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寫於1937年7月和8月的《實踐論》《矛盾論》做了重要修改，並分別於1950年12月29日、1952年4月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作為著名哲學家，李達結合自己的專長，對這兩篇文獻進行了詳細解讀。《〈實踐論〉解說》長達6萬多字，先是在1951年《新建設》雜誌第三卷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二、三期連載，後來於是年7月由三聯書店出版單行本。與《〈實踐論〉解說》一樣，《〈矛盾論〉解說》也是先在《新建設》雜誌上連載，後來由三聯書店出版單行本。寫作過程中，為準確起見，李達將部分稿件寄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稿件做了認真修改，並於1951年3月27日、1952年9月17日給李達回信。1954年，毛澤東發動了對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運動。李達積極響應，並把他撰寫的《胡適思想批判》和《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寄給毛澤東審閱。12月28日，在去信8天之後，毛澤東便給李達回了信。
1978年12月25日，在毛澤東誕辰85周年前夕，《哲學研究》第12期將前述三封信的內容和影印手跡首次公開發表，題為《毛澤東同志給李達同志的三封信》。《人民日報》在這一年的11月29日還對此進行了預告，並於12月28日予以轉載。
以身作則學習哲學
早在1941年，毛澤東在為《農村調查》撰寫的序言中就謙虛地表示：和全黨同志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李達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又是著名的哲學家，毛澤東對他十分尊重，真誠地向他請教，並認真地學習他的著作。
「鶴鳴」是李達的號，在這三封信中，毛澤東都稱呼李達為「鶴鳴兄」。此種稱呼，尤為親切。第一封信的開篇，毛澤東告訴李達：兩次來信以及《〈實踐論〉解說》的第二部分均已收到，「謝謝您！」一個「您」字，更是體現了一位大國領袖對一位哲學家的尊重。
從信的內容看，毛澤東對李達的理論研究工作總是給予讚揚和鼓勵：「極好」，對「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覺得很好」，「對讀者幫助更大」，「這是很好的」。此種話語，出現多次，讚賞之情，可見一斑。毛澤東對李達《〈實踐論〉解說》第二部分有一處小的修改，他沒有要求李達照改，而是「請加斟酌」；毛澤東建議李達對一些哲學基本概念加以說明，同樣沒有要求李達照做，而是用「未知以為如何？」此種商量的語氣，毫不強加於人，這是對李達的尊重，也是對哲學、對知識的尊重。
此種尊重，由來已久。1937年5月，李達撰寫的《社會學大綱》由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這是他的主要代表作，書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李達輾轉寄給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一本。此時的毛澤東正在從理論的高度研究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這本書來得相當及時。在閱讀過程中，毛澤東在書上做了很多批註，並畫了許多豎線、橫線、斜線、浪線、三角、問號和圈、點、叉等各種符號，還改正了書中一些錯排的文字和標點。20多年沒有寫日記的毛澤東，還在《讀書日記》中記載了讀這本書的進度。1938年2月1日，毛澤東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看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辯證法，從1—385頁。今天開始看第二篇，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387—416。」毛澤東的《讀書日記》，每天只記錄看書的進度。如2月6日記「頁458—472，第二篇完。第三篇，社會的經濟構造，頁473起，484止」；2月9日只記「頁507—550」；哪天因為工作忙，未能看書，他也如實記上「沒有看書」「沒有看」或「未看書」「未看」幾個字。在3月16日的日記裡，毛澤東寫道：「P831—852，本書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毛澤東讀了多遍，從《讀書日記》來看，這一遍閱讀前後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除自己認真閱讀之外，毛澤東還向延安哲學研究會和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推薦此書，並致信李達希望他再寄10本到延安，以滿足幹部學習哲學的需要。
尊重知識 嚴謹治學
毛澤東的治學態度是科學的、嚴謹的，他一貫倡導實事求是和一絲不苟的學風，始終認為他自己的著作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經驗的積累以及認識的深化而予以進一步完善。
在解說《實踐論》的過程中，李達糾正了原著中的個別提法。例如，原著中提到：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李達沒有盲從原著，而是實事求是地進行了糾正，只把義和團算做排外主義。這一改動，得到毛澤東的認同。在第一封信中，毛澤東特意提到，《實踐論》中將太平天國放在排外主義一起說「不妥」，待出選集時「擬加修改」。不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這句話尚未按毛澤東在這裡表示的意見修改。1991年《毛澤東選集》再版時，編者在這句話後面加了一個注釋，把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擬加修改」的意見予以說明。
在第二封信中，毛澤東提到一處改動。他告訴李達，《矛盾論》中「無論什麼矛盾，也無論在什麼時候，矛盾著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這裡的「也無論在什麼時候」應該刪掉。這不僅是文字上的修改，而且是觀點上的糾正。這是因為，矛盾諸方面暫時的平衡還是存在的，如果矛盾的諸方面，無論在什麼時候，其發展都不平衡的話，那就把不平衡絕對化了，事物就會變動不居、不可捉摸。毛澤東發現了這一點，及時進行修改，並提醒李達寫解說時加以注意。
毛澤東對《〈實踐論〉解說》的修改，有兩處李達覺得欠妥，便又進行了改動，但毛澤東並沒有認為這是對自己的不尊重。1957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之前，毛澤東還將文稿寄給李達徵求意見。
鼓勵唯物論的通俗宣傳
毛澤東一貫主張要通俗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倡導「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他致李達的信較好地體現了這一主張。
第一封信中，毛澤東認為《〈實踐論〉解說》極好，「對於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他建議李達，待第三部分完成後，應當出一個單行本，「以廣流傳」。在信的最後，毛澤東反思道，關於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幹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為此，他希望李達多寫一些這方面的文章。第三封信裡，毛澤東再次讚揚李達：「你的文章通俗易懂，這是很好的。」像第一封信一樣，這封信也對李達提出建議，希望李達再寫文章時能夠對哲學的基本概念，利用適當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幹部能夠看懂」。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毛澤東有深遠考慮，即「要利用這個機會，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幹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短短兩封信，表達了毛澤東要通俗地進行理論宣傳，使廣大幹部多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殷切期望。
李達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從比較重視學理研究轉向全力為大眾哲學服務，以通俗的語言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哲學思想，推動幹部群眾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掌握科學的方法論，使哲學成為其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為哲學的通俗宣傳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先後多次再版，深受歡迎和好評，成為當年廣大幹部群眾的重要讀物，為解決毛澤東憂慮的成百萬黨內外幹部不懂哲學的問題做出要貢獻。
（責任編輯：陳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