出結論：在經濟上，在自然科學和技術上，我們亞非國家比他們落後。但是只要我們共同努力，經過幾十年，我們可以改變這種落後狀態。
在西方近代史中，毛澤東最注重了解的是法國革命史，這方面的著述讀得比較多。 1970年 5月 1日，他同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談到：寫法國革命史的人很多，讀過法國馬蒂葉寫的法國革命史，有朝氣；讀過一個蘇聯人寫的，太簡單；還看過一個英國人寫的，英國人寫法國的事，總是要罵娘的了。毛澤東還經常同法國以及非洲的法語國家外賓，討論法國大革命史中的一些細節。 1972年 7月 10日，他同來訪的法國外長舒曼，詳細談到法國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頭，全歐洲進攻法國的事情。談到山嶽黨領袖羅伯斯庇爾，是一個鄉下小律師，初到巴黎時說話結結巴巴，他就依靠那個長褲黨幹了起來。談到拿破崙一戰成名的土倫戰役；談到拿破崙佔領了差不多整個歐洲，但後頭犯了錯誤，政策不大對了；談到拿破崙的戰略失誤在於第一不該去佔西班牙，第二不該去打俄國；談到為什麼不該打俄國的原因，是那裡不能過冬，而選擇打莫斯科而不是彼得堡，沒有一下子把沙皇抓住，這也是失算；甚至談到拿破崙究竟是死於胃病還是被人下毒，等等。(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439頁。)毛澤東喜歡讀談法國革命史，大概是因為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複雜、劇烈、徹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較接近。
(三)關於西方自然科學，毛澤東說，在這方面「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
毛澤東讀西方自然科學，比較感興趣的是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人類進化史等方面代表性論著。關於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雲學說，關於達爾文的進化論，關於遺傳學領域摩爾根學派和米丘林學派的爭論，關於土壤學，關於物理學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關於楊振寧、李正道提出的宇宙不守恆理論，毛澤東都曾花功夫去閱讀和了解。
毛澤東讀西方自然科學，有一個特點，就是從哲學角度來理解和發揮。比如，讀了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基本粒子新概念》後，他提出：世界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宇宙從大的方面看來是無限的，從小的方面看來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電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再如， 1974年 5月 30日會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當李政道解釋他和楊振寧 1956年提出的宇宙不守恆理論時，毛澤東的理解是：就好比我的肩膀，一邊高一邊低，好比我的眼睛，一個好一個不好。意思是事物在對稱中有不平衡。李政道現場演示了物理學上的平衡和對稱不是一個意思後，毛澤東還發揮說：古希臘的歐幾裡德三元宇宙它是不動的，物體是不動的。它是專講空間，不講時間。時間是運動的。時間是空間的屬性，沒有空間是不運動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57頁。)
法國的拉普拉斯在 1796年發表的《宇宙體系論》一書，提出了關於太陽系起源的星雲假說，由於和康德的學說基本論點一致，後人稱之為「康德—拉普拉斯學說」。蘇聯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球物理學家施密特(今譯施米特——筆者注)在 20世紀 40年代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隕星說」，又稱「俘獲學說」。毛澤東對這兩種學說都很關注。1969年 5月 19日同李四光談話時，毛澤東表示：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講的還有點道理。我不大相信施密特的說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251頁。)不知為什麼，毛澤東常常講起拉普拉斯的貢獻。比如，1973年 6月 22日會見馬裡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穆薩?特拉奧雷，大概因為馬裡是法語國家，毛澤東對他講，「拉普拉斯，巴黎大學的數學家，天文學家。他對康德的學說大有發展，建立了星雲學說，就是說，整個宇宙開始都是雲霧狀的，後來慢慢凝結，形成火球，變成現在的太陽系這個樣」。
在自然科學研究上，毛澤東始終承認西方走在了前面，並力主向他們學習。當然，他也主張破除對西方的迷信，但破除迷信和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在他看來並不矛盾。對此，在 1960年 3月 18日會見尼泊爾王國首相柯伊拉臘時，毛澤東講得很清楚：每個民族都有長處，都有缺點。要學習每個民族的長處，不管這些民族的大小。我們東方人有一種自卑感，總覺得自己不行，白種人比我們強。這是一種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學習。破除迷信與向他們學習並不矛盾，如我們可以派留學生，進口他們的設備等。我不是反對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對那些壓迫人、欺侮人的東西。他們的文化科學我們要學習。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要在破除迷信的條件下學習西方。(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4卷，第 349頁。)
來源：《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