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賈詩慧 拉美研究通訊
編者按：
2005年，玻利維亞左翼社會運動領袖埃沃·莫拉萊斯成為該國歷史上首位印第安人總統，並在此後連續執政長達14年。在其任內，玻利維亞年均經濟增長率約為5%，減貧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亦取得較大進展。然而就在他2019年第四次當選總統後不久，民眾的「街頭運動」迫使其辭職並出走他國。玻利維亞的政治變革緣何產生？未來新的政治秩序又該如何建立？本期智訊將選刊玻利維亞千年基金會（Fundación Milenio）於2019年12月發布的文章《民主轉型的關鍵與作為協商藝術的政治》，為理解玻利維亞的政治變局提供一種視角。值得注意的是，該文作者、千年基金會主任亨利·波爾圖（Henry Oporto）將此次事件視為玻利維亞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告別軍事獨裁統治後的第二次「民主轉型」，這種界定是否恰當交由讀者斟酌。
玻利維亞千年基金會於1990年由玻利維亞前總統貢薩洛·桑切斯·德洛薩達（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創立，旨在為本國新自由主義改革建言獻策。該智庫在成立之初偏重經濟領域研究，目前其關注範圍已拓展至政治和社會問題。2019年，千年基金會在拉美地區的智庫排名中位列第45位，在玻利維亞排名第二。
關於去年玻利維亞變局，該機構發布的這篇文章分析了玻利維亞政局變動的原因，並認為重回政治協商是玻利維亞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鞏固的基礎，也將是政治轉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指導思想。
一「民主轉型」的社會基礎
在玻利維亞此次「民主轉型」中，有兩大趨勢不可忽視：一是公民運動領袖、聖克魯斯市政委員會主席路易斯·費爾南多·卡馬喬（Luis Fernando Camacho）發揮的關鍵作用，為民眾抗議注入了巨大能量；二是玻利維亞的主要城市在聖克魯斯的領導下，形成了一股在經濟、政治和地域上足以與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力量，聖克魯斯的地位凸顯。
在過去近十五年時間裡，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主要由同「爭取社會主義運動」結盟的農村組織所領導，但如今城市公民和中產階級成為了「社會運動」的主導者。他們高舉「民主」復興大旗，要求在政治博弈、公共資源分配以及政府關注度方面取得更大的優勢，最大限度地滿足自身利益、需求和價值。與此同時，聖克魯斯也在迅速崛起，其領導人有意憑藉地方力量來實現對國家政治的重構，恢復「民主」並實現權力下放，並給予地方更大的自治空間。
上述兩大趨勢的結合即構成了玻利維亞第二次「民主轉型」的社會基礎，他們被認為有能力號召並代表多數玻利維亞民眾，具備改變國家政治版圖和發展軌跡的潛力。
二中產階級的反擊與政治變局
長期以來，天然氣出口利潤和大宗商品價格高位不僅為玻利維亞帶來穩定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孕育了維繫政治穩定的龐大庇護網絡。而當出口繁榮期宣告結束之時，政府的民眾主義政策也走到了盡頭。2019年玻利維亞經濟表現不佳，外匯短缺擴大了金融危機的風險。與此同時，在私營部門的推動下，玻 利維亞國內經濟重心從傳統採掘業轉向了東部地區的農牧業和工業。在經濟形勢極為不利的情況下，聖克魯斯地區的農產品出口仍表現出一定的活力和競爭力，較採掘業而言更有能力應對經濟危機。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務工者從拉巴斯、科恰班巴等地遷至聖克魯斯。隨著經濟地位、人口比重和政治代表性的提升，以及地方政府執政能力的不斷強化，聖克魯斯在國內的影響力逐步擴大，並開始具備向國家施壓的潛能。
另一方面，玻利維亞的中產階級持續壯大，他們不僅期望能獲得更好的醫療、教育、交通、安全、司法以及行政服務，而且對就業、經濟機會、政治參與、個人權利和自由也提出了更高的訴求。大量中產階級害怕返貧，渴望改善社會地位，但卻在現實遭遇阻礙，由此心生挫敗感。由於中產階級對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十分敏感，而莫拉萊斯領導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又賦予了農民及原住民群體前所未有的權力，並使親政府的機會主義商人和活躍於非正式經濟及地下經濟的「土著資產階級」發家致富，這就使中產階級感到被忽視和排斥。
此外，受到根深蒂固的區域文化的影響，聖克魯斯的中產階級也對「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實行的「中央集權」表示抗拒。在2019年奇基塔尼亞地區森林大火發生後，中產階級認為這是由於受到政治權力保護的農民、古柯種植者和土地販賣者的「入侵」導致的結果，致使其對政府的厭惡和憤怒情緒與日俱增。而同年10月大選中聖克魯斯對莫拉萊斯連任的反對又沒有得到政府的足夠重視，當政治危機爆發時，莫拉萊斯就鮮有迴旋餘地，最終造成變局的發生。
三政治轉型所面臨的挑戰
經濟模式的崩潰和政治格局的重塑為玻利維亞未來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複雜的挑戰。新政府在轉型時期尤其應當重視以下七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賦予公民權力。中產階級公民運動之所以興起，部分原因是出於對政府集權的抗議，以及對「社會運動」遭到濫用的不滿。因此，玻利維亞需要重新審視政府職能以及民主發展的基本條件，使政治權力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並受到監督。
第二，擴大人力資本投入，減少政府施捨。多數玻利維亞人拒絕將個人前途與政府及國家的「施捨」捆綁在一起，渴望政治變革。政府應重新審視民眾發展問題，關注教育、就業、政治參與和環境可持續性，將人力資本投入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置於優先等級，確保所有人獲得最低限度的福利。
第三，穩定經濟，尋找增長新動力。經濟是恢復民主政治的支柱，也是玻利維亞面臨的一大挑戰。政府應採取的措施包括：（1）通過稅收改革和政策調整緩解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狀況；（2）引領「出口革命」，支持具有出口潛力的新興產業，使民眾的收入和就業來源多樣化；（3）吸引和刺激國內外私人投資，制定擴大生產力及支持創新創業的政策，使天然氣、採礦等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共同發展。
第四，建立法治政府。政治動蕩對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所造成的阻礙是民主轉型面臨的最大威脅，重塑政治秩序的唯一途徑是提升合法性和制度化程度。一個基於法治、選賢舉能、公開透明的政府，以及一個獨立、公正並握有權力的司法系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
第五，彌合社會創傷，強化國族意識。民族差異和社會分裂引起的分歧與仇恨並不利於國家治理，應對該問題的核心在於重構國族意識和身份認同，以提高社會凝聚力。因此，政府應當促進社會平等，尊重文化多樣性，以提升國家的合法性。此外，還應鼓勵「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遵守既定民主規則，成為具有合法代表性的「民主政黨」。
第六，下方權力，擴大自治。「爭取社會主義運動」被推翻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央集權，而在合理的權力下放體系中，中央政府能拉近與民眾的距離，鞏固自己的地位，區域和地方也能夠在自治中實現發展。為此，應當塑造權力下放和構建合作互信的公民文化，以重塑民眾政治參與的意識。
第七，塑造可靠的合作夥伴形象。玻利維亞過去因外交政策失誤、外交人員不專業和意識形態問題嚴重損害了外國投資者、他國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的信心。新政府應重新審視外交政策，恢復國際信任，重視雙邊與多邊合作，促進民主化和地區一體化。在邊境管控、打擊有組織犯罪和毒品販運等方面，玻利維亞也應展現可靠的合作夥伴形象。
四重回政治協商的必要性
經濟下滑、社會分裂、政黨脆弱，重建中的政治體制缺乏強有力且經驗豐富的領導人，加之「爭取社會主義運動」仍有可能重返政壇，玻利維亞的「民主轉型」註定前途坎坷。然而，從威權統治向民主治理的轉變必將帶來政治穩定，為實現這一目標，玻利維亞國內有必要形成新的多數，以取代莫拉萊斯時期的民眾主義社會基礎。具體而言，推翻莫拉萊斯政權的公民運動有能力轉化為選票和政治力量，並組建一個強大的政府。
不過，由於多民族、多文化以及社會和地域長期割裂的影響，當「爭取社會主義運動」主導的政權被推翻後，玻利維亞的政黨格局呈現出碎片化的格局。在此情況下，形成政治多數有賴於協商和聯盟。如果未來當選總統有志於推動「協商民主、建立政治互信，那麼一個包容的玻利維亞將是穩定與可治理的；反之，混亂和暴力將會再次發生。
參考文獻：
Henry Oporto, 「Las claves de la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y la política como arte de negociación,」 Fundación Milenio, 26 de diciembre, 2019.
撰稿：賈詩慧，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標題：《智訊No.39│玻利維亞的政治變局與轉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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