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天，1861年6月30日，上午八點半，當一輪紅日掛在我的窗扉時，我寫完了《悲慘世界》。」
當維克多·雨果寫下這段話時，離他正式提筆創作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近18年。
18年裡，雨果被捲入政鬥、被流放大西洋，如同《悲慘世界》男主角冉·阿讓，吃盡了苦頭。
書中，冉·阿讓的鐵漢柔情，芳汀的悲慘命運，珂賽特的單純可愛，以及整部作品散發出的人性光輝，讓幾代人感動流淚。
然而，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問題：
是誰讓幾代中國人流淚？
是書中人物顛沛流離的命運？是戰爭中每個人的身不由己？還是雨果本人的遭遇？
都不是。真正感動作者的，是書中無比流暢、起伏跌宕的譯文。這些精心玉砌的方塊字，讓我們與另一個國度的起了靈魂共振的神奇效應。
鮮為人知的是，《悲慘世界》第一版中文譯本的誕生，前前後後經歷了50年。
翻譯這套書的人，是一對夫妻，他們從結婚那年，就開始著手翻譯。
他們沒有預料到，他們翻譯這部作品的歷史，演變成了另一部「悲慘世界」。
2
1921年，中國準備送第一批中國學生去法國留學。
那批年輕人中，有個剛滿18歲的小女生，特別搶眼。
她叫方於，出生於書香世家，父親方毅是上海商務印書館詞典編輯部的部長。
良好的家庭背景，自小的書香薰陶，塑造了她出眾的女性氣質。
在去往法國的船上，不少男同學都想跟她搭訕，她置之罔聞——她一直在注意一個站在船頭的男同學。
那男生高瘦俊秀，正望著大海前方，眼神精光閃爍，頗具臨岸當風的古人風度。
方於走了過去，一臉天真爛漫地跟那男同學打招呼：「我叫方於，你叫什麼名字？」
男同學這才晃過神，慌張地說：「我叫李丹，今年20歲，準備去法國學習小提琴。」
方於忍不住笑道：「李丹……好女性化的名字……」
她見李丹怔怔望著她，臉頰微微一紅，正色道：「我去學法國文學，以後，請多多指教！」
3
到了法國，方於和李丹分手了。方於去了裡昂大學，李丹去了裡昂音樂學院。
目的地的不同，決定了兩人向左走和向右走；然而命運的奇妙，卻讓分向左右兩頭的直線開始彎曲、交叉，再度重疊。
學習文學的方於，突然對音樂有了興趣，她跑到裡昂音樂學院報了個聲樂班。
學習音樂的李丹，突然對文學有了興趣，他經常跑到裡昂大學聽學術講座。
他們一次次重遇，一次次一起學音樂、聽講座、討論法國文學，不管在本校還是在對方的學校，都繞不過彼此。
最開始的萍水相逢，逐漸演變成了兩個人的甜夢。
很快，六年過去了。
1927年，方於畢業了，李丹還要學習一年。
李丹把方於送上回國的船，方於回過頭，笑著說：「我要回國了，以後，我等你回來！」
那畫面，像極了他們的初見。
4
回國後，方於進了上海音樂學院當法語老師。
她的學生裡，有個男生，叫冼星海——就是後來寫出《黃河大合唱》那名音樂家。
冼星海出生貧戶人家，但天資聰穎，更難得的是，他有超乎常人的音樂天賦。
方於對這名學生喜愛有加，經常在課餘時間，給他傳授音樂知識。
當時的上海音樂學院，師資力量貧乏，很多課程都成了空缺，被音樂老師佔用。
對此，冼星海很是不滿，他帶領其他同學一起，衝進校領導辦公室討說法。
校領導大為火光，對方於一頓訓斥：「你是怎麼管教自己學生的？」
方於卻佔到學生一方：「他們沒錯，學校本就是學習知識的地方，校方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該反省的是你們！」
方於及其學生被轟出辦公室。
沒幾天，學習通知：冼星海帶頭鬧事，予以開除學籍；老師方於思想有問題，現立即解聘。
當時已是1928年，全國戰亂不斷，人民失業流離。
被解僱的方於走在街上，看著曾經繁華的街道已經千瘡百孔，心裡特別難受：「我多希望能為這塊多難的土地做點什麼。」
這時，李丹也學成歸來。
她緊緊抱著分隔一年的方於，許久，才想起什麼。他從行李中掏出一套書：「我最近看的這套書，特別好，我捨不得丟掉，就帶回來了。」
那是套法文書，名字叫做《Les Misérables》。
翻譯過來，就是《悲慘世界》。
5
1929年，兩人結婚了。
那套《悲慘世界》，也被兩人翻得幾近散架。
這天，方於盯著這套書的「作者序」，很久，很久。
「只要因法律和習俗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用的。」
她突然抬起頭，仿佛想通了什麼：這不就是自己該做的事情嗎——
將《悲慘世界》翻譯成中文。
書中的芳汀、珂賽特，不就是正在遭逢戰亂的廣大苦難百姓嗎？
就用這套書的中文版，當做送給人民的禮物吧！
她當即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李丹，李丹贊成道：「或許，當時國家送我們出國，就是為了今天讓我們幹這件事吧！」
說幹就幹！
兩人分了工：李丹法語水平好，負責翻譯；方於比較細心，負責校譯。
他們閉門不出，夜不歸寢，一門心思都付諸書案。
終於，在年底之前，他們完全翻譯出了《悲慘世界》的一、二兩部。
方於問：「書名叫什麼呢？」
李丹說：「『Les Misérables』是悲慘的意思，現在的國家已經這麼悲慘，直譯不太好……就叫《可憐的人》吧。」
《可憐的人》，是否沒有《悲慘世界》來得浪漫與傳神？
但那是在抗戰前夕，在戰亂頻繁之際。
在戰亂中，浪漫，是很奢侈的。
6
方於通過父親的關係，將譯稿交到了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看了譯稿，無不拍手稱好。他們準備將這兩部分九冊出版。
然而，還沒來得及完全出版，日本的飛機就飛過來了。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一枚飛彈將商務印書館炸得粉碎，底稿化為灰燼。
夫妻兩人心痛無比，但他們強行振作起來，再寫了一份手稿，將其寄到香港商務印書館，然後等待回信。
他們等啊等，一等就是五年，等來了抗日戰爭。
戰火很快蔓延到上海，他們不得不帶著兩個孩子，一路逃亡到越南，再從越南轉到雲南，然後在雲南定居、任教。
他們一直等到抗戰結束，也沒等來香港那邊的消息。
而此時，《悲慘世界》的書籍，也在戰亂中丟失了。
這部巨著的中文版，貌似就要到此為止了。
7
1954年的一天，李丹正在課堂上教小提琴，方於突然來找他，遞給他一封信。
信是國家文化部寄來的，文化部那邊看過已出版的《可憐的人》，覺得這部作品很好，翻譯也很到位，邀請李丹重譯。
李丹無比激動，放學後，他畫了個封皮，在封皮上，工工整整寫上四個字——
悲慘世界。
這次，李丹下了更大的功夫，他決定不再直譯，而選擇意譯，讓譯文更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
這一頭扎進去，就是四年。
1958年5月，《悲慘世界》第一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引起社會轟動。
次年，第二部出版，再次受到廣大好評。
又幾年後，第三部已經印刷好，即將出版。這時候，那場人人膽寒的浩劫爆發了。
《悲慘世界》被丟進大火，因為那是反面教材。
李丹、方於夫婦也被抓了，罪名自不必多說。
從第一版手稿被毀，到重譯的書籍被燒，前前後後，不過二十多年。
而書的命運，以及人的命運，仿佛經歷了一世輪迴。
8
12年後，李丹、方於夫婦才被放出來。
那年，李丹70歲，方於也68歲了。
被關的日子，李丹老得很快，牙齒掉完了，背直不起來了，身子瘦得就像被抽乾的海綿，風一吹就會倒。
方於攙扶著他回到家。
家，變成了一堆大火燒過的灰燼。
老兩口跌坐在灰燼中，用手在土裡刨啊刨，刨出一個箱子，箱子上有兩個被老鼠挖開的洞。
李丹顫顫巍巍打開箱子，裡面是《悲慘世界》第三部的翻譯手稿，已經被老鼠啃咬得不成樣子。
李丹抱起手稿，失魂落魄地走遠了。
這時候，一名學生聽說老師被放出來了，就來找他們，並把老兩口接到自己的宿舍：「這裡很安全，李老師，您就安心在這裡搞翻譯吧。」
李丹經常一坐就是一晚上。他不停抽菸，不停翻閱法語詞典，盯著《悲慘世界》法文書一動不動，卻很少下筆。有時候他會毫無徵兆地落淚，有時候甚至咯出血來。
方於看到，不敢說話，跟著落淚。
她知道：「老伴已經被折磨得神經衰弱，他的日子不多了。」
有一天，方於正在打盹，李丹用手輕輕拍醒她：「老伴，你看，我把第四部翻譯出來啦！」
方於找來箱子，將第三部、第四部裝在一起，等到以後出版社的人來取。
沒過多久，李丹不行了。
方於趕緊將老伴送去醫院，但李丹突然醒了：「把第五部給我，我在醫院把它翻譯完！」
沒幾天，方於接到醫院的電話：「您愛人去世了。」
方於跑到醫院，整理李丹遺物。她在李丹的枕頭下，找到幾張寫滿字的香菸盒。
那些字，是關於第五部的斷想。
那些字，是李丹永遠的遺憾與恨。
9
李丹去世後沒多久，第三部、第四部的手稿被出版社取走了。
如今，人不在了，譯稿也不在了，空蕩蕩的房間，只剩方於一人。
她不吃不喝，面對著李丹的遺像，一看就是一整天。
她在想什麼呢？
是恨嗎？肯定的。任何人經歷那樣的事情，都會有恨。
但，恨能解決問題嗎？它除了擊垮自己，自己什麼也得不到。
但如果不恨，就只剩遺憾。
而遺憾，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方於突然走到書案前，打開了《悲慘世界》法文版最後一部——
我什麼都改變不了，但至少，我能努力彌補老伴的遺憾。
更何況，那也是自己年輕時候的願望啊！
年輕時候……多麼遙遠的感覺與記憶啊，仔細一算，大半輩子都過去了。
那時候，風中的翩翩少年，是自己眼中唯一的風景。
而如今，再也見不到那個身影了。
那個人再也無法執筆了——
那麼，就借我的手，來完成你未完成的事吧！
九個月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取來了《悲慘世界》第五部的譯稿。
令人稱奇的是，第五部的文風、句法、修辭、斷句，跟前面四部完全統一，感覺就像是同一個人翻譯出來的。
據前去取稿的人說：「方老師蒼白瘦削，如同大理石浮雕。」
方於的鄰居反映，她整天就趴在書桌上，寫啊寫的，一天只喝一碗稀飯。
方於真的用她的手，彌補了李丹的畢生遺憾。
那一年，是1979年。
離他們新婚燕爾就馬不停蹄翻譯《悲慘世界》的時間，剛好過去50年。
10
《悲慘世界》經過無數版重印，如今差不多成為家家戶戶必讀書目。
新出版的《悲慘世界》，用紙、印刷、包裝都堪稱一流。
然而讀完李丹方於的譯本，都找不到記錄李丹方於夫妻兩人的隻字片語，更別提他們所經歷的一切。
網上的照片亦是如此，只有方於的，沒有一張李丹的。
半個世紀的翻譯史就像一陣輕塵，風輕輕一揚，就沒了蹤跡。
第一版中文版出來後，各大出版社都陸陸續續出了自己的翻譯版本。當中有的蹩腳，有的流暢；有的下了大功夫，有的一兩個月就完成；有的開闢了更為精緻的用詞造句，有的直接奉行「拿來主義」……
沉重的歷史，就這樣被逐利為目的的新歷史所取代。
希望有一天，我們翻開新的《悲慘世界》的版本，在最開始的譯者篇目，就能看到關於李丹方於的動人故事。
因為有的歷史，就應該予以銘記，而非拿來忘記。
因為後來人應該學會，怎麼去尊重前輩。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