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姓，名旦，西周開國元勳。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言論見於《尚書》之《大誥》、《康誥》、《多士》、《無逸》、《立政》諸篇。
有史學家研究稱周公是周朝最早的輔政大臣，亦有學者分析周公亦擔任過周朝的國君。不論如何，周公處於西周的統治階層，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他為周朝的前期穩定做出的突出貢獻也是值得肯定的。時至今日，周公的一些思想仍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
周公的「保民」思想，堪稱儒家思想的源流。這一思想直接啟迪了孔、孟，進而催生了「民本」思想。在周公所倡導的德治思想中，「保民」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保民」的先決條件就是「敬德」，二者之間相互依存，在執行德政的過程中缺一不可。
《尚書·五子之歌》是歷史上第一部敘述了民本思想的作品，作者從前朝滅亡的歷史反思入手，闡述民本的重要性：
太康屍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鹹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於洛之汭。五子鹹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乎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眾所周知，夏亡於桀，這個歷史上最早的王朝，因無德而失國統。夏朝為後世帶來的歷史教訓便是：「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在探討商朝滅亡原因時，周公首次提出了「保民」這一治國理念。周公認為，周朝想要將國祚延續下去，就必須汲取前朝的前車之鑑，不能重蹈商朝不重視民本的覆轍，力行「保民」。
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敬德」的基礎上的。《尚書·周書》的部分提到，殷商之所以走向滅亡，就是因為不敬德而招致天譴。之所以周能代商，亦是因為先王（文王）曾在發展過程中「敬德」且「明德」，所以才能確立統治地位，取代無德的商朝。想要讓周朝的統治地位持續下去，就必須效仿先王，進行「敬德」。
隨著時代的發展，周公所提出的治國理念已逐漸不適用於周朝的發展趨勢。因此，孟子在「保民」的基礎上，突出了仁政、王道的理論。所謂仁政的政治體現，就是與民休息，「省刑罰，薄稅斂」。與周公相同，孟子亦在前朝的滅亡教訓中汲取到經驗，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
除此之外，孟子還總結了夏商周三代得天下的原因，認為：大禹、成湯、文王都是因為仁政而取得天下，而桀紂皆是因為不仁而失天下。在孟子的論述中我們能夠看到，「仁政」的概念比「德政」更加寬泛，但是，其本質仍是「保民」。
《寡人之於國也》裡明確提到：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孟子眼中，那些能夠取得天下的統治者，所施行的王道皆是仁政。不同於周公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中還帶有民貴君輕的主張，這是孟子思想中較有特色的地方。
孟子表示：
身為君主的統治者必須重視百姓，土地、人民和政事是君主治國的「三寶」。倘若，君主犯了大過錯，臣子可以諫言，倘若，君主不聽諫言則臣子有權力逼其易位。至於像桀紂一樣的無道昏君，普天之下人人得而誅之。
同時，孟子還認為：
以暴力手段兼併土地是下下之策，應該在自己的統治區域施行仁政，爭取民心皈依，不戰而勝。只要足夠仁義，既能「仁者無敵」。
在價值觀方面，孟子的思想亦十分獨特。
孟子主張「捨生取義」：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孟子認為：
禮義是約束人類行為的根本，絕不可因為優越的物質條件背棄做人之本。在面臨生命與禮義的抉擇時，亦要選擇後者。所以「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那麼，為什麼孟子思想不受後世統治者待見呢？
關鍵就在於孟子提倡民本的同時，還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將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九五之尊反而屈居二者之後。
在現代人看來，孟子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領導人應該以愛護人民為根本，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對於封建統治者而言，這種思想無疑有僭越之嫌，且頗為僭越。
封建統治者往往以王權神授的旗號統治萬民，進行集權統治。既是集權，自然不會容忍人民擁有推翻政權的權力。
正因如此，《漢書》才將《孟子》放在諸子略中，將其當做子書，並未將《孟子》提高到足以與《論語》等名著對等的高度上。
據說，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孟子》還被朱元璋進行了大量刪減，想來多半是「民本思想」觸了專制者的黴頭所致。
參考資料：
【《尚書·五子之歌》、《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