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期間，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種：打過仗的，正在打仗的，將要打仗的。在這場與眾多世界強國為敵的大戰中，德國必須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線。
希特勒
布勞姆貝格是位於德國北威州邊緣地區的一座富有傳統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歷史。
它的名稱取自德語的Blumberg，翻譯成中文就是一個十分浪漫的名字——「花山」。
花山是個人才輩出的小城，曾湧現出很多馳名德國的名人，其中有園藝師、棋手、學者、作家、政治家……而最負盛名的當屬聯邦德國的第七任總理施洛德。
在二戰期間，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種：打過仗的，正在打仗的，將要打仗的。在這場與眾多世界強國為敵的大戰中，德國必須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線。和很多德國城市一樣，小城花山至今保存著兩份名單。那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一去不返的兩代死亡軍人的名單。
在一戰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陣亡或失蹤；在二戰中，在人口近5000的花山市裡，青壯年男子幾乎係數被徵入伍，其中有310人陣亡或失蹤。在這個名單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長迪特.馬亨唐茨的父親--弗利德裡希.馬亨唐茨。
2002年2月19日下午，我在花山市的前任市長家中和主人聊天。
市長說：「戰爭給每一個德國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陰影，消除它需要時間。我們這一代人徹底擺脫它是不可能的，但我們有義務告訴後代如何不再承受這樣的悲哀。」事實證明，老市長做到了這一點。我和他的兒子迪爾克曾談起過二戰給德國帶來的災難，迪爾克的一句話令我大為震動，他說：「一切報應都是德國人自己招來的。」
在我們談到了「報應」的責任歸屬時，老市長認為，德國的歷史錯誤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和民眾基礎，把所有的事情都簡單地歸咎於幾個獨裁者未免失於簡單。
他說，「很多人至今仍然認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會被作為德國歷史上的偉人載入史冊。這句話其實代表了很多老一輩德國人的想法。換句話說，如果希特勒在實現振興德國經濟、消除災難性的失業、突破《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奪回軍事主權以及完成把奧地利、蘇臺德等地區納入德國版圖等一系列計劃之後，在發動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對波蘭的侵略行動之前能夠壽終正寢，他留給德國歷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輝煌成就，而後來的戰爭災難也就不會出現。」
無論這種假設是否有意義，它至少反映了一點：相當一部分德國人至今仍然對納粹德國在發動二戰之前的行徑予以完全肯定。那麼，希特勒在1933年上臺直至1939年發動二戰之間的所作所為對德國民眾究竟意味著什麼？
作為教育學專家的老市長曾長期研讀二戰前後的歐洲歷史，因為在德國凡涉及教育就離不開對兩次大戰歷史的了解和分析。
他認為，二戰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戰歷史的延續，而一戰是歐洲列強的長期利益爭奪的必然。在歐洲的歷史上，德國不過是一個後起的強勢爭奪者。德國之所以在二戰中失去道義，第一在於它在全球性厭戰的大形勢下發動了侵略戰爭，第二在於它把種族滅絕政策融入了軍事行為。
這使我想到了中國的「春秋無義戰」之說。的確，在一戰前的漫長歷史中，信奉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歐洲列強在外交方面無一不推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獨立」、「自由」、「主權」……都只適用於自身。為了自身利益的擴展，武力徵服是它們對外使用的第一語言。對於這一點，被英法聯軍打進圓明園的中國人體會尤深。說白了，德國無非是壞得比較遲，而且壞過了頭。
要想了解德國民眾為什麼選擇這個「壞過了頭」的納粹黨，就必須知道一戰給德國留下的是什麼。對這一點，老市長給我做了一番簡潔而清晰的勾畫：
魏瑪共和國在德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存在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德國在一戰之後選擇共和制，絕非民眾民主意識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潰後的一種對西方強國政體的無可奈何的機械效仿。一戰失敗的內因是國力的衰竭--德國已無法承受繼續維持戰爭所帶來的經濟重負。這就註定了這個封建的，軍國主義的德國在嘗試民主體制方面會先天缺鈣。另一方面，勝利的同盟國也根本沒有給予德國絲毫恢復生機和滋生民主的機會。他們考慮的只是如何從戰敗的德國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國再度強大並重新威脅到他們的安全。
為了這個目的，歡天喜地的勝利者徹底瓜分了德國在海外的全部領地。德屬東非大部分歸屬了英國和法國；德屬西南非洲分給了南非聯邦；紐幾內亞島的德屬部分被移交給了澳大利亞；薩摩亞群島分到了紐西蘭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馬紹爾群島、馬裡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以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都轉交給了日本。
按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的陸軍被壓縮成為10萬人，海軍只允許有1.5萬人存在，各種艦艇的總數只能有36艘，而對空軍則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車、裝甲車、潛艇一律不允許生產。這樣的軍力就連平息一場國內的大範圍武裝騷亂都很困難，真正意義上的國防就更無從談起了。除此之外，戰勝國還規定萊茵河西岸地區要由協約國軍隊佔領15年，萊茵河以東50公裡內的範圍一概作為軍事真空區。勝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們和德國之間的一道寬闊的安全緩衝區，而德國面對裝備精良，兵力雄厚的鄰國宿敵已基本喪失了抵禦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軍事上必須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敗者無法翻身以外，騎在德國身上的戰勝國還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對手的經濟咽喉。
《凡爾賽和約》使德國損失了1/8的領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產地和50％的鋼鐵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規定了德國必須向戰勝國總共支付13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款，並以每年支付20億金馬克和26％的出口收入來予以兌現。向一個國庫已被戰爭掏空，資源被強制縮小的國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賠款，這無疑是在把它逼向絕路。這不僅不可能催生民主與和平，而且一定會孕育出歐洲新的動蕩和災難。因為這種極端的壓榨只能種下德國復仇的禍根。遺憾的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歐洲政治家可謂鳳毛麟角。當時在英國曾有一名國會議員孤獨而固執地堅持著自己反對裁軍的意見，他的理由是：德國在一戰後所負擔的過重賠款壓力會衍生仇外情緒，將來可能演變成破壞《凡爾賽和約》的力量。這位議員就是後來的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
那麼，德國人所處的經濟困境到了什麼程度呢？
老市長舉例說：「到了1923年，嚴重的通貨膨脹使一個美元已經可以換到4萬億帝國馬克了。有一個叫做特歐的博士在他死前完成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買一個麵包要花1000億馬克，一升牛奶要花3000億馬克。因此有一個作家寫過一句名言：『納粹主義的誕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爾賽。』你知道這個特歐博士在二戰時期是幹什麼的嗎？他成了帝國軍備部的副部長。
「1929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把德國經濟直推崩潰的邊緣，僅僅在兩年內，德國的失業人數就達到600多萬人，佔當時全部人口的1/10，佔就業人口的一半以上。當時德國的家庭人口比現在多，父母帶三、四個孩子和兩個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這樣一個大家庭裡掙錢的勞動力經常只是一個人。這意味著，德國已面臨整個民族的生存危機。
「在這樣的困境下，魏瑪共和國無能為力，國際社會也沒有救助。現實把德國逼向了絕地--德國呼喚強人、呼喚鐵腕，德國只能在極左和極右兩者之間進行選擇。誰能把德國從危機中拯救出來，誰就會成為大眾擁戴的領導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國走向獨裁的關鍵的一天，那天共有640萬選民把他們的選票投給了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其領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臺成為帝國總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國式民主最終產下了一個怪胎，居然造就了專制獨裁，這難道不是民主的悲劇嗎？難道不是對西方戰勝國遏制德國策略的一種諷刺嗎？」
老市長出生於1937年，那時距離戰爭的啟動只剩下兩年時間，對一戰後德國所處的極度困境他不可能有直接體驗。為了驗證他講述的希特勒上臺前後的德國境況，我在接下來的採訪中專門就這個問題詢問過很多老兵，以下為部分被採訪者的談話實錄。
戴林，邦特魯普人，1926年出生，1944年應徵參軍，第三山地師高射機槍手——
在7歲以前，我的全部記憶就是一個詞：飢餓。我們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親一個人工作，而他竟然總共失業了7年半的時間！那時我們全家每個星期能夠從政府得到7馬克的救濟，長期吃不飽肚子。當時全德國至少有半數人口受到大失業的波及。德國人已經活不下去了。我們全家能夠買得起的食品就是數量很少的土豆和麵包。我的母親就把土豆煮得稀爛後搗成泥，然後拌上鹽，讓我們抹在麵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麵包上抹果醬和黃油那樣。1933年希特勒上臺以後，德國簡直就像獲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業率也幾乎達到了100%。作為一個7歲的孩子，我當時最鮮明的記憶就是：肚子吃飽了，日子好過了，我們有希望了！
布朗特，奧格斯堡人，1916年出生，1939年自願參軍，空軍飛行員——
一戰結束時我已經3歲了，我屬於親身經歷過德國的兩次戰敗及戰後重建的一代人。對20年代的飢餓和通貨膨脹，我至今記憶猶新。當時的物價非常昂貴，鈔票上的數字都以億為最小的計量單位。我家裡很窮。父親是個小公務員，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工資微薄，只能提供一個孩子的學費，所以家裡只有我哥哥一個人能上學。我的小學知識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在家裡學的。希特勒上臺那年我17歲，當時我對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國社黨成為了執政黨。但過了不久我發現周圍環境開始發生奇蹟般的變化--生活物資充足起來了，失業大軍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國防實力恢復了……希特勒競選時的全部承諾都在一步步地兌現。大家對前途有了信心，開始相信國社黨領導德國的能力。二戰爆發那年我23歲，我是自願入伍的。我覺得這是我對祖國應盡的義務。但我有一個先天的毛病，就是射擊時只能把槍託頂在左肩，這個習慣使我無法去當步兵，於是我幹了飛行員。在參軍前，我幹過3年滑翔機教練，去空軍毫無問題。
羅迪，柏林人，1921年出生，1941年自願參軍，裝甲兵——
我出身於一個商賈之家。父母各自的家庭都殷實富足。我祖父在1870年發現了一個很有潛力的新市場--製作葬禮服。他很快就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1904年，他花了120萬金馬克在柏林市中心區的憲兵廣場旁購買了一塊地皮並建起了一幢公司大樓。這個公司後來傳給了父親。一戰結束後德國的經濟持續十幾年低靡不振。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遠遠不能和現在相比，失業金少得可憐，老百姓普遍吃都吃不飽。我父親的公司長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員，最後只剩下了一個空架子。就在公司瀕臨破產的時候，納粹黨上臺了，德國的形勢突變。在國內，持續衰敗了十多年的經濟形勢一天天好轉，我父親的公司又開始正常運轉了。在國外，德國獲得了捷克的蘇臺德地區，兼併了奧地利，還一步步奪回了外交主權……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1941年2月我自願入伍，這樣我就有資格選擇軍種了。因為我的皮膚對潮溼環境過敏，我拒絕了讓我去當海軍的安排，儘管徵召我們的是那艘赫赫有名的「俾斯麥號」戰列艦。我幸虧沒有去，這艘戰艦上的官兵後來全部葬身大西洋海底了。炮兵呢，我也不願意幹，響聲太大了。後來徵兵處建議我選擇裝甲兵，我接受了。
德裔美國人迪·萊曼在他寫的《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後日子》一書裡回憶了他10歲時在家鄉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時的感覺：
1938年對我來說具有重大意義，我就是在這年第一次見到了希特勒。在布萊斯勞的世紀大廳裡擠滿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見的人，等候的隊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無法用語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種狂熱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離他很遠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種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歡呼著……那個時代所有的德國少年從出生開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誠、誠實、細心，樂於助人，我們的理想就是要時刻準備為元首、人民和祖國奉獻；我們是一個團結的民族，人人互相關心，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要響應元首的號召，將祖國建設得更美好。我和我的夥伴們都對指定的活動充滿熱情。一個十來歲的少年還能質疑什麼呢？……
在一些歷史資料影片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國民眾向希特勒歡呼的場景。這些場景帶給我們的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集體瘋狂的印象。隨著和歷史見證人的接觸增多，我逐漸理解了當年的德國為什麼會出現那山呼海嘯般的激情宣洩了，那是一種由感激、信任與愛戴合成出來的極端崇拜和高度認同，那是一種被壓抑14年的民族振興渴望的釋放，那是一種由衰敗轉向強盛、由屈辱轉向驕傲的群體宣言。在這樣一種大眾氛圍下，希特勒把德國引往任何一個方向都已經是輕而易舉的了。
（《德意志的另一行淚》，朱維毅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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