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寶應人物薈萃，儒林、文苑均不乏佼佼者。特別是清初，這裡出了狀元王式丹、翰林院侍讀喬萊、一代大儒王懋竑、朱澤沄，還有眾多悲歌慷慨之士，如成明義、施光祖、張、潘煜如、王玫、徐宗道、孫世勳、鄭在湄、王巖、喬邁、朱宣、丁敦等一應人等，可稱之為人才泉湧的「寶應現象」。為探其原因，近一段時期，我集中翻閱了明、清揚州府志、寶應縣誌、朱克生《明代寶應人物誌》、範士齡《寶應耆舊傳》、劉寶楠《寶應人物誌列傳》《寶應祀典紀略》、成孺《寶應儒林事略》《寶應文苑事略》等方志資料，明代寶應人物之多出乎意料，這使我油然悟到：清代寶應人文之盛，其來有自。同時，多年來研究揚州文史者對明代揚州似乎關注不夠，遂動意研究明代寶應人物，以求教於大方。
仕途多忠直廉能之幹臣
在封建時代，要想踏上仕途，無非三條：薦舉、科舉、捐官。明代也大抵如此。朱元璋由一介草民登上皇帝寶座，便十分重視人才。洪武元年（1368）九月，遣夏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但他不喜文士，六年起有十餘年罷科舉，專用闢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懷才抱德、賢良方正、人材孝廉。十二年，諭禮部，曰：「為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跡，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困，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十三年，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赴京者有八百六十餘人，命各授以官。根據府、縣誌，明初寶應以薦舉入仕者有袁復、楊允、陳晟、梁仲達、劉廷佐、梁彥思、衡宇、丁鏞，差不多佔到全國的百分之一，應該說比較多的。而且薦舉法很嚴，薦舉不得其人，舉主連坐。
寶應這批薦舉入仕者表現如何呢？我以為可用異常出色來概括。
袁復，字仲仁，性純默，諳達章程。洪武十三年，被薦授中書舍人，改授吏科給事中，轉山東僉事。山東在元末時水旱頻繁，虐政橫行，又曾為韓山林盤踞之地，入明後三十年仍然是田地荒蕪，民不聊生。袁復到任後，「鋤強翼懦、撫綏惠保、不一其事，民甚德之。」特徵為大理丞，升本寺右少卿。永樂元年（1403），吳浙大水，他受命輔佐戶部尚書夏原吉視水、治水，提出建議：浚吳淞諸浦港，洩壅淤，以入於海；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泖港逕入大江，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泖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旁有範家濱，至南倉浦口接大黃浦口，以達泖湖之水，浚之便。皇上認為可行。於是吳浙水洩，農田大利。成祖嘉之，準備重用，而袁復卒於官。
楊允，字執中。洪武十四年貢士，官御史。年少有風力。太祖非常信任他，前後斷獄四萬餘人，時人呼「楊小御史」。調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卒年才三十二歲。
陳晟，字克昭，洪武中闢薦授中書舍人，尋擢工科給事中，改五軍斷事①（斷事，官名。元初，中書省與樞密院皆有斷事官掌刑政獄訟。明初，置行樞密院，不久改置大都督府，後又廢大都督府，以左、右都督為長官，所屬有斷事官。太祖洪武十三年，改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以中軍都督府斷事官為五軍斷事官，總治五軍刑獄。建文帝時廢。）。有都督某者，犯法當死，等到了朝廷當場審訊時，高皇念其軍功，想放他一馬。陳晟把他犯的罪又明明白白上奏了一番，皇上大怒，要兵部尚書常茹倒過來審訊陳晟，結果常茹復奏與陳晟口徑一樣，皇上這才高興。還有一次，陳晟上奏案件，高皇收了奏牘，又要他複述一遍，陳晟對答如流。皇上說：「看你年輕，特地試試你。」洪武二十一年，升大理寺左寺丞。二十四年調湖廣僉事。除行人，使琉球。琉球在東海中，國王有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洪武初，三王皆遣使朝貢。自從中山王來朝，許王子及陪臣子來遊太學。陳晟奉使還，詳盡地記錄了琉球的土地、山川、民物風俗，上奏後，高皇誇獎：「雖臧旻之紀西域，不是過也。」臧旻，漢代射陽人，為陳晟鄉前賢，曾任匈奴中郎將，有大功。朱元璋以臧旻喻陳晟，很貼切，而且是慰勉有加了。但與陳晟有矛盾的人，揭發他在琉球用自己的錢換來戰馬，謫置山東。很快，高皇悟過來了，他用自己的錢物換馬，有什麼罪呢？於是，迅速召回，授通政使經歷，尋改吏部考功司主事。做了九年，考績時，陳晟以年老乞歸。居鄉，足不涉城市，每天帶著兒孫耕種勞作，與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兩樣。
那麼，從科舉入仕途的呢？
高昭，字文星，永樂十九年（1421）進士，這是寶應歷史上第一名進士。方志和一些史料筆記上都標明「寶應舉進士自公始。」高昭官至貴州道御史。他曾經當過巡按，訪得某王府陰蓄異志，變服為日者，就是裝成算命打卦的，登門與王交談，某王以實告，他藉機說了一通如何如何不利的話，辭去。未幾，巡按此地，照規矩要去拜會王。王一見，認出來了，非常害怕，於是打消了陰謀念頭。其時，興化人高榖與之同朝，中進士比高昭還早二科，但見之，嘗嘆息：「兄才十倍於榖，而位止於侍御，豈非命哉？」高榖歷任翰林侍講、侍讀學士、工部尚書，後進少保東閣任大學士。
冀綺，字文華，成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升郎中，總理邊儲，陳邊儲及時政二十事。奏劾皇親姚福等怙縱不法。憲宗嘖嘖稱之為：好狠郎中！而那些皇親國戚無不憚之。後來因為在平虜中督餉有功、保障有力，升南京應天府丞，轉太僕寺卿。明太僕寺卿主要掌牧馬之政令，屬兵部，於滁州設南京太僕寺。其時規定江南民十戶養一馬，母馬，江北鳳陽、廬、滁、和州，戶養母馬一或母牛一，母馬歲課駒一，牛歲犢一。駒、犢三歲，寺卿偕御史下去檢查，烙府縣印。開始時，因為滁州山多曠地多，土壤肥沃，草源豐富，百姓有利可圖，而且官給牧地免其差役。永樂間改計丁養馬，成化時，官收地租，牧地盡歸豪右，民甚累馬。冀綺上疏略云：自計丁養馬，人戶逃亡，概派丁田出辦，單丁下戶亦不能免。馬頭中另編群長，歲斂貼戶銀；群長外又編獸醫，歲斂藥餌銀。自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歲派草料銀。江南北地卑，馬性惡溼，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有補馬銀；孳息不時有補駒銀；每季至滁印烙有印烙例銀；本寺備用馬匹費銀三十兩，赴南京兵部者匹五十兩，解赴北京倍之。希望朝廷能夠寬其稅。皇上認可了。他又上疏云：臣鄉揚州，所屬皆水鄉，牧地少，人逃歲荒，民不聊生，江北如六合、天長等縣，地廣草蕃，馬牛稀，伏乞均攤馬牛，庶與馬政有裨。朝廷又答應了，於是攤減了高郵、泰州、儀徵、江都、寶應五州縣牛馬若干匹。後升應天府尹，致仕。回鄉後遇淮揚旱蝗，猶具疏奏聞。
張稷，字世用。成化八年（1472）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四川道御史。曾經巡按福建，閫帥（地方軍事長官）怙勢病民，公列其罪，狀奏黜之。其兄張穟，成化十一年進士，曾任鳳翔府同知，有惠政。
仲本，字與立，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調汝寧府通判，改嚴州府，轉廣西僉事，調河南，擢陝西副使，進按察司按察使。仲本為人強直好義，為官廉能有威，先聲所至，貪惡屏跡。其時有在獄中關了幾十年結不了案的，他遇之立斷，人鹹頌神明。然而這卻得罪了人，為同輩忌恨，致政而歸。曾與之共事，對之很了解、很同情的楊一清貽之以詩：「積毀不須驚眾口，素心端可質神明」，這大概可以作為仲本為官的寫照了。楊後來做到內閣首輔。仲本家居後，敦行古禮，俗為之美。遇上大災之年，私出粟賑災，全活無數。平時徜徉林壑，棋酒自娛，絕不幹預官府事，教子嚴而有方，裡人多所取法。
張旦、張習，是兄弟倆，同為進士出身，曾同在山西一帶督餉。張旦，字子明，在家排行老三，最小，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以戶部郎中督餉大同。張習，字子翀，是張旦的二哥，但中進士稍晚，嘉靖二十年，也以戶部郎中督餉宣府，大同、宣府兩鎮相望，人們稱之為「北門雙鑰」。張習執法嚴格，宣府距京師不到三百裡，一些巨商豪賈，持權貴書信來，謀取非法利益，張習堅決制止，所以邊餉頓充。正好有個領軍把總有罪，張習不肯縱容，於是被人中傷，貶為解州知州。張習說：「親民官，我素志也。今獲遂矣。」到任後即問民之疾苦，平徭役，理積案，可惜不到一年，卒於官。張旦呢？督餉大同時，適逢邊兵因糧餉匱乏，鼓譟鬧事，隨時可能發生兵變。張旦立即上疏，陳述邊兵之困苦，提出解決辦法。疏入，詔戶部立即調撥一個月軍糧，額外加芻豆若干，平息了一場危機。皇上稱讚他「能幹」，賜白金綵綺。離任時，按照老規矩，可以支付上千兩白銀整治行裝，還有個名目叫「無礙銀」，張旦不受。他為官三十年，從來不肯逢迎幹進。嚴嵩當政，張旦為其門下士，但沒有登過門，通過路子，所以也上不去，即升了也是「偏遠瘴癘之鄉」。後升至雲南兵備道，再至四川左參政，儉約一如寒士。張旦與他老兄一樣，也痛恨貪官汙吏，但處理方法不同。「見貪墨吏輒詈之，樂與改善，不喜以刻核要名」。就是教育嚴，處理寬，希望他們儘可能改正。所以屬吏畏威懷德，上下肅然。過世時，家無餘儲，海內頌為清白。
朱日藩，字子價，號射陂，學者稱射陂先生。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初授浙江烏程知縣，剔蠹釋滯，民不病賦，以廉勤稱。擢南京刑部主事，轉兵部車駕司員外、禮部主客司郎中、國家典制禮部郎中，例授提學。嘉靖三十六年，倭寇侵擾東南沿海地區，寶應因無城郭，焚掠既盡。時興化李春芳當政，考慮朱日藩家貧，遂擢江西九江知府。因為景王賜第於九江，土木工程建設規模幾十萬，估計羨餘好幾萬。朱日藩不高興，說：「興化豈知我哉？射陂子尚憂貧也。」他認為君子憂道不憂貧，李春芳看來還不了解我。但對工程抓得很緊，景王府第建成後，所有結餘全部歸於九江府，作為公款，以備水旱災害。李春芳聽到這事也很後悔。
劉永澄，字靜之，性廉潔孤介，攻苦問學，動以賢聖為期。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因為身體較弱，不耐吏事，改授順天府學教授，升國子監學正。不久告病歸。在職時，雖官居閒曹，但討論歷朝典章制度、名臣言行、職事掌故、地理形勢，乃至兵馬錢糧之數，皆能得其要領。時顧憲成講學東林，永澄從之遊。座主李廷機為禮部尚書奉詔條弭災數事，永澄規以要開言路。大學士沈鯉很器重永澄，多次諮詢時事。因引狄仁傑處張昌宗、張九齡處李林甫故事，明君子決小人之道。權奸聞而惡之。永澄謹言遵禮，人尊為「淮南夫子」。居母喪時，獨處於外。督漕侍郎李三才，為人正派，但性格豪侈，陳設鋪張，聽說劉永澄來，馬上就撤換了，其見憚如此。福清葉向高執政，富平孫丕揚掌銓部，將以永澄擢文選，他讓於通州範鳳翼，後升兵部職方司主事，未到任，卒，年三十六。一時名士文震孟為之狀，高攀龍志其墓，劉宗周著《淮南賦》吊之，還向朝廷請示，贈諡號，私誄其為「貞修」。
除了進士，舉人和貢士中的部分人也可以踏上仕途，只是要看機會、碰運氣，而且所安排的多為低層教職、僚屬。我根據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四十一選舉三，做了個統計，明代從洪武朝到崇禎朝，寶應縣出舉人155人（中進士者除外），用112人，應該說這一比例還是比較高的，佔72%。其中做到知州的僅一人，知縣17人，訓導、州教授、州學正、教諭46人。其中很有一些出色人才。
朱訥，字存仁，號補齋。幼而哲靈，十歲能詩，父親朱瓘想讓他學做生意，他不願意，父親提了一個苛刻的要求：「能日記千言，乃使歷試之。」果然，乃使讀書，年十六，補縣學廩生。成化十三年（1477）舉於鄉，六上春官不第，讀書南國子監。就選得浙江鄞縣。當時即有日本商人來做生意，守臣認為他們不能久留於鄞，要有司派人將海船拖走，這些日商拿出兵器，鼓譟而出，殺死縴夫數人。朱訥單騎入其駐地，通過翻譯向其提出警告，言明利害，要求三日之內須將船舶移走，並嚴懲殺人者。倭懼，一切照辦，並出錢修治錢塘七堰。鄞縣在浙江稱最，有巨室，家中有人居要津，善作威凌有司，家中僮奴上百，恣意妄為，貽害鄉裡，當官的不敢過問，還要曲意逢迎。朱訥不理這一套，懲治豪奴，依法辦理，巨室大為憤怒，把朱訥調到湖廣長陽縣，這是一個偏僻窮縣，而朱訥不以為意。小縣無事，益肆力於詩。有時持牒勘事施州，過峽中，以為奇絕，說：「非調何由涉此。」榮王就國，用蜀舟萬艘，有司千方百計才得百艘，朱訥問左右：夜裡刮什麼風？回答：東南風。他馬上下令趕往巴陵，三天把萬艘船集齊。長陽、施州都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他曾經深入其地，消解互相之間積年仇殺。巡撫、都御史以下，皆奇其才，加之鄞縣巨室致仕，他為官的地方都交口薦之，改官江陵縣。江陵縣一向以丁夫車馬為大費，朱訥經過調查考察，深知其弊，窮詰主辦者，實際每年所費無幾。因為丁母憂，遂不仕。
周密，字邦慎，號松谷。由景泰四年（1454）例監，四任縣令，所至清謹，去輒見思。《山東通志》載其知平原時有鋤奸惡、植善良、興禮教、除弊政、修築城池諸政績。後以濟寧州牧致仕。《寶應耆舊傳·周松谷先生傳》收《村居寄朱江陵詩》《寄朱江陵詩》兩首，可推知他與朱訥當於後先為縣令。
王思賢，字霖佐。先世陝西長安人，祖父以鹽筴移揚州，父始遷寶應。縣學生，隆慶四年（1570）舉於鄉，授高州推官。高州西連廣西，南瀕海灣，北接峻岭，多系荒蕪之地，浮食流民相聚劫掠，思賢到任後，訪查清楚，一舉剷平，全州大驚。在處理過程中，威惠兼行，無所苛枉，民大悅。他任職理刑，對百姓疾苦十分在意，巡按、御史委行部會，某知縣因徵糧用刑急，他當面義正辭嚴地進行譴責。有一囚犯判了死刑，不服，已關了三十年,王思賢察其冤情，白大吏，予以平反，因此獄無冤民。高州所屬化州知州因入覲行，數千人集於分守街道，要求推官王思賢攝州縣，經請示諸大吏，都說「行」。於是公臨時代理州事。化州多竊盜，民不安枕，而每次捕盜，又牽連無辜，桁櫪桎梏，相屬於途。思賢法懲首惡，株連盡釋之，盜靖訟息，民乃安。同時修葺孔子廟，督促諸生學習，化州人士大興於學。對歷來成為老百姓沉重負擔的勞役、費用進行清理，民費大省，而故額充足。是年遇災荒，他帶頭捐俸賑粥，又勸富民輸助，民賴以活者數十萬。後來，他曾再次攝化州，治行如初；又攝茂名縣，德政如攝化州。總督、都御史交薦於朝。任高州五年，考績註上上考。但提學副使某，誣公以現任官立碑，左遷廣西按察司知事。高州人不答應了。集體上訪大吏保公，不行，就商量封城門不讓他出城。正好有上官夜出，思賢易服雜出。天亮，老百姓知道了，在大路上號泣送公，公亦泣。赴任廣西，未幾，卒。
還有個許肇，嘉慶年間貢士，為常寧令。常寧是衡州屬邑，民風剽悍，訟事繁雜，號稱難治。許肇說：「邑無劇易，視令為劇易。」事在人為。雖然後世沒有留下許肇多少治跡，但當時人便稱他為循吏，常寧人至今俎豆之。明代寶應由舉人、貢士入仕者多為窮鄉僻壤，而又多有政績，大概「邑無劇易，視令為劇易」，是其共識。
當然，也有例外。鄭禮，字仲禮，十五餼於庠。永樂四年，貢入禮部，文皇帝親試其文，以為優，擢為工部主事。宣德間改戶部，升郎中，監兌蘇松常三府漕銀。這可是肥差。鄭禮不然，他很快發現了問題。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百官俸糧在京各衙門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派令起運兩京交納其加耗船腳等項，又於正米外加收五六鬥以備撥付。鄭禮監兌時，盡除加耗等雜費，又清理撥運積規，三府之民德之。還有三府糧長，私下以八百金為之壽，被他叱去。廉能為人稱道，在戶部九年，考核為上上。
草野多卓犖高蹈之隱士
在封建社會，通過讀書走上仕途的畢竟是少數。以明代寶應為例，舉人尚且有近30%未仕，貢士更多，大批秀才還有連秀才資格都沒有的讀書人只能蟄居鄉間。而恰恰是他們，以自己的學行影響著一地的民風習俗。
從元末開始，寶應就活躍著一批高人。鄭逵，字佚為，元末大儒。自遂昌遷吳，居閶門專諸巷，讀書樂道，高隱不仕。至正元年，張士誠據平江即蘇州，再三請之出山，不肯答應，準備動兵劫持他，不得已逃到寶應湖西。他的次子鄭得，字彥明，與宋濂、劉基交善。聽說朱元璋欲屠蘇州，連忙給宋、劉二公送書，使蘇州百姓免於一劫。後宋濂向朝廷推薦鄭得做了高州知州。鄭得著《公餘堂稿》，散佚無存，只剩《致宋學士詩》一首，云：「一畦禾稼一床書，晴檢芸編雨荷鋤。卻笑農人偏識字，悠然吾自愛吾廬」。很形象地反映了隱居生活。大概元末寶應一帶還是比較安定的，來此隱居的當不在少數。鄭得的三兒子名利，字仲利，生秉異質，讀書一目十行，邑諸生。因為靖難兵起，不願出仕，隱居湖濱。著《遣懷詩》數卷。他在《寄友詩》中寫道：「憶昔別離日，揚花落錦堂。轉眼秋風生，梧葉飄井旁。蟋蟀吟階砌，玉露沾衣裳。韶華不待汝，轉瞬馳電光。及時須努力，何為戀故鄉？」從詩中可以略窺其內心，想用世而不得其時。不然就不可能有勸友人「韶華不待汝」「及時須努力」之句了。鄭利的兒子鄭士賢，繼父志，能詩。《書懷詩》云：「瀟瀟風雨歷春餘，湖上誅茅自結廬。高臥煙霞非石隱，近愁天地不皇初。一隻鷦鳥營還未，千裡龍媒嘆所如。細檢奚囊書帶草，頻年贈答有樵漁。」可謂是能承其父、祖之風者也。
朱瓘一家幾代隱士。元朝末年，兵荒馬亂，其曾祖父八三公率眾遷徙到寶應湖西，依之者說：生世大難逢朱翁。並把他們定居的村莊叫做朱翁村。其祖彥明，能復故業。其父諱益，修德檢行，鄉人號之「坦履先生」。朱瓘，字楚琦，號琴鶴。為人英敏豪邁。兒時，正在庭院中讀書，高昭路過朱家，見他誦且不輟，便開玩笑說：「雞鳴難比鳳」，朱瓘立即應答：「魚化即成龍。」高昭大為欣賞。稍長，即受業於高昭之門。博學，尤長於《尚書》《周禮》，凡經史諸子，暨稗官小說，都能得其要領。詩學唐人，書工行草。少年時也曾經試圖走科舉之路，但偶一不利，輒棄去。他說：「科目選舉，可以網羅功名之士，不可召致高蹈之儒，君子不為也。」從此，尚志養晦，與範思華、徐彥明為友。範，嫉惡如仇，人所畏之；徐，任俠使氣，目空一切。三人想到哪裡，總有人提前為之準備。市肆有一高樓，他們一去，其他人就散了，不敢隨便喧譁。後來，又與施琳、周安為文字交。景泰間，就是土木堡之變，代宗即位那一段，詔舉賢良。知縣王璟、巡撫都御史王竑，極力推薦他。他推辭說：「青黃木之災也。令如賢侯，不欲吾為太平民耶？」因為不能勉強他，奪其志，王公要知縣送些粟帛去，也謝絕了。到了天順末，就是英宗再次奪回皇位後，詔纂修實錄，有司持幣登門拜訪請教，幾乎是強制性把他請去，定凡例，謹書法，一時紀載筆削之嚴，皆出其手。《實錄》成，授以官，不受。揚州知府某公聘修府志，志成，知府贈禮很豐厚，他說：「公舉也，胡為受？」把送禮的人堅決地打發走了。從朱瓘的一生看，他還是有志於用世的，從「化魚即成龍」的對句，長於《尚書》《周禮》的學術意趣，可以看出這一點，從纂修《實錄》《府志》過程中對史志的熟悉，也可看出這一點。但他對科舉制度不滿，認為這是束縛人的才智的。對於那些汲汲於功名者甚為不屑。他喜好彈琴，畜有雙鶴，建了一座亭子曰「馴鶴亭」，學者稱之為「琴鶴先生」。每次上街，喜歡戴一頂大鬥笠，所以人們又稱他為「圓笠先生」。著有《馴鶴亭集》。
朱應辰，字拱之，一字振之，號淮海。朱訥次子，與其兄朱應登一母同胞，才名相埒。時人喻之雲間二陸。朱應辰從小就很聰明，差不多能說話時就識字讀書算數，九歲能文。但時運不佳，十應南都試，不獲售。嘉靖十年（1531）歲貢。遂隱居不仕，說：「丈夫得志則鵬騫龍舉，不得志則泥蟠而已。使已選調入官，望塵雅拜，僕僕奔走，我不為也。」他有個朋友蔣山卿，在他剛為貢生時，即對他說過：「幹霄之木，必中明堂之任，與其枉焉，不若全於山也。盈尺之璧，必中宗廟之器，與其枉焉，不若完於璞也。」應辰認為「蔣子其知我哉！」從而進一步堅定了不仕的決心。當時天下名士如呂柟、費宏、楊一清、李夢陽都與之交善，且重惜其才。他與蔡羽、文徵明、王寵、湯珍，尤稱莫逆，這幾個人都是吳門才子，行事風格也差不多。文徵明曾不無可惜地說：「淮海文學左氏，詩學魏晉。其為人慷慨，視義所在，千金不惜。誠特達有為之士也。卒不得一售以死。」應辰晚年築逍遙館於廣洋湖以老，所著有《逍遙館集》。其《銅雀臺詩》能見其志。詩云：漳河風日寒陰陰，青山不改河流深，行人過此一回首，望見高臺雲漢侵。當時歌舞歡娛處，宛轉仙風動瓊處，粉黛娥眉動曉妝，一片愁雲鎖春住。雄心老未休，霸業橫九州，誰知百年後，只在此臺遊。西陵羅綺同雲散，斜日繐緯飄井幹，麝腦多年不復香，金蓮貼地無人見。寒雲蔓草總荒涼，千載令人空斷腸，可惜繁華無一夢，何人卻笑楚襄王。
鄭暉，字光吉。敦信好義，不樂仕進。教弟讀書，廩於庠。子鄭廉，字介卿，邑諸生，博學工詩，雖然很受朱嘉會等名人賞識，但科場不利，齎志以歿。傳《行路難》一首。詩云：「行路難，難莫比。人間高險莫如山，蠶叢劍閣峻難攀；人間下險莫如水，瞿塘灩澦深無底。山之險兮梯可登，水之險兮舟可乘。誰識人心險於山，凌空駕石雲霄間；誰識人心險於水，駭浪驚濤平地起。君不見，酒杯論交吐肺肝，利害轉眼忘相識，昨日指天結誓盟，今朝推井扔下石，英雄貧賤識者希，世態炎涼情罔極。噫籲，莫高匪山，山有時圮；莫深匪水，水有時忌；行路難，難莫比！」一首詩道盡了世道人心之險惡，非歷盡艱險、看破世事者不能為此。由此亦可見，許多隱於世者亦不得已而為之也。
吳敏道，字曰華，號南華。萬曆間歲貢。天性孝友，曾割股愈親病，讓田於弟，弟弟把田賣掉，又為之治上。九歲屬文，十二歲補博士員。十上考場，未遇。於是絕意功名，築清隱草堂，觴詠自娛。一時海內外文士，無不樂交。當時寶應縣令耿隨龍對他尤其敬重。朝廷要求各地修方志，耿侯把這件事託付給他。吳敏道盡心盡力，筆削之公，百年來，無有議其是非失實者。日常登高眺遠，臨流賦詩，耿侯也都同行，但吳敏道從不語及公門之事。著有《觀槿稿》《竹西稿》《白雲稿》《折麻稿》《水影堂編》《月舫集》等。王世貞在為他的詩集作序時說：吾不知於大曆、貞元如何，但置之隆萬之間，卓然巨擘也。文取材尤古雅，雖降而就時趣，左、馬翩翩之步，自不能掩，且能兼朱參政應登父子之長云云。寶應鄉賢朱日藩也說：餘求友天下四十年矣，豈知千裡風骨，近在家東。遂訂忘年交。縣裡大興除、大創建，一切碑版記載之文，皆其手筆。吳敏道十分關注民間疾苦，《康熙寶應縣誌》載《寶應嘆》一首，寫盡了地處水鄉、飽經水災之苦的寶應百姓之感慨。不憚其贅，照錄如下：「淮安城外兩條汊，南河北河相蕩射。寶應近接淮安城，淮水南奔疾如馬。西望地形高入雲，千山萬山水齊下。我東其畝皆腴田，江濤淼淼溟渤連。農夫腰鐮行刈稻，晨起極目心茫然。豈惟禾黍委浩渺，老樹亦已沒其顛。狂飈掀舞浪十丈，急呼艇子操三槳。牛羊坡作蛟龍窟，榆草村為綠草蕩。雲愁日慘無人煙，鰲摯鯨翻動哀響。城門未開水關閉，三更城中驚水至。宛如兵破蔡州城,半夜噪聲震天地。又如水灌智伯軍，狼藉浮屍任漂棄。鄰雞夜哭候天明，親朋相見如更生。堂中白髮襁中兒，左提右挈波中行。屋墮垣傾四望盡，江號海嘯何時平？水夷傲睨陽侯立，萬弩迎潮射不得。城中搖裔蒼隼舟，城外橫行綠林賊。兇年桂玉煎人腸，十個人家九無食。野老相傳自古無，傷哉寶應真何辜！浩川忽沒空桑裡，赤水俄沉歷陽都。死者已矣生者存，詔書早晚寬民租。」
隱士並非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而是有著大悲情懷的文人。他們不僅獨善其身，而且愛及鄉黨。鄭牧，字汝謙。讀書探精義，做事循規矩，性格溫和，有慈悲心，輕財好施。凡縣裡興辦事情，只要是有利於老百姓的，他都慷慨捐金，以襄厥成。淨土庵旁，一下雨便漫水，行人不便，他捐款建了一座橋，名「鐵橋」。
範畲，字耕夫，為人倜儻質直。對父母孝順，從來都是和顏悅色。兄弟之間友愛，雖然分家了，但儘可能予以照顧，有的不善營生，破產了，給予周濟。與鄉鄰相處，重然諾，好施予。所以大家都很敬愛他，宴請賓朋時往往推他為上座。八十八歲卒。
張禮，邑諸生，就是前邊提到的張旦、張習的父親，張禮事繼母丁氏以孝聞。有一年歲試，按例張禮當得廩餼，因為友人病且篤，竟不忍代其廩。他的女婿家貧，尚未納採，想解除婚約，他從側面了解這一原因，以豐厚的嫁奩把女兒嫁過去，並幫助他治理營生，裡人號為長者。他兩個兒子踏上仕途後，清廉正直，與他的言傳身教分不開。
鄭之熊，字仲祥，一字懷谷，號小五。宅心仁厚，制行光明。遇飢者、寒者、老者、艱難困苦、求告無門者，一概心懷同情，如痛苦、疾病在自己身上一樣，總是率先給予幫助。邑有興作，如築文峰、改水關、建渡橋、創烈女祠等，關乎地方利害、萬古綱常的事情，也都帶頭捐款，積極倡議。同宗同族，有鰥寡孤獨的，都盡力幫扶。對寡婦艱苦無依的，多方周恤以完其節；對一些垂老之人，提前備好槥衾；對孤兒、女孩子收到自己家裡，像自己的女兒一樣撫養，男孩子則延師教之，與自己小孩的塾師一樣待遇；還有的打光棍的，則助其娶妻，老婆死了幫他再娶。
還有個喬夢鬥，財力比較豐厚，為人溫純敦樸，樂善好施。崇禎末年，連續大旱，江淮大地，赤地千裡，人相食。喬夢鬥一如既往，捐資賑災。此前，每遇荒年，他都在北關外的泰山殿開棚設灶，自冬至到開春，災民賴以存活的有數萬人。他每年慈善費用不少於千金。寒天助棉衣棉被，喪葬的助棺木壽衣。曾經在途中遇到光身子的，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人穿上，自己忍凍回家。有乞丐叩門，也和顏詢問：是不是餓了，親自端飯菜給他們。可以說終身不懈，人稱長者。其實在寶應，為善者甚多，以明代言，正統五年（1440）江淮饑饉，英宗命戶部主事鄒來學賑災，募民出粟一千石，勒旌為義民，官員登門祝賀。寶應陳綱，出粟一千五百石，皇上賜璽書旌之。嘉靖二十八年，寶應遭受異災，餓死很多人，有個叫陳言的，出粟一千石賑災，揚州知府親自登門表彰。而喬夢鬥的出錢出粟數倍於前人，大概處於末世，朝廷、官府已顧不上這些，「旌門、復家之典，未之見也。」但話又說回來，鄉間的大量慈善家並不在乎這些，更不是為了這些，這正是他們影響民風民俗的力量所在。
同時，從史料中，我還注意到，活躍在民間的高蹈卓犖之士，有著深厚的家國情懷。範石禮，字思敬，邑諸生。似乎科場也不太順利，與陶成、施瑛等詩酒翰繪相娛。陶成曾為之繪《東皋別業圖》，高昭作記。施瑛到曹州任別駕，送別時，吳郡張琥作《送別圖》，進士張穟作序，範石禮與張稷等十人用杜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分韻作詩。範石禮詩載家乘和《兩朝詩選》中，詩云：「天遠鴻高翔，帆飛波汗漫。山回不見君，夕陽在沙岸。」可看出，此次分韻作詩，範石禮當為第一首②（範士齡《寶應耆舊傳·家東皋公傳》案：「《明詩綜》《明詩別裁》俱載此詩。首二句寫：酒盡津鼓宣，風生蒲帆亂，下十字同。人稱範澄作。澄，吾族惟清公也。景泰間舉人，未知孰是。」）。但在天順七年，範石禮幹了一件大事，出貲造學官及聖賢先儒像。這件極有遠見且有大胸襟的事，不當以一般善事視之。可惜在縣誌中卻不見記載。
柏叢桂稱得上一位高人、奇人。寶應運河，自黃浦至界首八十裡，即唐李吉甫新築的平津堰；宋天禧中，發運使張綸築；重和元年，發運使楊廷俊修；明洪武九年，詔修高郵、寶應湖堤六十餘裡；洪武二十年，堤崩地淤漫。柏叢桂建議，築塘岸四十裡，有關方面不予理睬。柏叢桂自己去測量，遇到沼澤地人無法行，則以牛代步，竟無差異，同時對工程材料、用工一一進行測算，分析各種利弊，畫成圖奏於朝。詔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人，令知州趙原督甃磚堤，柏老人董其役。即整個工程由柏叢桂總負責。期月功成，自槐樓至界首，四十裡，鄉人稱柏氏舊堤。實際上，明初，寶應水患還不十分嚴重，而柏老人已經深謀遠慮，誠為不可多得的人才。
嘉靖年間，寶應曾出現一位抗倭英雄，名叫丁効恭。他膂力過人，能舉五百斤。曾經一隻手拎一隻肥豬掛到梁上去，玩一二百斤的石鎖如轉球。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寇從海上突襲揚州，長驅直北，當時寶應無城，無法抵禦，居民逃避一空。倭寇燒殺搶掠七晝夜，公私廬舍化為灰燼。丁効恭說：「難道城裡就沒有一個大丈夫？」於是在鄉間聚集了數十人，手持大刀長矛，在南郊外堤上迎擊倭寇，他揮刀連斃數敵，倭寇紛紛退卻。但因為丁効恭等人事前準備不充分，臨時召集的人又沒有經過訓練，號令不齊，加上鬥殺時間久了，又飢又乏，而一些埋伏的倭寇趁機躍起，丁効恭寡不敵眾，壯烈犧牲。
在寶應還有個俠士，叫花榮，善騎射，裡有盜數百人，打家劫舍，百姓懼之。花榮與好友鬱信二人商議：士，有個責任，就是庇佑百姓。現在盜賊橫行，我們不如齊心協力，剷除他們。於是請於當政，募集民丁，協同捕緝。在戰鬥中，花榮發弩射中賊魁袁九四的胸膛，將之活捉，餘黨也很快平息了。因為捕盜有功，花榮被授為安豐鎮巡檢，鬱信被授時保鎮巡檢。
後有識見者，對這兩件事做了些考察比較，認為：倭寇犯我中華已有年頭，嘉慶壬子年始犯台州，到丁巳犯揚州，如果當局早作準備，繕修城池，招募民兵，講明紀律，以効恭輩為之哨長，迎擊倭奴，效死不去，則寶應未必不能守。不懂用人，讓効恭等鼓匹夫之勇，真是可惜。
但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慷慨赴難者還是層出不窮的。鄭鳴鹿便是其中一位。他從小對於讀書興趣不濃，而喜愛武術，削竹弓，彈簷雀，往往應弦而殞。一日山行，忽然一陣狂風，聲若巨雷，一隻猛虎向他撲來，連忙張弓射箭，中虎左頰，再發一箭，中其鼻端，趁著老虎跳躍撓箭，伺機逃脫，倖免於難。南明弘光元年（1645），史可法督師揚州，招募死士，鄭鳴鹿踴躍參與。時須燃炮，情況危急，沒有人敢向前，鄭鳴鹿獨自策馬燃炮，史公壯之，賜銀五十兩。再次命他燃炮，因為躲避不及，連人帶馬都同歸於盡。其七世孫鄭邦彥有詩，云：「匹馬當先報國恩，將軍勇氣至今存。可憐閣部祠邊骨，萬古誰招鄭子魂？」對於為國家、為民族捐軀的英雄，歷史、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出處多學豐藝絕之奇才
明代寶應人物，無論是入仕的還是隱居的，許多人有一個共同點，不僅學殖深厚，而且多才多藝。
有明一代，文學總體上不太繁盛，尤其是詩歌創作，前不及唐宋，後不及清。而寶應似乎有些例外。
朱應登，字升之，號凌溪，海內稱凌溪先生。生而犖奇，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肆力於古，不屑習舉子業。父親朱訥約束他，在十四歲那年寫了篇《申臆賦》，談自己的志趣，父親很高興，於是不再強制要求他。二十歲舉進士。與顧璘等交遊，稱四大家，一時操觚之士，爭與相交。又與李夢陽、康對山等相呼應，昌明古學，號「弘正十才子」。當時內閣首輔李東陽、劉健，因與李夢陽等提倡館閣體文學主張不同，千方百計打壓他們。劉健是北方人，性格質樸，恥乏黻黼，以經學自文，說：「後生不務實學，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看到朱應登的古文更怒，貶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號稱文學之士的，一概得不到重用，安排清銜。朱應登那一科的主考是李東陽，作為門生，非但得不到照應，反而遭遇更大打擊。開始安排他任南京戶部主事，目的是用錢糧瑣務束縛其才，誰知朱應登剸棼斷錯，釐剔諸奸，戶弊肅清，南部翕然稱之。首輔不悅，想戶曹困不住你，再用州郡吏來絆你，升為延平知府。延平居閩上遊，地瘠民貧，朱應登到任後扶綏鞠育，愛民如子，百姓頌為神明。還好，京口楊一清掌吏部銓政，擢他為陝西提學，修復了楊一清創辦的正學書院，選拔秦地優秀人才深造，置官設徒，申廩嚴約，講經論道，風教大行。所以秦人建三學憲祠以祀之，楊、朱均在其列。秦之士大夫，過寶應必把香、拜墓。當然這是後話。他做事認真，個性挺直，不假詞色於人，絕竿牘，禁請託，因此遭人忌憎，恨不得把他推到坑裡。又調到雲南，不久升左參政。年把時間，又遭同僚見妒，布置矛阱，繹繹不輟，即謝政歸。時年四十，隱居不出，精研經史，著有《凌溪先生集》，卒之年才五十歲。對於他的早逝，朋友都深為惋惜。刑部尚書顧璘說，應登不善瓦合，時失人意，嘗在宴次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故蜚語自顯貴騰起，影附聲和，各快讒嫉。又說：其詩上準風雅，下採沈宋，磅礴蘊藉，鬱興一代之體，功亦偉乎！然位不至公輔，天年早終。明代中期文壇領袖人物李夢陽則說：「凌溪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耶？」當時文壇傳聞，孝宗朱祐樘對左右說：「江南兩才子陸深、朱應登，陸深已成進士，應登未卜若何？」榜發，朱亦高中，皇上大悅：「兩才子，皆朕獲矣！」朱應登有皇上之知遇，竟不得侍側左右，其所遭遇可想而知了。
在朱應登的之前和之後，寶應古人中寫得好詩的大有人在。如周安，字邦泰，與施汝深、朱圓笠先生偕隱，以詩名景泰間。詩多閒適之情。如《憶春寫懷詩》：「正惜春歸思渺茫，忍看巨絮亂顛狂。數莖短髮因詩老，一片閒心為酒忙。野鳥有情隨意適，落花無語傍誰看？鉤鐮試問雙飛燕，還懷東風舊草堂。」
祁穩，字文石，與劉春宇為香山老友，晨夕唱和不衰。《答練江外翰以所刻雜集惠教》詩云：「瑤篇一過洒然涼，洗盡時流俗肺腸。骨相須求天廄馬，針砭多述古人方。剪來瓊樹枝枝寶。截出檀旃片片香。立德立言俱實際，更於何處說官常。」
劉春宇，名繼善，字元卿，工制藝，名噪邑中。這倒是個精通八股文的，所以執經問業的，戶外屨滿。自宦遊京口，始學賦詩，於金、焦、北固間，得江山之助，故詞調多清婉。如《宿湛上人房》詩云：「晚渡金山寺，僧房抱影眠。燈前傳佛偈，窗外泊漁船。樹色千峰暗，潮聲一枕連。妙高臺未上，夢裡試清泉。」惜所著詩稿未刻，藏於家，今已不存。
鄭大山，名爾忠，字孝初，工詩，性嗜酒。董其昌十分器重他，說：「諸生中有此逸才，應是雞群一鶴。」所著《淮海集》《西遊集》《柿葉漫吟》皆不存，惟《鶯音草》傳世。其《遊俠詩》云：「平生高義在，杯酒託深盟。肝膽千金重，頭顱一諾輕。殺仇偏道姓，救難反藏名。卻笑荊軻輩，圖秦事不成。」遊俠的形象躍然紙上。《中秋對月詩》云：「家在淮南父在燕，孤身又滯海東邊。可憐今夜團圓月，三處同看各慘然。」一家分三處，悽楚之情令人淚下。
王補庵，名有光，字寶我，少工舉業，不得志於有司。萬曆四十八年歲貢，官寧陽縣訓導，轉臨城教諭，提學御史寧光先，試其文，為六十五學之最，升蘇州教諭。致仕歸，閉門吟詠，不與世事，年逾九旬，曳杖逍遙，著《補庵集》，未刻。《平旦》詩云：「涼風達曙聽雞鳴，一夕單衣適體輕。穩臥滄州孤興冷，笑看清晝百忙生。摧殘老病秋偏早，憤激窮愁晝未成。曉起虛窗猶掛月，朦朧素影散幽情。」《偶題》詩云：「一回痛飲一狂歌，誰識山居意若何？天地闊來容笑傲，居諸閒處任消磨。片雲落澗同秋冷，倦鳥投林傍晚多。八十年華堪一笑，東溪尺水穩漁蓑。」雖則一寫於在任，一寫於致仕，其心境大體相似。
王文玉，名玟，孤憤嫉俗，罕與人交。酒酣則歌呼嗚嗚，世人莫知其故。賦詩遠宗李長吉，近學徐文長，四十左右即歿，臨終前，將遺稿一冊託付給友人湯啟祚，說：「後有知我詩者，錄一二首則可以傳矣。」可見，對自己的詩還是很自信的。《野興》詩云：「荒村風候變朝昏，雨後秋寒刺客魂。碧嶂全疏天外影，幽花自照水邊痕。居人不解留王粲，漁夫何當問屈原。塵榻依然清夢斷，無窮愁怨屬芳蓀。」「冥冥高雁適南遊，蒲荻聲前坐晚愁。人待河清生白髮，事成天遠付滄州。幾家落日蛩相喚，一片孤雲水獨留。待得布衣身願了，鴟夷還泛五湖舟。」詩中充滿著一股不平之氣。
從《寶應耆舊傳》等著述看，明代寶應能詩者甚多，惜乎多已不傳。詩中也不僅僅抒發個人胸臆，有的還可作為一段史實來讀。鄭宣溪，名綵，字崇實。正德間中南畿鄉試副車，舉鄉飲賓二十七次。他寫有《水南新莊避倭五古》《復過海冷溪避倭五古》《倭寇犯邑詩》等，是這一段歷史的真實寫照。
明代寶應出過一批有名的書家、畫家。袁復、陳昇都是洪武年間因工書而被薦舉的。明初，與文學的臺閣體相呼應，書法也呈現臺閣體傾向。其直接原因，是統治者出於內外承制的需要，召工書者入宮，負責繕寫誥制、詔命、玉牒、冊寶、匾額等，尤其是書寫內製者，更被授為中書舍人之職。袁復、陳昇，都工晉人書法。薦舉後都任中書舍人，大概發現他們的才幹，又另有任用了。不過，永樂遷都後，江南一帶臺閣體書風漸淡，特別是吳派畫家崛起後，主張「書畫同源」,強調張揚個性，書壇也出現了明顯變化。
朱日藩當屬其時的代表書家之一。明自孝宗以來，天下文士皆宗李夢陽之學，東南亦歙然歸之。日藩之父應登是個中主將。而日藩獨肆力於漢魏六朝間，探求本源，輔以初唐，自出機杼，不落人窠臼。書法上也出於同樣主張。當歷仕南都時，結清溪詩社，人以謝玄暉擬之。雖然公務繁雜，簿書盈案，但不廢寫詩作文，揮毫潑墨，求文的、求字的絡繹不絕，得一捲軸，視作珍寶，稱為三絕。當時在南京日藩與盛時泰齊名。盛，善隸書，小楷學倪雲林，行書學東坡、米芾。稍後於他們的著名書法家詹景鳳稱朱日藩書法：「巧自成趣，非草草作者，第骨氣稍近脆」；稱盛時泰書法「入聖散僧」，這是借用黃庭堅評楊凝式「散僧入聖」來喻盛，評價高於朱。
朱日藩有個比較優秀的弟子鄭化中，字子極，號狄雲。少年時曾遊日藩之門。家庭貧寒，冬天夜讀，常以雞毛覆足取暖，直至天明。工詩。以貢生授陝西平涼府通判。時人有「尊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之贈。就是說，朝廷上沒有用他作文學侍從，邊塞得了個國寶。韓王器重他的才幹，禮遇有加，從來都不喊他名字而稱「老狄」。書法能得朱日藩之真傳，草書蒼健可觀。秦中石額大書「潼關」二字即其手筆，至今猶存。著《聞鶯館詩集》，《高陵曉渡渭河有懷諸王孫》詩云：「渭城朝丏黯河流，東渡三年此見州。山色方才離燕塞，鶯聲忽漫到鴻溝。吟餘芳草王孫路，腸斷朱門帝子樓。自是嵇康成傲吏，懶從樽酒話西遊。」此詩當作於官陝西時。
範之默，字仲宣，號蘭室。大江南北，凡斷文識字的都知道有個蘭室先生。他從小不僅聰明，而且孝悌，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大喜歡和其他小孩一樣打打鬧鬧，喜歡讀書思考，往往語出驚人。邑中吳道南異之，把女兒許給他。縣令請吳道南修縣誌，有的部分過於簡略，範逐事補潤，識者認為是大家手筆。但科場不利，十上有司弗見齒。於是和邑中賢豪長者，相聚於別墅中，談天說地，吟詩論文，或者臨寫張旭懷素之帖，或者潑墨枯木竹石，每一落紙，便被懂字畫的人收走。再往後，有人花錢來買書畫。別墅裡常年到頭人來人往，川流不息。邑中有興除，大夫必造廬請謁，以為文獻在是焉。年六十餘卒。卒後年把時間，南中有李之實者，素無半面之交，忽作詩泣吊而去。蘭室先生有《採石懷李供奉》詩云：「雨霽孤帆薄暮開，探奇為羨謫仙才。江心淡月留清影，石面寒雲護紫苔。紅樹似憐袍上錦，青山猶頌掌上杯。奚囊亦有驚人句，散作天風萬馬來。」《瞻李太白像》詩云：「一自騎鯨去幾年，空留遺像萬峰巔。英風土木猶堪仰，麗句河山可並傳。載酒何人酬夜月，登樓有客倚江天。風塵勞我形銷瘦，應是相逢飯顆前。」對李白的仰慕之情充溢詩外，同時也可見作者以李杜自勵自許。
苗嘉生，字秀實，工書，縣令李河濱曾賦《老筆行》贈之。與之同時，還有個王士光，字用晦，亦曠達，工書。不過比較而言，苗嘉生的書法更為遒勁古拙。苗嘉生又豪於詩酒，幾杯下肚，則放言談詩，滔滔不絕。歿後詩稿也就散失了，只《山居》詩一首，為後人得自斷簡中，詩云：「山居無一事，岸幘故人期。暫輟觀書興，還題玩月詩。遠鍾支枕夜，清露捲簾時。暗覺新秋近，殘河欲曙遲。」
明代寶應畫家，首屈一指的當數陶成。陶成，字懋學，號雲湖。成化七年（1471）舉於鄉。為人聰慧爽直，輕財任俠，繪畫技藝出神入化。畫花鳥人物，能盡得徐熙、黃荃、閻立本之法，畫芙蓉尤稱神品。有某富貴人物，想求得先生一畫，不敢開口。於是開闢一塊地方，遍地栽上芙蓉。時值深秋，邀先生遊賞。他踞匡床，俯仰芙蓉，得意忘形，情與物化，忽然向主人索絹，立揮二十幅，彩墨淋漓，搖曳多姿。主人十分興奮，出酒痛飲。臨走時，陶成要水洗手。主人知道陶成嗜好考古，拿出一件古銅盥器，說：「此楊玉環盤。」陶說：「否，乃玉環溺器。蓋不潔，辱吾畫。」把畫好的畫全部拿來燒掉，主人大驚，與僕人手忙腳亂地撲火搶畫，總算留得一幅。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與朱應登同赴南京應試。二月初五，陶成對朱應登說：「聽說張家灣丁香盛開，你肯不肯同我一塊去觀賞。」朱說：「離考試只剩三天了，考過了去也不遲。」陶笑道：「你想中進士啊？」獨自策馬去張家灣了，醉臥花側賞花寫生，及榜發，朱應登中進士。陶成揮筆畫丁香一株贈之。陶成為擴見聞，廣交遊，也常入都。每次帶不少銀子，遇到情投意合、傾蓋如故的人，就與之共花。因為時有睏乏，又不肯為公卿作畫，就畫些扇面、箋譜，叫人上街賣，人都爭著買，從而得些銀子，藉以自給。晚年因被一些事牽連，謫戍於邊，他出三關，遍四鎮，登長城，察烽火，抑鬱倜儻之氣盡發為詩畫。當時，一些內廷官員和宦官皆坐鎮雄關，爭相邀請陶成，但稍有不合，即拂袖而去。後放歸，卒於家。陶成時與唐寅、祝允明為友，李夢陽《觀序上人所藏陶成畫菊石歌》云：「陶生畫菊石，潦草有筆力，此石與山菊，今為序公得。兩株徙倚石根前，古石苔蘚屈連錢，復有餘株散在地，平坡雜草青煙綿。回株點綴花翩翩，含姿異態不一足，背向纖穠皆可目，突如大家貴介女，珠翠雖搖氣莊肅。近時名手計汝和，此生筆力方之過，江東徐霖學畫石，效顰差勝王與何。亦知神品多冥契，下筆巉巖拓高勢。石磊磊兮菊漫漫，清霜古路花斑斑，遠意頗類東林山。東林昔住蓮花臺，彭澤攢眉不肯來，歸家對菊獨銜杯。序公叢林號白足，不重蓮花番重菊。終然畫餅不充腹，何如種向西山麓。秋林寒芳採服食，煮石煉藥亦為得，愛鷹愛馬古有之，不獨序公何太息。」從詩中可看出陶成畫之精彩傳神，序公對此畫之愛惜珍重，李夢陽對陶成技藝的讚美驚嘆。陶成性格高古，得其畫甚難，亦不相傳授，傳世作品不多。成化二十二年作《雲中送別圖卷》為《中國繪畫史圖錄》收載。而本地對他還有些神奇傳說。說他少年時醉臥邑之嘉定橋，聞空中語曰：明天早上有仙人來。他從早上一直等到日頭偏西，見一乞奇，相貌奇古，異之，便抓住乞丐衣服，丐者給他一支筆。從此畫技大進。甚至說他畫的鳥有從紙上飛走的，裡人稱為陶半仙。
刁銳，字雲江，工山水人物，亦畫花鳥，受學於陶成，其稟性、為人、處事絕類陶成，故盡得其傳。嘉靖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周全，巡按御史蘇叢奉詔修鳳陽皇祖陵，工成。徵集圖畫，刁銳繪形勝圖進呈，世宗大悅，授之以官，一直活到九十多才去世。吳人夏文彥《圖繪寶鑑》極力稱讚雲江翁。朱克生（字國禎，號秋厓）在《明代寶應人物誌·刁畫院傳》中說：「自宗室設畫院待詔，天下以繪事顯，爵至錦衣，江左翕然宗之。而雲江非其人也。邑中先輩，如鄭如淵本之菊竹，鄭竹軒正中之花卉鳥獸，號為知名，較之雲江翁，則瞠乎其後矣。」
其實，鄭本、鄭正中的畫也是相當好的。鄭本，字竹南，號如淵。事親孝。繪畫摹陶成筆意，與刁雲江同負時名。正德二年，歲貢。後來謁選京師，舟過呂梁，遇洪水，舟覆，溺死。鄭本的詩、畫俱佳。《題畫菊寄內弟朱升之》詩云：「草堂地僻多栽菊，疏淡陶潛處士家，偏愛眾芳寒落盡，蕭蕭霜冷試黃花。」明代大文學家、大書畫家徐渭（青藤）對鄭本的畫非常欣賞，徐渭的叔父徐晃弘治年間曾任寶應知縣，藏有鄭本的繪畫，徐渭觀之，欣然題卷，並囑其堂兄珍藏，傳之子孫。《題鄭本畫菊竹卷》云：「射陽湖水浮天闊，湖裡明珠奪明月。珠忽不來不可忖，弘治年間生鄭本。鄭本前身必鄭虔，台州司戶海霞邊。湖精海怪雙毫底，兩墨雲霞一樣鮮。吾家叔父秩郎中，初試栽花寶應紅。頻歲吳綾滿素雲，獨有此卷吹香風。當時被召見天子，鄭也黃花蘸霜洗。孤高一段想其人，故舊百年猶未死。玉一籖，錦三尺，此物近歸大兄宅。大兄大兄石中璧，此物收藏是其責。傳子傳孫傳復傳，茱萸作匣護梅天。紅椒香糨白芨粘，縫脫只尋施本端。」《再題鄭本白兔》詩云：「噫籲嘻！蛤蟆無翼，能載羿妻。宋鵲之捷，寧不能飛。人言日廣千裡，月亦如之。七為樓臺三為坻，吳罡折桂不得睡，帝命牽犬而獵之。婁金之宿，徒有光芒，趙簡之翟，既以贈將。罡兮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騰蒼蒼。玉兔告蟆，蟆不得庇。宋鵲上天，玉兔下地。」不知徐渭為鄭本所題詩與畫尚在世否？在，當為吾郡藝壇一光彩；不在，亦為吾藝壇的一刻痕。
鄭正中，字子位，號竹軒。是鄭化中的弟弟。工詩，善繪，為刁銳甥。神宗朝即萬曆間，敕修祖陵，訪文士工丹青者繪畫以進，乃畫圖呈覽，賞冠帶。還徵之入畫院，正中推辭了。大約懶散慣了，不願去仰人鼻息，動輒得咎。從詩中可見端倪。《茅齋》詩云：「背郭茅齋小，依山野況疏，竹風生枕簟，松月散琴書。鶴伴幽人夢，花迎長者車。門前春水淺，容易得溪魚。」《與朱雪樓飲桃泉山莊》詩云：「素月生前浦，庭虛豁我襟。故人興不淺，僻地喜相尋。紫蟹秋開酌，黃花晚助吟。相逢須盡醉，閱世幾升沉。」一生吟詩三千餘首，兵燹後僅有存者。
徐宗道，字性之，孤貧失學，二十七歲，才有了讀書的機會，後來博通典籍，以詩畫遊四方。在遊歷中亦有艱險，曾經渡海翻船，遇救獲免。年老歸鄉，更加貧困。但他性格開朗，人們喜歡邀請他一道飲酒暢談。詩稿甚富，歿後逐漸散落，有人甚至匿其稿數十卷。朱秋厓先生非常敬仰他，有詩云：「吳生不見徐卿老，誰復窮愁再著書。」他的兒子徐昶，善繪荔枝，也很知名。
與徐宗道同時，有鄭在湄，字九起，號虎溪，別號蒼頑子。性豪邁，喜拯人於危厄。工詩善畫，著述極富。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裡流」之勢。閉影於蒹葭蒼茫之中，以葭名園。梁以樟贈詩比為不臣不友之士。不臣不友，出典於太公望封於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而太公重之，不臣不友即為逆民。鄭左湄身處明末，不臣不友，草野遺民視之為賢，有氣節；在當政者則視之為危險分子了。所以很難有作為。
明代寶應還出過大國醫，仲昶、仲蘭叔侄兩人相繼任太醫院使，先是仲昶任太醫院使，因為奏藥屢有奇功，憲宗皇帝賜金帶榮之。憲宗問他：爾諸子誰可繼也？對曰：唯臣侄仲蘭可嗣之，在仲昶過世後，就任命仲蘭為太醫院判。仲蘭之父早逝，少孤，但天資穎異，仲昶把他送出去，請名師教他。慨然有用世志。但仕途艱難，人多循跡自晦，於是又要仲蘭學醫，遂造入神。同時仲蘭還善學鐘王書法，出類拔萃，所以成化年間，以能書授中書舍人。改為太醫院判後，他的醫技有了用武之地。時周太后有點小毛病，諸御醫治後都沒有什麼效果，仲蘭看後，開方獻藥，立馬見效。於是大受寵眷，升到院使，加尚寶寺卿、通政司右通政。有戶部郎中某患水蠱疾，幾年不吃熟食，每日只飲冷水數石，經手醫治過的人都說沒救。仲蘭說，這很容易。把郎中縛在梁上，下面放大缸，盛滿水，令童子擊水戲耍。郎中乾渴得要死，連續三晝夜，終於吐出一隻水蠱，狀如龍，病很快痊癒。曾經告假回鄉探視，入縣郭門，見一抬棺材的，有血屢屢下滴。仲蘭馬上停車，開棺視之，說：「此婦可救。」要人將她翻個身，仲蘭用金針刺其心，婦人忽厲聲叫喊，產子亦下，母子俱活。裡人詰之，回答說：「此初產婦，穩婆不察，使其竭力，產子離胎不下，反以手擎婦心，婦血眩死。以針刺，非刺婦心，乃刺產子手，欲其知痛赴生也。」再看嬰兒手，果然有血孔。仲蘭治病大抵如此，常有奇蹟。仲氏叔侄雖以刀圭事上，而尊師重道過於詩禮世胄之家。仲蘭築五經房，命其子若孫，各治一經，歷聘名宿為家塾師。其子本，弘治三年進士，官陝西按察使（前已述）；棐，成化二十二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孫言永，嘉靖乙酉舉人，官泰安州知州；承祚，嘉靖丁酉舉人。
在閨閣和方外，同樣有一些有學豐藝精之才。如畫家鄭本的繼室朱應禎，守節，無出，作詩千首，時人稱女中李杜。後以詩句非女子所宜，遂焚稿。寶應縣誌中載其詩四首，尤傳人口者《題儲夫人扇小景一絕》云：「小閣層巖望欲迷，風光絕勝武陵溪。棹聲何處歸來晚，月在西村樹影低。」儲夫人指儲瓘之配，朱亨之之妹，亦善書史。
寶應北門外淨出庵曾有詩僧名八極者，魁偉丈夫，高眶峰頰，須長數尺，相傳為某科舉人，由儒隱於釋，釋寄於酒，酒發為詩，一時海內名流，道過寶應者，必停橈訪之，謀醉數日方去。曾有人為之繪一幀畫像，絹幀五尺，四周翰墨無空處，皆名家題詠。蕭龍章詩云：「遠公之後極公來，飄然走公蓮花臺。抵掌謔浪見真性，吟詩縱酒無嫌猜。胸中古書一萬卷，尊前美醞三百杯。日出茅簷正高臥，安宜湖水相周回。有時歸帆尋故園，愛園卓錫吾追陪。君家兄弟總能詩，睥睨一世真雄哉。羨君緇衣露禿頂，鬚眉珍重非庸才。世事不樂侵雙眼，超然青白忘塵埃。靜中時亦為枯坐，神氣還欲驅風雷。笑煞紛紛聚大眾，安禪寂歷空槁灰。」詩中可見八極師之大概矣。
值得研究的「寶應現象」
綜上所述，明代寶應出人甚夥，從洪武到崇禎十六朝幾乎沒有斷檔，即便如光宗朝僅一年不到，1620年8月至12月，尚拔貢士二人。在文學、書畫、醫術等領域都有標誌性人物，甚至可稱頂尖人物。同時，每一類人物並非孤立地出現，都有深厚的基礎，或可謂之肥沃的土壤。因此，似乎可以稱為「寶應現象」。
這種現象的產生，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地理環境、歷史根源、現實背景，都頗有值得研究之處。我在這裡側重想對一些典型人物的成才，一些士族的延續，以及一地風氣的形成，作些剖析，以便從中尋找規律。
從個人成才看，朱日藩可以稱作是一個典型。本文在一、三兩段分別介紹了他在仕途廉潔方面的表現和在書法上的成就。實質上這是一個在學行兼優、才藝多能、比較全面的人物。《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之四十七人物二，在扼要介紹了日藩生平、宦跡後，寫道：「日藩少喜讀道書，手錄《參同契》，長復讀浮屠氏經《楞嚴》《法華》，諸書俱有注，及年四十，大悟前非，與羅文恭洪先講修身立命之學，「六經」之書，重經手錄，各為纂注，深得先儒不傳之秘。先是為諸生時，夢至一室中，有「獨領春風一座先」之句，後詣白鹿洞書院，兩廡所懸，即前所夢之句，尋卒。」這段話很有意思，細細品味，一是日藩讀書很認真，無論是對道、釋、儒的經典，不讀則已，讀必手錄、纂注，這是學攀高峰的不二法門，其於文學創作、書法亦必如是；二是日藩的學術旨趣，或其信仰，是由道而釋，最終歸儒，這是自己在弄懂弄通基礎上的堅定抉擇，在明清兩代，揚州一地學者對道、釋二氏大多持排斥態度，其原因即在於此；三是學詩、學文痴迷者，每有得佳句於夢境中者，《東坡志林》中多有記述，而佳句與古人暗合或與時哲巧合者亦不足奇，傳播者每以神話言之，不足為信。日藩的成才，離不開家教、交遊和自身努力三條。用《嘉慶重修揚州府志》的話說：「朱日藩，字子價，寶應人。應登子。幼博學工詩，父執李夢陽、顧璘見之，稱賞不已。」知浙江烏程縣，「大司李劉麟免歸，結社峴山，日藩從之遊，幅巾嘯詠，人不知其為邑宰也」；歷南京刑兵二部主事，「留都事簡，閉戶讀書，詞翰傾海內。」
由朱日藩推及其家族。本文涉及到朱日藩、朱訥、朱瓘、朱應辰、朱應登、朱應禎等，時間由元末明初直到明末清初。為便於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試將有直接關係者條述如下。
第一代：八三公朱某，始遷寶應湖西，即以儒傳；
第二代：朱彥明，歸復故業，宗支重振；
第三代：朱益，躬稼耽書，修德儉行，不求聞達，號坦履先生；
第四代：朱瓘，號琴鶴先生、圓笠先生；
第五代：朱訥，號補齋；
第六代：朱應登，號凌溪先生；（朱應辰、朱應禎、朱應祥）
第七代：朱日藩，號射陂先生；
第八代：朱方中，號雪樓先生，著《鏡心樓稿》，入《廣陵十先生傳》；
第九代：朱納夏，號平津先生，以明經終；朱肆夏，號晏材先生，以諸生終；
第十代：朱爾遠，號默庵，以諸生終，舉鄉飲大賓十七次；
第十一代：朱克生，號秋厓先生，著《明代寶應人物誌》。
這一家族在科舉仕途上固有可道之處，而我更感興趣的是教育方式，朱瓘曾有志於用世，但一試不中輒去，也不願意接受舉薦。他對兒子朱訥，先想讓他經商，看他不願意，且是塊讀書料子，便讓他讀書。這一家族比較重視家庭教育，可能與朱瓘續弦張孺人有關，《寶應朱氏家乘》卷之二《傳善錄》載《明故處士朱公夫婦墓志銘》雲，朱瓘處士「配鄭郎中女，先卒。孺人張，其繼娶者，賦性柔靜，及笄歸處士。恆以不及事舅姑為恨，言及流涕。處士卒時，遺孤訥、詵皆未成年。孺人孀居三十八年，和輯內外，慈而有禮。嘗指其子訥泣而言曰：『未亡人所以忍死而待汝者，正以汝朱氏父祖皆業儒，不幸蚤世。古者謂善人之報不於其躬於其後，意者其存汝乎？汝無墮先人之業，吾閉目矣。』訥用是感激，致有今日。方其初授官於鄞，孺人就養，至暮輒叩訥所治官事，訥歷歷為道之。孺人喜見於眉睫曰：『平易近民，汝不聞此語邪？』訥用是警惕，所以教訥者類如此。應登舉進士有名，孺人且喜且悲，以為趾美聯芳，實自茲始，此汝祖父志也，而今惜乎不見矣。君子以孺人為善教。子男二，長即訥，娶範氏；次詵，娶冀氏、唐氏。孫男子（此疑為七），應修、應賢、應辰、應儒、應秘、應奎，其一即應登；孫女四，皆適良族。曾孫男三，尚幼。嗚呼！《易》以家道肅，本於父母之嚴；《詩》以風化行，本於夫婦之始。況乎世業儒術，卒成其家，則處士孺人所以貽厥孫謀而昌大其後，明效大驗，皆可書也。」可以說張孺人大力促成並目睹了家族的幾世其昌。由於張孺人之言傳身教，這個家族不排斥女子教育。《明代寶應人物誌·鄭節婦朱氏傳》講，朱訥這一支，兩個兒子：應登、應辰。兩個女兒：應禎、應祥，「一時父子兄弟姊妹，俱擅詞翰，當世比之蘭臺班氏。」當應禎、應祥尚幼時，常常卜燈花玩。一日卜燈蕊外圓內虛，應祥說：「明日有饋父者，其竹器乎？」應禎說：「外圓而紋，必織竹以成器者。」第二天早晨，果然有人送竹火爐來。朱訥將要做官，文書未下，佔卦問吉兇，應祥卜之，告訴母親說：父親大約是得一字縣。應禎則說：浙東浙西。果然是浙江鄞縣。我認為，這是閨閣的智力遊戲，不當以迷信視之。
朱氏家族，還有一可貴之處，堅持好學深思的傳統，不一定固守父祖的學術觀點。《寶應耆舊傳·朱秋厓先生傳》附了《汪苕文秋厓集序》。秋厓先生，名克生，字國禎，國子監生。為朱氏第十一代，朱日藩的玄孫。《汪序》講：「國禎先世按使公升之（應登），與其子太守公子價（日藩），先後已能詩知名。然按使公當李何（李夢陽，何景明）盛行之日，能與之同調，故數為獻吉（李夢陽）所推許。而太守公輕俊自喜，雖交於王元美（王世貞）而不相附麗，期自成一家之學，以倡於吳楚，蓋其父子間流派迥別如此。及國禎起而繼之，務調劑兩公所得以進，幾於唐宋諸名家，可謂有志之士矣。」「與吾鄉錢受之（謙益）先生論次明詩，於按使公父子尚不能無微詞，而獨推許國禎之作。蓋先生曾一至寶應，國禎從邑子後徒步進謁，先生固已異之矣。又上書數千言，具述漢魏以來作者之旨，以與先生辯。文採粲然，先生讀之大驚，顧視其座上客，嘆曰：異日能譏彈吾文章者，必是子也。」從這裡，我們大體可以得知朱氏之學以及其交遊之一二了。
其實，寶應類似朱氏的士族還有不少，而且各自形成各自的門風、家風。門風、家風又會聚形成寶應一地之民風。如《鄭氏家乘》的《家訓》曰：「吾鄭傳家，曰耕曰讀。然耕，非僅謀家食也，須耕吾身方寸之田，則根苗不壞。讀，非徒矜淹治也，須讀聖賢明性之書，則匪僻不生。不然，本之則無，究與愚農、妄學者等。」這段話不知是鄭氏祖先何時立下的，顯然與宋、明理學有關。它要求子孫，無論是耕、是讀，都要修身立德，明心見性。這可能是許多大家族共同的準則，與儒家強調的達則兼濟天下，處則獨善其身的要求相一致。明代寶應入仕者，多有任御史的，能不畏權奸；任親民官的，能廉潔自守，這都與門風、民風有關。一地民風的形成與主政者關係密切。《康熙寶應縣誌》中記載了一些知寶應縣者的事跡，多為興利除弊、紓解民困者，其人格魅力對民眾很有影響。如聞人詮，餘姚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寶應知縣後，會天旱漕渠水涸，督漕都御史閉閘洞令甚嚴，詮不奉命，說：「民命是甦，雖獲罪何害？」旱遂不為災。為解決湖患，又力主開寶應越河，民甚德之。詮少遊陽明先生門。督學南畿，與諸生講學，以劾吏部尚書汪鋐，廷杖削籍終於家。鄧繼會，進士，因直言由兵科給事中左遷為縣丞，又幾番曲折，嘉靖十二年補寶應，風裁英赫，不畏強御，吏事精敏，案無滯牘。使客來往，一切供應率裁其半，無敢繹騷者。雖在任僅數月，留給老百姓的印象很深刻。嶽東升，舉人，嘉靖二十七年任寶應知縣，每晨起坐堂，剖決如流，午後公庭閒寂，輒端坐吟詩。吏人無事可白。然綜核振勵，嚴明有威，人肅然憚之。李瓚，由舉人治寶應三年。因數遭水災，不願急催科，說：「願以一身當之。」於是被貶。忻然歸田裡，留一詩志別。既去之二十四年，邑人思之不置，建祠北郭。李淶，治寶邑七年，擢戶科給事中，論大學士張居正不宜墨衰充大婚副使，禍且不測，猶陳言寶應水利五事。韓介，縣誌稱其「塞便益門，開迎秀門，邑科名遂盛」。耿隨龍，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寶應知縣。到任後察民所最患苦者，曰裡長，曰厫頭，曰坊長者，盡罷歸農，民困大蘇。過去河工採辦物料，都令富民充之，曰耆民，多賠累。隨龍悉令官辦，民得無擾。其他如革官農、燈夫等諸善政，民皆以為便，請於督府，勒石著為令。貢士劉夢夏，家貧無子，隨龍說：「善人怎麼能沒有後呢？」為他娶妻。又專門整治了一個小區，安排一些貧困的貢生、生員居住，年滿三十不能婚嫁的，給以貲。大概有四十人受益。冬天，則訪問老而貧者，有二百多人，每天供給一升米；對安平驛充徒者，歲給銀十兩，還為之治棉衣，凡治寶邑五年，日以除民不便為事，民皆被其澤。後來這些縣官大都進了寶應祀典。他們對於民風的影響無疑是大的。
劉寶楠《寶應祀典紀略雲》：「夫名宦、鄉賢之祀，由士大夫具牒，歷縣、府及諸大吏，已達於朝，非有力者不能舉報。又在學宮重地，春秋時祀，僅一啟門，祭畢人散，終歲扃閉。士民雖欲具餚醊、潔豆尊，輸麥飯之忠，效瓣香之敬，而跂足橋門，遙瞻廟貌，宮牆萬仞，攀仰靡從。是以各郡縣多會祠祀其守令及其鄉先生之賢者，而郡邑賢大夫亦樂與士民厪先哲之去思，仰先正之遺規，藉以存養風化，惇後人倫。」可見，目的很明確，「存養風化，惇後人倫」。根據他的議案：擬仿江寧、杭州祠祀例，以漢二烈士祠之東偏改建祠室，中為崇報祠，祀大吏；左為遺愛祠，祀令長；右為先正祠，祀鄉先生。並逐一提了名單。崇報祠19人；遺愛祠24人，其中明代17人；先正祠54人，其中明代29人。朱毓賢撰《□□□□烈士祠並祀邑名宦二十四公碑記》云：「祀二烈士，崇德也；祀諸名宦，報功也。」「將見生斯土者過二烈士祠，莫不憤然興曰：『二烈士距今千餘載，邑子猶追念耆舊若是，吾輩當黽勉於仁義忠信而為善士也。』官斯土者見諸名宦位，莫不勃然起曰: 『莫公距今數百載，後民猶不忘若是，吾輩當汲汲為民興利除弊而為良吏也。』一邑之中，上皆良吏，下皆善士。其景象為何如？而皆以一祠啟之，然則此舉之有裨於風教，豈淺鮮哉?」
筆者舉清代寶應建祠祀名宦與鄉賢，意在說明他們在後人心目中的影響，也間接推知當其時人們的感受。當然，影響民風，最重要的還是抓現實的教育。鄭綵雖只中南畿鄉試副車，但引以自豪的是舉鄉飲賓27次。朱爾遠，即朱克生之父，舉鄉飲大賓17次。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鄉飲賓。鄉飲是古代一種慶祝豐收、尊老敬賢的宴樂活動。一般鄉飲都選德高望重者數人為鄉飲賓，與當地官吏一起主持此活動。鄉飲賓又有「大賓」（亦稱正賓）、「僎賓」「介賓」「三賓」「眾賓」等名號，統稱「鄉飲賓」，其中「大賓」檔次最高，由皇帝親命授予。這種制度始於周，秦漢以後，長期為歷代士大夫所遵用，直到道光二十三年，朝廷決定將各地鄉飲酒禮的費用撥充軍餉，才下令廢止。鄉飲禮實行時，凡被推舉為鄉飲賓者，實際上就是被當作道德標杆樹立起來，對本人、對家族、對鄉鄰都有不可估量的影響。
優良的民風如何得以代代相傳呢？言傳身教，固然重要，而典籍資料也不可輕忽。《寶應耆舊傳》王曉序云：「人之可傳者二：曰文，曰行。吾謂文傳易，行傳難。漢魏以前，用選舉，重其行也。唐宋以後，用科目，據其文也。古人先行而後文，後人則因文以徵行。入科目則傳，不入科目而有著述則亦傳，故曰易。至於孝友睦姻不書於上，鄉舉裡選不行於下，當其時，能見聞而豔道之，數十年間尚可詢諸父老，自是以降，代愈遠則跡愈湮。曾、玄以後之人談高、曾以上之事，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輾轉流傳，是非失實，故曰難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範士齡從大量的史志資料、詩文別集、碑版家乘，以及民間傳聞中，收集整理而成《寶應耆舊傳》，八易寒暑，羅網放佚，表微闡幽，事必徵諸實，言必刊其膚。這才使後人對寶應人物的了解更加豐富、豐滿起來，真是功不可沒。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
朱克生《明代寶應人物誌》，《揚州文庫》第57冊；
範士齡《寶應耆舊傳》，《揚州文庫》第57冊；
劉寶楠《寶應人物列傳》，《揚州文庫》第57冊；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揚州文庫》第5、6冊；
《康熙寶應縣誌》，《揚州文庫》第24冊；
《寶應朱氏家乘》，《揚州文庫》第61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