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述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的時候，「皇權不下縣」的說法被很多人所知。在著名學者秦暉的《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礎控制》中把這種說法系統的總結為：
「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靠鄉紳。」
這裡面的鄉紳，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士紳，關於士紳、紳士、鄉紳，在歷史的不同時期以及中外學者都有著一定交叉使用和含義的延伸，在今天我們姑且這幾個詞作為統一的「士紳」來代指，我們可以認為士紳是在野的知識分子，地方的精英。
對於「皇權不下縣」的說法，也不能認為是絕對的，秦暉也是一定程度反對這種說法的，在賦稅、兵役等大型皇權政策下，是肯定能夠下縣的，這種說法指的是在中國國土遼闊的大前提下，鄉村社會的一種相對自治。
而這種相對自治，便賦予了士紳階層的一種非正式權力，成為了並不隸屬于于中央皇權的統治階級。
那麼中國的士紳們，都是一些什麼人，又因何掌握了這種權力呢？
士紳階層的誕生
很多人認為士大夫和士紳也可以認為是同一種群體，但即使士紳的含義較為廣泛，卻恰恰要和士大夫區分開來。
「士」和「大夫」雖然屬於統治階級的最底層，但是他們仍屬於正式統治權力的一分子，而門第制度與察舉制，也導致了士族門閥的誕生。
兩者之間最大的區別便在於此，在科舉制未出現之前，士族門閥一定是先有在朝中做官的先輩，才會有士大夫這樣的士族子弟。
而士紳則恰恰相反，當隋唐時期出現科舉制後，士族門閥獨享的上升通道被幹擾，開始走向衰落。
科舉給大家族、宗族、庶族地主們提供了機會，這些較為有實力的群體，為了在封建社會的環境下得到發展與庇護，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培養一個能考上科舉的讀書人。
而普通家庭是否能培養這樣的讀書人呢？事實上是非常少的，在封建統治時期，屬於匱乏經濟，很少有人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去學習，農民們在田地裡長時間勞作，才能獲得餬口的收入，生產和學習，本身就互相排斥。
雖然科舉制度大大減少了上升空間的限制，但是貧苦農家子弟想要讀書做官，說是百裡無一也不為過。
「十年寒窗」指得絕對不是「寒門」，孟子說「勞心者食於人」，只要靠別人供養的人才有辦法讀書學習。只有地主和大家族們才有能力送年輕一輩去讀書，考科舉。
在中國的歷史上，像明朝那樣大範圍貪腐，清朝「和珅」這樣的官員並不多，且風險非常高。官員的貪腐代表著皇家財富的流失，絕大部分皇帝是不能容忍這種行為的，做官不能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那麼為什麼這些大家族們要培養年輕人去做官？
很簡單，最初的動機一定是為了做官以後來庇護整個家族，所謂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以這些官員們上任後，在一千多年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的大環境下，自然沒有什麼改變國家、改善民生的理想抱負，反而越是接近皇權，越是「伴君如伴虎」。
衣錦還鄉才是大部分官員的最好歸宿，當他們告老還鄉，依舊可以做地主，在地方事務上有高度的話語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士紳」。
士紳可以是告老還鄉的官員，或者官員德高望重的長輩，亦或是受過教育的地主，當他們成為士紳的那一刻，就告別了「正式權力」，走向了「非正式權力」。
士紳的權力構成
西周時期， 分封制是國家權力及資源的分配方式，天子按照公、候、伯、子、男的秩序分配相應的土地與人口。
《周禮》記載：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裡，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裡，其食者三分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裡，其食者三分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裡，其食者四分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二百裡，其食者四分之一。
秦朝一統六國後，便開始了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的道路，摒棄了分封制，設立郡、縣、鄉、裡、亭之制。但是無論是秦漢，乃至明清，皇權委派的官員到了縣這一級便結束。
知縣一級被稱為「七品芝麻官」，其實一點也不小，但卻是代表皇帝的最後一級，那麼縣以下的單位，如何治理呢？
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提出了著名的中國社會「雙軌政治理論」，他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構成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權，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紳權和族權，二者平行運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鄉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個形象而又獨特的描述傳統中國政治運作邏輯的雙軌政治模型。」
鄉紳便填補了縣以下的權力真空，在開頭也說過了，這種權力一是「非正式權力」，二是「相對」的自治，在大型國策面前，依然要在縣級官員的管轄之下。
那麼為什麼需要這種「非正式權力」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因為國土遼闊，而古代經濟發展較慢，朝廷的財務有限，自然供養的官員也有限，如果縣以下還需要委派各級官員，那麼選拔成本將數倍增高。
二是基本所有的父母官都是異地上任，所以到了一個新地方，沒有幫手，為了使自己的權力能夠執行，也要藉助士紳及地方精英的力量。
三，鄉紳最重要的特質並不是當過官，而是受過教育，封建時期普通人受教育程度都很低，基本在鄉裡識字就算是讀書人了。但既要中央集權，卻又要鄉村自治，文化的灌輸就非常重要。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在生產知識領域的，而是在儒家文化範疇內的，說白了就是規範人的行為，在受教育程度偏低的鄉村，士紳們的文化領袖作用也尤為的重要。
教育程度較高的士紳們在皇權與民意之間起到了一個有效緩衝的作用，而知縣一級官員也省去了巨大的溝通成本，他們只需要和士紳代表們溝通，再由士紳往下和鄉民們溝通便可以了。
基於士紳的官僚背景，縣級官員與士紳的溝通自然通暢很多，只要士紳認可了，作為本地代表自然有辦法讓鄉民們認可中央政策。
士紳的存在，也不僅是微觀上溝通需求，同樣也是宏觀的政治需求。高度的中央集權代表著皇帝的權威至高無上，「天子」這樣的稱呼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在政治上，無限集中的皇權風險便是暴君出現的可能性暴增，但是中國的暴君被世代銘記，幾千年來也就是那麼幾個，庸才反而多於暴君，大部分皇帝還算過得去。
這是因為有兩道防線，一是受黃老思想的無為而治影響，注重休養生息，二就是士紳在皇權下縣中提供的緩衝，也就是費孝通提到了「自下而上」的軌道。
雖然士紳沒有直接拒絕皇權的能力，但是介於與縣級官員之間的互相需要，可以拜會官員，對中央指令進行協商，再層層上報。
運轉良好的朝廷體制，自然也會對於實際執行的指令進行權衡和修正，這樣便形成了一種權力平衡。
而士紳們對於本地秩序的維護，雖然有「野蠻自治」的可能性，但客觀上在古代刑偵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維護了地方治安，穩定了鄉村社會的穩定。
我們現在說到士紳，說到地方精英，往往都帶著反感的情緒，但是在歷史的大環境下，中國士紳階層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鄉村社會的利益，同時也是他們自己的利益。
士紳的消亡
士紳權力的存在，是在「無為」的前提下的，試想如果在追求「效率」的時代，那麼士紳階層還有有這種權力滋生的空間嗎？
作為士紳而言，其最重要的根本在於本地的權威，如果士紳單純作為官僚的幫兇，那麼便不會存在於歷史的時間這麼久。
士紳是一個緩衝，同時也是一個「蹺蹺板」，他們在朝廷的行政命令和民眾的利益之間來回加碼，來維持一定程度的平衡。
在賦稅問題上，一般都採用「官督紳辦」的模式，鑑於時常出現的官員層層增收的行為，是什們通常都會選擇儘量減輕民眾的負擔，靈活處理稅額分配的問題。
只有維持住鄉民的底線，士紳才能在鄉土社會中保持自己的權威，進而能維持自己的地位。
但是，當講究「效率」的時代到來時，一切就會發生變化。
到了清後期，列強入侵帶來的巨額戰爭賠款，給清政府的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自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前後與外來列強籤訂不平等條約高達30多個，條約內容除了割地、開放通商口岸，最主要的就是賠款。
其中賠款最多的便是《辛丑條約》，賠款高達4.5億兩，當時清政府最高的財政收入也不過就是3000萬兩左右。
沒錢就只能加稅，這種自上而下的高壓增稅，讓士紳們的地位岌岌可危。
前文說了，士紳是沒有膽子真正對朝廷說「不」的，一旦講究效率的時代到來，士紳們便再也沒有跟朝廷討價還價的資本，無法在鄉民中體現價值，一部分士紳們自覺無趣，選擇隱退；還有部分乾脆淪為朝廷的幫兇，不但不幫民眾在稅收上進行斡旋，還玩起了層層增收的套路，進一步對鄉民們進行壓榨。
大量劣紳的出現，讓曾經起到重要作用的士紳階層走向了衰亡。
19世紀末，隨著洋務運動開啟和西方思想的傳播，清政府對科舉考試進行改革，廢除傳統的八股改為策論，1905年隨著新政開啟，科舉被廢除，自此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走到了盡頭。
而在科舉制度上滋生的士紳階層，由於土壤的喪失，賴以生存作為文化壁壘的儒家文化沉淪，來源被強制中斷。
傳統的儒家治人變為學識與科學教育，而科學教育的用武之地則在城市，新政開始後的知識分子們走向了城市，沒有了再回鄉村的理由。
士紳隨著科舉一起走進了歷史的墳墓，確切的說士紳能夠走上歷史舞臺，是因為皇權集中下對鄉村社會的治理需求，對地方性知識的解釋權，對地方的話語權。
傳統的科舉的隕落，雖然依然是在封建王朝時期，實際上皇權也開始走向滅亡，士紳們不過是陪葬品罷了。
結語
在我們所接觸的歷史故事、影視作品中，地主、士紳、鄉紳們這些人，往往都是反面角色，他們剝削鄉民，不事生產，貪婪而又自私。
我們看待這類群體都是帶著現代社會的高度，孤立而又片面的。
其實無論是地主還是士紳，都是封建皇權的副產物，歷史上反抗他們，我們厭惡他們，是因為他們近在咫尺。
如果以掌握生產資料，壓榨勞動人民的標準來說，資本家是否也屬於「地主」呢？
資本家很多本身掌握了生產技術，前有福特、愛迪生，後有谷歌、高通，不必視資本如虎，士紳們其實也是一樣的
士紳們即是頑固的儒家倫理，道統的維護者，卻也是鼓動民眾、恢復社會正統秩序的發動者。
換一個角度說，正是因為士紳階層的存在，才有了很多不在乎功名利祿，寄情於山水詩文的文人存在，才有了「安能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試想，如果官員請辭沒有合適的土地和地位，又有哪個官員願意告老，挺著腰說大不了歸隱田園呢？
不為五鬥米折腰，講得只能是士紳階層。所謂的文人孤高，無法離開經濟基礎。