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年在湖南汨羅屈子祠，聽講解人員唱《離騷》，以及描述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流放後鬱鬱寡歡，目睹民眾多艱，最終葬身奔流的汨羅江，一向冷淡的自己竟也有些鼻子發酸。夜裡，置身汨羅江邊，只有黑暗與江水聲，一兩千年前，這條河先後收留了屈原與杜甫苦難的靈魂。言之苦難，只是因為他們活著，並非只為了自己一日三餐，而有著對無數民眾疾苦的關切。
屈原是偉大的詩人，也是楚國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約相當於當今美國國務卿一職。他試圖通過政/治權力（改革）為蒼生謀幸福，然而，在缺乏權/力制衡的專制之下，政/治並不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經常受制於皇帝的意旨與心情而變幻莫測。以他的思想與情懷，或許不至於貪戀這個職位，不至於僅僅因為被流放掉官，而失魂落魄，終身躍入江河為魚蝦添食。
戰國時代，七國連年混戰，相互殺伐，百姓蒙受災難，民不聊生。在賈誼的《吊屈原賦》（「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蹠、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斡棄周鼎，寶康瓢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中，
屈原所處的現實一切都是顛倒的：貓頭鷹在天上飛翔，鸞鳳卻深藏起來；小人得志尊顯，聖賢卻不得其用；正直廉潔的人受到誣衊，強橫殘暴的人卻得到稱譽；寶劍被貶為鈍口，鉛刀卻被說成鋒利；國之重寶周鼎被拋棄，空瓦罐被當成寶物；疲牛跛驢驂駕著馬車，千裡馬卻拉著沉重的鹽車；帽子本應戴在頭上，卻被墊在腳下，被汗水溼透。
屈原一生歷經兩次流放。從民間到廟堂高位，對政/治的黑暗顛倒，貪婪嫉妒，結黨營私，苟且偷安，背法妄為，體會應尤深，因為有機會從內部體察這種黑暗的實質。從廟堂再到民間，民眾的疾苦，他應該更有感觸。
在《離騷》中，屈原抒發了自己的困苦與憂思。路漫漫，一人孤行，「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然而，世道混濁善惡賢壞不分，朝廷裹挾民眾陷入「路幽昧以險隘」的岌岌可危境地。「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理想難願，無人理解，心生放逐之意，「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時世紛亂而變化無常啊，我怎麼可以在這裡久留。）「亂曰：已矣哉！」（尾聲：「算了吧！）「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理想的歷程戛然而止。同流合汙，不同流合汙，同流而不合汙，是筆者年輕時歸納的三種人生態度，大多數人都不自覺地成為第一種，極少的理想者堅守著第二種，渴望抵達的第三種，表面上看似乎一樣，但內心堅守著自我的理想或追求，所謂適應環境與堅持自我的兼顧。其實，這是異常艱難的，個人畢竟有限，現實越是黑暗，越是稀罕。如果黑暗足夠強大，光或許就會熄滅，如同黑洞會吞噬一切。
末日蒼茫，正直與高尚反成罪過。屈原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於農曆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漁父》，下同）。在專制國度，有強烈家國情懷的正義之士，其必然命運，就是被放逐（「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與死亡——或自盡，或死於非命，或為自我放逐，淪為世外的漁父，當一個（曾經的）理想者不再關注民間疾苦，逍遙過日，事實上已經死亡。
或許曾經抱著救濟眾生的雄志，在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中，擠身高層。或許在盡力過後，看透了專/制政治的實質，楚國——那時並沒有國家概念，引用而已——並非民眾的國度，而只是流氓的朝廷。而秦的強大與入侵，更不能帶來民眾的幸福，因為那是更為殘暴的強盜。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中，無論哪一國（統治），註定處處是黑暗與混亂，沒有光明與出路。由此明了個體的無力，又無法成為置身世外的漁父，最終葬身魚腹，或許乃是必然。
2
國家是近代才建構的事物，屈原與杜甫的年代，大概只有朝廷。「學而優則仕」是數千年來廣大讀書人的追求。但在缺乏民煮製度保障下，大多數從政者都難免淪為專制的幫兇，不管有意抑或無意。
人之有限，方顯制度之必要。朝廷的存在從來就不是為了民眾的利益，原因很簡單，君臣之權力從來不是民眾所賦予，而只是所謂天子假借「天命」所賜予——諸多讀書人為這個普遍民眾皆無法可見的政/治原則而廢寢忘食、嘔心瀝血，他們或耽於虛妄的明君情結，或沉迷於今生的沽名釣譽——，這是一個完全封閉循環的自圓其說或妖言惑眾。
現代意義上，民眾是公共權/力的基礎，政/府只是民眾的僕人，它的權/力是民眾所賦予的。國家的內核是民眾，而非政/府。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是通過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和保護而得以證明的。
因而，公民權利是本位，而非國家或政/府權力。政/府、國家、民眾，三者的位階是漸次提升的。所謂「以人為本」，其實就是以民眾的意願為本，民是目的，民是尺度。屈原和杜甫或許沒有這樣的認識，但關注民眾疾苦的內核應該一脈相承。
或許，屈原並非死於所謂愛國，那是後人無聊或無知的強說。「中國」之前，傳統人們的世界觀或追求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康，根本沒有國家和亡國概念，或言只有朝廷與「政/權」更替。天下實質是黎民百姓，只有天下蒼生，才是實在的，胸懷天下，是悲憫眾生。假定存在所謂愛國，再假定其天然正當，那麼，愛國應該是為了愛此國的人民。愛人不僅是愛國的前提，更是愛國的目的。無人，國即廢墟。
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或許是比當下更為先進高端的理念。只有當一個國家實現了主權在民，天下與國家或許才能大概合而為一，因為這時的國家是保障人民生存、權利和自由的存在。這時，愛國才具有愛天下的意義和其正當性。
相比虛空的所謂愛國，真正可能的是愛人，這苦難土地的芸芸眾生。一個對民眾同胞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人，不會因為一時的落寞或被放逐而心灰意冷，甚至決然離世，更會忍辱負重，為了民眾的利益，在苟活中潛藏自身的抗爭力量。
真正值得的犧牲（自殺），只有兩種情形：一是活在專制或敵人的「槍口」下，基本喪失獨立人格或人之為人的尊嚴，沒有自由空間，無法再為民眾爭取權益；一是自己的死亡能夠換來民眾的希望或自由。
屈原之死，或許能夠歸於第一種。我們無法得知當年的被放逐者，其具體的日常狀態，是否有如此苟活的空間，也就喪失了隨意評點的資格。佛經有言：「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去獨來，當行至趣，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
他的跳江行為，或許難以稱道，但絕非可輕鬆決擇。於這樣一種生存的困頓中，就像傳說中的浴血鳳凰，如夢如幻。無論屈原還是杜甫，都是胸懷大志之理想者，上下求索奔走，懷才不遇（在專制黑暗國度，這是註定的。——注），歷盡滄桑，身心俱憊，依然心系蒼生，心懷慈悲。如果置身他們當時的黑暗現實，我們會怎樣？
3
偉大的心靈沒有政/治學意義的國家歸宿，只有心靈上的祖國——實質是故鄉——。祖國並非就一定是現實中某個國家，而是一切可以安頓生命的存在，或具體或抽象，比如信仰，愛，真理，正義，思想，文字，人類命運共同體，故鄉，童年。現實中，沒有一個國家值得你為之而死，除了內心的祖國或言歸宿。
為愛，為信仰，為真理，為藝術等而獻身，世間正常的事。為國獻身，往往是謊言。沒有人有資格對你說為國而死，如果有人這麼說，並且說這是偉大的，那他一定是獨/裁者和騙子，這是他的國，他要你為他而死。
屈原應該，或主要是死於愛：對天下百姓，而非朝廷（君主）或國。對於理想者，或許他們並非那麼純粹，或許多多少少都（曾）有著對功名、仕途的某些執著，但我們並沒資格評點甚至嘲笑。因為，假如他們願意放棄內心的理想或捨棄為「人」，所謂隨波逐流，至少會過上更好的生活。
進一步，國家是建構，祖國是虛構，人只需心靈的故鄉。這個觀念，或許屈原並不懂得。（節選，啞河微信：wjb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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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國家是建構，祖國是虛構，人只需心靈的故鄉
想起杜甫，自京赴川詠懷一千八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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