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地區的唐代古城
龜茲是漢唐時期西域的大國，北據天山，南臨大漠，是沿塔裡木盆地北緣東西往來的交通必經之地。龜茲「國大都城周十七八裡」【1】，「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2】「王宮壯麗，煥若神居」【3】。
由龜茲向北，可以越過天山的一些山口，通向天山北麓的草原遊牧地區。公元7世紀前半，龜茲附屬於天山北麓的西突厥汗國。顯慶三年（658），唐朝滅西突厥汗國，將安西都護府從西州交河城遷至龜茲王城，下轄安西（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鎮，龜茲成為唐朝統治西域地區的軍政中心。此後一段時間裡，唐朝與吐蕃及西突厥餘部曾在西域地區展開拉鋸戰，安西都護府曾撤回西州。但是到了長壽二年（692），唐將王孝傑率軍從吐蕃手中收復安西四鎮，唐廷徵發漢兵三萬人鎮守西域。
開元十五年（727）經過安西地區的新羅僧人慧超，在其所撰《往五天竺國傳》中說：「從疏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即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從此已東，並是大唐境界，諸人共知，不言可悉。」由於有唐朝軍隊的駐守，不僅抵禦了吐蕃軍隊和西突厥餘部對西域地區的進攻，維持了西域地區長期的穩定，而且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
唐朝將安西都護府移駐龜茲，對於絲路暢通和貿易繁盛，都提供了重要保障。以下僅從兩個方面，對此加以論證和闡述。
一、館驛系統的建立
《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條記：「顯慶二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大破賀魯於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諸部，歸其所居。開通道路，別置館驛。」【4】這裡雖然說的是西突厥阿史那賀魯所屬諸部的地方，其實在整個安西地區，唐朝都做了「開通道路，別（列）置館驛」的工作。
唐代安西大都護府府城內的烽燧
在調露元年（679）以碎葉代焉耆為安西四鎮之一，以及長安二年（702）在天山北麓設置北庭都護府以後，「開通道路，別（列）置館驛」的工作也延續到這些地區。人們從《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條以及卷四十《地理志》西州、北庭條保存的道路記載，可以看出這種「開通道路」的情形。現將《新唐書·地理志》保存的片段內容，以安西（龜茲）所在為中心，按道路走向分段擇要於後：
①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裡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礌石磧，二百二十裡至銀山磧，又四十裡至焉耆界呂光館。又經磐石百裡，有張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裡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5】
②自焉耆西〔百〕五十裡過鐵門關，又二十裡至於術守捉城，又二百裡至榆林守捉，又五十裡至龍泉守捉，又六十裡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裡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裡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裡至安西都護府。【6】
③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裡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裡至俱毗羅城。又六十裡至阿悉言城。又六十裡至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臨思渾河。
④乃西北渡撥換河、中河，距思渾河百二十裡，至小石城。又二十裡至于闐（祝之誤）境之葫蘆河。又六十裡至大石城，一曰於祝，曰溫肅州。又西北三十裡至粟樓烽。又四十裡度拔達嶺。又五十裡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裡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驛嶺，五十裡渡雪海，又三十裡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裡至熱海。又四十裡至凍城，又百一十裡至賀獵城，又三十裡至葉支城，出谷至碎葉川口，八十裡至裴羅將軍城。又西二十裡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水北四十裡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長於此。自碎葉西十裡至米國城，又三十裡至新城，又六十裡至頓建城，又五十裡至阿史不來城，又七十裡至俱蘭城，又十裡至稅建城，又五十裡至怛羅斯城。
⑤自撥換碎葉（後二字衍文）西南渡〔思〕渾河，百八十裡有濟濁館，故和平鋪也。又經故達幹城，百二十裡至謁者館。又六十裡至據史德城，龜茲境也，一曰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裡至葭蘆館。又經達漫城，百四十裡至疏勒鎮。
⑥自撥換南而東，經昆崗，渡赤河，又西南經神山、睢陽、鹹泊，又南經疎樹，九百三十裡至于闐鎮城。
⑦于闐西五十裡有葦關，又西經勃野，西北渡系館河，六百二十裡至郅支滿城，一曰磧南州。又西北經苦井、黃渠，三百二十裡至雙渠，故羯飯館也。又西北經半城，百六十裡至演渡州，又北八十裡至疏勒鎮。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青山嶺、青嶺、不忍嶺，六百裡至蔥嶺守捉，故羯盤陀國，開元中置守捉，安西極邊之戍。
⑧于闐東三百裡有坎城鎮，東六百裡有蘭城鎮。于闐東距且末鎮千六百裡。
⑨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裡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裡。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八十裡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裡，康豔典為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裡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豔典所築。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裡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經悉利支井、祅井、勿遮水，五百裡至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經移杜堡、彭懷堡、坎城守捉，三百裡至于闐。【7】
⑩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裡有沙缽城守捉，又有馮洛守捉，又八十裡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裡有俱六城守捉，又百裡至輪臺縣，又百五十裡有張堡城守捉，又渡裡移得建河，七十裡有烏宰守捉，又渡白楊河，七十裡有清鎮軍城，又渡葉葉河，七十裡有葉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裡有黑水守捉，又七十裡有東林守捉，又七十裡有西林守捉。又經黃草泊、大漠、小磧，渡石漆河，踰車嶺，至弓月城。過思渾川、蟄失蜜城，渡伊麗河，一名帝帝河，至碎葉界。又西行千裡至碎葉城，水皆北流入磧及入夷播海。【8】
上面《新唐書·地理志》的文字，據考為貞元年間（785－805）的宰相賈耽所撰《皇華四達記》的片段，而《皇華四達記》依據的應當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書檔案。我這裡把這些片段記錄按照道路的順序略做調整，可以清楚地把道路的走向區分為若干段落：①西州至焉耆，②焉耆至安西（龜茲），③安西至撥換，④撥換至碎葉，更西到怛羅斯城，⑤撥換至疏勒，⑥撥換至于闐，⑦于闐至疏勒，疏勒至蔥嶺，⑧于闐至蘭城、且末，⑨沙州至蘭城乃至于闐，⑩北庭至碎葉【9】。至於沙州經伊州而至西州的道路，和西州通北庭的道路，都是唐朝直轄州之間的道路，所以不在《皇華四達記》所載範圍，我們可以通過敦煌寫本《沙州圖經》和《西州圖經》清楚地知道這兩處道路的走向。由此可見，《皇華四達記》所載道路，正好覆蓋了唐朝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直轄的範圍。
上述《皇華四達記》所記道路上主要的「城」，大多數在中國傳統的名稱之外，又有了唐朝羈縻州的名稱，其他則是唐朝軍事系統的鎮、守捉、戍、堡、烽、鋪，也有館驛系統的館（我們在此類唐朝命名的行政單位名稱下用專名線以提示），說明這是顯慶三年後唐朝在西域地區設置羈縻府州、建立鎮戍守捉等軍事防禦體系的結果，而連接這些府州、鎮戍的道路，則是所謂「開通道路」的結果。這個「道路」不再是普通的道路，而是唐朝具有法令意義的「官道」或叫「驛路」了。
「別（列）置館驛」也是唐朝滅西突厥汗國、遷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後的一項重要措施。按唐制，官道上三十裡置一驛，非通途大道則立館。在上述《皇華四達記》中，記錄有西州、焉耆間的呂光、新城館；撥換、疏勒間的濟濁、謁者、葭蘆館和疏勒、于闐間的羯飯館，總計六所。這裡沒有記錄到「驛」，究其原因，一種可能是西域道路多非坦途，所以館多驛少；另一可能是《皇華四達記》主要依據的是開元天寶時的材料。
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唐高宗、武周時期的西州館驛多稱為「驛」，到玄宗朝似乎都改稱為「館」了【10】。但西域地區並非沒有驛。《資治通鑑》卷二〇九記景龍二年（708）突騎施酋長娑葛攻四鎮，「生擒〔闕啜〕忠節，殺〔唐御史中丞馮〕嘉賓，擒〔侍御史〕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冎而殺之。」【11】岑仲勉先生疑這裡的「僻城」或為焉耆、龜茲間的東、西夷僻守捉城之一【12】，可備一說。無論如何，這件發生在西域的事件，表明西域僻城內，設有驛站。
對於《皇華四達記》所在的道路標識而言，館驛是最小的行政單位，所以記錄較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實上，西域地區的館驛絕不止上面提到的六座。吐魯番阿斯塔納506號墓出土文書有《唐天寶十三載（754）礌石館具七至閏十一月帖馬食歷上郡長行坊狀》和《唐天寶十三載天山縣具銀山館閏十一月郡坊帖馬食歷上郡長行坊狀》【13】，是上述西州至焉耆路上的館驛，行政系統上應當屬於西州天山縣。岑參有詩，題《銀山磧西館》、《宿鐵關西館》【14】，這兩個館應當都在焉耆界內。日本大谷探險隊在庫車西都勒都爾－阿護爾（Douldour-aqour）所得文書（大谷1508）中，有「大井館」之名【15】，當為安西地區的館驛名稱。伯希和（P. Pelliot）在同一地點所獲文書D. a. 41號中，有「館馬三匹送赴軍事」的記錄【16】，雖然沒有館的名字，但表明館的存在。這樣的文書還有大谷探險隊庫車所獲《烽子閻敬元狀》（大谷8071），其中提到「烽館之人」【17】。從敦煌、吐魯番文書可知，唐朝的烽鋪和館驛往往同設在一處，所以兼有防禦和交通功用。
另外，上述《皇華四達記》提到撥換、于闐間的神山等地名，沒有說到它們的行政單位。但現藏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和田出土漢文文書《唐于闐諸館人馬給糧歷》（編號MIK III-7587）提到草澤館、欣衡館、連衡館、謀常館四個館名，總名之為「神山已北四館」（圖1）【18】。據Hedin 24號文書，神山稱「堡」【19】，這裡是扼守和田河路的主要據點，作為軍事堡壘之外，也應當有館驛之設。謀常館又見於斯坦因（A. Stein）在麻札塔格發掘到的M.T.0628號文書，有「謀常監館二人糧（下殘）」字樣【20】，說明從撥換到于闐沿和田河的道路上都設有館。另外，斯文·赫定（SvenHedin）探險隊在和田策勒老達瑪溝地區所獲文書中有《永泰三年（767）正月五日于闐百姓納館家草條記》【21】，斯坦因所獲文書M.T.0634號為《貞元六年（790）十月四日館子王仵□抄于闐善政等坊百姓納租稅條記》【22】，前者屬于于闐王國的六城地區，後者可能是在于闐都城一帶，說明館在于闐地區的普遍存在。
這些當地出土文書記載的館驛名稱以及與館驛有關的賦稅記錄，證明了唐安西四鎮地區館驛的廣泛存在，而且說明顯慶三年以後唐在西域地區「列置館驛」的措施的確得到實行。安西都護府的落戶龜茲，意味著唐朝一系列政治、軍事、交通、運輸體制的直接導入，其中唐朝的館驛制度有一整套促進交通往來，提供食宿、馬匹等交通運輸的功能，這些隱含在館驛名稱背後的內涵是可以根據唐朝的制度推導出來的。
唐朝以安西為中心的驛路系統的開通，以及館驛制度在西域地區的建立，成為唐朝軍政人員、公文、物資往來的途徑與支撐【23】，同時也為絲綢之路上興販貿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暢道路【24】。而反觀此前西域王國分立狀態時，商旅往來有諸多不便，如高昌王國與焉耆為爭商道甚至兵戎相見，對於東西往來貿易十分不利。唐安西都護府的建立和對四鎮地區的穩固統治，加之北庭都護府的建立，使得分立的西域綠洲王國及天山北路草原遊牧部族成為一體，各自之間的道路通暢無阻，又有館驛傳遞制度的保障，這為唐朝開元天寶興盛的時代維持了一個東西交通的輝煌階段。
二、商業貿易的管理
龜茲位於絲綢之路中道上的交通要衝，這決定了它對東西方貿易一定起著重要的作用。龜茲地區氣候溫熱，盛產麻、麥、葡萄、梨、桃等；傍山處宜牧，出良馬、封牛；山中有礦，故黃金、銅、鐵等冶鑄業聞名西域。史書中有一些龜茲王國向中原王朝進貢方物的記載，如北魏太和二年（478）七月獻名駝七十頭；九月獻大馬、名駝、珍寶【25】。隋大業中（605－617）貢方物【26】。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獻銀頗羅【27】。這些物品有的是龜茲本地的特產，有的則是外來品，由龜茲轉手進入中原。吐魯番出土北涼承平八年（450）文書提到龜茲所制的「丘慈錦」【28】。《舊唐書》提到龜茲有葡萄酒【29】。這些只是極其簡略的提示，說明龜茲和其他絲路上的綠洲城市一樣，有自己的特產，也有大量的轉手貿易商品。安西都護府的遷入龜茲，拉近了首都長安與龜茲之間的距離，交通的通暢給經龜茲地區的絲路貿易帶來巨大的變化。
但是，由於傳世文獻記載和龜茲地區出土文書的相對缺乏，有關唐朝安西都護府在絲綢之路商業貿易上的重要性，學界似乎遠沒有對高昌、敦煌那樣深入的了解。有幸在豐富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也有涉及到往來安西地區的胡漢商人的記錄，為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提供了素材。
由唐長孺先生領導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定名為《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為錄上訊問曹祿山訴李紹謹兩造辯辭事》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殘存八個斷片，內容是官府審訊一個案件時雙方辯詞的記錄【30】。學者們對其年代、地理、胡人貿易等問題做過詳細的探討，內容基本明了，但有些方面還有不同看法【31】。根據雙方的辯詞，大體可以按照時間順序，將內容摘要如下（相關文句後括注殘片編號和行數）：
鹹亨二年（671）某月，粟特胡人曹祿山在高昌縣狀告京師人李紹謹（又名李三），說乾封二年（667）祿山兄曹炎延與漢商李紹謹等自京師出發，經安西，至弓月城做買賣。同行的還有曹果毅及曹二（又名曹畢娑）等胡商以及炎延外甥居者（II/2-4）。李紹謹承認「向弓月城去時，從安〔西逐興〕生胡向弓月城去」（III/12-14）。總章三年（670）年初，李紹謹在弓月城舉借曹炎延練「二百七十五匹絹」（I/6-7），「付練之日，有曹畢娑及曹果毅知見」（VII/2-3）。二月或稍前，李紹謹與曹炎延「兩個相共從弓月城向龜茲」（I/8-12），「從弓月城行百裡許，即逢安西有使四人」向玉河軍（IV2-3），但曹炎延未達龜茲。隨後，曹祿山及外甥也追逐李紹謹之後去了龜茲（II/8-10），而曹果毅及曹二則留住在弓月城（II/2-4）。以後，他們二人更向西去，不知見在何處（VII/3-4）。總章三年三月改元鹹亨元年（670），四月安西陷蕃，曹祿山等和李紹謹一同隨安西都護府從龜茲撤回高昌（III/1-2）。鹹亨二年（671），曹祿山因不見其兄，故於高昌縣狀告李紹謹，請求官府牒安西，檢去年從龜茲向弓月的使人，問是否有胡人相逐共李紹謹同行，以定李紹謹口供的虛實。（IV-VI）
這件文書講到曹炎延、曹果毅、曹畢娑等粟特商人從長安出發，與漢商李紹謹同行，經安西（龜茲）到弓月城，李向曹炎延借275匹絹，炎延的兄弟曹祿山和外甥隨後而到。以後李紹謹到龜茲，曹祿山隨後趕到，發現兄長不在，但他在弓月從曹果毅和曹畢娑處得知兄長借練給李三的事實，所以當兩人都到達高昌後，即向官府提出訴訟。因為曹祿山知道李紹謹等從弓月往龜茲途中見到唐朝的使人，所以請高昌縣行文安西都護府，了解唐朝使人是否見到曹炎延、李紹謹等胡漢商人一行。由此可見，安西對於這些從長安出發、前往北疆的弓月城甚至更西販易的胡漢商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他們來去都要經過這裡，取得接濟。也可以說，以安西為中心，北通弓月，東向高昌，是當時胡人經商的常用道路。由於鹹亨元年吐蕃入侵，這些胡漢商人退回到西州，所以，曹祿山的報告是從高昌縣遞交上去的。
沙漠絲路中的商隊
從訴狀請求安西都護府查找兩年前唐朝使者及胡漢商人的行蹤，也可見安西都護府的功能強大，因為安西都護府辦案的範圍，可以覆蓋到弓月城以西直到碎葉、怛羅斯等地。而安西都護府之所以可以追蹤到這些粟特商人，是因為按照唐朝制度的規定，他們在經過唐朝的關隘、守捉、館驛的時候，都要登記，包括他們隨從人員和隨身攜帶的牲畜，都有案可查。斯坦因在麻札塔格所得《唐別奏康雲漢文書》（M. Tagh. 092背，現編號Or.8212/1557）文字如下（圖2）：
（前缺）
1 別奉（奏）康雲漢 作人石者羯 都多 [
2 奴伊禮然 奴伏渾 馬一匹 驢[
3 牛叄頭 揄論都督首領弓弩[
4 ]左右覓戰 胡數渾 馬[
5 ] 連衡監官王瓚 欣衡監官□□[
（後缺）【32】
「連衡」、「欣衡」均見於德藏和田文書《唐于闐諸館人馬給糧歷》中，是沿和田河所設的館名。「監官」可能是「監館」的誤寫，上舉同一遺址出土的M.T.0628號文書有「謀常監館」的寫法，可以為證。這件文書正是一個粟特商人康雲漢帶著隨從作人和奴隸，以及牲畜等經過撥換到于闐間的館驛時的記錄。
《唐于闐諸館人馬給糧歷》殘片
可見，安西都護府作為整個西域地區的最高軍政機構，保障了其轄區內商人的往來和正當的貿易活動，如有違規的行為，將受到追究。
正是由於安西都護府下羈縻州體制的建立，使得羈縻州內的胡人也成為唐朝的百姓，得到合法的身份，可以在唐朝控制的範圍內自由往來。
吐魯番出土的《唐開元二十年（732）石染典過所》記載，該年三月十四日，粟特商人石染典在河西的瓜州請過所，希望在此市易結束後，前往安西。除他本人之外，隨從只有作人康祿山、石怒忿和家生奴移多地四人而已【33】。而在動亂的年代，粟特商人是不敢單獨行動的，一般都是幾十人、上百人組成龐大的商隊，一同行動，以免被強盜或敵對的軍隊打劫【34】。從中我們看到，在唐朝統治西域期間，因為西域和內地都在統一的管理體制下，絲綢之路上的商人可以比較方便地往來貿易，我們從石染典過所可以看到他的商隊規模不大，表明在和平的環境下，絲路上的商人有時是不需要成群結隊地行走了。
此外，安西都護府成立後，特別是長壽元年（692）再復四鎮後，大量內地駐軍以及隨軍而來的家屬、服務人員、僧尼大眾等，在唐朝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移住西域地區。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可以用作錢幣的布帛，需要從涼州、秦州等地調運到西域地區，此即人們常常引用的張籍《涼州詞》所誦：「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吐魯番出土文書《唐開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為勘給過所事》所記京兆府華源縣人王奉仙，就是開元二十年前往安西運送兵賜的僱傭人，他回到西州時，因為見到欠負他三千文錢的張思忠，隨後追趕，到西州酸棗戍的時候，被守酸棗的兵士捉住，因為他沒有向北庭去的過所，卻一路向北而去【35】。這個事例一方面證明了大量物資運送到了安西地區，也同時說明唐朝官府對於往來人物管理的嚴格【36】。唐朝的這一物資調運，也推動了以龜茲為中心的商品貿易和貨幣經濟的發展。
王奉仙這樣遠行到安西的人，被稱作「行客」，從張思忠欠負他三千文錢的事實，似乎可以看出這些行客在旅途中也從事放貸或買賣。伯希和在庫車都勒都爾·阿護爾發掘的文書中，就有一些行客的記載，如D. a. 58和D. a. 115都有「行客營」字樣，據姜伯勤研究，「龜茲『行客』已如土戶一樣負擔『掏拓』等差科，可知龜茲地區『行客』一色已作為一般差役徵發對象。」「由行客組建的營隊，故有『行客營』之稱」。他還指出，行客也包括遠行商客[37]。總之可以說，由於物資運輸的量非常之大，所以從事運送的行客人數眾多，他們中間也有些人間代做些小本生意，有的則留下來，作為安西地區的勞動力，推動當地的軍政建設。
綜上所述，盛唐時期是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往最為繁盛的時代，安西都護府駐足龜茲，更使得經過龜茲的絲綢之路成為西域地區最主要的東西往來道路，所以，不論是西行求法東歸的慧超，還是由東向西興販貿易的粟特商人石染典，都採用經過龜茲的道路，就不足為奇了。
[1]玄奘、辯機撰，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54頁。
[2]《梁書》卷五四《諸夷·龜茲國傳》，中華書局，1973年，813頁。
[3]《晉書》卷九七《四夷傳》，中華書局，1974年，2543頁。
[4]《唐會要》卷七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567頁。從文意上看，「別」字作「列」字更佳，兩字書體相近，或許原文為「列」字。
[5]《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西州條，中華書局，1975年，1046頁。
[6]《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條，1151頁。
[7]《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條，1149－1151頁。
[8]《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條，1047頁。
[9]有關這些道路的考證，參看張廣達《碎葉城今地考》，《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5期，70－82頁；陳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線綜述》，《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55－92頁；王炳華《唐置輪臺縣與絲綢之路北道交通》，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51－168頁。
[10]參看陳國燦《唐西州蒲昌府防區內的鎮戍與館驛》，《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95頁。
[11]《資治通鑑》卷二〇九，中華書局，1956年，6628頁。
[12]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年，78頁。
[13]《吐魯番出土文書》肆，文物出版社，1992年，447、462頁。
[14]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1995年，179、181－182頁。
[15]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1卷，法藏館，1984年，73頁。
[16]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de France, par E. Trombert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Guangda,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e Collège deFrance,2000, p.66.
[17]《沙州文錄·附錄》，上虞羅氏印本，1924年，葉2；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3卷，法藏館，2003年，227頁。
[18]見《吐魯番古寫本展圖錄》，朝日新聞社，1991年，圖版7及解說（池田溫執筆）。
[19]見張廣達、榮新江《八世紀下半至九世紀初的于闐》，作者《于闐史叢考》（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242頁。
[20]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卷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87頁。
[21]吉田豊《コータン出土8－9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關する覺え書き》，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所，2006年，27頁。
[22]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卷一，188頁。
[23]嚴耕望稱從長安經河西走廊越西州、焉耆到龜茲的道路，「即為唐代長安西通西域中亞之大孔道也。全線行程皆置驛。……使騎較急之文書，約一月可達。」見《唐代交通圖考》第2卷，中研院史語所，1985年，488頁。
[24]參看程喜霖《從唐代過所文書所見通「西域」的中道》，《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58－67頁；又《唐代過所與胡漢商人貿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97－103頁；又《唐代過所研究》第5章《唐代公驗過所與交通貿易》，中華書局，2000年，219－265頁。
[25]《魏書》卷七《高祖紀》，中華書局，1974年，146頁。
[26]《隋書》卷八三《西域傳》，中華書局，1973年，1852頁。
[27]《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中華書局，1975年，100頁。
[28]《吐魯番出土文書》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92－93頁。
[29]《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5303頁。
[30]《吐魯番出土文書》叄，文物出版社，1992年，242－247頁。
[31]相關的主要研究有王明哲《吐魯番出土有關弓月城文書初析》，《西域史論叢》第1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171－181頁；黃惠賢《〈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為錄上訊問曹祿山訴李紹謹兩造辯辭事〉釋》，唐長孺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344－363頁；朱英榮《龜茲經濟與龜茲文化》，《新疆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72－73頁；荒川正晴《唐帝國とソグド人の交易活動》，《東洋史研究》第56卷第3號，1997年，185－188頁；又「The Transit PermitSystem of the Tang Empire and the Passage of Merchants」, 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59, 2002,pp. 7-18；又《唐代粟特商人與漢族商人》，榮新江等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中華書局，2005年，101－109頁。
[32]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卷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217頁。文字根據2010年下半年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西域文書讀書班」會讀結果有所訂正和補充。
[33]《吐魯番出土文書》肆，275－276頁。
[34]參看榮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文物》2005年第3期，47－56頁。
[35]《吐魯番出土文書》肆，290頁。
[36]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書考釋——唐代西域陸路交通運輸初探》，《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1期，136－145頁：荒川正晴《唐の對西域布帛輸送と客商の活動について》，《東洋學報》73卷3、4號，1992年，31－63頁；王忻譯文，《敦煌學輯刊》1993年2期，108－118頁；樂勝奎譯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6期，1998年，342－353頁；荒川正晴《唐代前半の胡漢商人と帛練の流通》，《唐代史研究》7，2004年，17－59頁。
[37]姜伯勤《敦煌新疆文書所記的唐代「行客」》，《出土文獻研究續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277－290頁。
原載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學研究》第5輯，新疆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154－1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