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既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與韓愈、柳宗元、蘇軾合稱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見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終其一生，歐陽修為人為政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為人方面，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量酒一壺」，這充分反映了歐陽修的追求和品格。在為政方面，歐陽修崇尚「寬簡」，即寬容和簡化的風格，辦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聲，講究實效。他二十三歲中進士，一生雖兩經貶謫，但仍然官拜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和參知政事，死後諡號「文忠」。在為文方面，歐陽修是多產的，有《歐陽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問世，約百萬言，還與人合作編修了史學著作《新唐書》，獨力編纂了《新五代史》。歐陽修又是北宋文壇領袖，散文成就最高，蘇軾評價其文是「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歐陽修寫了五百多篇散文，各類文體兼備，其中政論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張，指摘時弊、思想尖銳，敘事說理、深入淺出。《朋黨論》是其政論文的代表作，歐陽修提出了君子同道為朋、小人同利為朋的著名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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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黨論》是與慶曆新政相聯繫的。慶曆新政由範仲淹、富弼、韓琦等倡導和推行，歐陽修積極參與，目的是通過澄清吏治、厲行法治和富國強兵，拯救北宋開國已久後形成的時弊。新政歷時一年零四個月就歸於失敗，其直接原因是反對派攻擊範仲淹等人為朋黨，原先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皇帝因此提出了「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的疑惑。面對仁宗的質疑和反對聲音，歐陽修以諫官身份撰寫《朋黨論》，既為範仲淹等人辯解，也是一吐胸中塊壘，對反對派謬論進行理論清算。《朋黨論》文筆犀利、史實確鑿，具有充沛氣勢和戰鬥力。全文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提出文章的中心論點，「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而且，認為這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歷史現象，對於君王來說，不是要否認客觀存在，而是要判別君子與小人。第二層次是深入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區別，其中道與利是判別君子與小人的關鍵所在。在歐陽修看來，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偽朋，甚至連偽朋也算不上，可說是無朋。第三層次是廣泛列舉正反方面的史實，既以此證明朋黨「自古有之」的論點，又論證了君王信任舉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禁絕誅戮君子之朋則國家亂亡的道理。第四層次是最後一段收束全文，點明主旨，強調君王要以歷史為鑑，充分認識朋黨問題關乎國家興亡治亂。
品讀《朋黨論》，我們不能不對歐陽修光明磊落和敢於擔當的人品表示佩服。《朋黨論》表明了歐陽修的政治立場和正直品格，他支持慶曆新政，承認自己與範仲淹是一路人。這在當時是需要勇氣的，也是有風險的，因為慶曆新政觸犯了保守集團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範仲淹、富弼、韓琦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地方十年左右。我們不能不對歐陽修理性克制、恰到好處的清醒表示佩服。在《朋黨論》中，歐陽修列舉了大量史實，說明君王用小人之朋則亡的道理，但他舉例論述只到距當時不遠的唐末年間，隨即戛然而止。這並不意味宋朝沒有用人之弊，沒有用小人之朋的問題。《朋黨論》就是為宋朝之事而發議論，為範仲淹被貶而鳴不平，但歐陽修絕口不言宋朝之事，其重要原因是為了避免直接觸犯仁宗皇帝，以期得到他的認可和理解，從而表明了歐陽修的理性精神和高明之處。我們不能不對歐陽修出語新奇、論證嚴密的觀點表示佩服。朋黨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歐陽修卻能直面矛盾、亮明觀點。具體是以退為進，非但不否定朋黨的存在，反而在開篇就直接肯定了君子結黨的事實，明確提出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鮮明觀點；以奇說理，明確劃分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標準，君子間以道結黨，相互堅守名節、道義和忠信，小人間以利而群，彼此爾虞我詐、狼狽為奸；以史為鑑，從古到今、正反兩面、層層遞進，用大量史實論述朋黨問題，進一步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朋黨論》從國家興亡的高度論證了朋黨問題。朋黨之存在，不僅僅是歷史現象，更是現實的政治現象。《朋黨論》之所以能夠千古流傳，就在於沒有泛泛地討論朋黨現象，也沒有就朋黨論朋黨，而是站在國家興亡的高度看待朋黨問題，這使文章有了政治意義和寬廣視野。《朋黨論》在結尾時明確指出：「嗟呼，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這就點明了文章的著力點是政治和國家興亡。那麼，君王怎樣引以為鑑呢？核心還是識人用人。《朋黨論》好就好在沒有單純地論證君子之朋興國、小人之朋亡國的道理，而是從君王識人用人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證，使文章有了更加深刻的內涵。中國傳統政治歷來認為，為政之要，首在得人。諸葛亮曾經比喻道：「治國之道，務在舉賢」，「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意思是，治理國家必須注重選賢任能，輔佐國家的人就像房屋的柱子，柱子太細小，屋子就會傾倒，輔佐國家的人不稱職，國家就會亡亂。歐陽修深深浸淫於傳統文化，在《朋黨論》一開篇就說：「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與小人是中國傳統文化一對重要的政治和倫理範疇。君子是做人一生追求的目標，也是從政的價值取向，小人則是與君子相對立的，是做人從政必須防止的傾向和唾棄的對象。如何辨識君子與小人是一個大問題，既是識人用人的前提，又是辨識真偽朋黨的基礎。在中國歷史上唯有孔子對君子與小人作出了比較全面的論述，可以作為辨識君子與小人的基本遵循。他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意思是，君子的胸懷是寬廣的，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能做到樂觀豁達；小人的心胸是狹窄的，總是怨天尤人，心中裝滿了憂悲、苦悶和怨懟。他又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做到神態泰然安詳，待人謙和禮讓；小人既驕傲又自卑，就不可能做到泰然安詳。他還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謂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以道義為基礎，即使個性不同、認識不同，甚至有利害衝突，也能互相團結協調、密切合作，從而形成合力，如同五聲調和可以成音樂，五味調和可以成美食；同而不和，就是小人以利害為基礎，即使出於利益原因而暫時勾結，選擇相同的立場和態度，但只要涉及利害關係，就會互相內訌傾軋、爭權奪利，如同以火濟水、以水濟火，互不相容。當然，孔子並沒有也不可能從理論上窮盡君子與小人之區別；即使窮盡了，由於現實比理論更為複雜，識人用人也不可能做到都選用君子。古今中外，選用小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就產生了不僅在識人用人時有一個辨別君子與小人的問題，而且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還有一個辨識真偽朋黨的問題。朋黨是由一群人組成的，每個個體的素質決定了朋黨的性質。如果每個個體都是君子，那麼這個朋黨就是真朋，反之就是偽朋。歐陽修認為，君王的主要職責是識別真朋與偽朋，然後用真朋、斥偽朋，這對於國家興亡至關重要。「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朋黨論》從是非標準的角度論證了朋黨問題。歐陽修在文章中不僅提出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這一不同凡響的觀點，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區別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標準。「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歐陽修看來，道與利是一把具有普遍意義的尺子，是衡量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根本標準。關於道與利，其源頭還是要追溯到孔子那裡。孔子曾經說過一句震古爍今的名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兩千多年來，這一思想一直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也影響著人們的倫理道德判斷。道與義實際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在白話文中就成為一個詞組。所謂道，現在是指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在歐陽修那裡，是指道義、忠信和名節；利現在是指金錢和物質利益，在歐陽修那裡，是指利祿、貨財。從哲學上分析，道與利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兩者並不是絕對矛盾的。道是利基礎上的道，利是道引領下的利，道與利統一是最佳境界。當然，道與利並不是完全統一的，而且會經常發生矛盾。當發生矛盾時，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崇尚道、淡泊利。因為道與利相比，道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即使是利，還有大利與小利之分，大利是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小利是指個人利益、小團體利益。大利與小利也是可以統一的，如果遇到矛盾對立的時候，能夠做到先大利後小利，或區隔大利與小利，絕不以小利為害大利，這也不失為一個君子的品行。歐陽修為了論證說理的需要，似乎把道與利割裂了開來，認為同道為朋是君子，同利為朋是小人。這是可以理解的，議論和辯駁有的時候就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在歐陽修看來，小人與君子的價值取向不同，小人只有利而沒有道，「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而君子是重道不重利，「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在歐陽修看來，小人與君子結朋的目的不同，小人是「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意思是，當他們利益一致的時候，小人就暫時互相援引而勾結成為朋黨，這是虛假的現象。等他們看見利益就爭先恐後地去爭奪，或者利益已被奪光而交情就疏遠了，還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君子是「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意思是，君子以道來修身養性，就會志趣相投而互相補益；用道來為國家辦事，就會志同道合而同舟共濟，並且始終如一地相處。在歐陽修看來，小人之朋與君子之朋的性質不同，小人之朋是偽朋甚至是無朋，「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而君子之朋則是真朋。「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這就是真朋的深刻內涵和豐富內容。
《朋黨論》從歷史史實的維度論證了朋黨問題。歐陽修在《朋黨論》中一共舉了六個史實，其中三個是正面史實，三個是反面史實，充分論證君王用君子之朋則國興、不用則國亡的道理。正面史實第一例是堯的時代，「堯之時，小人共工、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這裡所說的共工、兜等四人，實際上是四個反對堯的部落首領，而八元、八愷是支持堯的十六個部落首領。舜輔佐堯，斥退共工等結成的小人朋黨，重用八元、八愷結成的君子朋黨，實現了天下太平。第二例是舜的時代，「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這裡所說的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是上古傳說中舜的臣子，實際上是二十二個部落首領，其中皋即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員；夔是掌管音樂的官員；稷是掌管農業的官員；契是掌管教育的官員。這二十二人結成君子之朋，互相讚美、推舉和謙讓，而且都被舜重用了，天下也就安定了。第三例是周朝，《尚書》說：「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歐陽修認為：「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反面史實第一例是商紂之時，其特點是「人人異心不為朋」；「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這是說，紂當政的時候，他的臣子各懷異心，不結朋黨，但紂也因此而使商朝亡國。第二例是東漢末年漢獻帝，實為桓、靈兩帝，其特點是「禁絕善人為朋」；「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意思是，漢桓帝、靈帝兩度大批拘捕和殺害名士，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等到黃巾軍起義發生時，漢朝天下大亂，才後悔醒悟，解除對黨人的禁令，把他們全部釋放出來，但為時已晚，已經無法挽回混亂頹敗的東漢王朝。第三例是唐朝末年，其特點是「誅戮清流之朋」；「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朋黨之論，是指唐穆宗、宣宗年間，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發生了長達四十餘年的政治宗派鬥爭，史稱「牛李黨爭」。到唐昭宗時期，以黨人之爭為由將朝廷中的名士加以殺害，有的被投入黃河，還說什麼「這幫人自命為『清流』，應該把他們投進濁流中去」。於是唐朝也就滅亡了。客觀地說，商紂和漢唐的滅亡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在歐陽修看來，這些史實表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朋黨，而在於能否識別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他進一步用舜的例子加以說明：「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金聖歎評論《朋黨論》是「最明暢之文，卻甚幽細；最條直之文，卻甚鬱勃；最平夷之文，卻甚跳躍鼓舞」。歷史上尤其是文學史對《朋黨論》評價甚高，認為是歐陽修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漢語言文學傳世的政論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儘管如此，也難以掩飾文章的缺憾。《朋黨論》的出發點是為了說服仁宗皇帝，但仁宗不僅沒有被說服和感悟，反而將歐陽修貶出了京師。後人對《朋黨論》的觀點也不盡贊同，清朝雍正皇帝對歐陽修極為不滿，認為「君子無朋，惟小人有之」，並說「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在我看來，從文章風格和寫作技巧而言，《朋黨論》確實是一篇好文章，立論新奇、邏輯嚴密，洋洋灑灑、氣韻生動，但其主要觀點和思想價值，卻是有著可以商榷的地方。《朋黨論》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歐陽修做學問的態度，敢於在不疑處有疑，對朋黨這一概念提出疑問。一般認為，朋黨一詞為貶義，是指那些不為國家民族利益，而為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結成的政治派別。傳統文化對於朋黨也是否定的，《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孔子也說：「君子群而不黨」。歐陽修卻反其道而行之，從理論和史實兩個方面論證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君王要善於辨別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等觀點。這些觀點雖然可以爭議，但畢竟是一家之言，而且歐陽修做到了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同時，《朋黨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士大夫的家國情懷。歐陽修寫作《朋黨論》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慶曆新政和國家興亡治亂。正是這一家國情懷，使得《朋黨論》受到了超越其自身價值的歷史評價，使得像歐陽修那樣的士大夫受到了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高度讚譽。家國情懷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著積極意義。知識分子一定要弘揚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真正做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來源：黨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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