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雖然說起清代做官的「油水」，後人常津津樂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但同是地方官，大清的「道臺」們，「人氣」也是丁點不差。比如魯迅先生的經典小說《故鄉》裡，男主人公「迅哥兒」的老鄰居楊二嫂，顛顛跑來揩油順東西時，就拿「道臺」造謠：「阿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
魯迅寫《故鄉》時，「大清」已亡了有些年頭了，可在楊二嫂這等「草民」心目中，堂堂「大清道臺」，依然承包了他們對「有錢人」的所有想像。可見「人氣」之高。
而放在「買官生意」持續火爆的晚清年間，「道臺」這個官職，行情也是一路看漲，甚至到了「有價無市」的地步。好些個有錢人一擲千金，也只能買個「候補道」，也就是「等補缺」的「替補道臺」。然後就一天天板著手指頭熬，死也要過把「道臺癮」。多少清末民初諷刺小說裡，那些懶饞奸滑的角色，常見是「候補道」，惹得多少讀者連笑帶氣。
這「道臺」的誘惑力，咋就這麼大？
道臺，在清代又被稱為「道員」。在清代的官制體系裡，「道臺」是介於省（巡撫）與市（知府）之間的官職。清初時還只是臨時性的兼差，乾隆年間正式固定下來，成為正四品的地方長官。個別崗位的道臺，也有「正三品」甚至「正二品」的特例。甚至清代有些時間段裡，道臺們還手握「密折封奏」的大權。比起擁有「十萬雪花銀」的地方知府們，顯然權力大得多。
但「道臺」之所以有這麼高「人氣」，還不止因為這官夠大，而是夠肥。
以《光緒會典》記載，清代的道臺，分為「分巡道」與「分守道」。學者梁元生，則是將其分為「民事行政道臺」和「具有特殊職能的行政道臺」，前者是省級督撫和地方府縣官員的「中間人」，既要「觀察」（監督）地方行政，也要署理軍事、水利等地方事務。後者則專門負責特殊事務，比如「糧道」「河務道」「提學道」「茶馬道」等。
可以說，在清代的地方行政體系裡，「道臺」既肩負著監督責任，又負責多項關乎國計民生的事務，堪稱地方行政的樞紐，意義十分重大。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麼一個清初的「兼職」，發展到乾隆年間，會終於變成「全職」。參考其工作內容，樣樣都馬虎不得。
當然，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腐敗，意義重大的「道臺」崗位，在很多清代文人的筆下，也是壓力山大：比如陝西的「糧道」，每年最繁忙的工作，還不是運糧，而是承辦陝西官府每年的各式宴席。上等的宴席，要備足燕窩燒烤，就算一般的宴席，也得湊齊白鱔等珍貴食材。這類規格的宴席多久一次？大宴會每個月都要有，小宴會天天有，每隔十天半個月，糧道還要組織宴會，把藩臺臬臺各衙門都叫來聚一通，變著花樣吃。
為何「壓力」這麼大？以《道鹹宦海見聞錄》的哀嘆說：一是為了「以聯友誼」，就靠著飯桌上觥籌交錯，打通各類關係。二是面子問題，你不這麼吃，就說明你窮酸。丟了面子，可就不好辦事了。
那這麼「有壓力」的工作？為何大家還削尖了腦袋搶，甚至不惜花錢買？《道鹹宦海見聞錄》作者張集馨的遭遇更是縮影：他作為陝西糧道的「道臺」，每年要給西安將軍送五次禮，每次禮金800兩以上。每個季度還要給陝西巡撫送禮，每次白銀1300兩。至於給門包等人的「禮金」，那更是不計其數。可以說，「道臺」任上，單是送禮的錢，就算把道臺們的「合法收入」全搭上都不夠，那為何還照送？因為沒有一分錢是自己買單。
看看道臺們的「工作內容」就知道，無論是「糧道」「鹽法道」還是「河道」，都是彼時大清朝最「花錢」的項目，既然「花錢」當然也就有錢撈。另外諸如「觀察」等工作，權錢交易更是日常，幾乎使個眼色，錢就滾滾而來。想把這「肥缺」坐穩，上下關係更要打點好。於是，本是大清朝地方運轉樞紐的「道臺」，從清朝中後期開始，也就悄然變身，成了清王朝的「腐敗樞紐」。
這「腐敗樞紐」的破壞力有多大？不用說清代道臺們形形色色的把戲，就看看大清朝「最不能省錢」的項目：河務。在「治河」這事兒上，清王朝從來不惜血本，僅看康乾盛世時期，清王朝每年花在「河工」上的錢，幾乎佔了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為何越是花錢，水患越是不斷？晚清很多官員就怒揭其中奧秘：每次要動「河工」，朝廷撥下的錢，基本都被「河務道」拿去組織吃喝，其他的錢，也在吃吃喝喝裡被分光。
晚清《見聞瑣錄》裡更做過統計：每次清王朝治河的經費，「河督去十之一，河道、河廳、師爺、書辦、青役 以次亦各去十之二。」基本啥活沒幹，就給分個精光。《清俾類鈔》也記載，只要有「河工」，「河道」必然組織宴席，一頓宴席要吃三天三夜，宴席上雲集各種奇珍。類似「折騰」裡，「道臺」們都是其中連接各方利益的「中堅力量」。
如此特殊角色，也就不難理解「道臺」們為何受歡迎，甚至惹得晚清有錢人們砸錢買。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裡更有辛辣一句：「江南有三多，婊子多，驢子多，候補道多。」
從早年的「朝廷樞紐」，到與「婊子」「驢子」齊名，大清「道臺」們的墮落，何嘗不是晚清王朝衰亡的縮影？其醜陋模樣，百多年後除了博人一笑，更有多少發人深思。
參考資料：《道鹹宦海見聞錄》《清俾類鈔》馮爾康《生活在清朝的人們》、梁元生《上海道臺研究》、王振忠《河政與清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