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賞之下未必有勇夫！
想必大家都聽過重賞之下未必有勇夫的道理，這個道理還蘊含一個很有趣味的歷史故事，說的是商鞅變法時期如何通過這個典故來確立變法的威信問題。
春秋戰國時，秦國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變法。當時處於戰爭頻繁、人心惶惶之際，為了樹立威信，推進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門外立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並當眾許下諾言：誰能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賞金十兩。圍觀的人不相信如此輕而易舉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賞賜，結果沒人肯出手一試。於是，商鞅將賞金提高到50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終於有人站起將木頭扛到了北門。商鞅立即賞了他五十金。商鞅這一舉動，在百姓心中樹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來的變法就很快在秦國推廣開了。
重賞之下未必有勇夫，雖說能夠在大多數情況下實踐，但是需要具備一個基本的前提，也就是外部環境不存在巨大的難以預期的風險，否則這種風險將極大地打擊人們的參與積極性和嘗試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商鞅變法時期的外部環境其實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狀態，因為長時間沒有變法，所以大家對規則的改變沒有很大的預期，也就沒有其他方面的顧慮，改了就改了，說不定還能拿到允諾的獎金，即便沒有拿到，對自身也沒有損害，因為當時的外部環境還不至於讓大家猜疑和躲避到不敢參與的地步。
這個其實可以和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聯繫起來，在改革進入深水期，社會情況開始複雜化的情況下，由於細分行業和領域的改革和改變一直在變動，同時由於外部環境的多變性，改革具有了較大的難度性和可變性，也正是因為這樣，改革對於個體的結果而言，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總體而言，目前正在進入一個不確定性中，包括改革的不確定性，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不確定性，以及民營企業和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倒不是說方針政策的改變，而是以改革與技術發展為快速突破的生產和運營方式給外部環境帶來的巨大衝擊和可變性。
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參與者的邏輯是否還是重賞之下未必有勇夫呢？這個其實是未必的。總有部分群體為了現有的既得利益的穩定和安逸，以各種方式不面對改革，或者是阻撓改革，這個就像是與前述故事中根木頭搬到北門的行為相反的那些人，不同的是，在目前複雜的經濟社會情況下，這部分人有增多的趨勢。用簡單的話是，在非改革的現有體制和企業內，可能穩定和安逸地拿著較高的收入和待遇，進入外部的市場化體系，雖然有更高的績效和成功激勵，但同時也面臨更大的風險，包括自己職業生涯的風險和市場化運營的風險。因為，本質上而言，市場化改革就是要還市場以公正的收益、風險匹配，而不是在異化的結構中讓漁翁者得利，這個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許已經是上個時代的流行名詞了，到了現在這個時代而言，重不重賞主要還是看一個群體內部的企業文化和認知問題，以及對於外部風險的預判，如果一個團體已經在多次的對外衝擊之中經歷了挫折，那麼這種重賞就成為了一種負面的因素，無人理睬，最終成為一種空文。相反，如果團體可以通過內部激勵，即使沒有賞賜，也可以完成某種預期的目標，這是策略和戰術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